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1. 国外文献回顾

关于青少年辍学“行为”认知的理论主要有塔尔德的模仿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二者都强调人类行为的产生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习得”的。“习得”的对象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老师，或者是同辈群体，也可以是社会大众传媒，比如流行歌曲、服装款式等时尚行为都是典型的模仿、“习得”。辍学的初中生往往具有较强的模仿性。但这一理论似乎只能解释辍学的模仿和习得，解释不了辍学者为什么不去模仿“成功”，鼓励自己好好学习，也解释不了一个成绩差的学生放在一个优秀生旁边却不能模仿、习得的原因。

“社会抑制”理论认为“偏差”行为的产生都是个人内外在抑制力与环境因素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如果个人内外在抑制力，比如个人信念、父母的教育管理等力量弱于社会外在因素的吸引力，“偏差”行为就会产生，不论是辍学或是吸毒，都是两类力量博弈“失衡”的结果。此理论能够解释“偏差”产生的社会机制，侧重于社会力量尤其是宏观的社会环境、文化等因素对个人的潜在或显在影响。

非理性理论和阶层传递理论主要关注农民角色与行动模式的“传统性”、世袭性。其代表理论主要来自恰亚诺夫的“自足”说和斯科特的“生存伦理”说。恰亚诺夫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认为农民的生产模式就是“小农”意识主导的、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其“小农”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农民追求的是“风险”最低而非“利益”最大（1996：8—15、60、187）——农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丧失了资本投入的动力，而不是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动力大小会与利率成正比”，因而恰亚诺夫给我们呈现的农民是一种保守、落后、低效率、非理性的生产者形象。这一点在斯科特（J.C.Scott）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描述，斯科特把农民的劳动动机形容为“水深齐颈”的情况下才会有动力的“生存伦理”，否则农民喜欢安逸、平静的生活。此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辍学打工的农村青年追求现实可触摸的、可自我选择的低就业风险，而不是未来不可测的上大学之路。

“经济人”理论和社会迁移理论则认为传统的农业发展缓慢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进取精神，而是劳动力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阻碍了农民投入的收益增长。主要代表人物是舒尔茨（T.W. Schultz）。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农民虽然在生产资料上是“小农”，但农民的生产观念跟资本家没有明显的区别，农民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因而农民的经营也是有效率的（Schultz，1999）。波普金（Popkin）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在《理性的小农》中认为农民是追求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的劳动者——在行为选择前往往进行衡量、比较可能获得所期望的最大利益后才做出行动的选择，并会对自己的选择结果进行反思和评估（Popkin，1979）。特别是推拉理论等移民理论的解释强调在一定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会主动、积极选择自己的就业、生活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无论是农业到农业的迁移或是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迁移都表明农民“理性、精于计算”的一面，只要有一定的客观政策、技术等条件许可，农民就会合理配置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力，追求效率和最大收益。

2. 国内文献回顾

关于辍学的规模、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当年初中辍学人数达140万（国家统计局，2010）；根据农业部2003年调查，样本村中农民子女的辍学率平均为10.7%（个别农村地区的最高辍学率达到74.4%）（卢德生、赖长春，2009）；王身佩等人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对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0年、2002年和2003年三届初中三年级的辍学率分别是20.44%、12.88%和8.95%（王身佩、徐宏升、王连照，2006）。

关于辍学的“微观”因素，主要关注家庭关系、父母管教方式、老师教育方法及学校管理方式等。如牛建林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对初中生辍学具有吸引与示范作用，具体表现为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高；与完成义务教育者相比，初中辍学者更有可能外出务工，但家人外出却可以降低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可能，促进其接受较高的教育（牛建林，2012）。苏群等人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分析认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的父母及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涯（苏群、丁毅，2007；卢德生、赖长春，2009；瑞雪·墨菲，2009）。

关于辍学的“宏观”研究，主要强调国家政策、社会风气与文化环境。如周潇认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由此对农村学校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农村青少年面对的大环境日益恶化，加上社会功利观的盛行，共同导致大量的农村青少年转向打工挣钱而非继续学业（黄平，1998；蒋中一、戴洪生，2005；周潇，2011；谭深，2011）。

关于农民这一角色或身份的行为特征与逻辑解释主要有制度理性理论与“社会化小农”论。前者是郑风田（2000）在“道义小农”“理性小农”、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徐勇（2006）从当今中国农村面对的“大社会”背景出发，结合当前农村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现状，认为中国农村在改革后按照人口均分土地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同时社会大生产渗透到了农户生产、生活、交往等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由此，小农的约束条件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农民的人生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

3. 文献评价

首先，关于辍学或农民角色行为的理论研究往往更多地集中于一个视角而不是较为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如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的理论主要贡献在于解释农民的“传统性”，舒尔茨的贡献在于解释了农民为什么在市场面前是行动有效的、能够适应的。在价值导向方面，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强调对打工文化的肯定和倡导，而相对忽视打工和过度打工引起的负功能。

其次，在实证研究中，以定性的访谈、归纳性分析为主，定量的研究较少。而辍学既然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发生机制、影响因素之类的分析理应更多地用数据来证明，个案归纳与推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力受到较大的局限。

最后，在量化调查中，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比如在方法设计、变量操作、统计方法上，针对辍学原因的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较为缺乏，而回归分析是因果分析的最适合的技术。

4. 概念界定

“打工”概念的理解与界定。打工是指本来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转移到工业或商业等非农业生产领域，但又不是正式的人口迁移，而是在一定时间内，受雇于他人而获得一定物质收入且不改变其农村人社会身份的社会生产与经营活动。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打工作为一个被社会大众所熟悉的专业术语，其概念的内涵包含以下特征：短暂性、过渡性、非正式性（边缘性）、被动性（被雇佣）。但在经济学视角主导的“打工”政策设计当中，打工的“生产”特征被充分关注甚至是过度关注而诸如短暂性、非正式性、被动性的社会特征却被忽略。

打工文化是指针对打工生产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亚文化，尤其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现在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打工文化：无论是青年人，或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都认同“打工”是农村人的“出路”；国家在流动政策上也支持或影响而造就了这种亚文化的扩张——主要是国家不但在城乡差距的控制上并不足以改变农村人的贫困，而且在农村人口流动方面主要以“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为主而较少考虑“返迁”或“回流”的需求。

5. 分析单位与“过度打工”的操作化定义

就分析单位来讲，笔者认为“社会现象”意义上的过度打工是一种“结果性存在”，农村的村庄和整个社会显现出来的过度打工的现象都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行动”选择的结果，所以，行动可以作为问题分析的起点。当然，这种“行动”选择又是受既定的社会政策、城乡差距等“社会现象”影响和制约的。为了分析的简便，本研究将以农民工的“过度打工”作为一种“行动”来操作化定义。

就农民工打工这一行动本身而言，“过度打工”的字面含义很容易被理解为“过度劳累”，比如加班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超过了自身合理的承受极限时，即为过度打工。如富士康N连跳当中呈现出来的青年农民工在劳动强度上明显超过正常劳动时间和强度标准，还有一些农民工不顾及职业病危害、工作环境条件恶劣来换取较高的收入。笔者不否认这些是属于过度打工的外延范围，但过度劳累性质的工作不但在农民工身上有，在医生、教师甚至公务员等各职业、行业领域中也广泛存在，所以，纯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意义上的过度打工不是农民工的特有属性，而是当下中国普遍的社会特征。

因此，在概念操作上，本研究主要考虑两种“操作情境”：第一种是外出前是否应该外出，本研究以年龄为标准进行判断；第二种是外出后是否应该回流，本研究主要以家庭需求如子女教育为标准进行判断。然后依据行动结果与这种应然的逻辑关系来区分是否属于“过度打工”。行动选择结果与“应然”之间一致的是理想状态，不一致的即为过度打工。

第一种操作情境是“外出前”：主要从“行动者”的年龄角度来考虑。农民工外出打工首先需要行动的主体达到法定的劳动力年龄，一般要18岁至少要16周岁才能外出打工，实际的选择结果如果是16周岁之前外出打工便属于过度打工。除本研究的调查数据外，还将应用全国2000年13、14、15周岁的人口数与当年初中受教育总人数的差额来估算相应的提前务工人数规模。

第二种操作情境是“打工后”：主要是从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来考虑。当一个农民工遇到生育子女、抚养子女的关键周期时（比如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应当是以家庭和子女教育为重而却仍然选择外出打工、将子女留守在家乡时，即为过度打工。这里将那些带子女一起在务工地生活（流动儿童）的农民工排除在过度打工之外。不可否认，许多打工的农民工正是为了给子女攒钱、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条件才“打工”的，但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农民工的打工行动的终极目标是“子女的教育和发展”，而在小学、初中的教育关键期“父母缺席”的话，直接导致子女的社会化风险加大，甚至导致教育失败（转向犯罪），那么即使其初衷是“为了子女好”，但行动选择达不到子女教养的照顾、教育需求的打工也是“过度打工”。

6.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兼采用统计年鉴的二手数据资料，分析方法主要用数据进行量化的比较。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调查数据，一个是统计年鉴的数据。前者具体包括农民工的调查，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的调查（含在校大学生样本、在押的犯罪青年样本），后者主要采集国家统计年鉴和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根据国家流动人口的分布概况，农民工的调查选择东中西部六个省进行抽样调查，调查抽样采用多阶段抽样：第一层抽取省份，共抽取6个省；第二层抽取县区，每个省抽取3个县区（四川、河南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抽取4个），共抽取20个区县；第三层抽取村庄（实际执行时改为抽取具有抽中县区户籍的本校学生），每个县区抽取3个村庄，共抽取60个村庄；第四层由每个调查员根据研究设计要求抽取本村15户样本“家庭”和村委会主任。调查过程完全采用“问卷法”，具体发放900份村民问卷和60份村委会主任问卷（实际有村支部书记或会计代替的情况）。回收后发现有5个村庄的调查问卷存在多处“逻辑”矛盾的问题，即废卷。作为抽样的补充，又在安徽选择10个村庄进行补充调查，这样，农民户的调查问卷实际发放1050份，实际得到有效问卷817份，有效回收率77.8%。村委会主任的调查问卷有70份，有效65份。

7. 操作化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中的目标是探讨农村青少年过早打工现象的存在情况及其原因，在描述调查样本中过早打工者所占比例、规模推算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研究首次外出打工年龄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人口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村庄因素、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

因变量：打工年龄。

自变量：性别，年龄，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打工前家庭经济地位判断，村庄打工普遍程度，农村社会距离感，城市社会距离感，宏观社会发展的认知。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赋值，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直接采用填空题。打工前的家庭经济地位判断采用“上、中上、中、中下、下”五等级判断，其他各自变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并“总加”得分的格式，即每个自变量包含10项“问题”，答案赋值采用5分制。最终每个自变量的赋值区间为5—50分。

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用的十个问题包括“能够挣钱就是好事”“理想再好不能挣到钱就没有用”“农村人为了打工而辍学是正常的”“打工能挣到钱一样活得精彩”“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正确的”“挣钱比一家人在一起还要重要”“农村人有钱一样有地位”“学费太贵上大学不划算”“没钱的人都会比较自卑”“农村劳动方式自由，但太不挣钱，我就不喜欢”。答案由“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5分），分数越高表明经济观念越强。

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是采用调查对象对父母在下列问题上的态度进行判断而得到的：“农民即使对子女教育很重视，孩子也不一定考上大学”“农村人即使考上大学也难找好工作”“农村孩子即使上大学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打工挣钱多”“农村孩子学习不如城市的孩子好”“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笨”“农村父母没有城市父母重视子女教育”“农村孩子生活习惯不如城市孩子”“农民即使有条件孩子成功的机会仍然小于城市”“早点打工挣钱会更多”“在父母的影响方面农村孩子不如城市孩子”。答案由“非常同意”（1分）到“非常不同意”（5分），分数越高表明观念越积极。

本人外出打工时本村打工的普遍程度包括“父母外出打工将子女留给爷爷奶奶带”“父母过年时为了补偿孩子一下子买很多吃的玩的”“留守儿童成绩下降”“留守儿童的生活习惯不太好”“老人照顾孙子很费力但照看效果又不好”“农业耕种、收割方面由于缺劳力实行机械化”“村民在盖房的事情上有攀比的心理而都去打工”“打工挣钱买了洗衣机也用不上”“青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中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答案由“非常符合”（1分）到“完全不符合”（5分），分数越低表明受打工的影响程度越高。

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包括“您身边熟悉的人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压力（负向）”“身边的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抱有怨恨心理的人数变化（负向）”“社会贫富分化加快（负向）”“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民众不满情绪（负向）”“官员腐败程度（负向）”“总体社会稳定程度”“群体上访事件发生情况（负向）”。答案由“明显上升”（5分）到“明显下降”（1分），分数越高表明态度越消极。

农村社会距离测量的操作化包括“我喜欢家乡农村的安静环境”“我喜欢家乡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我喜欢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农村劳动方式很自由”“农村消费低”“我不习惯家乡比较单调的生活方式（负）”“我对靠农业生活完全不抱信心（负）”“我对农业劳作技术基本不了解（负）”“我非常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负）”“我不希望子女在农村接受教育（负）”。答案由“非常符合”（1分）到“完全不符”（5分），分数越低表明社会距离越近。

城市社会距离的操作化（下列因素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大小，认为影响越小距离越近）测量包括“城市生活费用高”“没有医疗保障”“买不起住房”“小孩上学困难”“人际交往少”“空闲时间少”“家人没人照顾”“交通拥挤”“没有家的感觉或漂泊感”“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隐患多”。答案由“影响非常小”（1分）到“影响非常大”（5分），分数越低表明社会距离越近。

根据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个人成长过程主要受家庭、社区、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三类因素是由近及远。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信息化、青少年学习能力和自主能力的增强，本研究假设青少年辍学打工既受家庭、社区（村庄）、文化的影响，也受个人认知观念的影响。研究假设分解为：

假设1：家庭因素对个人打工年龄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具体应表现为个人打工前的家庭经济地位感受对个人打工年龄有影响，即家庭经济地位感知上越处于低位越倾向于提前外出打工；父母教育观念对个体外出打工年龄有影响，父母教育观念越倾向于消极个人就越倾向于提前打工。

假设2：农村村庄由于打工带来的变化作为社区因素对个人的耳濡目染过程是第二位因素，具体应表现为调查对象所在村庄打工现象的普遍性在回归方程中有影响，即本人感觉到的本村打工的现象越多、越普遍个体就越提早打工。

假设3：城乡差距并具体体现为个人对城市、农村的社会距离感作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应在回归方程中有影响，具体应表现为个人对城市的社会距离感越近越倾向于提早外出打工、个人对农村社会距离感越远越倾向于提早外出打工。

假设4：个人的经济观念强度对其外出打工的年龄有影响，即经济观念越强其打工年龄越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