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语境、问题与理论范式

如果从《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开面世算起，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多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自身富有理论意义到成为一种连续的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从经典观念到多元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到人类学、文化学、美学，马克思主义从预言、到科学、到一种批判的文化传统、理论传统和哲学传统，其理论范式和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多元影响，而且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命题的各种争论从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处于这种争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集中地关注人、人性、人的本质、审美形式与审美规律等美学问题，在理论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中集中探索审美意识形态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专门就美学问题发表专著，但不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产生了它的理论问题与研究范式，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人性、人的本质、审美形式与审美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思想启发的关键所在。它体现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学笔记》等一系列重要的经典著作对美学问题的深入阐释。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的主体观念、审美自由、美的规律、神话、意识形态、审美形式等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作用，并且不断将审美批判性的思考引向深入，更激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实践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从理论观念与思想形式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式的探讨，它更具有理论范式层面上的研究空间，在实践性和批判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融合了关于审美精神与人文价值的思考，更体现为一种关于人、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理想，它追慕自由的审美精神，重视人的主体性价值，激发了审美的伦理学意义，同时更是一种蕴含了审美体验与审美交流的话语方式。在这种话语方式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上的存在形态，更促使人们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思考当代思想与文化的一些理论命题。

1　作为美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

自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以来，在它不断被应用到文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的质疑和争论。究竟什么是“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使用“范式”这个概念是否恰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是否存在某种“理论范式”，等等，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做出严肃的理论说明。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范式”指的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个时期内所形成的研究方法、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以及为某种科学实践奠定新基础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库恩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每一个新的“范式”的出现，既意味着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方法标准以及应答方式的变革，“科学革命的显著范例，是那些在科学发展中以前一直被称为革命的著名事件”。“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2]库恩的“范式”概念指的是科学研究中与常规科学相区别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问题解决标准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问题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不在一个学理层面上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毕竟在它的基本问题、方法标准以及提问方式上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区别，特别是在面向审美阐释及其审美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自然有它的基本的问题属性和人文特征的规定。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并非拥有一种天然的固定不变的理论范式，也不是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共同体的行为。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或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问题，相反，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存在着它的基本的理论范式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特别是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做出深入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主要突出的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在它的理论传统、研究格局与理论形态上所形成的重要的理论观念与理论把握方式，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属性及其理论形式特性是一致的，也是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理论表述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是什么，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把握具体的文学问题，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典型化问题、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审美幻象与文化生产方式问题、美学与历史的批评标准问题的过程中，仍然显示出了它在把握现实文学经验方面的理论形态与理论特征，也展现出了理论范式层面上的价值与影响。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体现了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中探析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论特性，这种理论把握方式长期以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在古希腊神话研究、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人类学研究、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表现出了对审美问题的历史逻辑、人类学基础及其伦理美学功能的重视，其中所展现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方法长期以来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这些理论方法与美学原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早已超越了具体的美学理论与方法的特性，具有了理论范式的意义，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的原因。

2　审美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呢？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把握方式和美学原则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所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基本的理论范式。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美学总的哲学基础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基础，深刻阐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念，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点，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是与历史和人的问题、劳动与社会实践问题、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问题、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等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理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有着深刻的学理联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中所展现出来的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的理论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及其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从哲学依据上而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基本的理论指向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中所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是与马克思文学批评实践联系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建其理论学说与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没有忽略审美问题，更没有轻视具体的文艺实践。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类学笔记”以及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著作中，文学审美实践方面的思考内在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标识。在19世纪40年代，从对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关注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作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致斐·拉萨尔》《致玛·哈克奈斯》《致敏·考茨基》《神圣家族》《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作品，这些作品现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重要的批评文献。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融入文学批评过程，提出了“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典型化”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批评原则和实践主张，这些批评原则和实践主张既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的奠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还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特征结合在一起，这个方法论特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中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这并非意味着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方法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特别是在论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社会劳动与人的观念、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与人性分裂等问题中，是将文学、审美及文化问题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从而体现出了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理论思考。马克思曾经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引者按：指艺术形式）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4]马克思强调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与时代语境的影响，因而一定社会中的艺术生产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变革联系起来，在这个联系中，文学艺术既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也会以它特有的艺术形式、象征意蕴和审美蕴涵展现某种社会关系与现实经验，从而表征一定的意识形态现实。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范式的“隐喻性”的方法论特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批评呼应。

对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也有一定的理论阐述。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审美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意识形态媒介”^[5]，美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杰姆逊也曾认为：“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6]与杰姆逊等人不同，雷蒙·威廉斯、托尼·本尼特、德鲁·米尔恩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则强调在走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现艺术生产与社会语境的复杂关系，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更为完整意义上的解读，特别是德鲁·米尔恩，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应该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阅读的方法，它“既有对细节的细读，也有对历史语境的敏锐意识，也拥有抽象化和综合一般理论的能力。不是零散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宣告，而是马克思著作所体现出来的批判和文学批评的方式，使马克思著作对于批判理论，尤其是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显得非常重要”^[7]。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虑到了审美问题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复杂语境中表征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从而展现出了在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的裂隙中置入审美话语功能与价值，努力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现实功能的理论追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发展研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的有益的理论补充。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曾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8]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中所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范式并不是那种单纯地强调“经济决定论”的理论阐释方式和批评方式，而更多地强调社会现实与审美话语之间深刻的交融、汇合以及影响过程，它根植在文学与社会、审美与现实的交融影响所形成的批评空间之中，诞生于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之间复杂的思想张力之中，体现了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之间隐蔽的表达逻辑与复杂的运行机制，把握这个理论范式其实也是内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方式的过程。

3　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

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一直以来，由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较为复杂以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论指向较为丰富，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及其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解存在着复杂的取向。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以及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模式也存在着理论形态上的差异，这也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不同理论模式体现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和理论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特点。这也说明了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均是在自身的理论语境中，在关注具体理论问题过程中形成各自理论范式上的特色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范式并不矛盾，因为各个国家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和具体的理论思考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范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问题性的思想框架在不同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经验中起作用的，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研究的应有之义。

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具有不同的理论特色，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论模式与当代语境，其理论范式研究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这主要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实践所置身的特殊历史语境和问题特性决定的。从历史语境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进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特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有着复杂的关系。理论范式层面上的研究更多地受社会时代诉求的影响，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先天具有的理论特征。这一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最初确立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20世纪20年代，它着力探讨得更多的是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特性并不明显。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李初梨就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9]。在当时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是为了“表明无产阶级底阶级意识，鼓舞无产阶级的人底战斗意识，而为意识争斗的武器的才是无产阶级艺术”。作为一个作家，关键的就是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10]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的凝定和理论范式的提升更多地湮没在社会主体和情感经验层面的追求上，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恽代英也认为：“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学”，他呼唤青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情感。”因为“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11]在批评研究和理论思考的层面上，主体情感与经验的渗入是重要的，它在一种类似于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感觉结构”层面上起作用，没有主体情感和个体经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如果理论的思考仅仅停留在个体经验与群体激情的层面上，势必会影响学理上的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这种理论格局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仍然在持续。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12]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范式突出的正是审美意识形态研究的审美与情感的维度，在这一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早已有了充分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上的准备。即使是在《讲话》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不缺乏意识形态批评的审美与情感研究的维度。但是，即便是在《讲话》时期，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语境的影响、社会历史时代的诉求以及个体经验的培育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让它学理上的缺陷暴露得很明显。在具体的文艺批评与审美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在应用到具体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理论话语的简单化和理论范式的不稳定之处，这也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与理论范式的建设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从学理层面上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凝练就是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什么样的理论方式融入它的“问题性”，以什么样的理论形式深入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自身稳定的理论形态与特征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的理论范式又不断超越它的过程。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就是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面对文学批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的提问方式；超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则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时刻考虑中国文学与艺术问题的基本语境与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范式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相结合过程中，充分展现理论与现实的关联性和对话性，在文学和艺术批评实践中形成区别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不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问题，也不是按照历史时代的发展简单梳理某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献、史实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种反观传统、反思经验以及批判性地回溯研究的过程，是在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充分解析文学发展历史与经验的过程。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有自身特有的发展道路与理论语境，无论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它们的理论范式都体现了在具体的语境与问题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的理论贡献，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经验。相比这些国家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也具有自身的理论的特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与建设既需要充分考虑时代与历史语境，更需要把握由于历史语境发展变化导致的具体文学问题的发展与变异，从历史的变化和现实语境出发，充分考虑中国当下文学研究的问题性，才有可能展现理论形态与理论范式建设上的成绩。

4　理论的现代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及其理论呈现

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范式上的拓展与深化较为迅速，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阿多诺、杰姆逊、马尔库塞、本雅明、特里·伊格尔顿以及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他们的理论观念既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整体性的理论特点，也呈现出了个人化的理论的复杂性。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层面上，他们的理论拥有他们的“总问题”，或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具有他们的“问题框架”。佩里·安德森所说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的创新”“形式的转移”“思想体系上的转折”^[13]等基本上是在这个“问题框架”中发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范式仍然在发展，特别是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崛起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范式上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但是，尽管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某些核心的理论观念及批评实践仍然对他们的理论范式的呈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总体性”的研究、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研究以及关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就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意识形态、科学与艺术的三元关系理论以及“多元决定”思想也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核心内容，诸如此类的还有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感觉结构”理论、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以及“爱欲与文明”观念、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杰姆逊的“辩证批评”观念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观念上具有明显的批判性、政治性与人本化色彩，理论与现实文化的深度呼应是他们的理论范式的主要特征与价值。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化色彩比较重，理论上的研究有时与文学的批评实践相去甚远，有的甚至看不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哲学理论还是一种文学理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观念上还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评特征，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的色彩还很浓厚；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差异较大，分歧很多，理论观念上也很难统一。

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范式上的呈现方式显然不同，这主要也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代性和问题性决定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发展中，在理论范式层面上受到较多探索的理论观念和理论形态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观念以及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观念具有明显的与当时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现实相呼应的特点，在整体理论形态上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语境特征。“文艺大众化”有较为鲜明的理论发展意义和时代意义，它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诉求与中国文艺实践在理论话语上的关联性，具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属性。“文艺大众化”观念提出后，在当时中国的文艺实践中曾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检验。遗憾的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文化大众化”的理论形式没有完全实现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应用，学理上的断裂也极大地冲淡了理论范式层面上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典范的理论形式，“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观念仍然具有丰富鲜活的理论魅力，在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层面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特别是在今天，更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的理论总结。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兴起的理论观念，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知识经验密切相关，是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理论思考的结晶。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格局的改变分不开，更突出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理论把握现实能力的提升。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理论建构层面上的意义，它是中国当代多元化的审美文化经验促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上的深入拓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在理论范式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

“文艺大众化”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都具有不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的这两种理论观念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出于建设理论范式的考虑，无论是“文艺大众化”还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观念，我们都不能说它们就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在学理上的理论范式层面，这两种理论观念都还需要深入的理论锤炼，更需要在延续时代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充分总结学理上的特性，但无疑这两种理论观念和理论形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理论范式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学理层面上的凝练与理论观念上的建构过程更需要充分的文化语境的培育和理论家们的集体创新，并不断经受批评实践的质疑与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建设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就“文艺大众化”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而言，理论研究与丰富发展的建构过程和呈现方式还处于不断深化之中，这也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其实也处于一种“理论的现代性”之中。这种“理论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与基本问题直接相关，它是中国当代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部分，当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能够以完善的理论形态与有效的理论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理论范式的建设才有可能完成。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这方面的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果不能把握当代社会大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这一基本问题，它将失去它的现代性精神。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其实也是面向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性”的一项必备的工作。

[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 〔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4]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5]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Verso. 1978, p.20.

[6]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68页。

[7] 〔英〕德鲁·米尔恩：《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陈春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8] 〔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胡谱忠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9期。

[9]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见《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25日。

[10] 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见《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

[11] 恽代英：《文学与革命》，见《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12]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

[13]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