四
如上文所述，康有为是清末后期经今文学派的领袖人物，他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一书是经今文学给予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重要著作。康有为是经学家而非史学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以为倡言变法改制的张本。康氏著作的目的在于假借经学以谈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结果，却给予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而且在史学独立的过程中，逼使康氏走上时代落伍者的宿命的路；这都是康氏所不及料，所万不及料的；这种学术思想界的矛盾的演变，是值得我们士大夫化身的智识分子们警惕的。
《孔子改制考》的初版印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元1897年），在“戊戌政变”的前一年，当民国纪元前十五年。[1]全书共二十一卷；其影响及于史学的，有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卷九《孔子创儒教改制考》，卷十《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卷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等篇。从康氏追溯到西汉末年哀、平之际，中国学术思想界有一个传统的见解；这见解支配着中国哲学家，同时也支配着中国史学家。这便是：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而为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代表这种见解的，以韩愈《原道》一文为最简括。韩氏说：“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一段话，除“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两句，为后起的宋、明理学开了先路外，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原是士大夫们所深信不疑的。然而，康氏出，以为孔子以前的史实都是茫昧无稽，我们现在所家喻户晓的古代史实实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秦以前，甚至于一般经学家、史学家所深信的《尚书》，如《尧典》、《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等篇都是孔子所作；就是殷《盘》、周《诰》，也都是孔子根据旧文加以点窜而成；而且举出四证，证明《尧典》一篇确是孔子手撰。他的武断，他的狂妄，使现在的我们还觉着惊异；然而，他的识力的敏锐，气象的瑰奇，又岂是拘拘于训诂考订的经古文学者所能梦见？现为征信起见，稍录若干则如次：
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讬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华，山川焜耀；然夷考旧文，实犹茫昧；虽有美盛，不尽可考焉。（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页一，《万木草堂丛书》本）
黄帝之言，皆百家所讬……故言人人殊。……尧、舜之事，书缺有间，茫昧无稽也。（《上古茫昧无稽考》，页四，《万木草堂丛书》本）
秦前尚略，其详非记，……然则，周制亦茫昧矣。……惟其不详，故诸子得以纷纷假讬：或为神农之言，或多称黄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称三代。皆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后诸子可以随意假托。惟秦之后，乃得其详。……《上古茫昧无稽考》，页四，《万木草堂丛书》本）
按三代以上，茫昧无稽，《列子》所谓“若觉若梦，若存若亡”也。虞、夏之文，舍六经无从考信。《韩非》言，“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可见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讬之，以明其改作之义。……（卷十一《孔子改制讬古考》，页十一。）
《尧典》、《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皆孔子大经大法所存……皆纯乎孔子之交也。……其殷《盘》、周《诰》、《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据旧文为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经孔子点窜，故亦为孔子之作。（卷十《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页三。）
《尧典》一篇皆孔子作，凡有四征：王充《论衡》：“《尚书》自钦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孔子也。”则仲任尚知此说。其证一。《尧典》制度、与《王制》全同……《王制》为素王之制。其证二。文辞……调谐词整，与《乾卦》彖辞、爻辞……同，并为孔子文笔。其证三。夏为禹年号；尧、舜时，禹未改号，安有夏？而不云“蛮夷猾唐”、“猾虞”，而云“猾夏”。盖夏为大朝……故周时人动称夷夏、华夏……虽以孔子之圣，便文称之，亦曰“猾夏”也。证四。……（《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卷十二，页五。）
其次，康氏不仅对于孔子以前的史实加以消极的否定，而且积极的对于中国的旧史观提出“进化论”的新见解。原来，照中国以往史学家的观点，尤其是受经古文学的影响的史学家，根据一切儒教的经典，认尧、舜、禹、汤、文、武时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认《周礼》确实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有现世不及隋、唐，隋、唐不及秦、汉，秦、汉不及三代，三代不及五帝的感想，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无可超拔的退化的泥潭，而归结于悲观论与宿命论的史观。中国民族一部分的泥古的与痿痹的现象，固不能完全归罪于这种退化论；但这种见解之有害于民族的奋发复兴，是毫无疑义的。康氏出，凭借《公羊》三世、《礼运》“大同”“小康”的经说，发为进化的史观，以为“据乱”当进为“升平”（即小康），“升平”当进为“太平”（即大同）；尧、舜时代的文化，只是孔子托以明义，悬一理想的目标，以为“太平世”的倒影。时愈久则治愈盛，人类社会最后的归宿终有实现《大同书》上所描写的“大同世”之一日。[2]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现在看，固然缺点很多；但在清末军事、外交、内政、文化处处陷于失败或落后的境况的时期，康氏的进化论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一大波澜，对于民族的复兴也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康氏所以抱有进化论的见解，是否完全由于治《公羊》学的心得，抑或已受有西洋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据康氏的弟子梁启超的意见，康氏高倡三世进化的学说，在达尔文主义还没有输入中国以前，认为是康氏自己的心得，因而誉为“一大发明”[3]。但据我个人的私见，康氏能有进化论的见解，实系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且深受严复译赫胥黎（T.H.Huxley）《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的影响。考康氏于二十八九岁时，由广东南海北游京师，道出香港、上海，曾尽购读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各书。他受西洋思想的影响已始于这时。[4]严译《天演论》，成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公元1896年），较《孔子改制考》恰早一年。[5]那一年，梁启超有《与严幼陵先生书》，说：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按即夏曾佑）言，倾佩至不可言喻。……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尽怜而饷之。[6]
可见康氏师弟对于严译的倾佩及其对于西洋进化论派著作的热望。考康氏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出版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元1891年，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较严译《天演论》早五年，康著《孔子改制考》早六年。[7]《新学伪经考》一书虽集矢刘歆，为今文学张目，但未见具有进化论的见解；即如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春秋》类一段，亦未杂有与《孔子改制考》相同或相似的论调。由这旁证，可见将《春秋》三世之义与西洋进化论相通，当在读了严译《天演论》之后。所以确切点说，给予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今文学，其自身已含有外来文化的因素了！
[1] 据《孔子改制考》重刊本康氏题记。原文云：“光绪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庚子，两奉伪旨焚板禁行。越二十年，庚申，重刊于京师。壬戌成，冬印行。”按丁酉为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戊戌为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庚子为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申为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壬戌为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
[2]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页七二至七三）。又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页九九）。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忽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页九九）。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为著此书（指《大同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勦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饮冰室合集》本，专集第九册，专集之三十四）。
[4]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先生……年十八，始游朱九江（按即朱次琦）先生之门，受学焉。……凡六年而九江卒。……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读之。彼时所译者……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
[5] 严译《天演论序》末署“光绪丙申重九”；又导言《察变》案语：“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六矣。”考斯宾塞生于公元1820年，卒于公元1903年；自生年数至光绪丙申，亦适为七十六周年。蔡元培《最近五十年之中国哲学》：“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见申报馆出版《最近之五十年》蔡文页一至二）。
[6]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一○。
[7] 据《伪经考》重刊本康氏题记。原文云：“光绪辛卯，初刊于广州，各省五缩印，甲午，奉旨毁板。戊戌、庚子，两奉为旨毁板，丁巳冬重刊于京城。戊午秋七月成。更行记。”按辛卯为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甲午为二十年，公元1894年。戊戌为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庚子为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丁巳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戊午为七年，公元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