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
晚清保守主义者的国家观与心理结构
——以张之洞学政改革为例[1]
袁晓晶[2]
提要：张之洞在晚清的学政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思想的复杂性也反应出晚清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首先，张之洞坚持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观”；其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挖掘与继承，他的思想经历了从“中体西用”到“保存国粹”的重要转变，为中学划定了作为国家根基和政治形而上基础的价值领域。而这一转变恰恰反应了保守主义者们以道统为担当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促成了晚清保守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但也成为了其改革成效与预期相去甚远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国家主义 保存国粹 中体西用
1907年7月，距离1904年初“癸卯学制”[3]颁布只有三年，张之洞撰写《创立存古学堂折》，对晚清一系列的学政改革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该折也成为他对自己在学政问题上数十年思想观念的一次深刻总结。在《创立存古学堂折》的开篇，他就坦言：
窃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而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所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原，实在于此，不可忽也。[4]
参与学政改革数年后，张之洞的总结是要回归到对本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上来，很难不令人怀疑他之前数年的改革，都有着“保守”的取向。然而，对比起在《劝学篇》中所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原则，《创立存古学堂折》中，他对于“中学”的定位则更为清晰。张氏首次阐发了“国粹”应以“保存为主”的思想。区别于作为学政之体的“中学”，“国粹”无须再承担救亡之功效，而仅仅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为依据被保存起来，这样一种退守的姿态，对照彼时方兴未艾的改革呼声，折射出晚清保守主义者复杂的历史观念与心理结构。
一 国家主义的国家观与国粹的历史维度
晚清的国家观念是伴随着去中心化的万国观而逐渐形成的[5]，张之洞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之中，早已不再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标榜，而是将中国与西洋诸国视为平等相待的独立国家，进而透露出吾国应向西洋诸国学习自强的心理趋向。在1889年《增设洋务五学片》中，他就提出：“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戒，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6]这种建立在万国平等观念基础上的改革，促使张之洞不遗余力地邀请和接受西方教育人才对中国的有益改造。他在地方创办新式学堂时，就聘请海外教习，而在具体的任用之中，亦能秉承“优厚但尽量公平”的原则加以对待。在1897年致德国公使的信中，他提到对于德国来华的武备学堂教习，“体统已极隆重……所以比本国之副将、游击看待从优，实在无可再加……惟知以礼貌分位相待，不知贵国陆军别有何体统，况该员现派学堂教习，系照合同办理。学堂章程与军营章程不同，请贵大臣电告该两员，恪守教习职分，按照合同听学堂总办道台节制，更与本部堂所派提调平行，各办各事，不越分际”[7]，尽量保持了一位清朝官员对于他国人士的尊重，及对本国条律的恪守。
晚清以降，伴随着去华夏中心主义的万国观的形成，尽管清代士人已多半接受了万国平等的一般观念，但是对于现代国家形态的思考，却是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条脉络展开的。梁启超在1901年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以“国家之主体”为核心，对古今、中西之国家观进行了分判，并最终提出中国当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一观点成为了20世纪初民族主义国家思潮展开的基本展开的基本论调。[8]但是，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种强调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式的国家观念。尽管在1900年前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明确，二者都强调对于国民性、爱国主义精神、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等现代意识的培养，但是回归到二者的内核中，却可以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观更强调“国民”在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国家主义”的国家观则尽量淡化民族、国民、个体性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而极力主张和强调“国家至上”的观念。此外，国家主义的国家观中，还模糊和淡化了集权主义与国家间的关系，未能明确判别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强烈地反对康、梁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国家观中的核心观念，他甚至说过“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9]。
区别与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的二元论，国家主义的国家观是从“中国”与他国的“中西二元论”基调下展开的，在这一视野下，张之洞的政治观点必须考虑到中国与其他诸国间的对比，进而对中国之现状加以反思。换言之，张之洞对重塑中国国家认同的意识，远远高于建设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兴趣。这一国家观，启发于西方诸国的影响，自觉于对本国文明的觉醒。既然在万国交往的过程中，每一国家都具有协商、谈判乃至交战的权利，那就意味着每个国家在遵守共同规范的前提之下，理应形成对本国的自我认同，以此分判彼此。这便要求，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还要认识西方和重新发现中国。进一步而言，对张之洞而言，“国家”实则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层概念。国家，乃是一普遍称谓；中国则是一特殊称谓。要达成对中国的特殊性认识，就需要从传统的土壤中挖掘和保存其特殊性，进而达成对“中国”的认同。也因如此，张之洞将其过对国家的观念，渗透在了学政改革及教育思想之中，形成了以“国家”为本的教育观念。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以“同心”开篇，以“国”为根基，首倡“保国、保教、保种”三者应统而为一：
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胜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稣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10]
张之洞以政教统一的维度来确立了“国家”的普遍意义和教育的价值趋向。无论中西古今，皆是以“教”为一国之特色，而又以“力”为一国之保障。这种观念虽受到西学的冲击，但与彼时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民族国家观念观之，仍是源自于传统内部的一种解释路径。从普遍性的角度而言，作为国家的“中国”，抑或说“清王朝”，在概念的界定上与诸国并无差异，亦是以“种、教、国”统一而形成的群体；但是，从特殊性的角度而言，则是“中国之人种、儒家之教、王朝力量”而构成的特定的国家。作为汉族知识分子和清廷官员的张之洞，有意地回避了“满汉之别”，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上的同一性。他认为清朝以来的统治合法性，无关乎民族的正统性，而是基于文化的正统性。满人对于儒教文化的尊崇，破除了满汉之别。无论满汉，只要以孔孟程朱之道，作为统治的根基，即是尊崇了“中国”之教。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张之洞对“国家”观念的国家主义式建构，其中深埋着一种来自儒家内部的困境。如果说民族主义是需要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观念，那么，在国家主义强调权力的统一及国家完整的要求之下，张之洞的国家观念中，有一种“自我内卷化”（involution）[11]困境。这个困境，比起王朝统治的昏庸腐败而言，显示出其内部结构更大的危机。对于张之洞而言，解决这一危机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内部结构入手，去发现这个结构的创立根基——“教”的全新涵义。
首先，以“用”的二分来解释“教”的价值领域。从《劝学篇》到《创立存古学堂折》，对于“教”的意义，均绕不开“用”的讨论。在1904年的《厘定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提出：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12]
将中学之“用”划分至儒家伦理的领域，强调中学对于道德心性的影响及意义，指出中学的经世价值在于培养与国家“同心”的人才。这种以中学为道德规训之用的论调，虽更符合国家至上的观念，同时也体现出历史中的儒家所始终起到的拯救世道民心的作用。但是，随着晚清时局的日益艰难，纯以道德教化之“用”来考量中学，已无法挽救中国，更无法挽救儒教。早于张之洞数年的汪士铎（1802—1889）在1850年间的日记中就已经有了对儒家价值评估的转向，而其后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道德教化之用，虽有信念，却无信心。面对时代的急转，许多人认为“儒家实际上是有用的，但是新的社会变局使得对‘用’的要求更彻底；不是人伦日用，是富强之‘用’”[13]。即便是以儒家为自己修身之本、日常工夫的曾国藩，也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不得不起用英人助阵。这是对以“伦理之用”和“富强之用”的二分法来重塑儒教价值的第一个挑战。而对这种二分法更严重的挑战，发生在1900年前后。梁启超的《新民说》以儒家有“私德”而无“公德”之说，将儒家与时代之间的裂缝拉开了一道不可弥合的口子。作为道德修养之用的儒教，似乎连道德修养之用都开始遭到了怀疑。如果儒教之用不足以挽救国力，同时，儒教之用也不足以重振人心，那么，学政改革以“中学为体”的构建就无法成立。面对这一困境，张之洞不得不再次为儒家之用进行申辩的缘由。
第一个策略，就是处理儒教之用的有效性。为何儒教讲究道德教化，而晚清官场混乱，腐败成风，这些官员曾是传统儒家教化体系中较为出类拔萃者，为何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张之洞将其归结为“科举之弊”。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张之洞就已有了改革科举的意向。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张之洞、陈宝箴联合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其中有：
四书五经，道大义精，炳如日月，讲明五伦，范围万世，圣教之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重，实在于此……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泛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非废四书五经也……近宜筹一体用一贯之法，求才不厌其多门，而学术仍归于一是，方为中正无弊。[14]
科举以八股的纤巧苛琐戕害了四书五经中的圣贤义理，即以形式上的弊端导致了内容上的缺失。因此，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才是对儒教之用的回归。五年之后，张之洞再次在《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提出：
况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所不包举靡遗。凡科举制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实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15]
以学堂而变科举，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职能交给学堂，以改变科举中滥竽充数、争名夺利、品节不端的弊端。从变科举到废科举，张之洞对于科举对中国学术之弊端，有着明确的认识，而在这种认识反映出，他不仅不认为中学无用，甚至在面对富强之用的时代之需时，还能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急功近利，而以教为国之本为出发点，力陈中学之用。但为避免形式对于内容的损害，他将此用置于学堂教育之中，以期达成融贯中西的造士目标。
第二个策略，为避免儒教的损失，退回到保存“国粹”的城堡之中。“国粹”之说的兴起，其第一要因源于“保国”的危机，即在面临“国将不国”的困境中，出现的一种对于传统中学的新的“命名”。早于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的设计前两年，1905年《国粹学报》诞生，其发刊词言：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动图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重爱国存学之志也。[16]
这与张之洞所言的“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祖考之教训”[17]，恰是同样的路径，寄希望于本国学术的保存与传承，使其成为该国立国之根基，涵养国民之良土。以“良田”“甘泉”“教训”论，“国粹”的价值是在历史的展开中而逐渐透露的，相较于急于从现实困境中挣脱出来，达成民族独立及自强的观点而言[18]，历史的思路则为保守主义的改革提供可能的内在驱动力。历史的展开，并不以某种固定的姿态呈现出来，而是动态且不断生成的过程。对于保守主义而言，历史并不是对于过去史实的简单追溯和重复，而是将现实问题置于历史情境中去进行重新构建，从而挖掘出现实问题的历史成因和可能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在保守主义看来，无数的现实问题都曾在历史中出现过，并且它们最终在历史中寻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最终的成效，成为某种经验形态，甚至逻辑结构而被保存了下来，并在不断的与现实的激荡过程中，形成新的解决方案。所以，张之洞说：
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一语，实为千古教育之准绳。所谓故者，非陈腐顽固之谓也。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此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19]
对于国粹的保存，从文字始，进而保存经史，进而才能保存其精神内核。而从文字、经史至儒教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时间的横向演进过程中所逐渐积累下来的经验历史和在空间的纵向深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逻辑结构。虽然这些内容，看似只是对传统的延续而已，但却可使学人从一己的知识与精神获得中，重新塑造对于国家意识的历史性的熟知，并培养起一种与传统接续的思维结构，进而达成对“中国”的认同。
由此可知，作为以历史观为基石的国粹观与国家主义的国家观之间是一种互为根基的存在。晚清社会在不断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虽面临着结构性的困境。但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依旧有着兴学堂、养人才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张之洞对晚清学政改革的总结，仍是要回归至教育改革之中，重建起一套“以文辅政，以政兴文”的文教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之中，至关重要的，还是与他的国家观念息息相关的国粹的存有与传承。
二 学政改革的形上基础与保守主义的心理结构
基于中西二元的立场，张之洞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国家观，促使他对于“保教”与“保国”同一性的强调和坚持。贯穿其学制改革始终，他都未曾放弃的“中学”与“存古”，其意义是要恢复起一种传统文教，尤其是通过内容的保存而确立起与传统相接续的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儒教在现实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质及根基作用。这一权威和根基，是重建现实政治合法与合理性的形而上的价值根源，而张之洞也确信，现实的政治改革必须首先通过重新构建其形而上的价值根据才可能得以实现。但是经过学制改革、科举取消等一系列学政措施，原有的儒教权威性已经在士人中丧失了普遍的信仰基础。作为一个已经被消解的形而上的根基，在当时唯一能做的并不是重新梳理传统的儒教在其时还有那些意义，甚至仓促进行新的转化，而是将已经受到严重摧毁的传统儒教先保存起来。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存古”，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之后再去讨论重建的可能。这一判断，显然出于一种悲观而急切的心理，在《劝学篇》发表九年之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构想看似成为了新学制、“新科举”的框架，但在实际的教育体系中，却未能挽救“中学”的凋敝。换言之，他对于学政改革中形而上基础的构建，其成效甚微，而之所以要如此坚持和强调这一基础，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为一位传统儒生的内在心理结构。
第一，儒教信仰根基的破坏，是张之洞要重建学政改革形而上基础的根本原因。对儒家信仰的怀疑之风，在张之洞看来，最大的负作用是造成了儒生群体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传统社会稳定体系的破坏。在张之洞倡导修改学制之初，他曾去信袁世凯和刘坤一，坦言：“特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惰多勇少，私多公少。”[20]可见当时士林风气积弊颇深，而这种疲弱也是导致晚清呼吁教育改革，重新造士的直接社会原因。一方面，儒生群体风气不正，导致清廷人才缺乏，即便有意改革，也无人可用；另一方面，培养人才的正统性却受到各方争议。如在另一封张之洞给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他就提到“如虑中有乱党混入，则入院之京、外官，必有人切实保送，大臣选派”[21]。戊戌之变后，政治风气愈发严苛，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对立上升为激烈的冲突。张之洞力求“造就服官之人才”之时，可以接受“先少用数洋人，看其妥否，再行扩充”[22]的“洋师法”，却不能容忍“乱党”，究其根源，仍在于对兴举人才的最终目的根本冲突。在张之洞看来，儒生群体风气的堕落，最终的影响是对传统政治权威的致命伤害。此时，培养人才，既要改变士林风气的贪惰，更要重建士林中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服从与推崇。“洋师法”不过是开眼界的手段，可以与官场之人讲论，提高服官者的从政热情与责任；但这些服官人才既是通过专人保举，那便一定从根本上仍对传统有着认同。正是这种既想锐意改革，又要防微杜渐的复杂心理，透露出晚清时期保守主义者的复杂心理。按照“自然保守主义”的定义，张之洞们显然不是“顽固地坚持各种旧的方式”，“对各种创新的接受是很不情愿的”的守旧派。[23]因此，他们的心理结构决非是为了传统而传统的守旧心态。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保守主义者们虽然可以突破“自然保守主义”的顽固心理（马克思·韦伯称之为“传统主义”），兴建新式学堂、接受洋教师，他们却无法与内部的观念冲突者达成一致。就这一点而言，习惯上以“中西古今之争”为标准对保守主义者进行的分判，似乎并不精准。因为，张之洞们既没有排斥西，也没有排斥今，甚至，表现出了对于西和今的热情拥抱。对于他们而言，古今中西最好的方式应是“和实生物”的状态。但是，他对于康有为等维新观点的一贯反对，则是出于对中学统一性的维护。“保守主义并不出于对现存制度的自我满足和满意接受。意识到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受到冲击使得保守主义的理论家试图为这些制度的有用性提供一种清晰的捍卫。”[24]正因如此，在捍卫政治权威的需求时，晚清的保守主义者首先要完成在文教改革的问题上，对形而上基础的重建，从而实现对传统政治权威及社会结构的捍卫。
第二，在进行文教改革的同时，尽量保持平衡现实政治与文教改革之间的关系。晚清的改革，被冠以不同的派别，而其形式上却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在进行学政变革之前，人才的匮乏，就已经是清廷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戊戌期间，张之洞、康有为等人，均对改革科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张之洞《劝学篇》大致完成，他便联合陈宝箴，奏变科举。多年的学政经验，使张之洞认识到科举改革的背后，不仅仅是一场对传统文教及选官制度的变革，它更意味着政治权威的确立和政治力量的抗衡。为此，他精心修订了奏折，力求持中平稳，既表达了改革科举的决心，废除八股的必要，又将中西之学统于一体，力求无弊。而在改革科举一事上，康有为的最大主张也在“废八股、改策论”。[25]张、康在科举改制在形式上分歧并不明显。废除八股、改革策论、引进西学，也同样是张、康的科举改制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然而，这种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相似性，并没有使两派人物在科举改革一事上实现合作的可能。两派在提倡科举改制的同时，积极地为争取此事的主导权，并不约而同地期待“由上而下”的权力。无论是光绪采用了康有为的奏议，还是张之洞的奏议，对于两派的改革主动性而言，都起到了大大的刺激作用，这其中也就不免有了意气之争的成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儒生阶层所期许的国家改革，依旧是在传统政治秩序的结构中进行的。在孔飞力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都表现出了对国家事务的极大热情，然而相对于可能会影响到政策变化的“官僚精英”，“文化精英”尽管相信“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26]，但其影响力却往往只在地方，而未能上达天听。张之洞和康有为的身份，都有一点介于“官僚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虽然张之洞已经在官僚体系中浸染多年，但此时他身在外地，其影响力与京官尚不可对抗；康有为虽身在北京，且受到光绪帝的肯定，但是他毕竟是初入官僚体系的人，其影响力更多的还是在官僚体系之外。如此看来，二者要想在改革中获得主导权，自然不得不依附皇权的支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陈宝箴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学术的争论最终变成了政治上的较量。[27]二者在对儒教理解上的差异性，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对抗。这也是晚清时期，儒生阶层中力图改革者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看来，政治权威的分化、政治力量的分化、儒生团体的分化，都造成了晚清的任何改革无法统一的根源。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张之洞的文教改革就必须要尽可能的权衡这些分化势力的强弱与影响，尽可能提出持中之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所提倡的改革才可能获得实行的可能。在平衡了现实的政治影响因素之外，接下来就是要强调传统儒教信仰对于现实改革的意义。
第三，学政改革的形而上基础的建立，是完成对传统权威重塑的重要步骤。然而，在面对传统权威的衰落这一问题时，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传统权威，则成为关键。在张之洞看来，政治主张的根基是学术主张，而学术一旦走入歧途，那么，政治主张必然会走向异端。他在《劝学篇》中说道：“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28]学说的统一性，直接导致了政治理念的统一性。若是对中西之学不能妥善地、和谐地处理，则会直接导致“中国之祸”。这种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实际上继承了自汉以来的儒教的“政治—历史观”。《白虎通》以“君意”为最终的权威制定了一套君权至上的政教体系，而这一政教体系也构建起了传统儒家历史叙述的基本思路。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29]。在这种历史观的背后，隐藏着被道德化的政治与被政治化的历史之间的张力，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连贯的思维逻辑。在这个思维逻辑中，儒家所提出的政治理念，被贯彻在了“政治—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又通过这一发展，被不断的强化。最终，政道不断地要被证明已经落实于治道之中，从而使政治理念的强化，变成了政治权威的强化。也正因如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一家之私”的激烈言辞，批判了君权对儒家政治理念的戕害。但实际上，从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到朱熹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之流行，直至张之洞认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30]，皆是这一逻辑结构的展开。历代儒生，在维护和强调儒家正统的政治理念的同时，却又在不自觉中强化了政治权威的高度集中，从而成为儒家政治哲学中最为吊诡的难题。
第四，在政教结构的展开之中，张之洞以持中平衡之论，既平衡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文教改革的认同，又完成了在古今中西之间，对传统信仰根基形而上基础的重建。从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晚清保守主义者们的心理结构于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学政改革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改革者心理结构的具体展开，而这种心理结构则是通过不断的文教而强化形成的内在根基。张之洞对于传统社会权威的信仰，不是单纯对于皇权的依赖，而是根植于一种儒教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教传统中。换言之，对政治权力结构的无比坚信，不是对权力自身的迷恋，而是来自于对儒家传统，尤其是汉儒所建立的儒家传统的坚信。作为主动将自身的命运与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守，实则就是对自身安身立命理想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士人的精神追求，已经内化为一种思维的结构及心理之特性，影响着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思考。心理结构与历史观的交错，在张之洞进行学政改革之前乃至之后，一直贯彻其中。
正因有着对历史政治化的延续性的思考，以及由此而不断生成和强化的心理结构，导致出对于传统的信念有一种“天命之所在”的正当性的固守。但这只是内里的心理结构，在外在的行为上，对于新的事物，只要是可以助益于传统政教结构权威性的延续，皆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一点上而言，张之洞们的学政改革是一场形式上大胆，而内容上却谨慎细腻的独特的保守主义式的变革。
三 政治理念与制度成效的落空
以历史为线索，张之洞展开了国粹作为国家建立之根基的重要意义。在其改革学政的总结阶段，提出了保存国粹以完成由个体的启蒙到群体的团结的价值依据。另一方面，这种总结也是基于张之洞作为保守主义者一贯的心理结构，文教存续与传统权威的重建，成为了他学政改革的最终目的。如何重新确立儒教正统在晚清政治中的形而上根基，并由此在不破坏传统政教结构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内部结构的有效调整，是学政改革背后的制度理念。作为从事学政事业多年的官员，政治经验的积累使张之洞深知此事的践行必须落实于具体的治理策略之中，而治理策略的有效展开，必须获得政策、规范、物力及人力的多重支持。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将作为制度理念核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落实到了具体的制度制定过程中。随着学政改革具体的展开，不难发现晚清保守主义的改革者们所面临的来自于外部历史语境和内在心理结构的双重困扰。
儒家的政治理念始终面临着理念何以落实，有何收效的问题。《荀子·儒效》为儒家政治理念及其落实的有效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儒无益于人之国”？[31]此一问题，在晚清时局之中，进入了更为复杂的环境。相较于西学的实用，乃至道德教化维度的失效，张之洞已经承认了儒家之教化的某种“失效性”，从而以儒教为“国粹”，来确立它之于中国的重要价值，即作为“体”的中学，依旧是国家认同的根基和政治权威的形而上基础。因此，在学政改革中，强调中学为体的地位，其关键不在于中学是否有“用”，而是将中学作为一种价值趋向的意义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回应“儒无益于人之国？”问题的最佳方案。
为此，张之洞将自己在《劝学篇》中所确立起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运用在了学政改革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学政改革一为“人才”，二为“保国”的明确目标。
首先，就人才而言，无论是学制的制定、学堂的建立，乃至与之相关联的科举变革，都为“兴人才”而服务。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学政改革的背景是将对“国家主义”的强化深入到人才的培养之中。因此，它不是传统儒家教化“化民成俗”的君子之教的延续。也因如此，张之洞在学政改革的几十年中，始终贯彻着“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32]。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学堂建设和学制改革两个层面，同时加强对于“西学为用”的贯彻，以培养时势所需人才。第一，在学堂的创办方面，大力加强新式学堂的创建。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期，创办有鱼雷学堂、电报学堂和广东水陆师学堂，后又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所西艺学堂，通称“洋务五堂”。在湖广总督任上，又办有方言商务学堂、自强学堂、矿业学堂、湖北女学堂、湖南育婴学堂等一大批专业学堂。[33]新式学堂的创办，不仅是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功劳，同时也与晚清兴起的教育救国思潮有极大的关联。“义和团运动的暴涨惨败，震惊了世界，也警醒了国人，举国上下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兴学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34]1902—1909年，学堂人数从6912人增长到了1638884人[35]，这个数量的激增，足以见得学堂教育对时人所产生的影响。而当时的学堂，也并非仅限年轻学生就读，也有壮年军人、长者就读，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学堂的不断普及和学堂学生的激增，确实为晚清改革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第二，新学制引进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学制，以“（经）、文、理、法、农、工、商、医”的学科分科制取代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制，为西学的引进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又依据学堂的层级，将西学之内容依其基础性、难易度分列于各级学堂之中。
从“癸卯学制”所颁布的各级学堂（普通学堂）的课程安排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西学和中学都依据各类学堂的级别、授课对象及教育目标，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在大学堂的安排上，则根据八科分科制设立了不同科别的大学堂，在具体的课程上，也依据分科制的特点，强化了西学的内容。课程安排只是制度落实的一个层面，而其结果往往未必和课程设计之初的预期完全一致。在教科书、师资的选择上，尤其是西学课程，新学制要求尽量使用西方诸国较为完备的教科书，这种教学使西学的教育更为深入，对学生而言，西学的学习不再是单纯对“西艺”的了解，而是一种不断“内化”的过程。西学的不断内化，造成了与中学“内化”的冲突。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取消之后，对于中学的“经学科”的抵触情绪在学堂生中屡见不鲜，此为中西冲突的第一个表现[36]；而西方教员与学堂的中方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则更体现出中西冲突的难以调和性。张之洞虽已意识到西学“内化”所造成的矛盾，但由于西学的突出成效，为洋务运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新式人才，令其即便是在存古学堂的课程安排中，仍有外国史、外国政治法律理财、外国警察监狱等课程的设置。由此观之，作为保守主义的改革者，张之洞等人在面对学政改革后相反的效果时，并没有急切地推翻或否定改革所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增强。甚至在看到西学对中学的冲击时，也没有想要放弃对西学的学习，这一点可以视为保守主义者们难得的改革勇气。而这一勇气也间接地说明了张之洞以国家主义为根基的国家观中，并非是以“朝廷取代国家”，这种暧昧两可的状态，既推动了保守主义者们的改革，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现代性更深一层的思考。
其次，就国家而言，人才之兴其目的是为了保国，自强。所以，学堂学生应有比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更强的合群、爱国观念。这便是“中学为体”的意义所在。1902年，晚清新学制肇始初期，张之洞在给当时主事学制改革的张百熙的信中说：
五经四书，小学堂必应全备。初等、高等小学，除四书人人必读外，只能习专经，通大义，以免贪多欲速、食古不化之弊。入中学后，再兼习五经。
又：
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
张之洞的观点很清晰，第一，经史之学不可废除，其根据在于“文以载道”；第二，经史之学又不可不改，以避免食古不化之弊。这个观点，是张之洞参与学政以来，一以贯之的观点。既然经史之学不可废，但又存在弊端，那么经史之学在学术体系中的面貌及地位就必须加以转化，才可以成为新学制的根基；而这个新学制究其目的，不在于“救学”，而在于“救国”。但是，纵观学堂、学制的落实，对此设计最终的成效，都显出某种复杂的讽刺性。1905年之后，学堂学生数量激增，而这一批新式学堂所培养的学生，恰恰成为晚清至民国以来，反清学生运动的主力。学制以“中学为体”，力图推行的儒教为尊的策略，不仅未能实现其稳步改革，以达成维持原有政教结构完整性的目的，反而因西学的内化，加速了对于儒教的反叛。可是，另一方面，晚清的学政改革也的确为现代中国之建立储备了知识和人才，成为了国力渐强的原因之一，达成了“救国”的目的。
如张之洞一样的晚清保守主义者们，始终坚持以历史的维度来考察现实的问题，坚持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心理结构，并以此为依据，为他们的改革提供着内在的动力。但是，从改革之结局而言，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促成新式学堂学生培养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和心理结构，经史之学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步被分科后的知识体系所取代。即便是文科类的学习，也无法避免经学与史学的客观化、科学化，最终使其形而上的意义体系崩溃。正是因为如此，创立存古学堂，不仅成为了张之洞对自己几十年学政改革的总结，更成为他挽救中学的最终努力。通过“保存国粹”，以形式上的保留，来实现对中学的传承。而后世之学者，在重新总结和反思晚清以来保守主义者的改革时，往往强调了他们对于中学的固执坚守，却忽略了他们对中学之于现代性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判断，才使中学在百年之后，重新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得以挖掘与重建。正如梁启超认为晚清学术是以“复古”为“启蒙”，张之洞学政改革的尾声，也不免有此倾向。“保存国粹”的意义在当时虽是争议之举，而在今日看来，则是对现代中国的另一种“启蒙”。
The Idea of 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Conservatives During Late Qing
——A Case Study of Zhang Zhidong’s School Reform
Yuan Xiaojing
Abstract: Zhang Zhid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chool refor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 thoughts reflecte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ervat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rstly, Zhang Zhidong insists on statismas the core of “the idea of nation”; Secondly, through mining and inherit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is thought experienced an important change from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中体西用) to “preserving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保存国粹), and then delineated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metaphysical basis. This change reflected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conservatives who take the Confucian principle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contributed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ervative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is reform failed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Key Words: Statism, Preserving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
[1] 本文系2015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课题“信仰与知识的分野：儒学学科化的近代危机”（项目编号：15ZS033）阶段性成果。
[2] 袁晓晶，1984年生，上海大学社科学院讲师。
[3]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光绪帝下诏变法，史称“新政”。“新政”之初，清廷便展开了学政制度的改革，1902年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1903年6月27日，学政大臣张百熙奏请添加张之洞为学堂章程的制定者，并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参见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〇，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以下简称《学制演变》）随后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参与重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最终拟定学堂章程，并正式颁布，史称“癸卯学制”。该学制颁布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又进一步敦促清廷将之前未经完成的科举改制提上议程，最终在多方势力的努力之下，促成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前定“癸卯学制”也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不断进行增删修订，直至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行“壬子癸丑学制”，才被废止。晚清的学政改革，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新学制的施行及与之相关的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是晚清“新政”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
[4]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1907年7月9日），陈山榜编：《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23页。
[5]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考察，“国家”一词的使用，在1895年后突然增加，华夏中心主义也随之逐渐瓦解，这导致了新的去中心化的万国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6] 张之洞：《增设洋务五学片》（1889年11月1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62页。
[7] 张之洞：《致京德国公使（解释关于德籍二教习待遇事）》（1897年3月11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145页。
[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9] 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7页。
[10] 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文存》，第187页。
[11] 王汎森指出清朝的部分人士已认识到帝国内部有一种结构性困境，这种结构性困境被称之为“自我内卷化”的发展。这种结构性的困境，非但不是昏政凶年的结果，反而是太平日久，并且凶年太少所致，这不是清廷法度的问题，而是一种来自结构内部无法根除的困境。（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81页）
[12] 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厘定学堂章程折》，《张之洞教育文存》，第447页。
[13]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第89页。
[14]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360页。
[15] 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折》（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455页。
[16] 《国粹学报》发刊词，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99页。
[17]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之洞教育文存》，第523页。
[18] 对于以国粹作为内在驱动力的质疑声，早在晚清时局初变时，便已议论纷纷，而随着东邻日本的崛起，对“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更是有了现实的参照，所谓：“骤守国粹，将国民人格之改良，永不可期……徵之日本历史，则后说（欧化主义）为长。要之国粹主义者，即保守之别名。文明之度，未达其极，遽言保守，安望进步？亚洲诸国，欲与欧美竞争，20世纪之初，决非可以辟欧化主义之日。日本且然，若未及日本如中国、朝鲜，其更当知所从乎。”（《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84页）
[19]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之洞教育文存》，第526页。
[20] 张之洞：《致京袁制台、江宁刘制台（论设仕学院事）》（1902年3月9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378页。
[21]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京袁制台（论办仕学院诸事）》（1902年4月12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381页。
[22]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京袁制台（论办仕学院诸事）》（1902年4月12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381页。
[23]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霍桂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24] 杰里·马勒：《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25]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357页。
[26]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7页。
[27]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366页。
[28] 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文存》，183页。
[29]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梁启超文集》，第216页。
[30] 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文存》，第193页。
[31] 原文为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19页）
[32] 张之洞；《创立自强学堂片》（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教育文存》，第103页。
[33] 陈山榜：《张之洞教育文存·前言》，第3页。
[34]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5]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6] 根据桑兵的统计，1902—1911年之间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学潮运动有500余次，其中因反抗当局横暴或压制学生民主要求而起的占2/3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不到总数1/3的官办学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