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丧失的象征
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伴随着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对抗，中国面临外国的商业入侵。在国货运动普及推广之前的几十年，在政治精英人物和知识分子圈中关于贸易统计的讨论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缺乏主权的主要途径。在这场讨论中，一个简单的数字——贸易赤字——象征着中国的衰弱。在这场成为国货运动基石的讨论中，关税自主和外国人享有不正当地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利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破坏中国主权的例证。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把焦点指向中国的关税史。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的关税税率保持在货物估价的5.0%—7.5%。另外，不考虑通货膨胀，评估进口货的价值所用的价格表是几十年前的旧的价格表，这导致了实际税率甚至更低。[25]一旦支付了关税，那么这些进口货就免除了所有其他进一步的税收，包括国内的过境税（或称为“厘金”）。给进口货这样的特权，使进口货和它们的中国竞争对手比较起来有明显优势。[26]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关税控制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甚至连是否已经放弃了这些控制权都不清楚（M. C. Wright 1957:178-179）。当民族国家开始把关税控制权看作国家主权的核心时，收回控制权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焦点问题。[27]
在贸易统计的讨论中，中国和帝国主义霸权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市场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所有进口货的到来损害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是恢复经济主权比扩大经济活动和提高人均收入更为重要，中国人控制中国经济被认为比外国人控制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历届中国政府和一般民众反复要求外国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讨论关于中国关税的控制问题。然而，直到1925年，条约的缔约国一直拒绝和中国商谈恢复关税自主问题，甚至拖延达成一项最后协定。结果，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取得关税自治权。[28]
当贸易赤字增长时，对于缺乏关税自主权的愤怒也随之增长，贸易统计数字成为国家健康程度的众所周知的晴雨表。1864年，外国负责管理中国海关的官员开始公布每年的贸易统计数字，通告中国每年的贸易统计数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贸易赤字直到1887年后才存在，这些外国统计表格却强调它们是如何地科学客观（Hazama et al. 1996:21;Hou 1965:93-94）。[29]官员很早就开始担忧银两外流，并产生了紧张不安的情绪，正是这种紧张导致了鸦片战争（Hsin-pao Chang 1964:95-96）。19世纪80年代，像薛福成（1838—1894）和马建忠（1845—1900）（都是清廷封疆大吏李鸿章[1823—1901]的手下）这样的著名中国官员、学者利用贸易统计数字指责对外贸易使得中国的贫困加剧。直到著名学者严复（1854—1921）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世纪之交出版之前，中国的精英人士认为贸易赤字是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持续关注的经济衰退的象征。[30]这个简单的问题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包括不愿意探究贸易和商业这个冷酷世界的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了，比如后来的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恢复关税自主权以使中国能够扭转贸易赤字，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目标，特别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更是如此。这也是国货运动的一个关键目标（参见表1.1）。[31]
表1.1 中国对外贸易：进口与出口数据，1900—1937年
（1900—1932年以海关“两”为单位，1933—1937年以中国“元”为单位）
来源：Hsiao Liang-lin 1974:23-24
这张中国对外贸易表应更多地被当作示意图而不是直接可用的数据表。就像本书中复制的其他国货运动图表一样，这些贸易统计数字被用来形象地传达一种认知上的事实。国货运动使外国人所公布的贸易统计数字广为人知，他们确定中国每年的贸易赤字，并以此来作为中国缺乏主权的体现。这些数字代表着他们所认为的摆在中国面前的两个问题：第一，贸易赤字代表中国人对中国控制力的缺乏或虚弱，说明国家没有能力阻止进口；第二，它证明中国是一个消费者极度缺乏爱国情感的国家。国货运动寻求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不断地用这些赤字来“恫吓”消费者。
“中国市场神话”的重要性
到20世纪初期，高度公开的贸易统计数字和外国控制下的工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已经沦落为外国所控制的观点的主要事实依据。举例来说， 1900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的贸易赤字增加了四倍。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迅速膨胀，外国人的影响力可以由此进一步窥见。在1902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外国投资几乎双倍增长。[32]同样，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在中国经营的公司数量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从1902年的1000家多一点，增长到1912年的将近10,000家。[33]
这些数字给论辩的双方进行长期辩论提供了论战材料。首先，在中国有外国产品的市场吗？假如有，那么外国人是否从中得利呢？其次，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外国人是在“剥削”中国吗？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那种认为1890—1915年间的中国具有贸易潜力的说法是过于乐观了，换而言之，可获利的中国市场只是一个神话。[34]无论外国商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历史学家们承认，正如20世纪30年代一本畅销书的标题《4亿消费者》（Crow 1937）所许诺的那样，西方人匆匆赶往中国是希望去发现一个具有4亿消费者的国家。[35]
由于外国卷入中国经济而产生的实际经济影响不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提供的信息不能解决外资是否通过使中国手工业破产，迫使中国农业部门重组，或者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送回国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漏卮”，从而破坏了中国经济这个问题。[36]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不是有关外国企业在资本、技术以及训练管理方面的优势使得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比较而言占据“不公平”的优势。[37]
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对于被外国剥削的认知才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市场神话毕竟也有中国的一方面。与较早一代主要试图揭穿这个神话的学者形成对比，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外国公司的实际经济影响与这个神话在中国国内所引起的反响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中国已经丧失经济主权的看法对于形成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概念至关重要。外国资本进入一个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规模可能微小到只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一。[38]然而，它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中国人相信外国资本已经淹没了中国，认为外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生产获得了无穷利润，还认为外国已经设计了一场对于中国经济的“充满敌意的接管”，这些观念影响了中国有关国际商务方面的概念的形成。关于贸易统计数字的讨论加强了这种中国越来越受外国控制的看法，这种统计数字常常被作为论证外国控制扩张的无可置疑的证据来引用，在国货运动期间还被用于攻击那些“没有爱国心”的舶来品消费者。[39]
外国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控制
外国对于新的影响很大的产业的控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经济整体上被“外国统治”。例如，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外国航运公司控制着超过五分之四的商业航运市场（K. C. Liu 1962）。中国人迅速地把这种控制解释成帝国主义的产物，因为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企业的船进入内陆港口和内陆水道。尽管中国政府和个人联合创建国内官商合办企业来努力与国外企业抗衡，例如创办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872年成立），但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年）前夕，外国公司仍继续控制着中国的主要航运市场。20世纪30年代，有大约30家外国航运公司、超过700艘船只在中国港口运营（Hou 1965:60）。
一种国外行业的引入常常需要另一种行业的创建或扩张，例如，航运刺激了煤矿开采业的增长（Tim Wright 1984:50-76）。国外轮船业主为了避免进口大量蒸汽轮船所需要的煤，需要本地质优价廉的煤矿资源。因此，采矿业成为由外国利益集团掌控的工业的另一个象征。再次说明一下，19与20世纪之交是外国资本卷入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1895年到1913年之间，外国人开办了二十多家煤矿公司，采矿也导致外国经济行为在没有被不平等条约许可的通商口岸以外地区扩张，甚至深入到了中国内陆。[40]
商业银行的情况与此类似，直到1898年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建立之前，外国银行完全控制了国际贸易的资金以及外汇买卖。甚至在中国政府银行开始发行纸币之后，中国人继续偏爱更为坚挺的外币。因为时局导致政治和经济具有不确定性，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外币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Hou 1965:52-58）。这些都是外国“控制”中国经济在日常生活体现出来的有说服力并且是普遍存在的象征。
外国公司试图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尝试引起了恐慌，人们担心外国控制的技术会轻易地打开中国经济的大门，担心引入的技术会替代依靠人力运输的劳动者，会允许更多的外国军队进行活动，会破坏本地的风水，另外，修建铁路会产生更多对进口货的需求（C. -A. Chang 1943）。经过开始几次的不成功之后，到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列强开始疯狂抢夺，让清政府在铁路方面让步（L. Cheng 1935; Yang Yonggang 1997）。帝国主义列强把铁路线作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关键，到1911年辛亥革命，俄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拥有超过2000英里的铁路，或者说拥有相对来说较为贫乏的中国铁路总里程的40%。（Huenemann 1984:37-80; Hou 1965:65）[41]
中国制造，但不是“中国货”
外国掌控最早的工业项目——航运、采矿、银行业和铁路——成为中国努力“收复”国内经济控制权的首要目标。然而，在世纪之交，外国公司卷入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如此不仅形成了针对进口货的焦虑，而且还形成了针对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商品的焦虑。国货运动初期，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商品不是“中国货”。任何外国资本的存在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并且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这种象征意义也增强了。
进口量的增长和贸易赤字的增大不是外国商品和资本扩张现象的唯一标志。19世纪晚期，当外国人开始寻找进入国内市场的更好的入口和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时，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制造业公司的数量和种类都在迅速增长。1895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一百多家外国人拥有的“工厂”。[42]在第一次中日战争结束并签订《马关条约》（1895）后，条约同意给予日本巨额赔款和割让中国领土，工厂的数量急剧地增加了。更进一步的是，随后一年订立的另一项条约给予所有缔约国在中国建造工厂的合法权利，这导致了现代工业在中国的迅速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通常把1895年作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开始。[43]
这些公司并没有把他们所有产品销往中国国外。19世纪中期，外国公司已经开始为国内消费需要而生产产品，首先提供给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然后逐渐提供给新兴的中国市场。例如，19世纪50年代几家外国公司制造药品、化妆品和肥皂。19世纪60年代，其他公司制造西洋食品、糖果、酒和面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上海的外国公司开始生产冰、玻璃、砖块、混凝土和家具。外国人时常在当地建立公司给中国人提供产品，满足中国人由于进口货刺激而产生的需求，火柴、纸张、肥皂、香烟以及棉纺织品都进入这类产品名单中。因为中国对进口棉制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1895年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合法权利后，许多外国纺织品厂迅速建立起来。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国人瞄准地方市场，继续创办各种消费品生产工厂。[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