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章太炎所谓“文学”，也须在他的“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所谓“文辞之本，在乎文字”[111]。《文学说例》定义“文学”：“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其所云者，在如何运字成文，姑可称为“书契之学”，与现如今所谓“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在他“正文”的观念下，其于“质言”“文言”之间的价值取向就不难理解了，所谓“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因而“斲雕为朴，亦尚故训求是之文而已”，至以注疏一体为“文辞之极致也”。
按章太炎的看法，“文学陵迟”起于“衰宋”，在于“苍雅之学”的没落，“讦诞自壮者，反以破碎讥往儒，六百年中，人尽盲瞽”。至“戴先生”与“王段二师”，“综会雅言，皆众理解”，可谓拨乱反正。不过“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论锋为师法，而诸师复受破碎之诮”，这也就是太炎所要对抗的当下文化之“病”。讥诮“破碎”，炫耀辞彩，正无异于“中夏言词”的堕落[112]，更严重的是，其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退化。
数年后，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文学》，议论方向已不相同，其定义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13]此所谓“文学”，则是“文体之学”，举凡一切入于“竹帛”者，鲁迅所谓“自文字至文章”[114]，皆在论列范畴，亦远非今之“文学”所可牢笼。不过论说的出发点，仍在“尔雅以观于古”：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彣戫也，戫有彣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115]
论述重点的转移是为了回应当时各式各样的“文学”观，既有西方过来的“literature”，也有来自阮元而为刘师培继承的“文言”说。章太炎将“文学”坐实在“文”亦即文字上，认为“文辞”之中，“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也就是说，其最远离于“彣彰”，也就最显露文字的“形质”，因而“最善”。[116]
当然，《论文学》立论的重点还在文体，章太炎举用“雅俗”“工拙”两组概念进行安排。简言之，“文章”是“雅俗”的问题，“彣彰”是“工拙”的问题，而“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一方面，“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比如“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而“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另一方面，“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因而“韵文贵在形容”即是“雅”。太炎另举例云：“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甚至“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117]
如此回头看《革命军序》，章太炎提及邹容担心他“恶其不文”，而太炎则认为“藉非不文，何以致是”。此类文字正不能“务为蕴藉”，应“以跳踉搏跃言之”。在他眼里，《革命军》的“叫咷恣言”[118]，恰恰无废其“雅”，而并非仅仅是他权宜的认可。
至少从理论上说，章太炎这套“文学”论述圆满自洽，美轮美奂。观其层次，则在文质、雅俗、文野。文质是语体层面上的，质言为上，计其工拙的文言为下。雅俗则是文体层面上的，文体各有“法式”，工拙也各有要求，合其“法式”为雅，反之则俗。和合二者，则所谓“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只要能“合格”[119]，则一切文体，藉令如《革命军》，不分文野，一切平等，也就是其“不齐而齐”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趋向了。总此一切，章太炎之“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使用文字之学。
所谓“不齐而齐”，是章太炎一直以来的文化主张，而专门阐发，则集中于《齐物论释》。其与《文始》等匹，在太炎心目中是首重之作。宣统元年讲学东京，《致国粹学报社书》云：“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20]可见其学术多门，核心还在小学和诸子学。民国二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对内交代家人，“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121]。对外布告世间，“自知命不长久，深思所窥，大畜犹众。既以中身而陨，不获于礼堂写定，传之其人。故略述学术次第，以告学者”，这份《自述学术次第》，涉及十个方面，而首先谈到的，就是《齐物论释》：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122]
章太炎因苏报案“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自以为是其学术最重要收获。与佛法深有会通，衷心服膺，“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东渡后“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千载之秘，睹于一曙”。[123]之所以要“释齐物”，乃在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或用他的白话文，“论到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他的空儿”。[124]以佛解庄，一旦豁然开朗，太炎颇得庖丁解牛之趣：
顷来重绎庄书，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正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虽然佛法高于老庄，但那是出世间的，因而世事还需“操齐物以解纷”，这也可说是太炎行的“世间法”。所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125]，后人聚讼纷纭，无乃以此求消息焉。
《齐物论释》按《国故论衡》“小学”“文学”“诸子学”的分类体制，分科在诸子之学。《国故论衡·原学》一首，论及诸子学，曰：
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
所谓“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涉历要害”，在太炎看来是诸子之学的关键。此段其下有双行夹注：“《庄子·齐物论》，则未有知为人事之枢者……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向，涉历世变，乃始謋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126]也是“浮海”之后，“涉历世变”，乃“知为人事之枢者”。《齐物论释》开首云：
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127]
用乌目山僧《后序》的说法，即“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凈染都忘，故一真不立。任其不齐，齐之至也”[128]。章太炎所谓“齐物”之“齐”，是在于承认并尊重“物”之“不齐”，这才是真正的“齐”，“不齐而齐”说白了就是差异的平等。在他那儿，“平等”不只是现代观念中的人人平等，也包括佛家所谓众生平等，庄子的物我平等。更重要的是泯绝是非，去除“是非之心”，也就是他自言“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排遣名相”[129]，黄宗仰所云“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除“分别”才能有真正的“平等”。
《齐物论释·释篇题》中有下面一段话：
……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娴，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封豨，而反崇饰徽音，辞有枝叶。斯所以设尧伐三子之问。下观晚世，如应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圣智尚文之辩，孰为之哉。[130]
所谓“野者”“都者”，应该“两不相伤”。现实的情况当然完全相反，“杀人劫贿”，“而反崇饰徽音”。“圣智尚文之辩”，恰恰是那些“饕餮得以逞志者”的口实。这里提到的“尧伐三子之问”，本文云：“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对此章太炎“释”曰：
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鷃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
“志存兼并者”总是“寄言高义”，早在《四惑论》中斥“公理”等，可为此论先声。因为那都是悬设恒定的标准，而不管差异如何，“文野不齐”，一律作为统一的目标，让他者去“进化”。更甚者，可以以此为名义，强加于弱者，包装其兼并蚕食之实。对于提供其合法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包括斯宾塞的信仰者严复，章太炎可谓痛心疾首，恨不能起秦始皇于当世：“若斯论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将弗受，世无秦政，不能燔灭其书，斯仁者所以潸然流涕也。”
从学理上说，《齐物论释》表达的理论思维非常彻底。所谓“一切平等”，涉及从至巨到至微的一切关系，诚太炎自诩之“一字千金”。不过，“诸子之学”在他那儿，以为均从“涉历”中来，而他亲身经历的“世变”，亦即华夏“历史民族”的危机，才是这一学术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或言《齐物》之用，廓然多涂，今独以蓬艾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梼杌、穷奇之志尔。
所谓“灭国者，假是为名”，是章太炎力破“文野之见”的动力。随后则涉及他的另一个批判对象，亦即以《新世纪》聚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至平等”，在太炎看来，这些中国人也是要“齐其不齐”，而无异于文化自杀：
如观近世有言无政府者，自谓至平等也。国邑州闾，泯然无间，贞廉诈佞，一切都捐，而犹横箸文野之见。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劳形苦身，以就是业，而谓民职宜然，何其妄欤。故应务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131]
巴黎世界社成立于1907年，主要成员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但主《新世纪》笔政的是吴稚晖。章太炎一生论敌众多，他放笔痛诋，每每由文及人，不避意气用事之态。但大体还视对方为对手，唯于吴稚晖，自1903年在爱国学社同事，即互为寇仇，至于文笔缠讼终身。吴于《新世纪》时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大肆宣扬“大同世界”，其与康有为《大同书》一样，都有儒家大同思想的痕迹。同样与康有为一样，都以为世界语言终将大同。[132]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里，就学术不同范畴的不同性质，阐明他的一个看法：
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133]
“在物”之学，所指当如械器动植。“在心”之学，他所服膺的“唯识”，包括他自己的《齐物论释》，应皆在其列。是所谓“无间方国”，天地间皆通用者。而“言文历史”则异于是，“以己国为典型”，乃系“国”之所系属。或者借用太炎自己的说法，应该“不齐而齐”。吴稚晖的“大同”，却正是“齐其不齐”，而且延伸至语言文字领域，这无疑挑动了章太炎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夫科学固不能齐万有而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134]
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的主张，正是以“齐”“言语文字”为旗帜，希望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所谓“万国新语”，亦即当时出现不久的“世界语”。他们基本的逻辑，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野蛮的，字母文字是进化文明的，而欧洲诸种语言还各有问题，“万国新语”消灭了这些缺点，因而最为完美，是语言进化到“大同”的终极，也是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开始时，他们还设计逐步向目标前进的步骤，后来干脆认为，直接取用“万国新语”，消灭汉语言文字，则最为斩截，甚至可以较东西洋诸国更快地一步迈进大同世界。[135]
“万国新语”是晚清拼音化运动中特殊的一支，拼音化运动方案众多，不过归根结底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文字的进化规律是从象形到字母，汉字是象形，需要演化到字母。而中国教育不能普及，以及种种落后，汉字的象形是其祸根。《新世纪》所言也不过如此，“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136]。所不同者，也只是其主张相较而言最为激进而已。
此前一年的1907年，章太炎为文批判“汉字统一会”，言下尚有恕词，尤其对于张之洞，这与其早年曾为张之幕宾有关。但更因此会目标在于“反对罗甸字母……遵循旧文，勿令坠地”，而“微显阐幽之义”。[137]至于“万国新语”，却是以“罗甸字母”来消灭汉字，对此动摇文化根本的主张，太炎自然不可能假以辞色：
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
直斥之曰“季世学者”，《中庸》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约可作太炎此时心情写照，“彼欲以万国新语劋绝国文者犹是”。[138]《新世纪》的目标是准备让中国融入大同的美好未来，正是要“齐其不齐”的。而章太炎所关于心者，“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139]，其全部心血投在语言文字，正是因为“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一昔弃捐其固有，而执鸜鹆狌狌之业，无往而可”。执此而观，吴稚晖等所主张，简直丧心病狂，斯“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如是则“国性”尽失，“光复”云云也就永不可期了：
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吾且谓自改旧文者，其祸犹厉于强迫，强迫者有面从而无诚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至今在，其民亦忼慨有独立心，后之光复，尚可□也。至于自改旧文者，不终于涂炭不止。[140]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引录《新世纪》观点，逐条批驳，不厌其细，以求从学理上全面推倒。对于汉字有碍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时至今日，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汉字之不能拼音化，在他自然更是论述的重中之重，所谓“象形”问题：
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意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茫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佗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减点画，以相絣切，其道犹困而难施。自颉籀斯邈以来，文字皆独标部首，据形系联者，其势固不得已也。[141]
汉文中有不可计数的同音异义词，是靠字形分别的，改用拼音，将混淆无以辨别。这是技术上的不能成立。中国土地广阔，语音不同，如果改行拼音，则互相间不能交流。这是现实上的不可行。章太炎没有进一步推论的是，设若如此，则不知将有多少种语言存在，而不是只有一种“汉语”了。不久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他揭橥了中国之为中国正植根于汉字：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祇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土本陿小，寻响相投，偷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142]
所比较者“中土”“海西”“印度”。章太炎曾在《原学》中有这样的判断：“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其余因旧（贯）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海西诸国”源于希腊，固不待言。至于印度，佛法之所由出，太炎致以文化上的高度尊敬。对其现实处境，他则深感同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有多篇文章涉及。在他眼里，“西洋”与“西土”，所谓“二西”，那才有资格与华夏并峙，“能自恢彉者”，远非日本之“转贩”可比。[143]
就这“中土”“海西”“印度”三者，具体到语言文字，又有不同，欧洲和印度的多数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亦即所谓“并音”。按太炎的说法，“海西诸国”因为国土较小，用“并音”并无问题。而印度地域辽阔，也用“并音”，结果书写分裂，“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独有中国所用“象形”，秦汉以来，几千年高度稳定，历史上无论如何分合，言语如何变化，但书写高度统一。就各地语音差异，中国并不比欧洲、印度小，但“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文字不随语音变化而变化，如此在广阔地域构筑出与久远历史相联结的共同体。设若没有这样稳定的文字桥梁，则“言语道窒”，因而“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
章太炎所论，实涉及语言文字的性质与民族自我认同的关系问题。所谓“汉族”，严格地说是建立在“汉字”的认同，而不是“汉语”的认同上。如果仅仅只从语音着眼，汉语内部差异之大，即使不能说是一个语系，至少也是一个语族，何尝是一种语言。中国地域约略等于欧洲，汉族聚居之地也与印度等大，但人民之间并不互视为异族，各地语言从古至今均自认为是方言。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汉字的控制，无论语音如何变化，文字并不跟着变化。一个汉字，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发生在它上面的读音可能以千百计，但无论是何读音，都是这个字形。如果是字母文字，其拼写恐也早已化身千百。而所谓“华夏”，设若如此，以章太炎所论列，或如欧洲，或如印度，即便历史上存在如拉丁文和梵文这样的统一书写，一旦崩溃，则“越乡如异国矣”[144]。这层意思，太炎后来用白话说得更加清晰。此即1910年他主编《教育今语杂志》，创刊号上开篇的《社说》，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时，改题《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
由汉字这一体系所形成的书写文本，自然不像字母文字的文本一样，需要历代的翻译。因而中国的典籍，也就如汉字一般的稳定，由此提供了文本阅读古今一致的经验：
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145]
正是汉字独有的特点，才能在广袤的土地上，用共同的阅读，将人民如此牢固地连结为一体。在他的观念中，由此结晶的中土文明，或者可以说是以文字构筑的历史共同体，此即章太炎所谓的“历史民族”：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146]
所谓“国性”，正植基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以此给予人民以记忆。即便作为国家的实体灭亡，语言文字和历史记载仍然维系着民族的文化存在，总有恢复的一天。“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7]“史籍所载”，端赖文字的历史统一，对此太炎每每情不能自已，《规新世纪》厉声痛驳之间，突然兀自唱叹起来：
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颉籀斯邈之文，踦形孑义，秒忽判殊，属辞比类，子母钩带，散而为尘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错综九千字，至于百十万名，魏然弗可尚已。[148]
在《原学》中，章太炎阐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夫赡于己者，无轻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149]此所谓“依自不依他”，正如《答铁铮》所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芒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50]其艰苦卓绝者，是他个人的自我写照，或也可看作对于中国的期待。而将生命与学术如此动人地联结在一起，更是可风的永在。所谓“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151]，于己是为，于国犹然。
不过总体而言，历史的选择与章太炎所希望的正相反，他那高远幽眇的理想，当然毫无窒碍不通之处，不过确确实实是窒碍难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声音，中国还是得“委心远西”，此不得不然之局。他所关心的，言文一致问题，选择了白话文；语言统一问题，选择了北京音。都跟他的理想方案有不远的距离，但揆诸实际，也是非如此不可。更为根本的汉字，作为文化渊薮，数千年未曾改变，本也无改变的可能。但汉字常用字的设定也与太炎的希望相反，正是“汉字统一会”的主张。而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汉字简化，是为拼音化做准备，其逻辑恰与《新世纪》一致。而直接造成与时间和空间，亦即与历史和国土的书写分裂，垂今已一甲子，正所谓聚九州铁不足以铸此大错。不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些选择都木已成舟。但任何选择迟早都会面临问题，此时回头去寻找曾经的异见，思考其逻辑，也许能成为当下的资源。这正如草木可以燃烧，埋藏着的煤和石油同样也可以燃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 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2]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3]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原载《苏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4] 西狩：《致□□二子书（癸卯四月）》，《复报》第5期，1906年10月12日。
[5] 龚翼星：《光复军志》，1918年8月天津华新印刷局，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讲录时间：1936年4月28日。《制言》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1936年9月16日。
[7] 何冠彪注意到这个现象，见其《章炳麟与蒋良骥〈东华录〉——历史名人喜好夸大少年事迹一例》，氏著《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83—188页，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其事固然，唯忆往每为自证当下，添加枝叶而不自觉，人之常态，与故意伪造取利判然有别。后人可道出，而不必苛论。
[8] 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卷二，第900—90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第7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0] 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11] 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
[12] 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13] 章太炎：《訄书·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三），第1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234页。
[15] 王夫之：《黄书·原极》，《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3页。
[16] 章炳麟：《革命军序》，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7]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4页。
[18]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
[19]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20]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14—215页。
[21] 章炳麟：《国学讲习会略说》，东京：秀光社，1906年；章绛：《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1906年9月8日、10月7日；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1、22、23期，1906年10月7日、11月6日、12月5日；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24、25期，1907年1月4日、2月2日。
[22]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按章士钊《疏〈黄帝魂〉》云：“犹忆太炎出狱莅东，同人以讲学相要，为设国学讲习会，而责序于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8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
[23] 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二年四十三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24] 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元年四十二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25] 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第1卷第1册，1913年8月1日。
[26]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1—294页。
[27] 章炳麟：《与锺君论学书》（1909年1月20日），《文史》第2辑，第279—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锺君”即锺正楙。“谢公社事”语气节奏不洽，疑为“谢公杜事”，移写整理时形近而讹。
[28] 章炳麟：《章太炎癸卯□中漫笔》，《国粹学报》第8期，1905年9月18日。“□中”即“狱中”。收于《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题《癸卯狱中自记》，其中“累于□国，惟□翼□欤”作“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参见《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 《与孙诒让》，末署“上五月初三”即6月1日（本月二十二日即6月20日，孙诒让卒），《制言》第30期，1936年12月1日。据孙延钊《余杭先生与先征君》，孙诒让未及收到来信，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62页。
[30] 章太炎：《再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57页。钱玄同《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之文十首》系于己酉（1909），收入刘师培著，钱玄同主编：《刘申叔遗书》（上），第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1] 刘子骏之绍述者：《某君与某书》之二，《国粹学报》第24期，1907年1月4日。
[32] 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三年四十四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33] 无署名：《国故论衡广告》，见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各期。
[34] 有关这一问题，较恰切的论述，可参看黄锦树：《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第4—7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
[35] 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6页。
[36] 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4页，上海：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37] 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38]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收于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72页。
[39]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5—46页。
[40]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7—48页。
[41]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46页。
[42] 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三），第227—229页。
[43] 参看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7—73页。
[44] 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56页。
[45] 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语出郭璞《方言序》：“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
[46] 无署名：《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自《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起，基本每期都有刊载。
[47] 参看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0—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8] 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太炎全集》（七），第135页。
[49] 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4页。
[50] 章太炎：重订本《訄书·方言》，《章太炎全集》（三），第204页。
[51]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3—5页。
[52] 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4—135页。
[53] 章炳麟：《与锺君论学书》，《文史》第2辑，第280页。
[54]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55] 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三），第213页。
[56]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57]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4页。
[58] 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太炎全集》（七），第135页。
[59]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60] 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收于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0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1] 章太炎：重订本《訄书·方言》，《章太炎全集》（三），第207页。
[62]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63] 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64]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65] 章炳麟：《正言论》，《国故论衡》上卷，第61页。
[66] 无署名：《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民报》第17号以后各期。
[67] 无署名：《新方言定本》，《国粹学报》第56期，1909年8月5日。
[68]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69]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收入章太炎撰，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70]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章太炎全集》（四），第305页。
[71] 章太炎：《与龚未生书》，1914年5月23日，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02页。
[72] 章太炎：《题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黄侃》，《雅言》第6期，“章太炎文录（续）”，1914年3月10日。
[73] 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3页。
[74] 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43、46页。
[75]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46页。
[76]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3页。
[77]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6—47页。
[78]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7页。
[79]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页。
[80]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8页。
[81] 章炳麟：《文学说例》，收于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3—404页。
[82] 独角：《论文字的通借》，《教育今语杂志》第4册，1910年6月6日。
[83] 参看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收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39—247页。
[84] 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4—405页。
[85] 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3—16、25页。
[86] 章炳麟：《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上卷，第47页。
[87] 戴震著，汤志钧校点：《戴震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文集三，第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8] 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上，第7页，嘉庆二十年（1815）经韵楼刻本。
[89] 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8页。
[90] 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6页。
[91] 章炳麟：《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上卷，第52页。
[92] 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3] 黃侃：《声韵通例·附：与人论治小学书》，《黃侃论学杂著》，第147—148页。
[94]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
[95] 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页。
[96] 黃侃：《声韵略说·论斯学大略》，《黃侃论学杂著》，第94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
[97] 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208页。
[98] 章太炎：《检论·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89页。
[99] 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161页。
[100]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期。
[101]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1页。
[102] 黃侃：《声韵通例·附：与人论治小学书》，《黃侃论学杂著》，第164页。
[103] 章太炎：《与钱玄同》（1913年2月5日），收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48页。
[104]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年10月），第4页。
[105] 章炳麟：《成均图》，《国故论衡》上卷，第7—8页。
[106] 绛：《通讯》，《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2日。
[107]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2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8]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109] 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页。
[110]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11] 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页。
[112] 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4—406页。
[113] 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3页。
[114] 此系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篇题为说，参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黄锦树云，“一如他把‘语言文字之学’理解为‘一切学术之单位之学’，他也把‘文学’理解为一切文字表达的单位表达〔之学〕”，此说甚佳，参看氏著：《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第159页。
[115] 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3页。
[116] 参看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收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47—259页。
[117] 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53、57—59页。
[118] 章炳麟：《革命军序》，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1—402页。
[119] 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58页。
[120] 绛：《通讯》，《国粹学报》第59期。
[121] 章太炎：《与龚未生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02页。
[122]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2页。
[123] 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1页。
[124] 独角：《社说》，《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0年3月10日。
[125] 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2页。
[126] 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9页。
[127] 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篇题》，《章太炎全集》（六），第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8] 宗仰：《齐物论释·后序》，《章太炎全集》（六），第58页。
[129] 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1页。
[130] 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篇题》，《章太炎全集》（六），第6—7页。
[131] 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第三章》，《章太炎全集》（六），第39—40页。
[132] 参看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120—1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3]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
[134]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35] 参看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86—144页。
[136] 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
[137] 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138]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39] 章太炎：《救学弊论》，《太炎文录续编·卷一》，《章太炎全集》（五），第1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0]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41] 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
[142] 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2—3页。
[143] 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7—148页。
[144] 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5页。
[145] 独角：《社说》，《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146] 章炳麟：《原经》，《国故论衡》中卷，第88—89页。
[147] 章太炎：《答铁铮》（1906年11月15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371页。
[148]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49] 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9—150页。
[150] 章太炎：《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375页。
[151] 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