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的出现
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确实是在与西方人和西方思想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物质文明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间接发展起来。在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要求进入中国，并最终通过诉诸武力达到目的。随着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数量增加，中国人有机会面对一种不同的物质文化。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外国人首次获得在中国五个城市居住的权利三十年之后，大约有4000个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中国生活。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外国人的数量超过了150,000；至1927年，人数超过了3,000,000。[6]在这期间，中国到国外旅行并回国的外交官、商人和学生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伴随着对于改革的热情，他们也分享并了解了新产品和新技术。举例来说，到1911年为止，数以万计的学生已经从海外学成归国。[7]19世纪末，接触西方事物的机会在数量和种类上呈几何级数增长。[8]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不必再通过外国士兵、官员和商人，而是经由认识一种新的物质文化与帝国主义打交道。
西方国家以及后来日本入侵中国的基本史实是众所周知的。从1757年开始，“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译者按：主要指清朝在广东设立的进行对外贸易的十三行）的通商贸易制度严重制约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9]在这个制度下，中国政府把西方商人限制在广州南部城墙外的一片区域内，禁止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家眷，并规定他们只能和政府允许的数量有限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来往。从18世纪末开始，大不列颠帝国多次试图就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协商。但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引起了上文提及的乾隆皇帝的回应）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努力都遭到拒绝，中国拒绝改变贸易成规，不愿意开放更多港口，不允许外国外交官进驻北京（参见Mui and Mui:1984）。
尽管如此，到18世纪末，贸易关系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在后来20世纪早期多次重复的贸易模式中，西方人第一次发现有一种产品能刺激中国市场的需求，于是接下来就用它来打开通向中国市场的大门。对英国而言，鸦片贸易迅速变成了获利丰厚的三角贸易（印度—中国—英国）的关键的最终链条，整个帝国都依靠这种贸易。[10]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每年从英国进口鸦片超过35,000箱（大约每箱130—160磅）（Morse 1910, vol.1:173-174,209; Hsin-pao Chang 1964:223）。到19世纪中期，鸦片几乎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量的一半，直到1890年，鸦片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进口商品。17世纪，中国以出口商品交换获得的银两拉动了经济增长。然而，鸦片进口的增长导致了银两出超，这种趋势给中国纳税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他们不得不用每天使用的铜圆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交换银两（Morse et al.1908:323-351）。在这种非法的鸦片贸易中，白银外流，再加上大小官员勾结串通、贪污腐败，引起了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意识到鸦片在各个社会阶层的消费增长将带来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11]
18世纪中期，中央政府认为它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禁止舶来品以及禁止吸食鸦片这种典型的奢侈消费品来控制消费。朝廷颁布数次法令禁止栽种、交易和吸食鸦片（M. Greenberg 1951:110）。但是问题仍在继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瘾君子”超过了100万。[12]清政府的政策变得更为严厉，1839年，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任命林则徐（1785—1850）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13]林则徐的处理办法很快从对英国政府进行道德呼吁，逐步加强到暂停西方贸易以及强制禁运。在林则徐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存货后，英国政府诉诸武力以获取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从1840年到1842年的一系列军事入侵中，英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们在物质文明的军事方面的优势，并且以此迫使中国人寻求解决方法。不久，英国将把他们的物质文明的其他方面也引入中国。
为结束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成为众多非互惠性“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条约，它放宽了外国进入中国的入口。这些条约要求中国开放更多数量的“通商口岸”，并且割让或者出租土地作为外国商团在中国的基地；支付巨额赔款，这使得清政府无钱改制；放弃设置关税的权力（“关税自治权”）；交出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公民的司法权（“治外法权”）。《南京条约》标志着通过限制进口来管理消费这一政府主导下的积极主动的“林则徐方式”之可能性的结束。接下来的百余年，条约的限制阻止了中国精英用任何直接或简单的办法通过政府提高关税来调节市场准入。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能使用传统方法确保他们的中国同胞只消费国货——他们不可能依靠政府对消费文化强制实行民族主义的阐释。此外，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体现在以《南京条约》为首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一连串条约的签订方面，这些条约中包含了很多或公开或含蓄地挑战中国主权的内容。
创建西方消费文化的活动的橱窗
关于“中国开放”的历史研究很少强调无数通商口岸的开放不仅使外国人，而且使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不费力地进入中国。《南京条约》中保证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立即成为引入西方货物、风俗以及思想的最重要的通道。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其他割让或出租的领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不仅仅是商人，还有传教士、教师、冒险家和投机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更不必说那些为保护外国公民新近获得的合法权利而必须设置的军队了。这些外国人成了外国商品的活的广告和展示。[14]的确，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成为“外国入侵中国的最好的具体表现”，这导致了1860年后的排外主义的增强（P. A. Cohen 1963:269）。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通商口岸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将近五十个。几年以后，数量增加到几乎将近一百个，分布在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以及主要河流沿岸（见地图1.1）（Feuerwerker 1976:2）。[15]
当通商口岸日益成为新鲜的、西方精神的、工业消费文化的扩张和交互性的展示窗口时，它们也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西方商店里到底有些什么的视觉展示。这些活动的橱窗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手资讯，不仅带来了外国的技术和思想，而且通过百货商店、广告、药房、博物馆、动物园、公园、餐厅、舞厅和许多其他商业形式，以及其他最初服务于外国人的娱乐形式，也带来了西方的消费者和视觉文化。许多机构有中国经理人，他们很快学会了创建同样的娱乐设施来满足中国顾客的需要。但是，中国来自任何社会阶层的人只有进入城市才能体验到这种新文化的各个方面。[16]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城市化进程加速，他们确实进入城市了[17]，不管有没有带上新的生活消费品和消费习惯，越来越多寄居在城市的人返回自己的农村老家时，都会把这种基于城市文化的故事带回去。[18]
遍及中国的新媒体也在传布这种文化认知。比如，19世纪末的上海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靠“吟花弄月”维持生计，普及了上海是一个“大乐园”这样一种观念（W. H. Yeh 1997:421-427）。[19]这些言辞和图片通过报纸、期刊这些快速膨胀的大众媒体以及小说和书籍在整个中国传播。[20]到1910年，信件、报纸和杂志在中国的流通量是1901年的25倍（M. C. Wright 1968:30）。[21]甚至那些不识字的人也都盯着广告和插图中的新文化图像看。不久，新的视觉和听觉的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了，包括电影、收音机、留声机和西式话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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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的消费文化传教士
遍及整个中国的传教士的出现扩展了西方消费文化在通商口岸以外的传播范围，甚至在签订条约之前，基督教徒已经在中国布道传教——首先是耶稣会、方济各会和16—18世纪的多明我会，以及19世纪早期的新教徒。但是，他们的数量和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然而，《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进行传教，《北京条约》（1860）扩大了允许传教士传教的活动区域。19世纪末，几千名外国传教士散布在中国各地。到1919年，中国1704个县之中除了106个之外，有将近10,000名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散住在各地。这些基督教传教士可能拥有多达数百万的信徒。此外，数十万中国小孩通过传教士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并不要求皈依入教），通过慈善机构比如医院、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救世军，接触到西方人和西方的物质文化（Feuerwerker 1976:39,42-43）。[23]
这些传教士在引导人们改变信仰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方面也许成败参半，但是，他们在影响通商口岸之外的中国人接触并了解西方消费者和西方视觉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重要。通过他们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服饰和举止，传教士实际上充当了可以行走的广告，他们不仅仅在新的信仰形式上为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而且在以新的商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上也为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这些传教士的住所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接触新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机会。[24]在很多实例中，传教士甚至还传入了外国商品（例如草帽、花边和发网）的生产技术，用以减轻乡村的贫困。
西方人把他们的物质文明带给中国，中国人接受了它。甚至在签订开放通商口岸的条约之前，外国公司就已经雇用了中国人。当然，1842年后雇用人数增长了，到18、19世纪之交，大约有20,000中国人为外国企业工作（Hao 1970:102）。这些人成为“新都市精英”的基础，到19世纪中叶，有超过100万的此类“富裕企业家”（Bergère 1986:20）。反过来，他们雇用数百万的中国人做帮手和雇工，通过他们的雇主，这些帮手和雇工有了直接体验新文化的经验。精确的数字不如现实更有意义，特别是在1905年废除了中国过去数千年来获取社会名望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之后，富裕群体和他们的竞争者转而以消费活动来表示并强化他们的社会名望。
直到20世纪早期，中国人经历了将近六十年直接或间接接触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物质文明的历史。这些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互动不仅为中国的老百姓，也为正在兴起中的消费文化及其表现提供了使用新民族国家概念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