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虚无主义的兴起：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

根据俄国语文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М.П.Алексеев，1896—1981）的考证，虚无主义及虚无主义者这两个词的最早使用者是评论家尼·纳杰日金（Н.И.Надеждин，1804—1856）。他在1829年1、2两期《欧洲导报》上发表了批判普希金等人的文章——《一群虚无主义者》，文中首次使用了该词。但此时的“虚无主义”一词主要指代“否定者及怀疑者”，意义尚未正式固定。比如，19世纪40年代末，别林斯基在给波特金的信里提到“否定”的问题，认为必须“发展否定的思想，舍此则人类陷入停滞和发臭的沼泽中。”[1]批评家接着又说：“否定是我的上帝。在我的英雄史上，旧世界的毁灭者有路德、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恐怖分子、拜伦（《该隐》）及其他。”[2]赫尔岑因此才指出：“别林斯基从1838年开始就是虚无主义者，他完全有权力这么认为。”[3]这主要还是着眼于虚无主义与“否定”的关系而言。

此后直到60年代，俄国思想界、文学界尽管陆陆续续出现“虚无主义”或“虚无主义者”之类的词，但所指含意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譬如，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Ап.А.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在回忆录中提及：“‘虚无主义者’一词并不具有我们今天屠格涅夫所赋予的意义，它只是指代那些一无所知（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的人，在艺术和生活中立足于虚无之中的人……”[4]还有的评论家直接将其等同于唯物主义者或者怀疑主义者，如功勋教授В. 别尔维在那本题目繁琐的著作（《用比较方法对生命之开端与终结的生理学心理学的一瞥》）中嘲笑了他所谓的“虚无主义者”，从而遭到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讽刺。[5]比如文学批评家舍维廖夫（С.П.Шевырев，1806—1864）就将这个词理解为“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6]，与前者正好相反。所以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这两个词在我国30—50年代偶尔使用，意义不定（粗鲁、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怀疑主义），因偶然因素而变化。”[7]将虚无主义与彻底否定的概念联系起来的是屠格涅夫，他在《父与子》里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不但当时引得文坛纷争一片，对后来也是影响深远，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巴扎罗夫的文学形象对于理解1860年代的虚无主义运动是至关重要的。”[8]

大致说来，虚无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除了屠格涅夫在文学上的推动之外，以下三人功不可没。其一为赫尔岑：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把他看作是虚无主义之奠基人，精神导师；其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将虚无主义从哲学层面扩展到文学，他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在当时引起了莫大的争论；他的《怎么办？》更是因其中所体现的虚无主义精神而成为众多反虚无主义小说模仿并攻击的对象；再次是皮萨列夫，此公年纪虽幼，却锋芒毕露，否定矛头之所向，无不是文坛泰斗，思想权威，为虚无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开辟了道路。在今天看来，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再到皮萨列夫，虚无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从形而上的否定发展到现实生活中的否定。值得一提的是，较早提出否定思想的赫尔岑，也是较早对此否定进行反思的人。

赫尔岑的青年时代，无疑是变革的前夜。作为一个思想上的先驱者，赫尔岑已预感到了这种即将到来的变迁：“我们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们说来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陈旧的信念、一切过时的世界观都已摇摇欲坠，而人们在心目中却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结果；嫩叶和蓓蕾预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因而人们在心目中把这些东西视如路人。”[9]旧世界即将灭亡，而新世界却还没出现，这是赫尔岑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于是，“新世界在哪里”这个问题便成为他终生追寻的问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赫尔岑对西欧这个彼岸世界充满着好感，这种好感又在俄国的黑暗与落后中衬托得日益强烈。

众所周知，赫尔岑成长的年代恰逢俄国历史上所谓的“黑暗三十年”，即尼古拉统治期。普列汉诺夫曾这样谈及这个可怕的年代：“在三十年内，‘令人难忘的’尼古拉的政策使俄国受到沉重的压迫。停滞几乎被提到宗教信条的地位。一切有生气的、有思想的、表示抗议的东西都立刻被消灭，或者被迫改头换面到难以辨认的程度。”[10]有压迫必然有反抗，在闻悉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年轻的赫尔岑很快立下了推翻沙皇专制的“汉尼拔誓言”，这种誓言的实现首先就离不开对现实的否定。否定需要武器，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指的就是自然科学。

1843年，《祖国纪事》接连发表了作家的系列文章《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指明了科学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上升到现代的具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在科学之外是无法得到满足的。”[1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俄国的特殊国情，科学在这里不但指自然科学，同时也意味着“最高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赫尔岑和当初大多数进步思想家一样，以讨论科学的名义来宣扬唯物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哲学讨论的基础，而自然科学的某些理论也可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如后来的达尔文进化论发展到社会进化论。他在数年之后的《自然研究通信》中这样说道：“哲学没有自然科学，就像自然科学没有哲学一样，都是不可能的。”[12]对于这种打着科学的旗号来讨论哲学，甚至传播某些革命思想的行为，政府相关部门也早有察觉。当时的教育大臣Д.А. 托尔斯泰（Д.А.Толстой，1823—1889）就认为：“在古代语言及数学的研究中，所有传授给学生的知识都处于经常的正确的控制之下，从而无助于形成独立观点。但在其他科目中，尤其是自然科学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超出了教师的控制。因此，这些科目可能会产生个人观点和不同意见。”[13]这种不同意见则会促进独立思想的产生，从而打破官方的文化控制。这也正是赫尔岑大力宣传自然科学，鼓吹唯物主义哲学之用意所在。

作家除了撰写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外，在小说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谁之罪？》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谁之罪？》虽然不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虚无主义小说[14]，但其中却体现了虚无主义的一些主题与原则，如个人主义、理性与科学、婚姻自由等等。小说的很多情节实际上在《怎么办？》中得到了再现，只是不同的作家赋予了不同的结局。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其视为虚无主义小说的先声，来略作分析。该书虽出版于1859年，但其构思和创作却是1841—1846年，即赫尔岑被流放至诺夫哥罗德时期，那正是有“普鲁士警察典型”（别尔嘉耶夫语）之称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作家后来回忆说：“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15]知识阶层处于这样的社会中，欲有所为而不可得，其情其景，正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6]

小说情节并不新鲜：别里托夫年少才高，但事事无成，反给他人造成家庭不幸。类似模式在十九世纪并不少见，但赫尔岑在结构上又别有特色：作者设计了两次否定，其一是对传统家长制的否定。医科大学生克鲁采弗尔斯基和将军私生女柳波芙结婚，使之脱离了散发着“无穷无尽的空虚气氛”[17]的将军家庭。女主人公由此获得了身体的解放，人身得以自由。后来的虚无主义者所宣传的第一要素便是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在这里已经算实现了。值得注意的，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大学生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他才能有能力使女主人公获得自由。自然科学及理性的重要性在此得到了彰显。这一点是后来虚无主义小说特别强调的斗争武器。

但小说并不到此为止，否则它不过是一篇陈旧的说教故事，虽颠覆了传统婚姻观念，建立了新的家庭，却并不具有多少深度。因此，作者在此声明：“还只是新故事的开端。”[18]并通过另一个小说人物别里托夫进一步否定了家庭（即使是自由恋爱建立起来的家庭）。

别里托夫是传统意义上的“多余人”，他的“多余”来自于对社会的冷漠。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然而他的性格不适合官场，解剖学这类科学知识使他厌倦，他也找不到纯真的爱情聊以自慰。然而，他很想有所作为，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他希望做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恰如后来民粹派作家斯捷普尼亚克在他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1881）中把虚无主义等同于“绝对的个人主义而已”。[19]但结果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片混乱。他冒冒失失地爱上了柳波芙，从而使原先美满的一家人陷入困境，他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您丈夫因为花了无限的爱才得到这个权利（指被爱的权利——引者注），那么另一个男子的深刻的忠心的爱，怎么就得不到这种权利呢？”[20]换句话说，人只要敢于去爱，那么就应该有被爱的权利。在别里托夫这样的早期虚无主义者心里，构成社会稳定基础的家庭，以及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是不在考虑之内的。难怪柳波芙听了这话之后，说“您是一个可怕的人。”[21]

然而他们只是知道否定家庭，却还不知道走出了这一步之后将会怎样。他们暂时无力去否定社会这个整体大环境。处于萌芽时期的虚无主义者如同彷徨无助的少年，“怎么办？”是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柳波芙在日记里写道：“我不知道我怎么办。”老医生克鲁波夫也问别里托夫：“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知道。”甚至别里托夫的“多余人”兄弟们在类似情况面前也是如此。娜塔利娅在决定性的时刻也是这样问罗亭的：“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而后者的回答除了劝她服从命运之外，还说了一句：“怎么办呢？”就是在《前夜》里，叶琳娜在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里也说，她不能回到祖国，因为她不知道她在那里该怎么办。难怪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中对此感叹：“我们老是探求、渴望、等待……等待总会有什么人来向我们解释可以做些什么。”[22]

当然，这只是年轻的赫尔岑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当他离开俄国，到了西欧这个彼岸世界之后，他就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国的虚无主义，得出新的看法。

1905年10月12日，年过八旬的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记下这么一段话：“还读了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也为之叹服。应该写他，让当代人了解他。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不能理解他的地步。他所期待的读者在未来。他越过现在这群人，向将来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思想。”[23]托翁在这里提及的《来自彼岸》又被译为《彼岸书》，是赫尔岑写于1848年革命前后的论文集，1850年首先以俄语加法语在德国出版，1855年在伦敦出俄文版，并在俄国私下传播。[24]但自托尔斯泰以降，学术界对赫尔岑的阐释多以列宁的评价为圭臬：苏俄将赫尔岑视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人物，全然不顾赫尔岑在世时与马恩的激烈论战；欧美则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一锅端，统统视之为俄国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派，狂热激进。在此前提下，《彼岸书》作为赫尔岑对1848年革命的反思，就主题而言并不符合苏联官方反沙皇专制的需要，论影响也不可与其之前的批判性文学作品及此后《往事与随想》相提并论。多年以来，《彼岸书》在赫尔岑文学遗产中几乎默默无闻，其深意不仅为人忽略，即使偶有提及，也多遭误读。

此等状况直到伯林之后才稍有改变。如果说列宁树立的是革命家赫尔岑，那么伯林塑造的则是自由主义者赫尔岑。[25]在为《彼岸书》英译本所写的导言（1956）里，伯林首先将赫尔岑定义为“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并在此后的《俄国思想家》一书里进一步指出《彼岸书》“这部伟大的辩难杰作是赫尔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证言……”[26]由此，《彼岸书》逐渐进入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视野，陆续出现了一批相关论文。[27]

《彼岸书》就篇章而言，并非长篇大作。全书共计8篇文章，外加短短的序言和附录，在笔者所参照的9卷本赫尔岑文集第3卷中，也就占了146页的篇幅。既为《彼岸书》，自然首先得弄清何谓“彼岸”。苏联有研究者认为“赫尔岑与儿子谈到此事时，要他不能停留在‘此岸’——反动派之岸，赫尔岑正站在此岸的边缘挥笔疾书。他召唤儿子转向‘彼岸’——革命之岸，而他自己的希望就在‘彼岸’。”[28]如此阐释，固然不无道理，但考虑到赫尔岑1848年前后的心路历程，便不免失之浅显。

笔者以为：彼岸确有“革命”之意，但“彼岸”的意向并不固定，而是随着赫尔岑思想变化而发生变化。在1848年前，赫尔岑的思想正如捷克政治家马萨里克（T.G.Masaryk，1850—1937）所言：“赫尔岑曾是活跃于尼古拉时期进步人士中最杰出的代表。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失败后，他又成为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时期最勇敢的代言人，他也是所谓‘60年代’那批年轻改革者们的老师。”[29]但是，赫尔岑的勇敢，他对沙皇政府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科学进步基础之上的。他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批判俄国沙皇统治下的黑暗，并为此不惜放弃万贯家财，去国他乡。这个时候，“彼岸”是欧洲，“此岸”是俄国。1848年之后，赫尔岑思想发生变化，曾经坚若磐石的西方价值观念发生动摇，彼岸不再是革命的希望之地。或许，对作家来说，“此岸”是革命失败后的欧洲，“彼岸”则是不可知的未来。事实上，彼岸在何处，作家自己也在探索之中。[30]从这一意义上说，《彼岸书》既可以看作是作家这种迷惘的结晶，亦可以视为作家对未来的某种想象，先知般的预言。

笔者以为，《彼岸书》是赫尔岑虚无主义思想的最初体现，大致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俄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失望；其次是对1848年后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抱希望；再次，对未来的失望直接影响到赫尔岑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看法，即伯林所概括的“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31]过去、未来和整个的人类历史进程，都显得扑朔迷离，不可预知。若是把《彼岸书》看作是赫尔岑在1848年前后一段旅程的话，那么他首先抛弃的是作为旧世界的“此岸”。对于旧世界的批判，在文中随处可见，这主要分为两方面：即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资本统治下的西欧。1841—1846年，即赫尔岑被流放至诺夫哥罗德时期，他就批判过前者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32]正因如此，作者才说，甚至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稍有尊严感的人都无法在俄罗斯生活。”[33]不过，与流亡前的文字相比，《彼岸书》的批判重点在于西欧市民阶级，对俄国的批判在书中反而退居其次。

比如，谈到素以大革命精神著称的法国时，赫尔岑称：“法兰西的衰败无力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已经丧失教育的国家，一个市民的国家已经丧失一切朝气蓬勃的、诗意的东西，一切真诚的东西——这个国家还能干什么呢？”[34]法国都这样，整个欧洲还能怎样呢？“我们看到的、陈旧又正统的欧洲并非在熟睡，它正在死去！”[35]这种对沙皇俄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逻辑，历来为俄苏学术界所重视。因为在传统观点看来，这正是赫尔岑思想进步性的充分体现。不过涉及赫尔岑到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看法时，传统评论界却又多数选择性失明，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仅以《多诺索—柯蒂斯·瓦尔德加马斯侯爵及罗马皇帝尤里安》为例，赫尔岑对工人运动的前景就并不看好。

该篇主要以西班牙政治家多诺索-柯蒂斯（Juan Donoso Cortés，marqués de Valdegamas，1809—1853）及古罗马反基督教的皇帝尤里安（Юлиан Отступник，331或332—363）为对比。赫尔岑以柯蒂斯的演讲为出发点，谈到当前欧洲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的迫害，认为反动势力指望教会与军队的力量来维持现状，甚至回到过去，这是不现实的。类似的情况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发生过。尤里安皇帝也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残酷镇压刚刚兴起的基督徒，但结果无济于事，反而落个“背教者”的历史骂名。旧的自然要让位于新的。然而，赫尔岑所担忧的是：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吗？昔日的被迫害者——基督徒，到了中世纪不也成了迫害他人的宗教大法官吗？那么，今天的无产阶级呢？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57年》一文中，赫尔岑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时辰一到，赫尔库拉内乌姆与庞贝会被抹除，善与恶、义与不义将一体毁灭。这将不是一场审判，也不是一场报复，而是惊天剧变、总体革命……这熔岩、这些蛮人、这新世界、这些来结束无能者与衰朽者的拿撒勒人……比你所想的更近在眼前。”[36]应该说，赫尔岑的这种担忧在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并不少见。1848年5月，重病缠身的亨利希·海涅特地去了卢浮宫，面对断臂的维纳斯潸然泪下：“我哭得如此伤心，石头见了必定也会怜悯的。”[37]原因何在，无非担忧革命风暴对艺术与美的破坏。无独有偶，屠格涅夫也有类似说法：“弥罗斯的维纳斯看来要比罗马法或1789年的原则重要得多。”[38]

因此，赫尔岑说：“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时古代世界反对基督教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以空想的、不可能的学说来动摇世界。或许，我们的保守派在攻击某些社会主义学说时也是对的……但这种正确有什么用呢？罗马的时代已经过去，福音书的时代来临了！”[39]最后，作者以尤里安皇帝那声著名的呼喊结束全文：“你胜利了，加利利人！”这种呼喊，很难体现出作者对未来究竟持何种心态。尽管在1848年底，作家致信给莫斯科友人时说：“垂死的欧洲孕育着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是它发展的必然结果或归宿。”[40]可是，在赫尔岑眼中，这种必然结果到底是好还是坏，他本人是主动欢迎还是被动接受，终不得而知。究其因在于历史发展没有终极规律可循，希望之不存，正如失望之多余。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1912）一文中指出：“一八四八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41]事实上，列宁的说法虽然正确，但仅着眼于阶级斗争角度而言。若从赫尔岑自身思想历程而言，笔者以为这非但不是“精神破产”，反而是赫尔岑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或者说，从《彼岸书》开始，赫尔岑的头衔除了“革命者”“思想家”之外，又多了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且，按照斯特拉霍夫的观点，还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否定、完全的纯粹的虚无主义构成了赫尔岑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思想倾向。”[42]。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早在《彼岸书》的第一篇《暴风雨之前：在甲板上的谈话》里就得以详细阐发。

有研究者指出：《彼岸书》里有两种平行的意象结构：其一为风暴、船、港口；其二是历史、现状、未来。[43]整个欧洲文明社会好比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已驶离港口，却不知前途何在，而途中的风暴却即将来临。顾名思义，《暴风雨之前》写于1848年革命前夜。此时的赫尔岑，虽然已在法国体验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滋味，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下那种氛围使他对社会前景并不看好（想想《红与黑》当中的于连）。文章一开始引用了歌德的《威尼斯》警句诗：“神、人、世界的本质果真是一大秘密？不！但无人愿问；故永远神秘。”[44]便预示了两人争论的怀疑论基调：即有些我们认为是神秘或伟大的东西，究其实也许并非如此。

对话始于赫尔岑与友人加拉霍夫对生活意义的讨论。“若是我曾尽力理解生活，我也并无其他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些，看得更深刻一些。所有我听到的，读到的并不能使我满足，也没能令我明白，反而导致矛盾或荒谬。……但我现已冷静多了：我已不再因生活未赋予我它无力赋予之物而迁怒于它。”[45]面对赫尔岑的这种消极姿态，加拉霍夫仍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从自己角度来说，我不想停止愤怒和受苦。我从未想过要放弃这样一种人类的权利。我的不满即我的抗议，我不想妥协。”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赫尔岑的回答是：“跟什么妥协？你说你不想停止受苦，这意味着你不想接受基于你的观念所揭示的事实，也许，它并不要求你受苦。”[46]赫尔岑认为：“这种一味与世界保持距离的顽固企图——不仅是矛盾，而且还是极大的懦弱。”[47]在这里，赫尔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质疑强调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以自我为中心，世界是被改造的对象。这种改造过程存在着某种必然规律。人须去追求探索之，方能获得所谓自由。此等观点历经启蒙运动，到赫尔岑时代，几成定论。然而赫尔岑认为：“人类并不因自然的反抗而感到受冒犯，因自然的独立性已彰显无遗。……所有这些都是二元论造成的痛苦痕迹；长期以来我们看待事物忽左忽右，摇摆于两种视觉幻象之间。”[48]其实所谓“二元论”这种规律无非是人自身的一种假设，它以抽象原理来衡量现实生活，实质是对生活的扼杀。加拉霍夫说愿为真理献身，赫尔岑则言为何谈真理必谈受苦献身：“因害怕认识真理，许多人喜好受苦胜过分析；痛苦使人分心，忙碌，获得安慰……”[49]这等言词，若联系起1909年的《路标》文集，便知赫尔岑之先见之明。在谢·布尔加科夫（С.Булгаков，1871—1944）看来，知识阶层所谓的大事，“尽管完成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需要克服对生命的眷恋以及恐惧这两种最强烈的本能；但又特别简单，因为这只要相对短时间内的顽强努力，而这一事业暗示或期待的成果又是如此重大。”[50]如此看来，知识阶层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勇于献身、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还是不愿务实、但愿作秀的逃避行为尚值得商榷。

当然，赫尔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反思俄国知识阶层，他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文明手持两杆大旗：其一为‘为心灵的浪漫主义’；其二为‘为理智的理想主义’。”[51]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人为了这种所谓的必然规律、抽象原理浴血奋斗，将活生生的生命献祭于虚幻的未来。因此在赫尔岑看来：“每一代人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自然不但从未将一代人作为达成某未来目标的手段，而且它从未关心过未来。”[52]此种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论点，赫尔岑在后来的《告别》中又再次强调：“个人自由是最伟大的事情；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民的真正意志才得以成长。”[53]

这种用历史虚无意识去解构当时流行的诸多宏大命题的做法，在另一篇名为《安慰》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对话者之一的女子认为自由与独立是人类世代追求的目标，而医生则认为自由与独立为少数个人之理想，是某些社会阶层在特别幸运的环境下养成的倾向。如此一来，发动人民之革命意义何在，或者人民还需要革命吗？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完全可以代之以“鱼生而飞翔，却无处不在游泳中。”[54]这种不顾事实，主观臆想的论调，实乃以先验命题为事实，以特例为常理，若运用于实践实在是后患无穷。联想到卢梭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联想到二十世纪诸多思想先驱对“终极目的”的批判，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赫尔岑彼时论点的颠覆性，也不得不钦佩于时至今日其思想仍不失其深刻性。

应该指出，赫尔岑在《彼岸书》中的这种虚无主义是纯哲学思辨性的，按斯特拉霍夫的话说是“纯粹的虚无主义”（чистый нигилизм）。究其实，这种虚无主义可能更接近尼采“上帝死了”的思想。但在接下来的整个50—60年代，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赫尔岑的虚无主义观也逐渐走出纯哲学思辨的领域，开始与俄国现实发生联系。1864年，受《父与子》争论的影响，赫尔岑在《秩序的胜利》一文中写道，虚无主义“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以科学、怀疑、研究取代信仰，以理解取代顺从。”[55]在这里“虚无主义”之虚无，其矛头直接针对农奴制度下的“信仰”和“顺从”，理性成为了虚无主义之有力武器。然而随着40年代人与60年代人的隔阂的加深，在随后的《再论巴扎罗夫》（1869）一文中，赫尔岑对虚无主义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彼岸书》中的观点。他认为，虚无主义起源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是先进俄国知识阶层反对俄国反动的表现。他将虚无主义定义为：“从一切陈旧的概念，一切阻碍西方理性与自己的历史核心共同前进的捣乱和劣品中解放出来……虚无主义……这是无结构的逻辑，是没有教条的科学，是对经验的无条件顺从，是对一切结论毫无怨言的接受，无论怎样，只要这些后果来自观察，为理性所要求。虚无主义不是将某物（斜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化为虚无，而是揭示我们以为是某物者之为虚无。”[56]

从彻底的虚无主义到强调理性的虚无主义，再到自觉的纯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赫尔岑的思想兜了一个大圈，在晚年还是重拾起了《彼岸书》中的观点。这实际上与他在1848年之后的思想历程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赫尔岑在俄国思想史中属于典型的西欧派。正因为如此，他对西欧了解之深，实非常人所能及。1848年革命让他看到了西方启蒙思想、进步观念在西欧的衰落，资本主义之毫无希望。由于俄国与西欧的历史脱节，那些启蒙思想和观念在同时期的俄国尚是流行的思想主流。于是，问题正如赫尔岑自己所说的：“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俄国是否应该重复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或者它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我坚决反对重复欧洲人的老路。……人民不需要重新开始这种痛苦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我们遇到的、只能是引起其他问题和激起其他渴望而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流血呢？”[57]他一度试图鼓励俄国的年轻人，要“以科学、怀疑、研究”改变社会，但60年代人的种种表现终究使他丧失信心。老路既不能走，新路又无处可寻，这是赫尔岑在1848年后面临的困境。尽管此后他又将俄罗斯乃至欧洲的命运寄希望于极具俄国特色的村社，但远离俄罗斯使得赫尔岑并不了解真正的村社。理想的俄罗斯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家日记》里不无遗憾地回忆起赫尔岑，指出了这一问题：“历史似乎自己指定赫尔岑以其鲜明的典型表现我们有教养阶层的大多数与人民的脱节。在这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典型。”[58]并且，赫尔岑仍试图以西方思想的那一套模式来理解俄国，这就造成了他与本民族之间的双重隔阂。正如丘特切夫的诗中所言：“不能以理性理解俄罗斯，公尺也无法衡量她。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她只有信仰。”[59]斯拉夫派与西欧派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晚年赫尔岑身上得到了矛盾的统一。他既不满于欧洲的堕落，又不了解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现状。既非俄国，又非西欧，别尔嘉耶夫说：“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是人格主义的。赫尔岑本人则把它想象为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他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60]这种美好的想象使他在面对欧洲思想家如米什莱、马志尼等人时能大胆放言欧洲乃至人类文明前途仍在俄国，在于淳朴的俄国农民。但实情究竟怎样，恐怕他自己也不敢全信。所以波兰史家瓦列茨基认为对欧洲的悲观绝望和对俄国村社的美好想象在此时的赫尔岑身上矛盾地共存：“尽管‘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彼岸书》中的极端怀疑论、悲观主义、明确的无信仰相矛盾，但这一矛盾仍应予以辩证地看待。”[61]

另外，也应该看到，1848年的打击令其不敢对任何一种思想投之以百分百的信任，唯一可信任的便是自己。这种力求独立与四顾无助的并存心态既是赫尔岑后半生思想的主要特色，也是他在二十世纪最能唤起以赛亚·伯林共鸣的地方。在这点上，跟赫尔岑同时代的斯特拉霍夫倒是看得比较清楚：赫尔岑是“天生的一个思想家”，“独立个性的思想构成了赫尔岑的出发点。”他始终以悲观主义看待一切事物。“与欧洲观念的斗争是赫尔岑主要的任务与功绩。”[62]不过，个性独立固然是赫尔岑的追求，但历史的虚无更令其感到人生的幻灭。这可能也是赫尔岑自己所认识到的。在晚年的几篇文章中，赫尔岑再三强调他与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对俄国虚无主义的开创之功，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留给平民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虚无主义”[63]。从他的一生努力来看，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尽管这种虚无主义发展到后来，令他倍感失望。不过，所幸他所为之坚持的理想并未消亡。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份民粹派材料，直接证明了民粹派对赫尔岑思想的继承：“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我们不要欧洲的无产阶级、贵族、国家原则和皇帝权力。”[64]

对于赫尔岑个人来说，《彼岸书》首先是一部1848年革命亲历史。他在其中不但详细描绘了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各阶层状况，而且还加入了自身不同时期的体验。比如在《他们活过了》（Vixerunt）开始，作者便描写了巴黎民众的风貌；在《暴风雨之后》里，作者描写了革命后的白色恐怖：“恐怖像油污似的浸入每个角落，门后有人偷听，人民生活在极其可怕的气氛之中。坏蛋们随时都可能给你制造种种政治谎言，他们知道，如果警察委员会听到他们的谣言，第二天就会派密探把你搜查一番。……晚上，一伙伙密探出动，追捕出售被查禁杂志的人。”这种历史的记录，在其他的一些篇章如《牺牲》（Dedication）等里面并不少见。与此同时，《彼岸书》中还有作者大量的感慨。比如在《牺牲》中，当作者看到高唱《马赛曲》的女演员拉赛尔，不禁心生敬意说：“只有在识破2月24日的骗局，目睹了6月的罪恶之花，才能唱出这样的歌。”[65]

不过，如果仅仅把《彼岸书》看作是一本历史书，那显然是低估了赫尔岑的思想水平。1906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未来的小人》一文中指出：“当赫尔岑从俄罗斯跑到欧洲时，他是从一种奴役落入了另一种奴役，从物质的落入了精神的奴役。”[66]这种“精神的奴役”实质上就是西方启蒙思想的束缚。强调“进步”“民主”等概念的启蒙思想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遭到了包括波德莱尔等极少数有识之士的反驳。赫尔岑也指出：“若进步是目标，那我们又为谁工作呢？摩罗神是谁？……历史全是即兴创作，全是意志，全是临场发挥，没有界限，亦无既定路线。”[67]《彼岸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赫尔岑在启蒙运动以降的西方思想史上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地提出了对理性史观、进步观念的质疑。这种质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人来说，似乎并无太多新意，但回想到1848这样一个年代，其先驱性不言自明。

当然，赫尔岑在这里是运用对话方式来表达这种观点，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很容易给读者造成某些误会和不解。卢那察尔斯基曾将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做过对比：“如果说在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上，赫尔岑究竟没有达到别林斯基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么原因并不在于他缺乏才气，倒也许在于赫尔岑虽然是少见的光辉的人物，却毕竟是一个地主，他太爱玩赏他的智慧的光芒，他的思想中精微之处太多了。”[68]这种太多的“精微之处”或许也是造成同时代人无法理解赫尔岑的原因之一。

再回到上文中托翁的那段话，其中所谓“让当代人了解他”，恰恰说明了当代人对赫尔岑——尤其是晚年赫尔岑——的不理解。1870年1月9日，赫尔岑去世。时隔半年，斯特拉霍夫为他写了长达137页的评论文章。斯特拉霍夫将赫尔岑身份定位为“文学家与宣传家”，并且“赫尔岑不是简单的宣传家；他首先是文学家，即著名思想和观点的持有者，对他来说，说出这些思想观点才是主要的基本使命。宣传家的角色只是部分与其观点相合，大部分与之激烈冲突。”[69]但这样客观的论断在俄国社会中并不占主流。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家赫尔岑的形象逐渐盖过了文学家赫尔岑。这其中，列宁的《纪念赫尔岑》（1912）功不可没。文中所提出的“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70]这一论断基本上为赫尔岑在整个苏联时期的接受奠定了基调。[71]欧美对赫尔岑关注颇多，但也基本上视之为信仰革命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这一经典形象直到以赛亚·伯林方有所改变。他在《俄国思想家》中着力描述赫尔岑的心路历程，将其描绘成一只“多知”的大狐狸，为后人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赫尔岑。毫无疑问，赫尔岑是个多面手，他的多方面成就为后人对他的多重理解提供了条件。所以才有了贵族革命者赫尔岑，自由主义者赫尔岑和文学家赫尔岑。然而，这种“多知”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他的本来面目：俄国最早的虚无主义者之一。

不过，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权与专制的恐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赫尔岑及其《彼岸书》的思想价值。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在为伯林《反潮流》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尔岑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于对任何想找出人类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努力的怀疑有增无减的一代人，就更是如此。”[72]

在别林斯基去世，赫尔岑远走他乡之后，俄国文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一直到1855年才被打破。这一转折便是这一年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发表。作者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美是生活”；“科学与艺术（诗）是开始研究生活的人的Handbuch（德文：手册，教科书——引者注）”；艺术的使命就是：“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73]。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在社会上反响极大，年轻一代对此十分热衷。屠格涅夫对此深为忧虑，他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除了为生活服务外，还应该考虑到美的问题。在作家眼里，类似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粗俗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只能毁灭美。尽管有屠格涅夫等人对其驳斥，但虚幻的、艺术的美还是难敌现实的、政治的实用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以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在19世纪60年代大学生中影响日益增长。俄国知识阶层对暴力革命的狂热日益强烈，鼓吹“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的巴枯宁主义一时间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如涅恰耶夫之类为目的不计手段之辈。1862年，俄国革命者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在狱中写了著名的《青年俄罗斯》的传单，其中所流露出的虚无主义情绪至今令人听来震撼：“记住，那时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74]对于年轻人这种言论，赫尔岑毫不客气予以批评：“这些否定共同生活一切通行准则的人，却充满了先天性痼疾和畸形现象。”[75]

于是，所谓“60年代人”与“40年代人”的冲突，便反映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根本的分歧。这场冲突是俄国知识阶层诞生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它对于知识阶层在心理、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自此之后，知识阶层由贵族沙龙里、大学讲台上的启蒙教师变成了现实斗争中的斗士，革命颠覆取代了文化创造，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代替了温情脉脉的改良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取代赫尔岑成为俄国青年的精神导师。

巴扎罗夫在临死前说：“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76]这种肯定与否定的问答恰恰反映出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的犹豫不定：俄国需要巴扎罗夫式的“虚无主义者”吗？仿佛是对这一问题的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一种文学乌托邦的方式给当时的俄国青年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他自豪地把以主人公拉赫梅托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阶层称之为“这是优秀分子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77]如果说屠格涅夫只是提出了虚无主义这个话题的话，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通过这种文学乌托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俄国虚无主义思想高涨的必然，反过来，《怎么办？》也进一步促进了虚无主义的勃兴。该书被别尔嘉耶夫称之为“俄国虚无主义的基本教条”[78]，因为小说中掺入了太多虚无主义的主题和特点：如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等等。小说对家庭、婚姻、社会经济关系之激烈否决，使得拉赫梅托夫这类新人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披头散发的先生和不修边幅的女学究”成为各种小说中虚无主义者形象的典型。俄国宗教哲学家尼·洛斯基（Н.О.Лосский，1870—1965）后来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道杜勃罗留波夫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生活传统支柱的否定，被准确地称之为虚无主义。”[79]

这种“社会生活传统支柱”就是婚姻、家庭以及劳动体制。《怎么办？》和之前诸多有关俄国现实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否定了上述这一切，甚至构思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工场。小说基调是乐观而欢快的，有别于屠格涅夫、赫尔岑作品中的那种无所事事的哀愁和壮志未酬的遗憾。当然，《怎么办？》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之上带有更多的幻想性，它是在俄国现实基础上对未来的一种展望或者构想，后人把这部作品纳入十九世纪乌托邦小说不无道理。正是在这种幻想和虚构中，虚无主义者的时代到来了。

《怎么办？》发表于1863年《现代人》杂志，时值农奴制改革后不久，改革的不彻底性令社会有识之士大为失望。“俄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成为整个知识界关注的中心。《怎么办？》虽然是以问题为标题，但其中所体现的，是对时代的呼应，是虚无主义者们对自身和对改造社会的十足信心。其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明确揭示了本书主旨：塑造新一代的时代人物，以此为俄国的发展寻找新的道路。因此有评论家指出：这是一部“为改造社会、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未来而斗争的百科全书”。[80]小说的主人公是韦拉、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作为更高意义上的思想者、革命者拉赫梅托夫。小说对以上四位人物的形象塑造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得以体现：即对家庭的否定，对经济体制的否定，对未来社会模式的设想。

农奴制改革后的现状令人大失所望，用小说中的话说：“这个国家像土耳其似的愚昧无知，像日本似的孤立无援。”[81]小说讲述了韦拉·帕夫洛夫娜的爱情故事，但这又不等同于普通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在政治思想上的成长过程。她叛离自己旧家庭，先与洛普霍夫，最终与基尔萨诺夫组成了幸福的家庭，自己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一切无疑需要以否定作为基础。韦拉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家中弥漫着浓重的市侩气息。在小说开始前，韦拉只是一个具有初步反抗意识的单纯少女，她也看过一些书，但用她的话说，书上写的东西，“仿佛是幻想，好固然好，就是没法实现。”[82]在真正的启蒙者出现之前，她对传统的否定还是属于自发性质的，未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家庭教师洛普霍夫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光明。韦拉兴奋地把两人初识的那天称之为“她的生日”（意即在精神上的新生）。洛普霍夫以先进的西方思想来开导她，但又绝非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而是以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接近和启发她。正如书里所说，“洛普霍夫这类人掌握着一套有魔力的语言，能够把一切苦恼的、受屈辱的人吸引过去。”[8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人形象对罗亭这一类（“语言的巨人”）人的继承。

但区别于后者的是，洛普霍夫不仅能说，而且还善于做，他帮助韦拉勇敢地帮助韦拉逃离了家庭的控制，使其追求自由的理想化为了现实，这就是他们这些新人之不同于多余人的地方。但我们可以看到，与洛普霍夫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她在思想上的完全成熟，她对后者还有某种感恩心理，明知性格不合，但还是强迫自己爱他。这在作者来看，并非是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她又爱上了基尔萨诺夫，直到这时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所爱时，她才算是达到了完全的思想解放。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避而不谈三角恋爱中的责任问题，只是强调了爱情的自由，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同样的处境，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死了，而韦拉活着，难怪托尔斯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嗤之以鼻了。

无独有偶，基尔萨诺夫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他在求学期间认识一名沦为街头妓女的女子，但他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开导她，使她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性，并成为一名有初步解放意识的新女性。甚至连韦拉自己在从家庭逃出之后，通过创办缝纫工场及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唤醒了其他女性的自立意识，使之成为具有潜力的新人。韦拉的成长在这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熟，而是代表着俄国妇女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外在帮助而达到的。凑巧的是，整整20年之后，俄国女作家科瓦列夫斯卡娅（С.Ковалевская，1850—1891）创作的《女虚无主义者》（Нигилистка，1884）中也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者韦拉。她一开始在乡下时爱上了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瓦西里采夫，后者的教导使之摆脱了宗教和家庭的影响，并出走寻找真理。到了彼得堡之后，她又因旁听法庭审判而认识了更有名的虚无主义者巴甫连柯夫。为了拯救后者，韦拉不惜撒谎，自毁名誉，跑到监狱与之结婚，并随之远赴西伯利亚。宗教的信仰、父母的权威、家庭的责任，甚至个人名誉，在外力的帮助下逐一被推翻，一个虚无主义者正在成长。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这种外力的介入，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都被逐渐打破，一再都不再神圣，为了所谓的“事业”，个人的品德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也是虚无主义者在当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这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常见的“拯救与被拯救”模式：即思想先进的大学生（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偶遇贵族或小市民家庭中的少女，前者以其雄辩的口才、激进的思想打动了为庸俗环境所苦的年轻少女，令后者无限崇拜。但两者关系最终表白之际，也是其终结之时。男主人公（知识分子）的态度此时就显得极富时代特点。从普希金的奥涅金到屠格涅夫的罗亭，包括《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在内，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类型，即长于言词，止于行动。但洛普霍夫显然打破了这种模式，小说不再限于以知识分子自身的沉沦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能将其先进思想付诸行动，最终赋予小说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也证明小说的主旨除了对现实的否定之外，更在于塑造一个美丽的水晶宫，为现实中的人们指明奋斗的方向。

作家在小说里还用了很多笔墨描绘一个性格古怪的革命家拉赫梅托夫。此人就外表看来是“一个阴沉的怪物”[84]，对人对己都极为苛刻。[85]但小说通过韦拉之口以及作者的议论笔锋一转：其实他是个“又可爱又愉快的人”，原因何在呢？拉赫梅托夫说：“看到的总是些不愉快的现象，怎能不变成阴沉的怪物？……我自己也不高兴做一个‘阴沉的怪物’，可是环境如此，像我这种强烈地爱善疾恶的人，就不能不变成‘阴沉的怪物’……”[86]，这就把对个人性格的分析转到对社会的隐性批判上去了。[87]表面上作者看起来只是在分析人物的性格形成，但实质上作者在这里试图揭示的主要还是社会环境的丑恶，由原因的剖析展示了拉赫梅托夫们对沙皇专制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国之不振、民之不幸导致了主人公的阴郁性格，虚无主义者某些不近情理，否定一切的意识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按照作者在小说第二部里的构思，革命胜利之后，拉赫梅托夫将有充分机会去享受爱情的幸福和生活的欢乐，他将成为一个愉快的人。但仅从小说本身来看，虚无主义者不但否定外在于他的社会环境，甚至否定了个人情感。在这些虚无主义者身上，个人情感、家庭观念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俄国人民的利益。但若仔细深究，这人民利益体现在哪里，却又是有些茫然了。这正应了巴枯宁说过的话：革命者“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他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88]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同样的问题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所以，一种对未来生活模式的构想便油然而生。作者安排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裁缝工场”，在那里人人平等，个个劳动，集体住宿，共同消费，大家过着幸福而又安宁的生活，不仅在物质上有所保障，而且精神上还有机会接受艺术的熏陶，可谓达到了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圆满境界。“裁缝工场”的主要人物是接受启蒙之后的韦拉，以及她背后的基尔萨诺夫。他们夫妇两人成为这一乌托邦实体的灵魂，种种美好幻想皆出自他们。韦拉甚至还有那么多的关于未来的梦，尤其在她的第四个梦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在文中不便直说的意思。光明美人似乎就是一种新思想、新宗教的主宰，她揭示了未来的美好画卷：“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幸福，个人可以享有自己所需要的幸福。在这儿，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在这儿，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由。”[89]一切都太简单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因如此，当列斯科夫把这些人称为“好心人”的时候，斯特拉霍夫却把他们称之为“幸福的人”，揶揄之情尽在其中。

但作者的这种构想在当时的俄国简直是不能实现的，虽然小说里也说：“我们先前指给你看的一切不会很快地充分发展起来，不会一下子变成你现在见到的样子。你预感到的前景要经过好几代人的更迭才能全部实现。”[90]但从全书来看，通篇洋溢着的一种乐观主义显示出作者对未来设想的简单化、乐观化倾向。屠格涅夫在《烟》（1867年）中通过否定性人物、女地主苏汉奇科娃对这种幻想加以嘲讽（“缝纫机，缝纫机。应该使全体，全体妇女都有缝纫机，而且组织一些社团。这么一来，他们就能赚钱自给，马上就独立自主了。否则，她们永远无法解放自己。”[91]），语虽尖刻，却不无道理。指望一个工场并将之作为一个模式加以推广以便改变俄国人民的命运，这和欧文的公社没什么区别，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但通过这种乌托邦，小说为俄国的热血青年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不仅仅局限于巴扎罗夫式的否定。这在俄国文学虚无主义的进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当然，对于俄国的保守派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描写的这种“新人”成为他们的梦魇，必须加以反对。反虚无主义因此而诞生。正如美国当代史学巨擘派普斯（Richard Pipes）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1860年后俄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反虚无主义理论，试图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人’为俄国社会展现的恐怖幽灵之外提供别样选择。”[92]

应当承认，《怎么办？》就艺术性而言并不突出，很多地方都显得粗糙，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略嫌不足，但正如象征主义小说家瓦·勃留索夫（B.Брюсов，1873—1924）所说：“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它，我还是认为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小说，很值得一读。”[93]原因就在于《怎么办？》的出版使俄国的激进青年从中看到了自己效法的榜样以及为之奋斗的目标，“哈姆雷特”开始转变成“堂·吉诃德”。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民粹主义》一文中论及此书说：“这部说教小说描写自由、道德纯净、合作式的未来社会主义共和世界；其动人的诚挚用心与道德热情，使理想主义与满怀罪恶感的富农子弟目迷心醉：此书提供了一个理想模范，一整个世代的革命家奉此模范为圭臬而教育、坚强自己，反叛现有法律与习俗，以近乎崇高之姿，将放逐与死亡全然置之度外。”[94]当时在帝俄警察局的询问记录中有这么一栏：在某年某月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成了革命者。列宁曾经说：“在接触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之前，唯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具有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从《怎么办？》开始的。……这部作品能使人受用一辈子。”[95]

相较于前面两人，德米特里·皮萨列夫（Д.И.Писарев，1840—1868）的名字，也许更能令人联想起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皮萨列夫固然是著名的批评家，但他更是一位著名的宣传鼓动家。美国斯拉夫学者彼得·波泽夫斯基（Peter C.Pozefsky）指出：“皮萨列夫、扎伊采夫及其他人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先锋。然而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激进主义从闭塞圈子里的一小撮人发展为社会运动，其支持者遍布俄国城乡大街之上。”[96]也许正因如此，他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地位才比较尴尬。一方面，他是别车杜之后的革命民主主义最后一位代表，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有些极端的虚无主义活动家，他曾是年轻一代的偶像，几乎代表了这种思潮的最高潮。米尔斯基认为：“虚无主义影响在60年代尤为强大，当时其领袖为杰出的抨击性文章作者皮萨列夫。但在他去世之后，虚无主义者的影响就衰落了，在我们所审视的这个时期（指80年代——引者注），就最终消失了。”[97]皮萨列夫等于虚无主义者，这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苏联和欧美学术界的共识。与他的前面几位相比，对于他的研究，无论是苏联还是欧美，似乎总是不温不火，游离于中心与边缘之间。

针对皮萨列夫在二十世纪的被冷落，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似乎颇有不平之意。他说：“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失公正。皮萨列夫是激进的功利主义者，笃信最终会促进公益的理性的利己主义。……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散播理性的科学的思想，逐渐创建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知识界。”[98]皮萨列夫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观点的进一步发挥。譬如批评家历来为人所诟病的《美学的毁灭》一文，实际上也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合理发挥。“美是生活”固然强调了美的现实性，但也否定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可能。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要从美学的层面上来讨论生活，在皮萨列夫看来，只是为了照顾读者大众的习惯，被迫在开始时“用庸夫俗子的语言去同庸夫俗子交谈”“用敌人的武器去反对敌人”[99]。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读者的注意力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上引开，使之更多地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等到整个美学逐渐被体现为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乃至生活本身，那么读者就会抛弃那一套理论体系，直接投入到现实的生活中去。事实上，在皮萨列夫看来，生活是多方面的，美学是一种系统的学科，再多的定义和概念都无法囊括生活中的美。“假如美只是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假如由于这个缘故，所有关于美的形形色色的概念原来都是同样合理的，那么美学就化为灰烬了。”[100]虚无主义美学本身存在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皮萨列夫只是将这种矛盾做了过度的阐释。由于俄语中“жизнь”既有“生活”亦有“生命”之意，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生命不过是人的有机体中一种非常复杂的化学组合的过程，而研究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的这种有机体生命过程的科学就是生理学。由此，皮萨列夫甚至提出了“美学消失在生理学与卫生学之中”[101]的论断，固然荒谬，却也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当后来有人非难皮萨列夫是美学上的虚无主义者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毁灭美学的并不是他皮萨列夫，他只不过非常详细地论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论文中对美学的毁灭。[102]可见，有了“美是生活”，才会迎来“美学的毁灭”。

因此，皮萨列夫固然年少激进，却也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莽撞之人。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文学同样有着敏锐的感知力。正是这种感知，使他能够准确地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各种文学作品。比如说，他对《父与子》的评价便深得屠格涅夫的欣赏。当屠格涅夫遭到激进和保守两派一致攻击的时候，是皮萨列夫站出来发表了相对公允的意见：“对这个典型的塑造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对它的理解非常正确，我们现实主义作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像他那样理解它。”这等于为屠格涅夫洗刷了污蔑青年一代的罪名。接着批评家又指出屠格涅夫本人的创作风格，强调了巴扎罗夫在作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屠格涅夫不喜欢无情的否定，可是一个无情的否定者往往具有刚毅的个性，而且总能获得每个读者的不由自主的尊敬。屠格涅夫倾向于理想主义，然而在他的长篇中所描写的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论在才智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都不能同巴扎罗夫相比。”总体来说，皮萨列夫认为：“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家来说，这部小说无疑是珍贵的，它提供了关于他们的思想命运的信息，更可贵的是提供了同读者公众进行详尽阐释的缘由。”[103]有鉴于此，屠格涅夫在发表《烟》的时候，甚至还专门请教皮萨列夫，希望听取他的建议，这已是众人尽知的事实。

不过，虽然皮萨列夫在文学批评史上如此富于魅力，但他在思想倾向上的转折却往往令人惊讶，要知道他几乎是一下子从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变为否定社会的激进鼓动家。虽然目前已有无数的研究者对此提出了种种猜测，但这个转变仍然是“一段令人遗憾的空白。”[104]皮萨列夫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温文尔雅，是个典型的贵族少爷。他的优雅风度一度令屠格涅夫产生疑惑：“杜勃罗留波夫我了解不多，对皮萨列夫也一样。杜氏对我来说更为严肃，而皮萨列夫则更为细致。当皮萨列夫前来拜访我的时候，他的外貌令我惊讶。他给我印象是来自纯粹贵族家庭的青年，温柔、保养很好，手很漂亮，白皙，十指纤细修长，态度温和。”[105]这简直是对皮萨列夫的一幅素描。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青年，在文坛论战中却表现得咄咄逼人，高举批评大棒横扫一切，被他批判的对象中既有柏拉图、黑格尔等哲学大师，也有莎士比亚、普希金这样的文学巨匠。

不过，皮萨列夫并不贬低这些人物本身的价值。譬如，他也将莎翁称为“天才般的伟大人物”[106]。他只是指出：作为一位经典权威，莎翁及其戏剧已经过时了，至少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俄国国情。因为在当前的俄罗斯，大众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距离遥远的历史剧或爱情剧，对生活真实的渴求已成为读者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如果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这位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将自己才华的最好部分奉献给历史剧，那么现实主义批评完全有权严厉批评这种情况，即巨大才能脱离了活生生现实的利益。”[107]但现实却是莎士比亚、普希金等这些诗人在当时的俄国文坛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正在成为众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皮萨列夫看来是错误的，因而也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皮萨列夫在《普希金和别林斯基》（1865）一文中对以普希金（自然也包括普希金所尊崇的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权威进行了激烈的指责。皮萨列夫认为别林斯基完全高估了普希金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所谓权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普希金究竟发现了哪些人类痛苦而必定要讴歌一番呢？第一是无聊和忧郁；第二是不幸的爱情；第三是……第三……没有了，在二十年代的俄国社会再也没有别的痛苦了。”然而，皮萨列夫所关注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普希金这样的权威本身，他更希望读者关注那些旧权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发出号召：“要以自己的观点更仔细地看看那些陈旧的文学偶像，我们的那些十分凶残而又怯弱的压迫者便躲在他们之后。”[108]在这里，普希金、莎士比亚是作为“陈旧的文学偶像”而遭到否定，他们被看作是纯艺术论者的保护伞。正如皮萨列夫谈及普希金时所说的：“普希金的名字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文学庸人们的旗帜。”[109]1837年去世的普希金既已过时，比他更早的莎翁显然更是老古董了。

皮萨列夫对文学权威的否定是有原因的。在他登上文坛的那个时期，俄国正处于改革后的困境。两千万左右的农奴在改革后拥有了做工、经商、结婚等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但却发现自己所耕种的土地反而因为无力购买而比以前减少，从而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农民因饥饿而发生大规模骚动。在皮萨列夫看来，“当社会中不但有饥饿的人，甚至还有饥饿的阶级时，那么关注次要需求的满足对社会来说便是愚蠢的、丑恶的、不成体统的、有害的。[110]因此，当饥饿在威胁着身边现实的人群的时候，有良知的文学家怎么能有心思去谈论人类永恒的真理。皮萨列夫甚至说，对于拉赫梅托夫这样的新人来说，并不需要“观看莎剧”这样的审美愉悦，他“唯一的缺点是一支好烟，舍此则不能顺利思考。”[111]此等言论，便是此后“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一问题的雏形，在今日看来不但荒谬而且可笑，但在当时却颇有市场。因为在它的背后折射的是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对立：前者让人联想起贵族式的浪漫主义情感，后者则代表了底层民众生存之残酷现实。这样的言论在当时自然唤起了众多热血青年们的共鸣。譬如，根据俄国著名女数学家索·瓦·科瓦列夫斯卡娅（С.В.Ковалевская，1850—1891）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其姐姐围绕虚无主义展开争论。“‘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愚钝的、缺乏教养的！’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叫道。‘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一双擦上油的皮鞋比普希金更珍贵。’‘对于我们时代来说，普希金确实过时了，’我姐姐心平气和地说。”[112]

皮萨列夫首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其次才是一位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不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他的意义正如二十世纪初的批评家沃罗夫斯基所指出的：“他对权威原则的斗争，他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在他作为它的表现者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很久，还在起着作用。他的卓越的批判才能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的清新的气息和强大的感染力。”[113]

[1]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Москва.: 1956.Т.11.С.576.

[2] Там же.Т.12.С.70.

[3]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30 т.Москва.: 1959.Т.18.С.216—217.

[4]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о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скитальчества.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сква.: 1988.С.60—61.

[5] ［俄］杜勃罗留波夫：《评功勋教授В·别尔维著〈用比较方法对生命之开端与终结的生理学心理学的一瞥〉》，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85页。

[6] Шевырев.С.П.История поэзии.СПб.: 1835.Т.1.С.91.

[7] Алексеев. М.П.К истории слова《нигилизм》.（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академика А.И.Соболевск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 1928.С.417.

[8]Charles A.Moser. Esthetics as nightmare: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1855—18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262.

[9] ［俄］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

[10] ［俄］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导言》，载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汝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3—4页。

[11] ［俄］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第19页。

[12] ［俄］赫尔岑：《自然研究通信》，载于《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第154页。

[13]转引自Alexander Vucinich: Science in Russian Culture: 1861—191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60.

[14]美国学者理查德·弗里鲍姆（Richard Freeborn）把《父与子》列为俄国第一本革命小说，把巴扎罗夫列为“第一个俄国革命人物”。笔者以为，就其中所体现的否定原则及其影响而言，称之为第一部虚无主义小说也许更恰当些。参见：Richard Freebor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Novel: Turgenev to Pasterna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3.

[15]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

[16]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载于《鲁迅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17] ［俄］赫尔岑：《谁之罪？》，楼适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页。

[18] ［俄］赫尔岑：《谁之罪？》，楼适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7页。

[19] ［俄］司特普尼亚克：《地下的俄罗斯》，载《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20]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82—183页。

[21]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83页。

[22]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6页。

[23] 陈燊主编：《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陈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24]这两个版本的部分篇章有所差异，俄文版比第一版多增加了三篇文章，顺序也有变化。其中似可瞥得赫尔岑在这段时期内的思想变迁。详请参见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Москва.: 1955.Т.3.С.559—567.

[25] 这种塑造实际上都是有所偏颇的。关于伯林对赫尔岑的故意误读，陆建德先生曾在他《阅读文学的政治：伯林论俄国思想家》一文中加以揭示。详见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167页。

[26]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27]如Гинзбург Л.Я.《С Того Берега》Герцена（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2., Т. ⅩⅪ. Вып.2.С.112—124. 又如Francis B. Randall Herzen's From the Other Shore, Slavic Review, Vol.27.№.1（Mar., 1968）, pp.91—101. 但专门著作迄今尚不多见。

[28] ［俄］弗·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张根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9页。

[29]T.G.Masaryk The Spirit of Russia: studies in history ,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Volume one. London &New York, 1955.P.385.

[30]赫尔岑在全书开篇致儿子的信里提到：“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决之道——这里没有答案，一般而言，现代之人找不到答案。”此言或可证明赫尔岑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彷徨迷惘。参见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33.

[31]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02页。

[32]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第637页。

[33]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42.

[34] ［俄］赫尔岑：《赫尔岑文学书简》，辛未艾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35]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344.

[36] Там же.С.286.

[37] ［德］海涅：《〈罗曼采罗〉后记》，载于章国锋等主编：《海涅全集》第3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38] ［俄］普斯托沃依特：《屠格涅夫评传》，韩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39]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372—373.

[40] ［俄］Л.Е. 塔塔里诺娃：《赫尔岑》，陈志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41] ［俄］列宁：《纪念赫尔岑》，载于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5、126页。

[42] 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Д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1. Киев.: 1897.С.116.

[43]Francis B. Randall Herzen's from the Other Shore, Slavic Review, Vol.27.№.1（Mar., 1968）, p.92.

[44] ［德］歌德：《歌德诗集》上，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15页。

[45]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47.

[46] Там же.

[47] Там же.

[48] Там же.С.294.

[49]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47.

[50]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Сост., вступ.ст., коммент. И.А.Исаев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2.С.59—60.

[51]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51.

[52] Там же.С.262.

[53] Там же.С.240.

[54]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323.

[55]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ор.соч.: в 30 т.Т.19. Москва.: 1960.С.198.

[56] Там же.Т.20.Москва.: 1960.С.348.

[57]转引自Володин А.И.Утоп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85.С.136.

[58]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59] Тютчев Ф.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Писатель , 1987.С.229.

[60]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2页。

[61]Walicki, Andrzej. 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utopia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though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P. 585.

[62] 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1.С.122、120.

[63]原文为：“十二月党人是我们伟大的父辈，而巴扎罗夫则是我们放荡的孩子。我们从十二月党人那里继承了已觉醒的对人之尊严的自觉，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对奴役的仇视，对西方与革命的尊敬，对俄国发生改革可能性的深信不疑，要参加这种改革的热烈愿望，还继承了青春与取之不尽的地方。所有这些都经过了改造，已经变成另一种样子，但基础仍是一样。那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拿什么东西遗留给新的一代呢？虚无主义。”Герцен А.И.Собр.соч.в 30 т.Т.20.С.346.

[64] 《致青年一代》，载于《俄国民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65]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374.

[66]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病重的俄罗斯》，李莉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67]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Т.3.С.261、264.

[68] ［俄］卢那察尔斯基：《论俄国古典作家》，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9页。

[69] 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1. Киев.: 1897.С.2.

[70] ［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25页。

[71] 如同时代的沃罗夫斯基在《赫尔岑是社会主义者吗？》（1920）中就延续了列宁的观点，仅从标题本身就说明了对赫尔岑的认识。之后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坚持了类似看法：一方面承认赫尔岑观点的某些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来源于赫尔岑的学说；甚至也不能说赫尔岑是列宁主义的嫡亲的先驱。” 参见［俄］卢那察尔斯基：《论俄国古典作家》，第54页。

[72] ［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42页。

[73]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学位论文）》，载于［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2、146页。

[74] 《青年俄罗斯》，载于《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0页。

[75]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第385页。

[76] ［俄］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77]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26页。

[78] Бердяев 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С.43.

[79] Лосский Н.О.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1.С.70.

[80] ［俄］尼·鲍戈斯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关益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9页。

[81]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88页。

[82]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85页。

[83]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84页。

[84]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36页。

[85] 难怪当时小说出版后，拉赫梅托夫形象受到的攻击和误解最多，且不论来自敌对阵营的抨击，连高尔基也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拉赫梅托夫是“把一种最荒唐的虚构放在俄罗斯面前”。参见［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96页。

[86]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36页。

[87] 这里考虑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创作《怎么办？》一书这一背景。详见该书译本序。

[88] ［俄］巴枯宁：《革命问答》，载于《巴枯宁言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64页。

[89]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37页。

[90]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37页。

[91] ［俄］屠格涅夫：《烟》，王金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92]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lavic Review, Vol.30, №.1（Mar., 1971）.P.124.

[93] ［俄］瓦列里·勃留索夫：《勃留索夫日记钞》，任一鸣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94] ［英］Isaiah Berlin:《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7年，第298页。

[95] 转引自［俄］А. 伊祖耶托夫：《列宁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文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继承特点）》，载于《列宁文艺思想论集》，董立武、张耳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96]Peter C.Pozefsky the Nihilist Imagination: Dimitrii Pisarev and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Russian Radicalism（1860—1868）. Peter Lang.2003.P.3.

[97]D.S.Mirsky: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its beginning to 1900. Vintage Books, 1958.P.335.

[98]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97页。

[99]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т.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Т.3.С.418.

[100]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420.

[101] Там же.Т.3.С.423.

[102] Там же.Т.8.С.463.

[103]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14.

[104] ［俄］Л. 普洛特金：《皮萨列夫》，高惠群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105] И.С.Тургене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Т.2.Москва.: 1983.С.75.

[106]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62.

[107]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107.

[108] Там же.С.364.

[109] Там же.С.364、363.

[110] Д.И.Писарев.Посмотрим!//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865.9.Ⅱ.С.19.

[111]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11.

[112] ［俄］索·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童年的回忆》（摘录），载于《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99—300页。

[113] ［俄］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程代熙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