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何晏、王弼的生平与著作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里曾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他说：

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因此，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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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哲学家称为“理性思维的英雄”，这个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人人都有理性思维，哲学家之所以高于常人，成为“理性思维的英雄”，是因为他所拥有的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他对宇宙、人生的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入，他为我们赢得的理性知识的珍宝更为丰富。这种“理性思维的英雄”对普遍性的事物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尽管他也和常人一样，生活于特殊的境遇之中，有必要去从事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并且表现出性格上的特点，但是，他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追求和理想，却在于超越自我，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把自己对普遍性的理解凝结为一种思想。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他所建立的功业，他的思想所提供的真理的颗粒愈多，则他的功业也愈加辉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研究一位哲学家，主要应该着重于他的著作而不是生平。因为著作是他的思想的记录，是他把自己的个性完全溶化在普遍性之中的结晶，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理性思维的英雄”的本质所在。而生平则不过是体现了他的非本质的特征，一种无法超越的特殊的境遇。

就生平事迹而言，何晏、王弼两人可称道之处是很少的。何晏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史籍记载存在着基本的歪曲，近于人身攻击，比如说他好修饰，耽情色，服五石散，聚浮华客，为尚书时又党同伐异，轻改法度，甚至强占国家财富等等。至于王弼，则是少不更事，“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年仅二十四岁即遇疠疾而早逝。他们特殊的境遇可以说是悲惨而黯淡。但是他们的独创性的思想却是影响深远，以致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玄学思潮，完全有资格配得上“理性思维的英雄”的称号。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背离的情况在他们身上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的。

虽然如此，关于他们的生平还是值得研究的。只是我们的研究应当尽量避免特殊性的纠缠，不必就事论事，去为何晏一一辩诬，也不必驰骋想象，去填补王弼生活中的空白。由于史料缺乏，恢复他们个人生活史的真相已是不可能了。而且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工作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对他们的生平感兴趣，是想通过他们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去窥探那个时代的普遍性，弄清他们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作为进一步去挖掘他们思想的内在意蕴的依据。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