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播与国际汉语教育
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及教学目标
张英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摘要】二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培养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密切相关，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使得语言课中的难点并非仅仅限于语言的结构层面。对二语学习者来说，目的语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常常成为学习的障碍。本文就此探讨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二是教师的文化教学意识与二语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文教师 文化意识 教学目标
二语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早已成为国际上二语教学领域的共识。但如何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则是各国二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仍在不断探索的问题。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说，文化不是语言的附加物，因为语言中隐含着文化和文化信息，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正如最早论及语言与文化这种奇妙关系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981，译文）中所揭示的那样：任何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将其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语言是人的心灵不断地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活动；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内容十分广泛，但其运用手段却极为有限；语言的表达手段并非为个人独有，而是所有语言使用者的“共同本质”。而在语言与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关系方面，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主张语言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观的关系方面，洪堡特指出：“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洪堡特虽然没有直接给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下定义，但是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触及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观等诸多关系问题，不仅开启了语言与外部关系研究的大门，而且为后世二语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拓展了实践空间。（张英，2009）尽管此后的语言学家或语言教育家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由此引发的探讨和二语教学实践，不但深化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而且推进了二语教学的研究和深入发展，其成果之一，便是对二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文化教学与培养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关系的探究与实践，并逐渐揭示了其内在规律。因此，二语教学包含不包含文化教学的问题早已有了共识，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语言课中涉及什么文化和怎么教文化。本文就此探讨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二是教师的文化教学意识与二语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意识是教师文化教学能力的内化或储存
意识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2002：1495）给出的义项有两个，一个是指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另一个是觉察。这两个义项都反映了心理学给“意识”所下的定义，即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从词源上说，意识（consciousness）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ciencia”，意思是“认识”。因此，通常人们也把“意识”理解为人对事物、环境及自我的认知能力以及认知的清晰程度。与此相关，本文所谈的“文化意识”，指的是中文教师对中外文化的认知能力以及认知的清晰程度。因为意识是对已有认识的观照，无认识或认识不足就无法对它进行观照。因此，中文教师文化意识的强弱，事实上就是其文化教学能力的一种内化或储存。在中文教学中，教师能不能适时、恰当而有效地开展文化教学，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有没有文化意识；第二，有没有文化教学意识。下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加以阐释。
案例1：
课文：麻烦您停一下儿车（戴桂芙等，2004：21）
（在公共汽车上）
乘客：师傅，买张票，到动物园多少钱？
售票员：您坐反了，动物园在南边，这车是往北边开的。下了车，到马路对面坐车。
乘客：劳驾，麻烦您停一下车。
售票员：不行，不到站不准停车。
乘客：我有急事，快让我下去吧！
售票员：您看，警察在那儿站着呢。
乘客：到了站下车，还得往回走一段路，越急越出错！
售票员：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帮您。
乘客：我知道，我知道。
教学的重点体现在课后安排的练习项目上，分别为：语调练习；课文内容问答练习；句子结构练习：词语练习；自主表达练习。所有的项目都是围绕着语言技能来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考量这段对话的功能，其目的是教授学习者掌握“请求”与“接受或拒绝”这一交际能力。对于汉语非母语学习者来说，掌握这一交际能力，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文化的问题，因为语言不同，文化系统不同，交际规约就会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仅有语言能力而缺乏对目的语文化或交际规约的了解和理解，就会出现交际障碍。假如我们就以“请求”与“接受或拒绝”为题，以中、美交际互为对照，可以发现，除了语言表达形式不同之外，交际双方在请求的方式或理由、接受或拒绝的原因或借口以及成败的归因等，也会受各自母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就包括语言习惯、交际规约、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等多种文化因素。从案例1可以看出，语言教学并非不涉及文化，但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所涉及文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必然影响到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或提高。请看下面的案例。
案例2：
课文：我是来找工作的（戴桂芙等，2004：94）
（公司领导面试张大中）
甲：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
张：我对这种工作感兴趣。
乙：现在电脑公司很多，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
张：你们是一家新开的公司，发展快。在这里工作有前途。
丙：你说的“有前途”是什么意思？
张：在工作中锻炼，快点儿提高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当然还有快点儿增加收入，早些富起来。
乙：我们这儿的工作很忙，有时候周末也不能休息。
张：我很年轻，喜欢紧张的生活。我母亲常说：“不忙不幸福！”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甲：你的面试通过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这段课文练习的重点和练习项目如下：
替换练习：快点儿＋v……
早些＋……
不＋……不＋……
理解练习：根据课文内容提问
实用练习：扮演角色进行“面试”
整个教、学过程都集中在语言技能层面，没有文化教学，表面看，也不涉及文化教学的问题。这种语言课教学模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似乎也没人说有什么不妥。但是，这只是从教师的角度所做的判断。如果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考察其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就会发现，教师以为设计完美的教学重点和交际能力培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学习者对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存在困惑：
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说：“如果我是老板，我不要他，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工作的人，不是一个来学习的人。”（注：课堂记录）
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问：“……还没有商量，为什么甲就可以说‘你的面试通过了’，他是老板吗？”（注：课堂记录）
这两位留学生的困惑在同学中具有普遍性，而这类问题和困惑的确又和语言能力无关，为何这些并不难懂的句子，却实实在在地让留学生感到困惑并极有可能成为他们与中国人交际或交流的“暗礁”？或许，留学生提出的问题会让没有文化意识的老师感到诧异，因为任何一个中文老师都知道应试者所谓“在工作中锻炼，快点儿提高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只是一种谦辞，并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这种对中国人来说“显而易见”的道理却让欧美学习者产生误解和困惑的原因，恰恰就在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以谦虚为美，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不仅仅是一种以谦虚为美的道德观，也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并广泛影响人们的言语和行为。投射到交际层面，逐渐形成了抑己扬人以表敬的独特方式，由这种表达习惯逐渐形成了句面意思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的“自谦以敬人”的表达方式。而形成这种习惯或表达方式的深层原因，是与中国文化系统即传统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心理、交际规约等深层文化密切相关的，因而无法从语言形式、语言结构的层面予以明晰的解释，只能从文化层面加以说明。
上述两个案例让我们充分地意识到：首先，在语言教学中，文化常常是隐含在其中的，如果不能适时、适度地让学习者了解或理解隐含在语言中的文化或文化信息，将会给学习者留下“暗礁”并影响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隐含在语言中的文化或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常常是习焉不察，但对汉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却是非学习而无法获得的知识或能力。因此，在语言教学中，教师的文化意识显得既重要又可贵，因为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或缺的元素，教师文化意识的或强或弱、或有或无，直接影响着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有让学习者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了解或理解与交际相关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既包含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觉察能力，也包含自觉地把语言与文化融合起来，在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总目标下，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文化意识与二语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
教师的文化意识，从本质说，是语言教学中教师对汉外语言文化差异的觉察能力的一种体现。而文化，从存在的角度上说，它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隐含于语言系统之中并与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融合在一起且无独立存在形态的文化。由于无独立的存在形态，可称之为“文化因素”或“文化信息”。一种是存在于中国文化系统之中且可以分项列目加以阐述和讲授的文化，比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际规约、文化心理等等。由于存在的形态不同，教师对其的觉察力也有所不同，这对培养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平添了一定的难度。比如：
案例3：
A：你女儿什么时候出嫁？
B：六月六。
这两句对话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有两处，一是“出嫁”，二是“六月六”，前者隐含着中国男娶女嫁的传统婚姻习俗；后者隐含着由谐音而形成的吉祥数字和趋吉避邪观念。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对话中的“出嫁”和“六月六”所传递的句面信息是显性的、完整的，其文化信息是隐性的。当交际双方同为中国人时，其隐含的文化信息当然会自动获得。当留学生在语言课上来学习这样的对话时，由于“出嫁”和“六月六”所传递的句面信息是显性的、完整的，教师即便在课堂教学中不“点破”隐含信息，也不会影响学习者理解当下句子所表达的基本信息。正因为如此，积久成习，“语言就是语言”的教学观念形成了文化教学上的无意识。特别是这种隐含在语言要素中的文化信息，觉察到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若教师处于无意识状态，那就更没有指望了。表面上看，文化教学无意识对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多大影响，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语言中文化信息的丢失必然给学习者留下后患，当他们真正进入跨文化交际时，案例1、案例2中学习者遇到的困惑及“暗礁”，就是在二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无意识的后果。
在语言中，并非所有的文化信息都是隐性的。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案例4：
A：你的汉语真棒！
B：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
对话中的“哪里，哪里”，是中国人交际中受到赞美时常用的谦辞，也是中国交际文化中一种约定俗成规约和表达形式。与案例3不同的是，“哪里，哪里”的功能就是表谦，是显性的文化信息，如果老师不讲，学习者就很容易把表谦的“哪里，哪里”与表疑问的“哪里”相混淆，无法正确理解这个句子的字面意思，以至于成为障碍。对于这类语言形式与文化信息如此黏着的情况，教师的文化意识不在于有无，而在于如何阐释文化。
案例5：年纪
词典释义：年龄；岁数（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2002：926）
实际使用：“你弟弟（8岁）多大年纪？”（错）
“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养家。”（对）
为什么“年纪”这个词，都用于小孩子，却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这是一位日本中国语老师遇到的困惑。他请教了一位中国老师，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汉语的习惯”。显然，这一回答没有真正解决疑问者的困惑。
大家知道，由“年纪”是两个词素组成的双音节词，但在古汉语中，“年”和“纪”是两个单音节词，四季为一年，十二年为一纪。当它们作为词素组合成一个双音节词时，词素义因受原来词义的影响，当询问小孩子的具体年龄时，不能使用“年纪”；当谈论事理时，虽然是小孩子，也可以使用年纪一词。了解的词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这样一来，“年纪”一词的使用条件就很容易掌握了。
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很长时间被视为禁区或旁门左道。主张文化教学的老师，也大都没有弄清在语言课中能教什么文化和怎么教文化。于是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如果大家稍微关注一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关注一下语言学、文化教学与二语教学目标的关系，就不难发现：不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化教学，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当成熟的语言教学足以实现其承担的语言交际能力的目标时，处于起步阶段的文化教学就成为有效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短板。因此，对中文教师来说，一方面，什么是文化？它包含哪些内容？文化在哪儿？怎样教学？对这些问题的觉察、思维和反应，都直接影响到中文教师文化教学的意识及能力；另一方面，对语言教学、文化教学与培养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要清晰认识，即像语言教学的目标一样，文化教学也是为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服务的。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和相互关系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才导致了实际教学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文化无意识；二是文化教学浅薄化。所谓浅薄化，就是把文化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唱歌、跳舞、打太极拳、做剪纸、编中国结，即目的语文化中的表层文化或文化符号，而对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所真正应该涉及的文化及文化层面缺乏理性认识。
大家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系统；在跨文化交际时，真正影响交际甚至造成交际障碍的不是那些表层文化或文化符号，而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际规约、文化心理等处于文化系统深层的东西。其中包括：能否根据交际双方的身份、交际场合、交际话题等选择合适的语言风格和交际方式完成交际；能否根据语境来正确解读交际语句中字面意思下隐藏的真实交际含义并做出符合对方预期的回答？能否使用不同表达方式实现同一交际目的？能否实现对语言行为模式的认知以及合理地、创造性地在新语境中使用它？能否认识和解决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矛盾乃至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具备这样的能力，就需要靠语言教学意识和文化教学意识来实现。因此，改变文化教学现状和提高文化教学能力的前提是培养和提高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即具备觉察语言文化差异的能力，然后才能进入到文化教学技能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从根本上培养或提高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需要在中文师资培训以及汉语国际专业硕士培养中增强对文化和文化系统的基础性研究，其中包括：文化结构研究、文化功能研究、文化形态研究、文化分类研究、文化系统研究等等。只有解决基础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文化无意识和文化教学浅化的问题，并进而提高文化教学的能力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戴桂芙等.初级汉语口语（提高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教学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