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观，要言之，首先认为文起于言，文字“权舆于语言”，这自然并无特别。他立论的重点在于二者的“殊流”，即“语言文学〔字〕功用各殊”。^[73]文字有言语不能取代的作用，“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74]。《订文》中一个关键论断就是：

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

在言语力所不能及的边界，文字开始承担起作用。文字所表达的较言语更加复杂，“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并不是言语的替代或附庸。职是之故，“文之琐细，所以为简也。词之苛碎，所以为朴也”。言或同音，不可分辨，字则异形，各司其义。因而文字的“琐碎”，正意味着意义分辨的细微准确，“言各成义，不相陵越”，所以反而越是“简朴”。^[75]

章太炎的学术工作并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处理现实关怀的，“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微欤”^[76]。所谓“道古”，远不能概其志趣。在他看来，语言文字的局面，内则北宋以降，文字大坏，“唇吻所偫，千名而足。檄移所偫，二千名而足。细旃之所承，金匮之所藏，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庙之所奏，同律之所被，著于赋颂者，四千名而足”。外则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櫱，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77]

关于文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面临当下新知识爆炸性的增长，自然需要新造。但这方面章太炎是有节制的，认为已有的基本够用，首先要从“废弃语”中起死复生，不得已者才须新造：

古者制字，非有一成之律，如君臣父子夫妇倗友，皆有正字。兄弟独无，其后特制字，字既从弟，而弟复无正文。是皆待后人之补苴增广也。然自《说文》以至《集韵》，递增之字，以足偫用。今之有物无名，有意无词者，寻检故籍，储材不少，举而用之，亦犹修废官也。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则其功亦非难举矣。^[78]

不管是“举而用之”还是“创造”，都是为了汉字能够承担复杂的社会需要，文字本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增加，“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盛，则文以益繁”，此即所谓“孳乳”。^[79]

文字需要意义明确，系统严密，不可串乱而导致“名实圂殽，易致眩惑”，才能担负从政教到学术到文辞到日常交流各方面的作用。对此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洁癖”，比如要求“故有之字，今强借以名他物者，宜削去更定。如鎕锑，本火齐珠也，今以锑为金类原质之名。汽，本水涸也，今以汽为蒸气之名”。其中如“锑”，是近代以来最大一批新造字中的一员，其在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输入，当时的五六十种元素，已有文字中只有金银铜铁锡及铅汞等少量可用，于是以形声法大量创造，其偏旁如“气”如“金”如“石”。“锑”即其一，造者初未料汉字原有，意义绝异，因而太炎认为“必当更定”。^[80]

相对而言，新造字数量并不多，而已有文字的使用状况，才是章太炎关注的重点。尤其“六书”中的“假借”一例，《文学说例》云：

六书初剏，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而言语笔札之用，则假借为多。自徐楚金系《说文》，始有引申一例。然鄦君以“令”“长”为假借。“令”者发号，“长”者久远，而以为司号令，位夐高之称，是则假借即引申。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其趣殊矣。

《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太炎引徐锴之说，以为假借就是引申。而“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81]，即后来章太炎所说的“通借”^[82]，在他的系统中是排除在“六书”之外的。不断道及，很大程度上乃是与刘师培的争论相关。^[83]“假借”本为“六书”之一，但与“形声事意”不同，并不“组成本义”。太炎借用姊崎正治的观点，“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以为“假借”即所谓“表象主义之病质”。惟其既不可免，而期其少，且文字的增加本就有此救治的功能：

惟夫庶事緐兴，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如“能”如“豪”，以猛兽为表象。如“朋”如“羣”，以禽兽为表象……久之“能”则有“態”，“毫”则有“”，“朋”则有“倗”，“羣”则有“窘”，皆特制正文矣。而施于文辞者，犹惯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淫。

章太炎文字古色生香，唯其好用本字古义。但后人对他多所误会，其所谓“本字古义”，并非一般理解的越古老越好。其所云者“正文”，既包括初文，也包括“孳乳”的后出文字，“本由一语，甲毛而为数文者”，文字之精密端由于此。因而“新体”既出，就不应再用“古文”代表。如此整个文字系统才能够各司其职，周密运转，不断发展，应付时代的变化，满足社会的需求。

不过，有关“文字”，此时章太炎并未找到满意的理论体系。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庶事緐兴”都能“特制正文”，大量的还需“假借”“转注”。《文学说例》借用姊崎正治的理论，谈到“假借”：

夫号物之数曰万，动植金石械器之属，已不能尽为其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槩括。在无形者，则更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

而“表象主义”乃是“病质”，太炎语中尽显无奈，“虽然，人未有生而无病者，而病必期其少”。但“六书”之中，“假借为多”^[84]，显然这样无序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他一时也找不到完满的解释。数年后的《论语言文字之学》，投入大量篇幅重新阐释这个问题，文中先是“引申假借”不断连用，接着讨论“转注”和“假借”：

然则转注之义，许实误解。实则所谓转注者，即是引申之义。如发号为令，引申则为县令。久远为长，引申则为长者。许氏以此为假借，不知此乃转注也……如水流注，辗转不绝，故得转注之名。若夫假借之例，则所谓依声托事是已。然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亦有本有其字依声托事者。本无其字者，略有二种，一与转注相近，一与转注相远……本有其字者，如近世仍用之字，多借同音同部同纽者以代正文……亦有后人为之则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此二者皆是本有其字者也……

早年他引徐锴的说法，以为“假借即引申”，此时改称“所谓转注者，即是引申之义”，故而“引申”代替“转注”与“假借”连用。关于“转注”，在“六书”中最为难解，因而历史上争议也最大，但都为探究许慎原意。章太炎直谓“许实误解”，说明其目的完全不同，在于如何为我所用，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

至于“假借”则解释得非常复杂，尤其“后人为之则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虽然太炎说“实乃沿袭误用，但其由来已久，故亦无所訾议”。但就其求完美的风格而言，这样的认可简直就是个意外。此于《国故论衡》可以见之，《论文学》即《国粹学报》上的《文学论略》，删削后以《文学总略》为名整体收入。而《论语言文字之学》则腰斩之，此段所在前半部分废弃，说明他并不满意。而后半部分以《语言缘起说》为名改写后编录，其中从另一个角度又谈及“转注”和“假借”。《论语言文字之学》较《语言缘起说》所改写者，所述更为详细易解：

其释转注，亦未尝不可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而义则与许君有异。许所谓“首”，以形为之首也；吾所谓“首”，以声为之首也。许所谓“同意相受”，两字之意不异毫厘，得相为互训也；吾所谓“同意相受”，数字之义成于递演，无碍于归根也。虽然，此转注也，而亦未尝不为假借。就最初言，祇造声首之字，而一切递演之字，皆未造成，则声首之字，兼该递演之义，是所谓转注也。就今日言，已有递演之字，还观古人之专用声首，以兼该诸义者，则谓之“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即所谓假借之近于转注者也。^[85]

如此，在文字历史的维度上，“转注”和“假借”获得新的视角。太炎之所以如此极力推究，所关心者其实正在“递演”二字。《国故论衡》中，《语言缘起说》之后紧接《转注假借说》，则横扫一切，别立机杼：

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86]

以“转注”“假借”为“造字之则”，可谓一反成说。这既包括前人，也包括他自己。分“六书”为“造字”“用字”两类，是清儒如戴、段等的说法，戴震所谓“四体二用”^[87]，又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88]早前章太炎《正名略例》言：“其在六书，本有叚借一例，然为用字法，非为造字法。”^[89]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也是以“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并称“转注、假借二者，实轶出形体之外，因循旧论，始以形体概之。此后专明引申、假借之事则属训诂者”^[90]。而到《国故论衡》，他却以为“二君立例过㜮，于造字之则既无与”。“转注”并非戴段所谓“同训”，而是因为“方语”的不同“为更制一字”。“假借”也并非阮刘认为的“同声通用”，而是由于“引申”乃“不为更制一字”，此为不造之造。

太炎最早以“引申”解释“假借”，后来改为解释“转注”，此时又回过头来，“引申之义，正许君所谓假借”。如此反复，其实都为了寻找完美的理论阐述。现实中文字的滥用和败坏在他那儿是锥心之痛，“表象主义”原也是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和解的理论敌人。此时也许终于可以找到最终的理论解脱了：

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91]

如此具有对称美的表述，确有涣然冰释之感。在章太炎那儿，十年的努力之后，也许是如释重负。文字如何“孳乳”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如今终于有了井然的秩序。当然，这是否就是许慎所谓“转注”“假借”，早已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因为，即使“六书”最初出处的《周礼·地官》，他也以为“或言六书始于《保氏》，殊无征验”。他所要溯源的是“仓颉”的本心，“仓颉初载，规摹宏远，转注假借具于泰初”^[92]。因而黄侃赞美道：“其《转注假借说》一篇，订正群言，奭然而解，不仅为叔重之功臣，盖上与仓圣合符，下与虎门诸儒接席矣。”^[93]

“转注”“假借”之所以让章太炎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在于他想为庞大的汉字系统寻找一个完善的理论。“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緐，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因而作《文始》，指向文字之源，梳理“孳乳浸多之理”^[94]，希图为所有汉字建立联系：

……独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95]

《说文解字叙》言：“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转注”“假借”是所谓“字”的问题，而《文始》则直指“文”，再言其“变易”和“孳乳”。其最终目标，依黄侃的说法，“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96]。

“少则九千，多或数万”，就来自于章太炎，《訄书·订文》：

章炳麟曰：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书，凡九千名，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秦篆杀之，《凡将》诸篇继作，及鄦氏时，亦九千名。衍乎鄦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三万字，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

其时章太炎忧心如焚于中国之“日削”，在于“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而中国“其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则蔇乎檄移之二千而止”。^[97]民国后《訄书》增删并更名为《检论》，《订文》一篇也经改写，相关文字则易为：

章炳麟曰：中国之字，非少也。今小篆九千文，以为语柢，其数过于欧洲。絫而成名，则百万以往。^[98]

从“日削也”到“非少也”，从“二千名”与“六万言”的不能“相角”到“其数过于欧洲”，可见原先的焦虑已转为现下的信心。心情之所以有此转换，在于手边的《文始》已经写定，可以流布。

就章太炎自己的评价，这是他终极性的学术工作之一，实系发千古之覆，“斯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痀劳”^[99]。《新方言》“文理密察，知言之选，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矣”^[100]。而《文始》则更与《齐物论释》同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苛同……可谓一字千金矣”^[101]，斯“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102]。民初被袁世凯拘禁，弟子钱玄同为钞《文始》副本未竟，移书催促，自谓“死丧无日，无几相见矣。原书返我，或可望《尧典》同棺耳”^[103]。

不过后之论者可未必以为然，最严厉也最有名的评价来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曰：

……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104]

此“二千多年”正与太炎之“千六百年”相映成趣。史语所可谓傅斯年一手而立，领导二十多年。此公有能力，也有毅力，有定见，也有成见。本来，史语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海纳百川，不应有特定立场，傅则建设得像个学派。即便章氏一路此时并不在他眼中，但也不适合在纲领性文件中表达立场。固然其批判并非毫无道理，后来的语言学家虽肯定太炎贡献，也多指出《新方言》《文始》说错的，并不是一个小比例。这有学术方面的原因，比如章立“成均图”，对转、旁转，乃至交纽转、隔越转，结果几乎无所不转。^[105]但造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由于章太炎并不像傅斯年或绝大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历史学、语言学等等仅仅是一门科学。所谓“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106]，他发动“学术”所要“救”的，是如此广大的“偏”，诚如木山英雄所言，“当传统已经不能成为自明的前提时，便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对于危机的自觉决定了章炳麟国学追本溯源的性格”^[107]。探讨语言文字，实关系着民族有以立所以存的根基。悬此为的，自然一往而深，不能自已。

因而，《新方言》固然“犹未周备”^[108]，《文始》固然“未达神恉，多所缺遗”^[109]，仍无废于“悬诸日月”“一字千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理论已经给出这样的判断：“今语虽多异古，求之尔雅方言说文，必有其字，故汉语最纯洁不杂。其有杂者……待正则之语言统一，则鄙言自废矣。”^[110]得出“汉语最纯洁不杂”的结论，这在太炎自是心愿完足，因为大局已定，拾遗补缺，待之来者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