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主义途径的新商品
20世纪早期，新商品在数量、品种和用途方面有引人注目的扩大。[45]在中国城市萌芽的消费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和1911年不仅仅推翻了清王朝帝制的辛亥革命。废除科举制度结束了传统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道路，几十年来，发展出了多种替代方式，最显著的是进入近代学校和留学国外。然而，结束科举制度一下子消除了官员通过传统礼法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基础，这种传统礼法通过礼仪制度规范官员在公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从官员以及其妻子穿着的衣服到官邸的建筑式样。废除这种确定身份的主要方式，结果导致了符号象征体系的重新构建，这个问题将在以下章节中讨论。[46]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十年，中国人开始使用不同商品来改变他们的个人仪表，以此在视觉上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中国工业，它们致力于生产新的商品并服务于这些新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头（帽子）到脚（鞋和袜子）改变了他们的外表，这种转变影响到诸如手表、眼镜和手杖这样的附属物品的生产。新的卫生观念也伴随这些特殊商品进入中国。这些改变甚至深入影响了中国人有关应该如何保持身体健康的观念。与此同时，牙刷和牙粉、香水和肥皂以及新化妆品被生产出来以满足新的需求。在起先的十年中，工业开始形成是为了供应这些消费品。简言之，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十来年见证了中国国民在个人外表上的转变。
中国政府的资料来源介绍了这次兴起的消费文化中新的或者改良的商品。1935年一本江苏省经济指南中的“工业部分”列举了工厂生产的纺织品（例如轧棉、纺纱和织布、制丝和纺丝、针织、皮革）、食物（面粉、大米和榨油）、化学制品、建筑材料（水泥、制砖和制瓦）和发电厂，并以此命名几种基本门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这些产业和其他产业生产的商品逐渐占据更多的百分比，例如服装、加工食品、调味品、医药制品、教育用品和五金器具。此外，这些产业提供了许多消费类产品，这些产品开始被认为是奢侈品，但是后来经常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香烟；帽子；纽扣；雨伞；眼镜；梳洗用品如肥皂、香水、牙刷和梳子；家庭用品如冰块、火柴、保温瓶、电灯泡和毛巾。[47]
关于实际生活中物质文化整体上的转变的最好描述来自于文学作品，尤其是茅盾的作品。茅盾在他的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子夜》（1933）中，抓住了这种意义深远的转变，并把它作为时间、空间和视觉上的切入点。小说一开始，中国内战迫使小说一位主人公的父亲逃离他舒适的乡村住宅来上海居住。通过一位乡村长辈对于儿子奢侈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反应，茅盾描述了新的物质生活。这位父亲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富裕的物质文化的打击（例如，仅在儿子的家中，就包括了从西洋家具到电风扇的一切物件），他在进入中国最时髦和最世界化的都市后几小时内就突然死去了。当然，《子夜》的中心不仅仅是参与到这场转变中的富裕家庭，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观察到这种物质文化的转变，并且参与其间，尽管他们常常只能参与廉价的新休闲方式，或者只是讨论讨论和做做白日梦而已。[48]例如，贫穷的都市居民可能看过刊登了新文化广告的杂志，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购买产品。同样，他们通过那些花费较少的活动参与到这种新文化中来，比如，香烟作为旱烟管的代用品而兴起，就使得参与变为可能，这一转变是由烟草公司推动完成的。[49]
增长的模式
西方消费品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传播都遵从一种模式：首先，一种新玩意满足了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需求；其次，市场扩大到必须建立工厂以迎合国内需求。最终，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公司进入了这个市场。这些产业和他们的产品大多数在19与20世纪之交之前都不存在。然后，在中国迟来的、迅速的、不平衡的工业化启动之后，国货运动开始了。
公司和宗教团体介绍到中国的许多典型的外国产品，很快被中国人改造为“国货”。例如，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教中国姑娘和妇人如何在家制作花边，由此把花边工业引入上海（NII 1935:446）。实际上，传教士建立了许多学校传授这项技艺，这迅速成为某些地方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分，比如山东省的烟台，直到1919年，还是中国最大的花边出口地（Dingle and Pratt 1921:report no.116）。
许多项目都是这种模式。比如，在世纪之交，德国制造商开始在中国出售内衣和袜子。德国的成功吸引了来自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一大批竞争者。正如许多中国消费工业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当时实际上停止从欧洲进口货物，中国公司迅速崛起，提供这些进口货物的替代品。例如，在一战开始后的二十年内，单在上海就有136家工厂。进出口统计数字证明以上海为基地的内衣和袜类产品市场发生了巨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单是上海就进口了1,786,296套内衣。然而，1918年战争结束时，进口货物已经跌落到不到原进口量的三分之一。其间，国内制造商不仅赢得了本地顾客，而且在这期间形成了内衣出口销售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每年有超过一亿套内衣远销海外。[50]日本人也帮助引进很多新的消费产品，并且启动了这种模式。例如，快到清末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出售机织毛巾，这种毛巾比在那时候还控制着市场的棉布毛巾更受欢迎。世界大战再一次为中国最主要的竞争者创造了机会，因为直到1917年，这家公司还没有开始这样运作。[51]
在中国，实际上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激烈的竞争发生于另一种新引入的产品——草帽（即平顶的硬草帽，不是几个世纪以来农场主戴的圆锥形帽子）。草帽起源于17世纪末的欧洲，并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在独立战争前夕传至美国。19世纪60年代，草帽在中国出现，居住在福建省的外国人引入了制作这种帽子的工艺，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传教士使用这种草帽。这种夏天纳凉的方法在其他地方也受到欢迎，通商口岸宁波成为早期生产帽子的中心。这些草帽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口，在十年内，草帽工业雇用数千名妇女和孩子作为工人，并且每年大约出口1500万顶帽子（Allen and Donnithorne 1954:87; Dingle and Pratt 1921:report No.93）。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戴这样的帽子的中国人还不常见。例如，上流社会的人们喜欢戴黑色瓜皮帽，这有助于使辫子保持在适当的位置。然而，辛亥革命后，人们被强迫剪去辫子。草帽——尤其是硬草帽——风靡一时，传遍整个国家，所有阶级的人都乐于戴它。[52]与西式服装相比较，这些帽子成为新的西洋/现代服装的象征，有了廉价的日本进口货后，人们在价格上负担得起，也很容易买到。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新商品是理想的民族产品：它易于制作，只需要少量的技术。[53]此外，国内可以提供原料，因为大多数编织草帽所用的麦秆来自北方省区——山东和河北。最初，妇女在家制作帽子，因为做的帽子质量被认为不如欧洲和日本产品，她们逐渐被集中起来制作产品。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单在上海就有近90家工厂，制作将近100,000顶草帽。在频繁发生的反帝抵制运动期间，日本帽子成为抗议者共同抵制的一个目标。[54]
像草帽一样，雨伞被普遍作为现代/西方服装和新的生活方式的附属物品。在中国，伞的历史也揭示出中国消费文化有另一种更为显著的转变：时尚的民主化。在清代，阳伞主要是有钱人在使用，而穷人通常戴一种宽大的草帽（中国并不区分阳伞和雨伞，在传统概念里，这两者都是由油纸粘胶在竹骨上制成的）。新式雨伞的传播也遵循这种惯常模式。首先，外国人向中国人介绍新式雨伞。德国和日本的商人把由丝绸或布料粘胶在金属伞骨而制成的西洋雨伞引入中国，但是，正如其他很多西洋时尚一样，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几年，西洋雨伞才开始流行。[55]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人几次尝试建立公司与进口货竞争。和在国货运动期间建立的许多公司一样，公司名称反映出民族主义者的经济计划。例如，第一家在上海制造西式雨伞和阳伞的中国工厂叫作民生洋伞厂（1912年建立），当地出产的一种兼有阳伞和雨伞功能的伞被称为“爱国伞”。国货运动初期，中国生产商公开使用一些外国的零部件，“爱国伞”用的甚至是日本的伞骨架，传统的纸制雨伞制造厂使用德国的染料和日本的棉线。然而，国货运动持续给这些公司施加新的压力，使他们生产纯粹的中国货，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三家著名的中国公司以手工制成的伞杆、伞骨和支杆替代日本进口货。（NII 1935:486-489）
肥皂、现代化妆品、牙刷、牙膏（或牙粉）的市场，以及其他洗涤化妆用品的市场在20世纪初大大地扩张了。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城市以及中上阶层的人群中，这些物品迅速替代了早期的类似物品。到1921年，几乎所有上海地区和江苏部分地区所使用的牙刷都来自日本。那一年，赵铁桥（1886—1930）创建了双轮牙刷公司，其他中国企业家很快追随其后。尽管生产的牙刷大多数用于满足当地需求，仍有少量出口到海外的华侨社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社区。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上海每年出口将近750,000把牙刷。（NII 1935:515-517）[56]与此类似，近代化妆品市场也在20世纪初开始繁荣，这导致1911年在上海创立了多家中国公司。在这些公司创立之前，化妆品是奢侈品。然而，在城市中，化妆品很快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妇女的一种日常必需品。[57]
在20世纪初，中国人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穿着，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饮食。新商品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地区越来越多。用机器研磨大米和小麦以及提炼植物油比传统的方法更为省力。举例来说，把稻谷研磨成可食用的面粉，意味着要除去稻谷的外皮和棕色薄皮，然后撵碎米粒，用石粉漂白它们。（NII 1935:521-526）[58]近代中国的面粉生产始于1886年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工厂。第一家与之竞争的中国工厂建立于1898年（Lieu 1936:4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已经有将近十家近代面粉厂，外国人拥有其中的大多数工厂。像上海这样的主要城市输入这些工厂生产的面粉。然而，和其他本地工业一样，战争刺激了那些属于中国人的工厂的发展。1917年到1922年间，中国人创办了26家面粉厂。食用油制造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在战争期间，中国人接手了大量的外国工厂，比如1910年德国人创立的恒宇公司。（Bergère 1986:72-73）
在这种迅速转变的消费文化中，香烟的定位是介于时尚装饰、食品以及药物之间的。在中国，外国人拥有的卷烟业的发展也追随其他产品的模式。首先，进口货扩大了国内市场。[59]外国公司很快意识到在中国建立国内工厂，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成本会更为低廉。1890年，香烟通过美国烟草公司的代理老晋隆洋行从英国第一次进口。次年，老晋隆洋行（Mustard & Company）开始在中国制造香烟。香烟生产的规模引人注目地扩大，1902年，刚合并的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投入生产。（Hou 1965:87-88）到1934年，大约300,000中国家庭在种植美洲烟草（Hou 1965:88）。香烟公司致力于扩大销售市场。国内市场销售量的增长——从1902年的3亿增长到1933年卖出超过880亿——证实了外国商人的成功（Cochran 1980:appendix table 9,234）。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附近建立了主要的工厂，同时在汉口、青岛、天津、哈尔滨以及其他城市拥有分厂，雇佣的工人超过25,000人（Allen and Donnithorne 1954:169-172）。在国货运动期间，吸香烟这种简单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新实践，它把数百万中国人直接置于刚兴起的消费文化的民族化战争中。[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