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导演、编剧，韩仲良摄影。白杨饰江玲玉，陶金饰高礼彬，高正饰周家荣。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出品。

史东山和蔡楚生有很多相似之处：1920年代投身电影界而在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中坚；早先受到唯美主义影响，后来在左翼电影潮中转向并始终坚持进步电影创作；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文化教育，全靠勤奋努力和实践磨炼而成为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杭州人。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多次休学，父亲早逝，他年纪轻轻就承担起家庭重任。多年后在上海电报局谋到个职位，业余还参加上海晨光美术会学习绘画及音乐。因为和但杜宇成为朋友，1922年便去上海影戏公司做美工师，1925年拍摄《杨花恨》开始尝试电影编导。后来在“大中华百合”“天一”“联华”公司，他又相继摄制了《同居之爱》（1926）、《王氏四侠》（1927）、《银汉双星》（1931）等影片，一步步摸索着走上电影导演之路。

史东山的早期电影追求画面美，不同程度流露出“唯美”倾向。是“九·一八”的战火让他猛然惊醒而直面严峻的社会人生。表现在电影创作上，就是他“很谨慎地避开了‘唯美’的病菌，对于剧本、布景、服装各方面力求现实”^[1]。1932年的《奋斗》，尤其是1934年的《女人》，标志着史东山电影创作的转向。这两部作品以及此期史东山在“艺华”“新华”公司拍摄的《人之初》（1935）、《狂欢之夜》（1936）、《青年进行曲》（1937）等片，把镜头对准苦难现实中悲愤、挣扎、反抗的社会底层，表现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史东山由上海、武汉至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好丈夫》（1939）、《胜利进行曲》（1940）、《还我故乡》（1945）等影片，在慷慨激昂的宣传中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情感。八年抗战深化了史东山对于社会的认识，而抗战胜利后的现实丑陋更让他悲愤忧伤。电影家将其忧伤悲愤和深沉思考在银幕上投射出来，此即1947年初推出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描写江玲玉、高礼彬等“救亡演剧队”在抗战中的英勇顽强、流血牺牲和战争胜利后的失业流浪、饱尝辛酸，表现出电影家对于抗战时期及战后中国现实的严肃思考。演剧队员以热情、鲜血和生命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的演剧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激情。虽然在现实中，他们也看到一边是浴血奋战，一边是醉生梦死，但是为了抗战，他们忍受饥寒、疾病折磨仍然坚持战斗，憧憬着战争胜利之后的和平、民主与自由、幸福。然而“惨胜”使他们从希望到失望，从兴奋到悲愤。在战争中苦斗和受难的人民继续遭受欺压与凌辱，那些抗战期间发国难财乃至投敌附逆者却是趾高气扬、“五子登科”。高礼彬在别人弃教从商的逆境中走上讲台去教育后代，江玲玉去当新闻记者以锐利笔锋揭露现实黑暗，然而生活困顿，他们甚至连养育孩子都感到极其艰难。

影片通过一支救亡演剧队的生活，描写从战争开始到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追求史诗性的电影表现。从前线到后方，从都市到乡村，从演剧队到军队和民众，战争初期全国的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战争持续阶段的浴血奋战、艰难困苦，战争胜利后的现实黑暗、社会乱象，都有多视角的、真切的表现。那种执着于全景式地观察和审视现实的艺术追求，使电影家没有着意于人物性格刻画，而主要是铺叙演剧队的生活以反映时代。摄影机镜头所聚焦的，是徐州大会战、保卫大武汉、长沙大会战、湘桂撤退、喜庆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抗战胜利后整个社会依然黑暗腐败的现实人生。

该片影像画面致力于写实、逼真的展现。史东山的电影创作从“唯美”转向“力求现实”后，“真实”就成为他最重要的美学追求。该片是以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四队、第九队的真实生活为蓝本的。影片前半部一系列重大战争场景，电影家都是用比较松散的、纪实性的影像进行叙事；后半部的“惨胜”社会人生，同样力求用朴素的、平实的镜头画面和细节呈现出来。影片中有些场面，如湘桂撤退、胜利游行等，还将战时新闻镜头与影片情节镜头穿插对接，使其影像展现更多纪实性风格。同时，朴素写实的影像画面又富于象征意蕴。如“小阁楼”的逼仄空间，“风雨泥泞”的生存环境等，都寄寓着深刻涵义。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影像叙事，表层是一女二男的情感纠葛，深层内涵则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描写与对比。比如战时，当人们被迫从曾经三次浴血保卫的长沙撤退，黔桂路上寒风刺骨、狗叫狼嗥，演剧队随着无边际的难民露宿野地；而山城重庆一派“繁华”，官吏们既做官又经商，舞厅里灯红酒绿，人们醉生梦死。战后，原先在陪都发国难财的官吏们又回到上海“劫收”，迫害进步人士，压制民主自由；而工厂区萧条荒凉，贫民窟里呻吟凄惨，演剧队员们失业困顿。正是这些冷静、客观的影像对比中所体现的电影家基于国民立场、人的立场的现实批判精神，引起观众深深的情感共鸣。

史东山早年追求的画面“美”，和他后来强调的现实“真”，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达到较好的融合。史诗性、纪实性、批判性的主题内涵，通过优美的画面、生动的影像、流畅的剪接和完整的结构表现出来，富有艺术感染力。尽管影片前后两半的风格略显不统一。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战后第一部获得巨大社会反响的影片，舆论称其“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2]。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着眼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不同，史东山次年编导的《新闺怨》着意探析人的心灵，尤其是知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物质与精神冲突中的情感世界。电影家追求“像音乐般和谐、崇高”的两性关系，他以何绿珠所奏钢琴与廖韵之所奏提琴的不和谐，寓示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矛盾杂乱，以及知识分子心灵的悲哀与痛楚，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有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1951）、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与蔡楚生合作1952）等创作，出版电影论著《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9）。

[1] 史东山：《关于〈女人〉剧的演出》, 《社会月报》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

[2] 田汉：《〈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2月3日《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