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难易与教育新旧
——戊戌前后蒙学变革论的语文侧面^[1]

陆胤

清季民初中小学教育的“国文”一科渊源何在？不妨追溯学制确立以前同样承担着基础教育功能的“蒙学”。晚清西学东渐，依据不同的地域、阶层和教学需求，童蒙教法已呈现新旧交错的特点。光绪己亥年（1899）前后，针对当时蒙学弊端，曾有如下一段评论：

教初学童子自七岁至十二岁者曰“训蒙”，蒙也者，谓蒙昧不明，藉先生教训之，以开其蒙，而使之不复蒙也。今之训蒙者，始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为问《三字经》首两句童子能解乎？继教之以四书、五经，为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二句，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是蒙也；不能解而以此教之，是既不能开其蒙，而复加之以蒙也。^[2]

发言者是陈荣衮，康有为的早期弟子，后来毕生致力于儿童教育，同时也被誉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在甲午（1894）、戊戌（1898）之间的维新思潮中，为了与前此单纯注重“器物”的洋务模式相区分，教育变革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而“蒙学”作为初学始基，与识字率、国民教育等话题相联系，更被认为是造就近代国民、国家的基础。这一时期蒙学教育在言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呈现出若干新变。

陈荣衮规定“蒙学”的含义：“蒙”是蒙昧不明，“训蒙”是开启其蒙昧的状态，取义已接近近代西学所说的“启蒙”（enlightenment）；而批评旧式蒙学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为入门教材，更是戊戌以前新学社会早就流行的论调。然而，不同于后生“打倒孔家店”的直截，清末“老新党”的批评重点，并不在于经书义理，而往往是“载道”所用之“文”。陈荣衮反对以“四书”“五经”为入门，亦非否定“四书”“五经”，而是把经书的深奥文字看作开启蒙昧的障碍。^[3]所以，当时论者多主张在蒙学书中推行浅白文体，甚至要用切音字、白话文直译经史。在壬寅、癸卯学制确立之前，蒙学变革论已与文字、文体的教育功能密切关联，并渗透到这一时期业已展开的新式蒙学实践当中。这为日后“国文”作为一门独立新学科的成立，创造了舆论条件。

向来关于清末语文运动的考察，多是放在“国语运动”或“文学革命”的脉络上，更关注文字、文体本身的变革，却对其社会功能不无忽略。甲午、戊戌间的语文变革论，在危急时势刺激下，的确有激进化的特点。但同时期涌现的各种经世文编、新学类书，仍多将“语言文字”“字学”附属于“学校”“文教”部分，可见按照其时一般新学知识水准的理解，语言文字问题仍是教育问题的附庸。^[4]文字、文体成为言论中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士林社会对文教改革、科举兴废的关注。在“变通”这一终极目的达成之前，文字、文体不过是需要尽快习得的工具而已。戊戌前夜，维新求变的氛围加上官定学制的空白，为民间教育论者提供了更多创造空间；各种语言文字论说也借报刊与新式学校得以铺开，成为这一时期蒙学变革论的重要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