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与社会性别建构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运动席卷而起，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标志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滚滚而来，与其他当代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相互交融，语言性别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微观化和本土化发展的趋势，社会性别概念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性说明了当代社会变迁展示着文化过程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性取向的妇女之间并非完全同一和对应，她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和特殊性，因此，女性主义者对自身的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逐步实现了发展与超越。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旨在深入揭示男女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别政治”，竭力消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坚持发展可变的观点，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否定以等级制和排他性为特征的二元对立式男性中心主义知识建构方式，倡导和谐共存的多元式思考方法和知识互补，坚持后天的、社会文化建构的思想和发展可变的观点，从辩证批判的视角诠释已有的社会性别观念，追求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构男性话语，以及由男性话语统治着的历史叙述和现实阐释，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政治重新进行审视和界定，从而解构现实中不平等的男女两性关系，重新建构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尽管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注点不一样（后现代主义关注意义、解释、二元论；女性主义关注妇女、经济及个人政治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二者几乎毫不相干，但在此后的20多年中，双方经过审慎的观察，发现彼此之间有不少共同点，终于在解构传统的语言秩序问题上殊途同归，使得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从此进入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
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了启蒙时代的思路，它虽然也承认存在着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但不认为有着统一的认同和一成不变的父权制。它也不像其他流派一样提出宏大的、普遍的解放理论，因为它不相信人类历史会像启蒙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朝向自由和进步。它更多地看到差异性，其中包括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权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导致的差异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的内涵在当今已经扩大，它不仅指两性的差异，也包括种族、国家、阶级、性取向等和女性解放有关的领域。只有和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结合在一起，女性主义理论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存在。1996年，琼·斯科特在为《女权主义与历史》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女性群体中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辈分和不同年龄之间的差异及链接，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
美国学者苏珊·弗里德曼也于1996年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这一创新性概念，明确提出要“超越社会性别”，但也并不是否定社会性别概念，而是要把这一概念同包括阶级的、种族的、年龄的、性取向的、宗教的、甚至国家的等等许多表述社会身份的范畴结合起来，去思考和应付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打破把社会性别看作唯一决定因素的思维范式，力图把它扩展开来，从多元化的、建构到解构到再建构的视角去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如包括如何看待男女之间的差异问题。
不仅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竭力反对把男女两性截然对立的二元论，反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存在，对静止的社会性别观提出质疑和挑战，认为支配论和差异论仅代表了女权运动的不同时期：支配论代表了女权主义者的愤怒时期，证明了女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遭受的压迫，而差异论则代表了女权主义者的欢庆时期，反映了她们要求恢复和重新评价女性独有文化传统的呼声。她们批评以往的研究只把目光盯在语言上，缺乏对性别本身的理论研究，视性别为预先给定的因素，认为性别特征决定语言特征，从而简单地区分出女性语体和男性语体，按照她们的观点，女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长为女人，正是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性别特征，而不是相反。人们的语言行为模式产生于其惯常性的实践活动以及相关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人在其一生中不断地进入新的社团，参加新的社会实践活动，他（她）必须不断地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其适合所属社团的要求，从而形成自己的性别特征。他（她）也可能拒绝接受和执行那些被相关社团所规定的行为，以示对现行性别规约的反抗。如果一个人讲话像个女人，那并不是她是个女人的必然结果，而是她成为女人的一种方式。
与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决定其言语行为（换句话说，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语言来标记其已定的身份，例如标记自己的性别、阶层、民族以及与同一社团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相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构成特定的身份，但同时也认为行为不是自行规定的，不是自由的和任意的，而是要受到社会规约的限制。如果说支配论和差异论者关心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使用语言，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使用语言，而是特定的语言行为如何促成男人和女人的产生。”（李经伟，2001：13—14）她们把性别看成是一个行为要素的组合集，而不是把行为本身视为性别直接产生的结果，因为在不同的社团里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行为。
受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影响，V．L．贝里瓦尔、J．M．邴等学者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待性别范畴，认为“性别是个动态的范畴，是人们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建构的事物，而语言则是建构性别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个人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的话语，便可了解他们建构性别身份的方式。”（施栋琴，2007：40）由此逐步形成了社会性别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gender theory）。由于一些倡导社会性别建构论的语言学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者，因此，社会性别建构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社会性别建构论是对生理决定论的反动，其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后来，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发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都不是自然的分类。由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
社会性别建构论主要包括两种理论：社团实践论和表演论。
1．社团实践论
社团实践论（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由著名社会学家魏恩1991年首次提出，后由艾科特和吉奈特将其引入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它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不仅汲取了社会网络、言语小区等概念的积极因素，而且在解释性别语言差异的成因上有所创新，突破了原有的一些观点。按照她们的解释，社团实践论又称行为集团论（theory community of practice），而行为集团是由参与共同活动的人们组成的团体，团体成员的所有行为（包括行动方式、说话方式、话语风格、信仰、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等）都体现在统一的社团实践活动中。社团实践的概念由共同参与的活动、合作协商的计划和共享的可调整资源等3个方面构成。
行为集团论的提出为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它特别关注的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性别，而是社会性别，认为个体的社会性别建构与他所处的行为集团有关，和他的生理性别没有必然联系，由此表明：
1.1 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别，使之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因此，语言和生理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通过不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作用。例如，在教师行为集团和护士行为集团中，男性语言带有更多的女性特征，其行为模式更接近女性，言语行为较为温和，用词更加规范，而在政治家、消防队员和企业家等行为集团中，女性语言则体现出更多的男性特征，其言语行为往往和传统的女性不一致，通常表现出果敢、强悍的男性特征。
1.2 男女两性的语用差异不是绝对的，往往受行为集团、语境、交际对象、个人文化程度、年龄、社会地位、性格等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同一行为集团中，异性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同一性，而在不同的行为集团中，同性之间的言语行为则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而不是雷同。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两性的话语风格逐步趋于融合。
1.3 对语言主体——人的关注达到新的高度，人本位得以体现。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群体而非个体，个体行为往往是作为群体行为的例证而出现的，个体的差异仅被视为群体行为规范的下意识反应。例如，在社会语言学中，言语小区形成的基础是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全体人员，或是对语言规范持有相同标准的人员，划分言语小区的标准始终以语言活动为中心。而行为集团的形成“并不以某一地域、某个群体的言语行为为标准，它以个体的行为为尺度划分其归属：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个体可形成一个行为集团，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们共同的行为方式之一，它不再是形成集团的核心。”（武继红，2001：14）换言之，这样的行为集团不同于传统的言语社团，只要有成员共同参与某项活动，便能随时组成一个活动社团，即行为集团，其形成核心是行为模式而非言语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行为集团论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突出贡献：行为集团将言语行为与社会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所关注的语言是作为行为的语言而不是作为符号的语言。不仅如此，行为集团论还认为，个体的身份是由行为决定的，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这样就可以将身份的多样性纳入视野，包括种族、阶级和年龄，从而将社会性别语言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重点由符号转向语言主体—人。
1.4 定性分析和民族志学分析有助于考察行为集团中说话者如何使用语言来建构社会性别身份以及男女在使用语言建构社会性别身份方面有什么不同。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而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如民族志学方法（ethnographies）、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1992：87），主张女性主义的研究不应采用定量方法，只应采用定性方法，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例如，艾科特和吉奈特对美国密歇根一所中学的青少年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发现“决定他们使用新颖还是保守元音变体的因素不是性别而是群体身份。这些青少年分属自己划分的Jockc和Burnouts两个群体，不同群体的成员在价值观和社交活动等方面都不同，因此使用语言也不同，而且女孩比男孩更多地依靠语言形式来表明她们的群体归属。”（施栋琴，2007：41）
2．表演论
表演论（theory of performance）是由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在其批判性著作《性别的烦恼》（1990）中提出的。她跳出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窠臼，超越了社会性别二元对立论，认为“性别不是预定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决定的。男性和女性都被看作社会演员，服装、发式、举止就是表演的道具。他们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但永远没有终结。”（李金凤，2004：52）按照她的观点，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构建的身份，通过风格化的重复行为在一个外部空间中得以构成；社会性别不是一个静止的名词，也不是一套捉摸不定的特质，“社会性别”是表演性地产生的，而且被其内在的一致规范的实践所压迫；“身体”已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的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身体；同样，政治也不是一种认同政治，而是“表现性的政治”，没有了绝对的是非、对错，政治不过是一种表现性的使人兴奋的言辞；知识也不再是客观的、理性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
朱迪思·巴特勒的理论中透着一种反智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味道，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特色。对于巴特勒来说，不存在着单一的“认同”，也没有一条通向妇女解放的康庄大道，任何一种女性主义都无力代表地域、种族、文化、阶级、性倾向不同的另外一些妇女，相对于前一种女性主义的代表而言，后者是“他者”。她肯定多样性、差异性，并认为要对任何一个范畴和理论进行批判。（张立平，1999：10）
在朱迪思·巴特勒看来，“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固定和基本的分析类型，是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她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生理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Butler，1990：173）但她又认为，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朱迪思·巴特勒还认为社会性别独立于生理性别而存在，甚至认为生理性别也是由社会和话语构建出来的。在她看来，“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本体论事实，而是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建构，而且，正是因为以往哲学坚持这种所谓的事实，才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因而，要摧毁这种机制，就必须否认这种差异的真实性，从基础的意义上对基于这种“性别差异”假设的知识领域提出质疑，以“系谱学”（“系谱学”是一种历史的探索方式，并不以追求真理、甚至知识作为目的。它不是事件的历史，而是探讨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出现的条件。—作者注）的方式研究主体形成的条件，依据这一方式，主体的构成假定了性与性别是制度、话语和实践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原因。换言之，一个人作为主体并不能创造或者导致制度、话语和实践的产生，相反，他是通过后者来决定的。因而，性和性别本身都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通过主体的表演形成的，性别是一种没有定型的模仿，事实上，它是一种作为模仿本身的影响和结果产生定型的模仿，例如异性恋的性别是通过模仿策略产生的，它们所模仿的是异性恋身份的幻影，也就是作为模仿的结果所产生的东西。异性恋身份的真实性是通过模仿的表演性构成的，而这种模仿却把自身建构成一种起源和所有定型的基础。
尽管如此，朱迪思·巴特勒也不主张终结“性别差异”，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不能因为内外部的矛盾和理论分歧就一劳永逸地宣布“性别差异”的终结，但她也不赞同把“性别差异”作为女性主义的基础，认为“性别差异并不是一种给予，不是一个前提，不是女性主义构建的基础。它并不是那种我们已经相遇并逐步理解的东西。相反，它是鼓励女性主义者竞相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某种不能被充分强调的东西。”（Butler，2001：418）总之，巴特勒的理论对语言性别差异有解体性的认识。
对朱迪思·巴特勒的表演论，也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其原因在于：如果给了说话主体更大程度的能动性，就意味着他们有更高程度的自由来否认性别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还要考虑性别被表演的公共环境和所处的权力关系。从一些研究中不难看出表演（performance）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区别，特定的话语如何被分析为不断重复的风格化行为。如基拉.哈尔在《虚拟的口语服务》（1995）一书中描述了电话性工作者如何使用风格化的语言，来表演她们认为顾客愿意购买的色情需求，表演能够招揽顾客的弱女子气质。这种表演性承认语言使用的能动性，同时也为语言使用者留下了自由行动和随意创造的空间。语言学家们没有把我们看作完全自由的行动者，但“对于那些把讲话者看作像早年被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只是机械重复适合于自己性别的言语行为的观点大为不满。她们认为哪怕是最主流的、最传统的性别身份都可以甚至必须被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演。”（李金凤，2004：52）
再如，L．伊丽格瑞（1993：5）对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本体论事实”的观点提出反驳。她认为，“性别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事实，女性主义不应超越或者否定这一事实，而应当以性别差异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西方哲学传统忽视了性别差异，这主要表现在或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忽视女性的存在和独立性，或是以男性体验来代替人类的体验，把女性仅仅看成与男性、男性的欲望或者需求相关，或是把女性视为不完整的人，或是借口哲学是性别中立为由来抹杀女性的体验和利益。因此，现有的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无法为性别差异提供基础。伊丽格瑞结合精神分析、语言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来说明女性的欲望和性别差异。她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女性的欲望始终是被扭曲的，因为它一直是以男性的参数和标准来评说的。而事实上，女性有其不同于男性所描述的欲望，这些欲望具有多元性、不可言说性以及与它者浑然一体等特征。
作为精神分析学家，L．伊丽格瑞还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性别差异。她根据语言使用的正常句法结构以及不同的失语形式来解释不同的精神错乱现象，分析男女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例如，男性更喜欢在语言中呈现出主体地位，把自己描述成话语或者行为的主体，女性则更可能抹杀自己，把话语优先权让给男性。
L．伊丽格瑞认为，这些差异实际上是“父权制”导致的结果，西方哲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已经建构起与男女两性本体论特征相对立的性别特征，以至于男性在“人类的典范”和“性别中立”的掩饰下并不清楚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女性在被贬低和被歧视的境遇中，完全被否认了真实的性别特征。L．伊丽格瑞呼吁西方哲学承认男女的性别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从等级制意义上，而应当从男女联系、联合以及共同生存的可能性方面来理解。女性主义应当坚持“性别差异”，女性也应当探索和发现自身本体论意义上的性别特征，从男尊女卑的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成为男性的投射和附庸。
事实上，尽管L．伊丽格瑞和朱迪思·巴特勒观点不一，但她们都强调了“性别差异”在当代哲学中对于女性、女性主义、女性的主体与身份的意义，都试图通过对于“性别差异”问题的分析来解构和批评西方哲学传统中歧视和贬低女性的“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结构”和“性别本质论”，只不过双方研究的视角和采取的途径不同而已：L．伊丽格瑞从批评以往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忽视女性的存在和独立性、以男性体验来代替人类体验、以性别中立为由抹杀女性体验和利益的做法，试图探索和发现女性本体论意义上的性别特征，建构平等和谐的性别关系，而朱迪思·巴特勒则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把“性别”和“性别差异”看成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揭露“父权制”哲学传统如何通过把“性别差异”确立为所谓的本体论事实来固化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女性主义的总体政治目标来看，L.伊丽格瑞和朱迪思·巴特勒之间并不存在原则的分歧，分歧只在于“性别差异”是被建构的，还是就本体论而言是基础性的问题，这一分歧实际上反映出女性主义哲学中的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内在悖论：如果不强调“女性”独有的体验、欲望和性别特征，说清女性与男性究竟在何处有“差异”，哲学便会重新以“性别中立”为由而忽视、甚至无视女性的利益，但是，如果强调“女性”独有的体验、欲望和性别特征，说清女性与男性究竟在何处有“差异”，似乎便有可能重新陷入为女性主义所批评的“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结构”以及“性别本质论”的泥潭中去。
然而，面对这一悖论，社会性别建构论者认为，如果采用女性主义把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开来的分析方法，汲取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异质和差异的思维成果，便可以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那就是看到女性主义要抛弃的仅仅是西方哲学中体现基于“父权制”思维逻辑的“女性”概念、对于“女性”性别特征的描述以及对于“性别差异”的概括，而不是要抛弃“女性”概念、“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性别差异”本身。如果这些概念和理论能够从“父权制”思维逻辑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在女性解放、两性平等、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上得到重新建构，女性主义学者便再也不会对于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社会性别建构论正是以这一思路为基础创建起来的。
有学者认为，西方性别语言学理论“基本上经历了七种主要学说，即生物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行为集团论，化妆论和表演论，对性别与语言的观点一步步深化。”（黄千，2011：5）实际上，这种划分方法和我们以上所阐述的6种学说并不矛盾，前4种保持一致，第5种，即行为集团论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团实践论，而化妆论和表演论等同于上述表演论，所述内容包含其内，相互之间并无二致。
总而言之，社会性别建构论对传统的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进行了调节与中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更客观而全面地揭示了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的特点，对异性之间的类同和同性之间的差异作了更具说服力的诠释，其理论特征和描写方法有助于解决传统性别语言差异研究在理论分析和方法论上面临的诸多难题，逐渐成为社会性别语言研究领域的主干理论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建构论持批评态度，认为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其中的“社团实践论仅仅是一种研究视野，并不是一种解释性理论，无法从意识形态和统治支配等更具普遍意义的角度来系统解释人们在具体社团中实践性别身份之前形成的、带有性别色彩的行为准则。因此，要探索某些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如何强制性地作用于人，需要更一般的研究方法。”（Bergvall，1999：284）
苏珊·博尔多认为走极端的建构论实际上是“社会性别怀疑论”。如果性别角色完全由话语、由社会构建而成，随社团活动的不同而变化不定，不断地自我解构产发新义，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且男女两性的意义不断变化增加，那么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理论就不复存在。
受社会性别建构论的影响，俄罗斯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入进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进展迅速，成效卓著，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西方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与俄语语言学成果的借鉴与对接，完成了这一理论本土化的进程，其研究视角从语言和社会关系及性差心理的研究逐步转向社会性别的交际语用探索，对各个交际单位中不同性别的俄语口语现象以及体态语言展开语用对比分析，使得这一研究进入以俄语口语为分析对象、以解释俄语为目的的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一套以俄语结构功能语言学为基础、以言语行为、智力行为、一般行为模式为主题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体系，彰显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本土化研究理念。
俄罗斯学界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А．В．基里利娜、А．А．杰尼索娃等俄罗斯语言学家借助于定性-定量分析法、历时-共时分析法和语用对比分析法，在社会性别建构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性别语言学（генде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理论概念。按照她们的观点，尽管社会性别不是语言学范畴（社会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除外），但通过分析语言结构可以获取有关社会性别的诸多信息，社会性别语言学正是在社会性别理论从建构到解构到再建构的动态过程中，以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女性主义语言批评学等学科为基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其提供了方法论。
俄罗斯语言学家还从哲学的视角分析社会性别语言学产生的渊源，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几个流派之间的异同关系进行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点：
（1）它们都否定经久不变的认识论基础以及不容置辩的理论前提与规则，对绝对的或者通用的规范以及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持怀疑态度；
（2）它们都认可语言的现实观念，认为我们所领悟到的现实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建构现象，是我们传承语言体系的结果。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只能通过语言形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不能反映语言之外存在的现实，只能同其他语言表达形式发生联系；
（3）尽管它们都信奉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定性，但都否定作为因果概念的社会整体学说；
（4）它们都怀疑始于启蒙时代的、作为西方思想基础的理性统一主体，认为该主体无论从社会还是语言学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5）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本身，其中包括对于范畴概念的新观点，都会促进对于哲学基础概念的重新审视，促进对于大量的笛卡尔传统逻辑概念的否定，促进对于语言学研究任务的重新思考。（Кирилина，2000：36—37）
按照А．В．基里利娜（2002：9）的简练说法，当前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语言中包含着社会性别的哪些表达手段？社会性别建构的语用和交际语境何在？影响这一建构过程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有哪些？”她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性别在语言中的反映以及在个体相互交际中的建构无疑会促进语义学、语用学、语言文化学、认知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等学科的深入研究，使得社会性别语言学在现代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俄罗斯语言学家看来，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涉及社会性别语言本身，而且包括探究不同社会性别的语言使用模式对于营造和谐的社会言语交际氛围可能发挥一定促进作用的语用机制。其原因在于：社会和谐离不开男女两性和谐，而男女两性和谐的前提是它们在社会地位、人权、语言等方面的平等。实现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重要指标及动力所在。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群体与群体的和谐，而这一切的和谐都必须以男女两性和谐为基础，其中语言和谐的重要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因此，如何为人本位而非符号本位的可持续性研究增添学术积累，如何为发掘不同社会性别在言语交际中与社会文明建设保持相互和谐的语用潜能提供较有意义的理性思考，如此等等，成为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纵观上述流派和理论观点，从生理决定论到社会性别建构论，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到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性别的生物学研究到社会性别理论研究，乃至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的形成，其间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凝结着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努力的心血。通过分析对比不难看出，以上各个流派的产生和流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派别都与其所产生的那一时代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每一派别的产生都与那一时代的理论思潮相呼应。它们虽然具有不同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背景，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支撑点和形式各异的研究方法，但都直接的或者间接地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还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
其二，为什么男女两性之间在社会地位、人权、语言等方面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何在？作为一个群体，妇女为什么处于从属地位？阻碍妇女人权充分实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
其三，如何争取男女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
其四，男女平等的模式是什么？女性主义所憧憬的理想的两性关系及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
其五，如何客观地评价男女的同一性（人）和差异性（男或女）这个一直困扰女性主义者的问题；
其六，社会性别角色对语言的使用有什么影响？造成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的成因何在？（周民权，2011：51）如此等等，其中部分问题也正是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已经或者正在研究的命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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