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男人外表形象赋予的含义
个人的外表从来就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和“外表”一词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观众的想法，是一个人显示给其他人看。外表的含义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或者直接的，它不是毫无疑问处于“发送者”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外表总有能力使不同的“受众”感受到许多东西。因此，中华国货维持会想努力通过中国男性外表来突出表现产品民族性，这一做法将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不管在哪个地域或时代，人们对衣服、发型、身体姿势、装饰品和外表的其他方面所赋予的含义，是（建构）性别、年龄、阶层、等级和种族等（社会身份的基础），实际上可以说是建构各种各样社会文化主体性身份的基础。[6]
长期以来，中国的男性标准外表是中国人不同于外国人的主要标志。几千年来，中国和它的亚洲内陆邻居之间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根据个人的外表、习俗、礼仪等来界定的。实际上，《论语》中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集中体现了外表在确立文化差异中的作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子路》）留辫子和穿左边开口的衣服实际上是采用“野蛮人”的方式，在革命时期被认为是“蛮夷的交往形式和所有鞑虏的言说方式”[7]，共和革命者最初将这种外表形象解读为异族帝国外来强制统治的标志，这使得中华国货维持会为之进行辩护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随着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崩溃，服饰和其他物件的使用依然是把单个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关键，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不只是简单强调织品的类型或服装的款式，中国的生产者和商人希望劝说人们把织品的最初国家来源作为最重要的方面，要达到这一点所进行的尝试将最后要求他们的参与者进入到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战役中来。
和以前的历朝历代一样，清政府通过确立和强化个人形象的标准阐释，加强了它的军事霸权，重新建立了它的统治权威。关于个人形象的研究通常聚焦于清代发式或清代服饰，而没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8]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并且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的历史包括清代早年对该意义系统的最初强制执行，革命党人后来多次对此进行挑战，比如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个符号系统也消亡了。
使人的身体外表（尤其是头发）强烈地政治化，这在整个清代历史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满族人横扫西南时，强迫那些被征服的人留辫子作为投降和顺从的明确标志，而不是像明代（1368—1644）那样，允许人们把所有的头发养长后盘成一个顶髻（Kuhn 1990:12,52,58-59）。[9]满族的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最初并不愿意把满族人的发型强加给被征服的汉族人，他们占了男性人口绝大多数。但是，到1645年中期，多尔衮强迫所有的非满族人都必须改成满族发式。（Wakeman 1985, esp. vol. 1:646-650）[10]这场有关发式含义的较量一直延续到1912年满族统治者退位以后。
这场较量进行得非常紧张，因为中国社会的许多阶层对于这个问题争议很多。反清的中国人觉得外表改变的意义更甚于改朝换代，拒绝采用这样的发式迅速成为反抗的号召。抵抗异族有很多方式，一些中国人忠诚于刚覆灭的明王朝，他们以死抗争；其他中国人拒绝对“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进行改变的不孝顺行为，认为这种反抗是正当的。[11]有些中国男人利用法令中的漏洞，寻求以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来躲避剃发令。因为法令豁免佛教徒和道教徒，所以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去当僧侣和道士来躲避残害。（J. C. Lynn 1928:157）
作为回应，清王朝使用政府所有力量强化了对辫子的官方阐释。由于拒绝剃去前额的头发、拒绝留辫子就意味着叛乱，清王朝严格强化了剃发令，有个说法通俗地表达了这种情况：“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帝国的权力最终消灭了这种明显的抵抗，中国男人留起了辫子。然而，以割辫改变发型来象征发泄反清情绪却贯穿整个清代，例如，台湾和太平天国的反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清帝国的领导者把抵制剃发作为政治上反清叛乱的前兆，予以密切关注。[12]
头发界限的淡化
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最初有一股痛苦的抵触情绪，但清王朝剃发令的压倒性政治意味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这种发式成为表现和加固社会地位的一种视觉上的方式。正如一位外国观察者在19世纪末注意到的：“比起中国人服饰的任何特征，现在他们为他们的辫子更感骄傲，只在广东和福建的土民中还有仇恨清王朝剃发令的深重仇恨，他们一度用头巾来掩盖民族耻辱。”（A. H. Smith 1894:118-119）
的确，当关于辫子的风俗、传统、规章甚至迷信都对辫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给予支持的时候，辫子作为身份象征的重要性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大。社会惯例认为，一个人辫子越长，他的社会等级就越高。有些人购买额外的头发来增加辫子长度，其他人则通常加上一条黑色绳子使辫子长度增加，在特定的时候，把绳子的颜色改成传统上表示哀悼的白色。结果，辫子通常长及膝盖甚或长及脚踝（Godley 1994:62n52; Ball 1911:13）。其他有关身体毛发的规则强化了一条粗长且完整的辫子的身份象征意义，比如，45岁以下所有男性禁止有胡子，甚至到了那时男人也只能养一簇山羊胡子。[13]正如很难保持清洁的白色衣领在工业社会中被看作地位的象征一样，发式的保养有助于识别社会身份，强化社会划分。完全剃光的前额部分的头发长度透露出一个人能够保持前额整洁的经济能力，干净的前额需要频繁光顾理发店（Ball 1911:18）。[14]工作时，男人通常把辫子卷成一个结放在颈后或是脑后，或在头顶周围松散地盘绕着（参见图2.4）。然而，这被认为是不正式的，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说：“这相当于我们西方只穿一只衬衫袖子的情况。”在地位较高的人面前，人们应该完全露出整条辫子。（Ball 1911:14）
图2.4 对辫子的两极阐释
（Ball 1911:12）
19世纪中叶，当满洲人征服中国时，他们强迫汉人采用辫子作为屈服的象征。整个清代，发式具有多重且对立的联想。反清叛乱者通常剪去辫子，并且让他们前额长出头发来，以此作为反抗的一种象征。然而，对于其他男人而言，围绕辫子的风俗、传统、规章甚至迷信都把长辫头发式样转变为身份象征。
通过规章来管理辫子强化了头发的等级，实际上，没有辫子所带来的社会耻辱是强烈的，没有辫子的人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被认为是“最下贱的乞丐”（Crow 1944:23）。虽然这个规章普遍用于世俗人士，但是在一种重要的情况下例外：对于罪犯例外。在监狱服刑或被判有罪的男人不允许留有辫子，他们经常被嘲笑为“无辫”。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那些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不得不采取戴“假”辫子的方式来逃避社会侮辱（Gutzlaff 1838, vol. 1:479-480）。[15]
因为没有辫子与身份低贱相关联，那些终生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常常选择留辫子。驻扎内地的新教徒通常选择戴假辫子，当他们离开社会公众时，就卸下假的辫子。天主教徒和新教传教士认为实行这样的办法是必要的。一位西方观察者说，没有人怀疑最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保罗（Paul）也已接受这种习俗，唯一需要争论的是，他留的是真辫子还是使用买来的假辫子（Crow 1944:23；也见Peterson 1994）。辫子所产生的文化意义说明清廷的军事力量不是仅有的支持辫子的力量，正如对清代主要造反的有关研究表明，对清代标准形象的阐释所进行的挑战是频繁的、激烈的。[16]尽管如此，头发式样很显然把自己卷入了流行文化之中。关于服装式样和布料等级的观念甚至更加深入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