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之易难，智愚强弱所由分”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一役败于日本，在宣告“洋务模式”终结的同时，更冲击到普通士子的国族自尊与学术自信。中外论者竞相追究中国积弱的渊源，进而期待在“治械练兵”之外，找到变法自强的源头。一时间，各种“本原论”喧腾于新兴报章：或者论证“变法必自官制始”[5]，或者主张“当以知惧知耻为本”[6]，或强调须先“与外人亲睦”“明泰西情势”[7]，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8]，甚至“改正朔易服色”都要提升到变法根本的高度上来讨论[9]。种种议论，出自不同的知识背景与言说策略，不无重叠乃至自相冲突之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世界的战争胜负甚至刺激到了语文势力的消长，进而催生出一种将国势积弱归咎于汉字、古文而把强国希望寄托于文字、文体变革的论说。
早在光绪十九年（1892），居住在通商口岸厦门、信仰基督教的落第文人卢戆章就已在传教士拼音方案启发下，完成了“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设计。[10]然而，直到三年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卢戆章开始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变通推原说》，其变革文字的主张，才作为甲午战败后盛行的“本原论”的先驱，受到新学社会的重视。其时距离四月十七日光绪帝向全国军民宣示和约不过一个月，卢戆章此论的确占据了舆论先机。
《万国公报》分四次连载卢戆章的文字新说，英文标题亦由“A New Way of Writing Chinese Suggested”变为“On Reform of Chinese Methods of Writing”，由语言文字推进改革的论调日渐凸显。[11]卢戆章论证切音字为“变通中国之大急务”，先指出“用切音字能使通国人读书无一不精”，遂使国家组织“有呼应之灵，而无违背之失，斯上下一体，血脉贯通，而全体康强矣”；继而强调日本战胜中国的根本原因，不在船坚炮利将猛兵锐，而在于效法泰西学校、新闻纸、书库（图书馆），“此三大政之大原，则皆出于字”；终篇则借俄国学者对东北亚文字的考证，说明蒙古、满洲勃兴亦源于使用切音字。总之，环顾世界，除了“中国十八行省及无字之生番以外，自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以切音为字。是切音字为普天下万国之公理也”。
本来是国势竞争的成王败寇决定了学术、文字优胜劣败的感受，但趋新之士却善于将此理路颠倒。于是，“美妙罕匹”的汉字反而与“生番”的“无字”相提并论，成为野蛮的象征、致祸的根源、维新的障碍。这一论断，奠定了此后数年间新派舆论界语文论说的基调。甲午至戊戌之间，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文字方案，或参照罗马字，或借鉴速记法，甚者自创字母。[12]其中，苏州人沈学的《盛世元音》，由于梁启超的揄扬而获得较大影响，亦采取了与卢戆章相似的论调，主张方今之务“变通文字为最先”：
今日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易难，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13]
沈学提出文字为“智器”的认识，视文字为“言语心思”的工具，实则含有将文字与“道”相剥离的趋向。既然仅仅是形而下的“器”，则自然有因时制宜加以取舍的必要。与文字本身的美感、精密程度、使用习惯相比，“文字之易难”，即文字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成为“言语心思”的工具，从而决定国族的“强弱”、国民的“智愚”，是首先被考量的标准。
戊戌前后的语文论说在文字之外，尚有文体（文白、深浅、雅俗）、文法（语法）等诸多层面；各种语文方案的论证思路，却大致相近。如无锡人裘廷梁等创办白话报，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字者，天下公用之留声机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仍可视作“变通推原”及“文字智器”说的延伸。[14]只不过针对切音字无法统一方言的缺陷，裘氏强调“官音白话”的重要性，更在“汉字”之外，找到了“文言”这一新障碍物。稍后，陈荣衮主张在报章文字和训蒙读本中使用“浅说”，虽与裘廷梁所谓“白话”尚有一间之隔，“文言”却是二者共同的对立面。[15]日本背景的《亚东时报》指出：“支那今日之伪，莫文字若焉。”但其所谓“文字”却是指文章写法。强调去除汉文“气习”、“死语”的必要性。[16]而在诸种议论之中，最为极端者，莫过于张之洞亲信钱恂提出的汉文废止论：“中国之字不能敷用，不如废之，专用洋文。”这一议论未形诸文字，仅见于王树枏的转述。[17]在日后以保守著称的武昌张之洞幕府，前有蔡锡勇借用速记法发明“传音快字”，后有钱恂主张废汉字用洋文，可见当时语言文字论说可能达到的激进程度与传播广度。
如果从后设立场反观，这一时期涌现的语文论说及变革方案自有“彻底”程度与致力方面（文字、文体、文法）的差别。但若回到言论现场，则其对于语言文字现象的观察，又有大致相通的理论资源。首先，关于中西文字特性的认识，“天下虽有千百体之字，总不外像〔象〕形、切音二种”[18]。相关议论一般都会作出汉字象形、西文切音的二分，并通过“埃及等国亦用象形字”之类的比附，得出切音字先进、象形字野蛮的结论。沈学则将这一区分深化为“音”“义”的优劣：“字音胜字义，字义难载字音。”[19]卢戆章、沈学二人都有教会背景，不难设想类似判断或者来自此前传教士或欧洲汉学家。[20]如对晚清文教改革造成较大影响且有一定汉学修养的德国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即曾先后在《教化议》（1875）、《自西徂东》（1883）等著作中指摘中国文字有“字学太繁、字部太杂、字音太紊”等缺陷。花之安认为，由于中国字音不足，“不能深入格致穷理之学”，加之中国文字象形，则不能借用拉丁、希腊文的科学字汇；于是提出“夹音”即汉字注音法，不仅补文字不足，且有厘正方言的功效。[21]而在更早成书的《泰西学校》（1873）中，花之安更介绍了汉字为“板文”（孤立语）、土耳其语为“胶漆之话”（黏着语）、欧洲“亚利士”（雅利安）语源为“新结列”（印度）等比较语言学的新知识，在晚清士人当中不无反响。[22]又如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万国公报》刊出《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一文，实际上是译述伦敦国王学院汉学教师都戈拉斯（Robert K. Douglas，1838—1913）介绍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两次讲座。那两次讲座将汉语与作为欧洲语言源头的“梵言”作对比，认为“梵言变化多端，华言虽有变换，然不多于印度。是中国人之语言犹近于古初孩童语言之式也”，亦即传达了印欧语言优越论的信息。关于汉字，则指出：“中国文字当与巴比伦、埃及二国文援引较比。……三国文字之初创，俱以象形为始。”[23]事实上，将汉字类比于古埃及文字，晚明来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早有此论[24]；晚清人的域外游记中，更多见将二者相比附的段落。郭嵩焘的《使西记程》就提到，看到埃及古文字拓本后，“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之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25]。这些片断的译介或评述，都有可能进入后来语文论者的视野，造成切音、象形两相对立的文字观。
不容忽视，除了批评中国语言文字幼稚、缺陷的议论，传教士方面亦不无回护中国经书及文字价值的言说。如主持苏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的美国教士潘慎文（A.P. Parker，1850—1924）即认为：“中国人为了受教育，他必须懂得本国的语言和文学，迄今发现唯一学习语言和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26]传教士在引进西方新论的同时，难免要迎合中国士林社会的一般认知，其言论具有多歧性；论者能从中吸取片段认知，却未必能找到一套足以完整援用的话语。[27]而在凭借传教士途径接触新学的士人那里，诸如“先学华文，后学西文，乃可以有利无弊”[28]、“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29]等调停中西文字的议论，在甲午以前影响颇广。光绪十九年（1893）春，上海格致书院以“中西及各国文字语言之异同”为题征集课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王韬等评卷人看重的“超等”之作，仍多停留于罗列“异同”的层次，甚至坚持“六体兼备”的华文较“仅知协声”的西文更胜一筹。[30]
那么，到了甲午战后，新派舆论的中西文字比较论，如何一变而为泾渭分明的扬西抑中？其对汉字、“文言”的激烈批评，不全是语文观念的自然发展，或许更应归结于时势的刺激，以及随之而来教育视野的开拓。明治时期日本“言文合一”的便利体现于教育，在卢戆章、沈学、裘廷梁、陈荣衮等人文字中皆有涉及，正可视作清末语文变革论说的另一系话语资源。关于日本通过假名实现“语言文字合二为一”，较完整的描述当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但其影响的铺开，却是在甲午战败于日本以后。黄遵宪通过日文当中假名与汉字的区隔，发现语言、文字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外史氏曰”一段按语提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判断，将语言、文字的分合与识字率即启蒙教育的问题相结合，大大拓展了清末语言文字论者的论述空间。黄遵宪提及“泰西论者”关于中国文字最古、最难的论断，自然仍是在传教士、汉学家观念的延长线上；突出“数岁小儿，学语之后，能读假字，即能看小说、作家书”等言文一致的实效，亦为切音文字优越论提供了现实论据。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黄遵宪的言说重点，实有从“文字”向“文体”的微妙转移：不独采用切音文字是“言文合一”的途径，即便如中国“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同样也是“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的佳境。此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追求，为戊戌时期的“白话”“浅说”论的展开提供了论据。[31]
黄遵宪的著作，在甲午战后凭借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推介而广为传播。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沈学《盛世元音》所作序言中，即以黄遵宪的“言文合一论”统摄卢戆章、蔡锡勇、沈学以下的切音字方案。《日本国志》关于汉字难学的一段描述，亦借梁启超此文的转引而广为流传：“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只是，黄遵宪原文所说的“审音”“择字”之难，本就日文当中汉字音、训纷歧的状况而言，与中国人的汉字使用并不相干。[32]然而，在梁启超的转引中，原文的“汉字”被换为“中国文字”，并继以“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的议论，仿佛“一字数音”“一音数字”亦是“华民”识字的困难。[33]时人引用或化用此段议论，多转手自梁启超，遂造成日本明治时代盛行的日文汉字批判论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汉字使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中国。[34]这种将外族人学习汉字、汉文的困难直接搬用作“汉字难学”论据的办法，不无忽视中国语言文字自身使用原理、学习环境与教育传统的偏颇，是清末语文论说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还提到康有为“属其女公子”编纂音母，而与康、梁接近的曾广钧、汪康年等也都有志于此。康有为《大同书》曾提出“创制简易新文”的设想，史家据此将他视作切音文字的先驱。[35]实则由于康有为倒填了成书年月，毋宁将其设想看作对戊戌时期切音字实践的事后回应更为妥当。[36]但《大同书》当中“全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说法，也并非毫无自家心得。目前能确定康有为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以前的《教学通议》中，即有《言语》一篇，断言“古者惟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凡以言语为用，必有定名，天下同一，而后可行”，已强调言语“天下同一”的必要。[37]后来论者多想象上古言文合一[38]，康有为此篇早已提出：“自秦汉以后，言语废而文章盛。”康氏对于言语、文章的分化，有三个层次的认识：首先是文体的分歧，即“诗赋与词曲不同，散文与骈文不同，散文与书牍不同，公牍与书札不同，民间通用文字又与士人之文、官中之牍不同，是谓文与文不同”；其次才是后来语文论说重视的“言与文不同，学人与常人言不同”；最后则为南北方言的分歧。尤其重要的是，此时康有为已意识到语言统一与国势强弱的关系，并引印度语言分化而弱亡、客家人不失本音而“横行编户间”为反、正两方面的例子。而在书写文字方面，亦强调必须有定式、定名：“百凡文体皆从定式”，“一切名号断从今式”。戊戌时期的语文论注重文字、文体的变革，在“国语”概念输入之前，语言文字的统一作为论题尚未十分显豁。[39]而康有为则不仅提到言与文的合一，更要求文体、方言的统一。惜其早年的语文论说为政论声光所掩，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教学通议·言语》篇虽然提示了上古“言语文章无别”的想象，却未必苟同在当下以俗语入文。周旋于士大夫圈子的康有为，自然懂得“学士大夫朝庙坛席相周旋，又尚雅焉……之、乎、者、矣、焉、哉等字，后世以为文章之助辞，古人以为言语之助辞，不如后世这、个、怎、地、底之满口鄙言也”[40]。作《笔记》，亦批评宋儒语录多用白话，是“龙蛇杂蚯蚓，鄙俗之极”[41]。此后对于俗语的认识有所改变，但若联系长兴里、桂林、万木草堂讲学之强调“文章源流”[42]，以及弟子梁启超肯定切音字实用性的同时亦不废对“美观而不适用”之“文”的追求，似可推论：出自科举正途并曾混迹士大夫上层的康、梁，与教会学校或新式学堂出身的语言文字论者，视野仍有差别。然而，即便是出自西学背景的切音文字支持者，其对汉文汉字的态度仍较复杂：卢戆章批驳汉字繁难野蛮，同时却说“切音字大益于辅翼昌明汉字之风化”[43]；沈学则在追求“天下公字”的同时，又窃恐“中国风气一变，劳逸之心生，利弊之见明。……如此则富强未得，中国之方音灭矣，中国之文字废矣”，于是主张“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44]倒是裘廷梁、陈荣衮等白话论者，其对“文言”的批评不涉及文字存废，反而较放得开。[45]此类激进之中的调和，当然可能是出于言说策略。但不容否认的是，清末讨论语言文字的前途，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论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认同在内。戊戌时期的语文论者在其间有所徘徊，论理之外更有教育实际的考虑。
对于戊戌前夜既追求从速变革，又不愿尽弃文字、文学教养的趋新士人而言，更容易接受的论调，可能并非价值上的优劣判定，而是教法上的难易比较。亦即在承认中国文字优点前提下，引进在启蒙教育方面比较易行的西文、切音字或白话、浅说，作为进入西学堂奥的捷径。熟知中国士大夫心理的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正是从这一“务实”的角度，对中西文字难易进行考量：
中国文词之富丽，字画之精工，远胜他国。惟其富丽精工，故习之也难。士人十年窗下，苦费钻研，始能成就。即学成之士，偶或荒弃，亦必强半遗忘。学者务乘年富力强之际，专意研求，而于他实事无暇讲求矣。至于洋文，虽亦不易学，究不若华文之久需时日。[46]
李提摩太此论本为“己丑（1889）、庚寅（1890）”间为天津《时报》所作，但其发挥影响却亦是在甲午年（1894）收入《时事新论》以后。其中关于学习“中国文词”耗时过多将导致其他“实事”无暇讲求的议论，也就特别能适合甲午战后崇实学、求速变的急迫氛围。光绪二十一年（1895），郑观应重厘《盛世危言》为十四卷本，新插入《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即颇采用李提摩太《宜习西文说》的论点乃至措辞。郑观应同样强调“中国之文字精深富丽，恐他国无有能及者矣”，但随即便指出华文、西文在教育实效上的分别：“西国童子不过读书数年，而已能观浅近之书，又能运笔作书信、论说等；我中国苟非绝顶聪颖子弟，未见有读书数年而即能作书信论说者也。可知中西人非智愚之有殊，实文字有难易也。”[47]汉字汉文“精深富丽”的优点，并不与其施之教育的费时费力相矛盾。[48]
同年夏，卢戆章的《变通推原论》发表于《万国公报》，编者在文末“附志”中采取了与李提摩太、郑观应极为相似的论调：“中国人识字读书，极宜求一简便之法，以期童子入塾后四五年内，即可通晓文义，俾得腾出暇日，多求有用诸学。”[49]换言之，“识字读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获得西学知识的手段，更是需要尽快跨越的阶段。卢戆章本论则指出切音字的优势在于能缩短读书年限，并质问：“倘吾国专以汉字汉文设立学校，读白文者几何年？由白文而读注解者几何年？学习法帖、典故、字句者，又当几何年？而帖式、书启、诗赋、文章无论矣。是四书五经学习未完，女已及笄，男须为农工商贾矣。读本国之书，尚且不暇，焉有余力兼习他国语言文字、富国强兵等书也哉？”[50]戊戌以前的切音字方案，多有参照速记法（shorthand）成字者，实际上也是这种求速、求便心理的反映。沈学认为中国士人“非诚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有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今古横览中外者更少”[51]。而在文体论方面，裘廷梁总结“白话”八项便益，其一曰“省日力”，其三曰“免枉读”，其五曰“便幼学”，亦均是从教育实际着眼。[52]语言文字论者的批评对象，在汉字、“文言”的背后，已然隐含着以经训、文字为中心的传统蒙学。
类似的观念，亦见于马建忠的《文通》。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书的《马氏文通》固然开辟了国人自编语法学，在学术史上自成体系；但其问世伊始，却是针对“华文”在“西文”对照下的教育难题：“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庽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53]也就是说，引进西洋语法学的框架，本意绝不是让学者消磨于语法研究本身，而是引进一套可以速成的“规矩”，以求尽快进入学习“有用之学”的阶段。
有意味的是，马建忠的上述立场，是借用传统的“文”“道”离合话语引出的。在《文通》的“后序”当中，马建忠设拟有人质问：方今《马关条约》初成，上下交困，而环伺之国六七，瓜分危机岌岌，正是应该膜拜西学、刍狗文字之时；方此时而研究文法，岂非不识时务？马氏的回答是：
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54]
此中将“文”与“道”“理”二者相对立，看似迂腐，实则应时。“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的论断，充分表征了在甲午、戊戌之间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包括文字、文体、文法、文章等层面在内“文”的手段性与工具性。在甲午、戊戌之间的维新氛围下，舆论界群趋“语言文字”的话题，表面上看是重视“字学”，实则着眼在跨越语文障碍之后所能达到的“实事”“有用之学”，亦即马建忠所谓“道”。因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如何求一简便之法”。无论是切音字、白话、浅说，还是通过“文法”引进的词类划分、句法规则等，最终决定其去留的，并不在于变革本身的“彻底”程度，而要看能否在教育实践中达到速成读书能力之目的。语文论者多同时带有改革教育的主张，而作为此时期趋新舆论另一焦点的“学校”，正是让“文字”有可能对“国势”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