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问题

一　审美意识形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深入的发展，理论影响和思想启发越来越大。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种历史的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更多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意识形态诉求与理论选择的历史性。不可否认，历史的选择因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早期发展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相比其他国家的理论有特殊的线索。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并非完全是由历史所导致的“外来传输”的产物，更有着理论与观念变革的内在发展动因，特别是有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经验相互融合而生发的思想创构与理论范式转换的因素，并在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经验的汇合交融中缔造了理论的经验性特征。相比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有自己的理论问题，也无法回避自身的审美文化经验。在新的历史图景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有效地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中国美学研究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与理论逻辑，以疏通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创构与范式转换的内在理路，突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责任，这是所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事业的人们的共同任务。

1　《讲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中国特殊文化现实中开始初步译介马克思主义观念，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最先被引介到中国，主要有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郑振铎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与革命》（沈雁冰译）、《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郑超麟译）、托洛茨基的《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仲云译）、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一声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初步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也逐步开始传播。但是，由于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势，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那一天起，它就充满了新潮、先锋与激进的色彩，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并未获得完整系统的认识，而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直接介入社会的理论。这我们可以从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内容见出。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从内容上看，多是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文艺状况密切相关的作品；从导向上看，则是更多地直接呼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实际问题的理论著作。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思想趋前色彩，但这种趋前性并非完全体现在审美观念上，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担当意识。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仍然更多地局限在文艺界的思想论争之中，因此也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理解。

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发展而言，是否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以及体系性的认识，这是检视我们是否能够深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也成了中国是否真正拥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标尺。而这种理论范式的创构毫无疑问是从毛泽东的《讲话》开始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理论进展。从它开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的理论特征，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和美学形式。

在《讲话》中，毛泽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出发，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表达了全新的理论观念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追求。毛泽东强调，“文艺大众化”是文学的审美体验的大众化，革命的文学要做到“大众化”，首先要做的是“感情起了变化”，“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这展现出毛泽东在理解文学“大众化”问题时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种角度和方式。毛泽东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与“书写内容”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是整体地表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学理诉求。《讲话》的发表，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深刻的提升，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从“形式→内容”到“内容→形式”的超越性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中的实践影响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学革命”的“形式表达”意义上，也不再单单着眼于“文学革命”的“内容书写”上，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开始在文学精神层面上与中国当时文学实践相结合，并最终以“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将中国文学普遍的知识经验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构。

在这种理论创构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相呼应，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缔造了深刻的理论武器和斗争武器，而来自底层经验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拥有了“人民性”的表达方式。这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则衍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另一个重要的起源语境和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多地是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现实经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中孕育它的理论形态的，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具体过程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经验，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则不但影响着文艺界的知识经验，而且影响了知识力量的分化组合，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创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文学经验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那就是“怎样将中国的民间文化模式与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模式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这一相对困难的理论要求”^[2]。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创构的理论表征。

毛泽东《讲话》发表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曾经在很长时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当时中国文学的知识经验也更多地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相呼应。比如，《讲话》之后解放区的许多文学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不但成为“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成功范例，而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象化现实审美经验的有力方式。^[3]而那时，来自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愿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经验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想获得理论范式上的合理表达必须更切实地面对来自人民的情感体验与知识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所以在中国发生范式转换的内在的理论规约，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曾经表达了受压迫最深重的底层人们的情感和愿望，并且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现实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格局。但是，七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它仍然需要面对社会大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仍然需要在根本上呼应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现实，并需要将之转化成内在的理论建构的内涵。^[4]因此，它必将引起接受方式与接受策略的自觉调整以及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的深层变革，这同时更是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2　审美意识形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问题

如果说，以毛泽东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形态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初步具有了理论范式的创构特征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早已摆脱了理论创构的初期特征，开始显出实际有效的理论影响，理论范式转换的特征也更加明显。这是一个复杂、矛盾与充满各种思想交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构历程更加艰难。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不仅仅意味着理论学说在选择与接受中的单向传播，也不仅仅意味着理论形态的初期创构，而意味着理论观念与思想精神的纵深发展，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综合变革的过程，是从单一的“文化领导权”意义上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范式，走向深入发展、综合创新的过程。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式转换首先表现在接受方式与接受策略的基点上不再满足于“理论”“主义”“学说”的平面介绍，不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做有选择性的介绍和有实际问题针对性的评述，理论引介和研究展现出了更加多元和变化的趋势。其次，马克思主义美学具体的研究过程呈现出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平面地介入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理论手段，而成了真正深入审美文化领域的精神力量与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观念开始与中国当代文艺问题、文学实践相融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体系建设与观念影响、思想指导也已经落实到了文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再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在与中国当代文艺问题、文学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研究与体系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观念与人性立场、典型化原则的梳理与接受、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理论探索、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研究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展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建设的成绩。在文学主体性精神的探究、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开拓、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新理性文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全球化问题、中国美学与文化多样性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探索与辨析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中发挥实质性的理论影响，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正展现出它重要的思想启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具体的文艺研究与审美研究领域，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观念简单机械地套用到文学阐释过程，而是开始注意在文学与审美领域中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与理论精神；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孤立化、片面化、机械化和程式化，而是注重在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融入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走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问题领域。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已经开始走出理论创构的初期阶段，理论范式已经显示出了实际效力，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已经作为一种整体精神切入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同时深刻贯穿于中国文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研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理论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思维观念、知识形态和价值诉求等多个层面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这一时期开始，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立场出发，努力建构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整体思维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涉及了中国美学研究所面临的复杂语境，另一方面，它引发的本土理论思考的色彩比较明显，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如何有效地深入中国本土的文学经验这一重大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美学界就有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索。朱光潜在他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中曾经提出过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研究，他反对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画等号，认为上层建筑既包括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也包括意识形态，而文学艺术自然是一种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5]20世纪80年代以来，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王向峰、陈传才、杜书瀛、周忠厚、董学文、王杰、谭好哲等学者也从文学反映的哲学基础、审美主体的精神特性、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等角度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索。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中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审美的反映。^[6]钱中文在1984年也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他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认识，而且也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审美的本性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1987年，他又发表了题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论文，再次论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7]王元骧在他一系列论著中，深刻地反思了传统的哲学反映论问题，强调文学反映与审美创造的思辨特性。^[8]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再版、修订以及大范围的使用为标志，进一步推进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学理论教程》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研究在对象、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了文学创作在主体层面上的能动性、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无意识特性以及语言符号运用上的个别性，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方面更加深入地探究了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从而使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观念。

童庆炳曾经指出，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9]。这种看法提醒我们注意一些问题。第一，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是理论观念深化与思维方法变革的结果，为什么此前文学理论研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这当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时代语境的变换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思想更多元了，文化更宽容了，所以审美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也是文化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第二，许多学者在提出和阐述“审美意识形态”过程中，对“什么是‘意识形态’”？“如何认识文学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曾经进行过深入的探索，从而使文学的审美性与认识性、生产性与意识形态性、文学的功能性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复杂问题重新进入美学研究的视野中。这些思考与辨析实际上是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突出地体现了美学研究在不断变化的文化政治语境和现实文学实践中转换思维模式、调整文学理念、变换思想方法的努力。

在以往的评价中，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在理论建构层面上的意义，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它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空间拓展的关系。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当代多元文化促动的结果，这个促动，最明显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当代整个思想文化界突破了单一性的政治文化格局，逆转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走出了“文艺为××服务”的话语方式。没有这种话语思维的转变，理论观念的拓展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很多命题的讨论都是在这种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强调文学以其特有的审美表达机制介入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发挥作用都要借助文学的审美之维，我们不能说它包打天下，但它深刻地关注文学特有的审美表达机制和审美蕴涵特性，说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努力建构自己的品格，这至少是理论研究突破极左政治语境禁锢后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

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往往难以取得一致性的前进步伐也是有目共睹，对那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和辨析仍然是必要的。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也引发了很多争辩，倡导审美意识形态的学者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视野中看待这个问题的，可以说，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思维观念上正是回到了马克思的提问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但是，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但是，这一观念只是为认识文学的本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用审美意识形态来界定文学本质是不合适的，有明显的“去政治化”之嫌。^[10]这也体现出了当前理论观念的深化和理论视野的拓展面临的难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学研究的政治品性的确是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但中国在这方面有过很沉重的历史教训也是事实，因此，如何看待这个“应有之义”？对于“政治”，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确实是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所难以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纠正机械反映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在本质上也是文学意识形态论的体现，它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在理论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践行这一主张的过程中经常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轨道，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械和片面的理解，美学观念也陷入较大的理论误区。审美意识形态论在理论原则上并不回避“政治”，只是淡化政治的“倾向性”，因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仍然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是研究文学本质问题无法回避的因素，但并非说政治意识形态一定要在文学中有所“倾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警惕文学过分染指社会与政治版图的做法，这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两码事。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那里获得启发。在20世纪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那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话语，而且还是一种深刻的批评话语和文学实践形式。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从一种个性化的文学价值观中展现出来的，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就是一种政治关切特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政治”是审美价值的归属，他所说的“政治”是一种宽泛的和描述性的表达，是对文学的价值属性的强化方式，不具备实用政治学的意义，用他的话说：“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11]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有他自己的阐释语境，从理论观念上看，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政治化”的，但是，伊格尔顿的“政治化”并没有忽略文学的审美特性，因此，“去政治化”的问题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审美话语如何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现实，但是这个问题又不能笼统地以“政治化”来解决，这很容易走向强调单一政治语境的“政治形态文艺学”，这一点是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所缺失的考虑。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强化文学审美特性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文学研究与难以规避的历史语境的对话能力问题。为此，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如果真的要突破“政治考量”这个难点，就必须坚持审美话语介入当代文化现实的实践性，就必须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野、美学话语的思想历程以及文学批评的政治实践品格。从这个角度看，审美意识形态研究应该是一种建基于文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和现实文学经验的综合性考察之上的理论思考。

3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已经由一元走向了多元，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单一走向了综合，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中国发生了理论范式上的重要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面向中国问题与中国语境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建设的重要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范式转换不仅充满了希冀、欣喜与理论收获的喜悦，同时也是一个蕴藏危机、提出问题、面临挑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并非是直接而简单地发生的，而是裹挟着不同理论传统的矛盾与冲突、多种理论资源融合的压力与焦虑、不同理论话语趋同与求异的危机与挑战。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范式转换仍然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美学的大发展、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种种思想裂变的冲击以及中国当下社会审美文化现实的复杂走向，给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挑战与压力面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需要进一步明确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向，同时需要进一步增强实践性与批判性，实现理论的综合创新。这既是新的文化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理论任务，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责任。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但我们不能当然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与发展会是一帆风顺，不能笼统地认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成果就会不断地扩大。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首先需要我们在当前社会现实演变与思想文化格局变换中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定位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文化多样性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责任作出认真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美学引入中国也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才得到系统整理与消化的，这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融合会通仍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理论范式转换的主要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无论是从理论范式上还是从思想影响上，其接受通路都不是单一的，其阐释路径也是多维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会与当代西方其他文化思潮处于大致相当的接受、传播格局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引入中国较早、介入中国问题与中国语境的过程较深入、全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理解与当代阐释的方向与角度变化也最大，这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既是有利的趋势同时也是阻力的根源。这就迫切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与其他各种理论思潮的撞击、对话与交流中，更加表现出理论上的优势与效力。目前，我们不能绝对乐观地估计这种优势和效力会一如既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仍然面临着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压力。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冲击最大。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的展开方式，当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相遇之后，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的新变，它自身包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内在地融入了理论问题的研究过程之中。后现代文化思潮有着它自身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现代性现实，当它在中国美学开启现代性历程之后被中国美学引介与应用之时，不可避免地在表达方式、理论体系、话语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中国美学话语产生“时空错位”。从中国当代美学开始受其影响开始，中国美学研究就没有忽视这种“时空错位”所造成的理论误读及其应用性偏差。目前来看，清理这种误读与偏差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构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各种具有“后学”思潮特点的美学观念和理论观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既构成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需要的不是粗暴强横的理论攻击和话语口角，也不是完全排斥性和唯我性的打击，需要的是冷静的学科反思和宽容的对话心态，需要更为客观地吸收当代西方美学的新现象、新思潮、新发展、新趋势，并有效地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相联系，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增强理论的生命力。这既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然选择，同时也是它的内在发展之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六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没有将“建构”流于口号，而是充分体现出了理论范式转换的深刻影响，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理与探析，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探索，以及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综合研究，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实绩。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具体情境，也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地位更加突出。未来的发展之路，我们期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2] 王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见《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3] 比如当时赵树理的作品曾受到郭沫若、茅盾的赞扬，被誉为“文艺大众化”过程中的“赵树理方向”。以往研究往往强调赵树理这类作家当时是“自觉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方向的。《讲话》以及“文艺大众化”在这些作家身上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其文学理念是如何受其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的？这是目前我们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问题时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更进一步探索《讲话》以及“文艺大众化”在作家精神体验与审美感受方面的重要影响。

[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有底层叙事的文学，如蒋光慈、柔石的小说。在当时，这种文学叙事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更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深刻的理论联系。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的底层经验与大众文化仍然在不断发展，文学实践中仍然拥有“底层经验”与“大众化”的起源语境，因此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这方面做出呼应。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0—18页。

[6] 童庆炳：《文学概论》，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7] 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文学原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9] 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10] 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