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分析

1. “辍学”打工的调查与推断

从国家公布的历次农民工年龄数据可知，国家公布了25岁或30岁以下农民工的频数、频率，但没有给出16岁以前的农民工之具体数据（这一年龄段没有单独划分）。本研究主要是考虑16岁以前打工者的数据，因为根据打工年龄与义务教育的年龄比较可知，一方面法律规定16岁之前不能外出打工，一方面义务教育一般应该在15周岁才能完成。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一个初中生未完成义务教育，中途辍学的青年（青少年）当中，除个别的生病、意外事故等，外出打工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研究在初步的研究设计过程中主题是调查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回流的情况，其中包含有调查对象首次打工的年份，根据调查对象的年龄（出生年份）可以推算出调查对象第一次打工时的年龄。在817名调查对象中，有240名是没有外出打工过的务农人口，有577名是打工者或者是曾经外出打工现在回流到家乡。在这577名有务工经历的调查对象中，在15岁及之前就已经外出打工的占总体调查对象的7.6%（7岁的两个个案一个是跟随父母外出进行“乞讨”挣钱，一个是跟随单身父亲捡垃圾；8岁的两个个案分别是捡垃圾、摆水果摊）。16岁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占5.2%，16岁及之前打工的占到12.8%。但如果把调查对象按照年龄划分为35岁以上者的中年组和35岁以下者的青年组，则青年组的农民工首次外出打工的年龄属于15岁及以前的比例明显较高。由此，本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35岁以下人群的过早打工问题。

在本研究中还有两个数据相互印证：一个是村庄干部（具体包括村委会主任、村支书、村民小组长三类）“所知道”的本村辍学人数，一个是初中学校的辍学率统计。前一个数据如表5-2所示，数据表明，在我们抽中的村庄中，没有一个村庄是“无人辍学”的，同时辍学的绝对数也表明辍学的普遍存在。但遗憾的是村干部的调查问卷中没有设计“本村在读初中生人数”，所以无法估计相应的辍学率。

在上述问卷结果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三个省的三所初中（三所初中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可介入性，其次考虑的是学校规模）进行辍学率的计算与推断。根据初中每一届学生在招生时人数及三年后毕业人数之差，扣除相应的转学（转出与转入）人数，可以得出“辍学”率。

三个样本学校均为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初中学校。浙江D中学在2001年招生规模每年在600人上下，2008年当年招生新生只有492人；湖北2001年招生规模为801人，2008年一年级招生人数只有620人；河南2001年招生人数为1224人，2008年下降到840人。总体上学生规模在下降，应该主要与人口结构有关，并不是说绝对人数的下降就意味着辍学，但数据确实表明辍学率的相对稳定存在的事实，基本在5%至10%之间。

如果运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全国的辍学率（数据由全国各省的统计年鉴获得），则得到的辍学率比笔者调查的三个样本初中更高（虽然这一计算方法忽略了转入与转出的人数，但包括广东、浙江在内的也是辍学率达到5%以上）：

根据湖北、山东、湖南、河南、贵州、四川的数据推算，六个省份平均辍学率为10.1%，这与农业部2003年调查所得全国农村平均辍学率为10.7%非常接近（卢德生、赖长春，2009）。据此对全国进行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14至35岁的青年人口总计为30127.95万人，2009年对应的是20440.12万人，那么中国14—35岁的青年人口中辍学的总规模大致在2000万至3000万人之间。

就本研究调查结果来看，无论是三个样本初中，或教育统计年鉴的推算结果，由教育统计口径得到的平均辍学率低于农民工群体调查样本中15岁之前辍学外出打工者的比例（相差3.2%），这一点应该主要是教育统计数据引起的，比如我们在湖北和河南的初中学校了解情况时发现，有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外出打工，但学校由于没有接到本人的正式退学申请，所以学籍还保留，“数据”也就保留；另外，近些年农村由于实行义务教育，学校为了套取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也会尽量地减少学生数据的流失甚至是人为增加学生数据（2012年9月4日，教育部网站通报，黄石市阳新县教育局局长曹某，因虚报学生人数套取义务教育公用经费1687.96万元被免职）。无论是受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或是受大学生就业困难等产生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辍学率比较高而且自愿辍学的情况在农村初中学校中比较普遍，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2001—2003年对全国17所农村初中的调查，农村初中最高辍学率达74.3%，平均辍学率为43%（邬志辉，2008），当然，从笔者调查的实际经验来看这样高的数据也是不可靠的；而“学生的学籍都在，但实际上都不再在学校”的隐性辍学群体也大量存在（兰靖、张念蒙，2009）。

2. 过早性“辍学”打工的认知

未到成熟的劳动力年龄而过早打工虽然普遍存在，但在当下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尤其是国家非常强调义务教育并对其逐步增加投资改善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之背景下，当父母的农民大多数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读完初中三年。问题出在大多数“辍学”者不是由于学费、生活费用等经济原因被迫辍学，而是普遍地由于各种原因“主动”辍学。“成绩不好”“不想上学了”是初中老师及家长最常听到的孩子“辍学”理由。但在打工的民工当中，我们调查发现，越是过早打工的农村青年选择“非常同意”“功利取向”的选择比例就越高，具体如表5-6所示。

在农民工回答自己外出打工的动机时，15岁及更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选择“见世面、增长见识”这一项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选择“别人都出去打工了”项的比例也高于另外两组，而在“为了谋生”“为了子女”的选项上则明显低于另外两组。这表明过早打工者首次打工时更多的考虑是看看外面的世界、跟随或者模仿别人的打工行为，而真正出于谋生的需要去打工的则是微乎其微，具体如表5-7所示。

所谓“世面”在青年农民工看来主要是城市的“发达”，即获知途径主要是通过看电影、电视、报纸、网络等，也有自己上网、村里人的讲述等，这些认知途径是“多元交叉”的，但电视传播与村里人的经历讲述是最主要的，尤其是村里人打工挣了钱的，回到村里给青年人带来的印象是“打工挣钱好”。

之前通过看电视了解到城市是很发达的，高楼大厦、地铁、超市、商场、白领、名牌、名车、肯德基、大学、外国人，也是很美的，各种风格的建筑、公园、风景区。当然也了解到城市空气差、消费高、人情冷漠、治安差。我在深圳待了两年，去过很多好玩的地方……

在家的话，父母很唠叨，在外打工，他们管不着我，很自由，想干啥就干啥，坚持走自己的路就行。但是上班就不自由了，迟到一分钟都不行，经常加班，很累的。（个案HN的访谈记录，28岁，初二即外出打工）

就过早打工者对自身和提前外出打工的认知来看，也存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他们外出打工的目标、意识在语言表述上是“清晰”的，但又显得有些盲目和冲动。

一个初一时辍学外出打工者LB（河南籍，28岁，已经打工15年）的陈述：

上学最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赶明儿（方言，明天、将来的意思）能挣钱，挣大钱！我呢，知道自己成绩不好，但不上学也可以挣钱的话，我又何必要上学？我们庄儿（村）出去打工的人多了，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了。除了几个家里有生意的没有出去。那些打工的挺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还向家里寄钱。我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供养我上学挺不容易的。

一个初二辍学外出打工者LHS（河南籍，20岁，已经打工六年）的陈述：

头先（方言，以前、先前的意思）家里穷嘛！那时候儿上学都是紧巴巴的穷学生，反正家里也确实没有钱，所以哪有什么零花钱！自己要是想买个啥，或者想出去玩玩儿，都不中，都得编瞎话儿给父母要——像自己需要买个课外资料了，想完成老师留的课外作业了，有时也会直说是想上网，但会说上网也是为了查阅老师要的资料什么的。时间长了，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父母恁辛苦，而我还欺骗他们的钱，也欺骗了他们的感情，那种感觉很不好，有时还有些难受，特别是看到某某孝顺的孩子成绩又好或怎么样的，就自己很惭愧。后来初二就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了。眼前回过来头看，我觉得打工没有什么不好，自己挣钱，一是自由，二是不会有心理负担，每月还可以给家里寄点儿，心理上好多了。况且，在外面打工也见了世面。

上述阐述表明了辍学者对“辍学”打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相反是自己早日独立、早日成人的表现；虽然只有初二就外出打工，但无论是对将来终极目标的认知，或是对父母情感上的判断，都说明他们初二时外出打工已经认识到“人民币是硬道理”，知道打工可以“有钱”，知道城市是美好的天堂，知道自己学习不好不被老师喜欢所以“自卑”，知道父母为了打工挣钱也不容易，进而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命运。

过早打工的农村青少年不论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冲动或者是出于对打工行为的模仿、从众，其首次外出时由于年龄不够大，应该会得到熟人的帮助才能够得以实现。表5-8的数据表明越是提早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越倾向于通过亲戚邻居的介绍而获得打工的岗位，这表征着“熟人社会”或“熟人网络”对过早打工有意或无意的“推动”或者是“拉动”。

从调查过程中的访谈得知，提前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民工大多认为自己初中尤其是初二年级时“独立意识”增强明显。小学及以前都是纯正或幼稚性的“孩子”，但到了初中，是“半大不小”的孩子了，这时的身体发育已经“个头比较高”了，通过读书识字也了解了一些外面的花花世界并且对城市充满了向往，自己也可以单独坐车、单独行动了，在身体长高、长大的同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支配欲望。农村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乡过年或其他原因回家时，如果带同乡外出，小学生肯定是不会带的，但带一个初中在读的青少年，是农村人普遍接受的，主要的理由是也“半大不小”了。

3. 过早打工的影响因素

在呈现辍学打工现象的规模、普遍程度并对其外出时间、动机有所理解的基础上，本研究依据研究设计的变量操作，以首次打工的年龄为因变量，采用回归统计的方法，将性别、年龄、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打工前家庭经济地位判断、村庄打工普遍程度、农村社会距离感、城市社会距离感、宏观社会发展的认知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逐步回归的结果如表5-9所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中前两个有关家庭因素、社区因素（村庄）均排除在方程之外，即原研究假设1和2不成立，假设3和假设4成立。家庭因素对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不显著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打工”的农民工，与父辈属于同层次的阶层传递，而不是上升或下降的阶层流动，这样可能表明这个样本群体的家庭阶层背景和社会地位大致相当，二者是作为“共性”而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本研究的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子承父业的代际变迁过程中，家庭背景和父母教养方式对农村青少年首次外出打工的时间并不产生显著影响。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判断，因为越是走向现代社会，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受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越大，而家庭等微观因素的影响逐渐式微。这与马库比（Maccoby）和马丁（Matin）、哈里斯（Harris）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家庭和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而同辈群体、社会环境等因素成为模仿行为、习得信念的关键（Maccoby & Martin，1983：82；Harris，1995：458-489）。同理，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因素对农村青少年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当下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庄的式微有关，农村青少年在信息化、现代化教育与生活环境中越来越多地受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影响，村庄中对个体有影响的可能是具体的熟人或同学，而不是村庄；或者村庄中各种社会变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影响个体的首次打工年龄。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方程：

Y=12.459+0.4X1-0.099X2-0.159X3+0.140X4-0.118X5

标准化方程为：

Y=0.464X1-0.252X2-0.205X3+0.165X4-0.127X5

其中，Y为首次打工年龄，X1为年龄，X2为经济观念强度，X3为宏观社会趋势认知，X4为城市社会距离感，X5为农村社会距离感。

五次方程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22.1%、31.4%、35.6%、38.8%、40.2%，调整解释力分别为21.7%、30.6%、34.5%、37.3%、38.4%。

年龄在方程中的显著影响表明年龄越大的人其首次外出打工的时间越晚，越年轻者其首次外出时间越早。这表明首次打工年龄首先映射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共性起主要作用，年轻者比年长者更提前打工是这个时代变化的结果。就代际差异而言，统计数据显示35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第一次外出打工年龄平均为29.13岁，而35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年龄平均值为19.03岁，相差超过10年，而普通体力劳动者打工的黄金年限也就是20年。但性别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本研究的统计中，男女性别因素对其首次打工的年龄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除去年龄这一“天然”因素外，或者说除去时代共性的因素外，首先进入方程的是农民工的经济观念强度，这表明个人的认知观念在后天自致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在进入方程的四类社会影响因素中是标准回归系数最高，也是偏相关系数最高的，这表明首次打工年龄的“后致”因素中，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的影响力最显著。

其次是宏观社会趋势的认知、判断对个人首次打工年龄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个人对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越倾向于消极，其打工年龄就越倾向于提前。而且对宏观社会趋势的认知指数居于社会因素的第二位，这表明社会宏观的文化环境、结构特征、价值导向、社会稳定等看似与个人没有直接关联的宏观现象对青少年的感知与判断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却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后，城市社会距离感与农村社会距离感分别作为个人首次外出年龄的“拉力”与“推力”因素在回归议程中具有显著影响。与城市社会距离感越近，越倾向于提前打工，与农村社会距离越远越倾向于提前打工。这表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市与乡村对农村青少年的印象及其生活影响也是农村青少年提前外出打工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