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的视觉和经济意义

尽管辫子是标准形象最显著的象征，清政府也还通过法令和习俗来^[17]管制服装。在给非满族人发布了必须普遍采用满族发式的剃发令之后不久，朝廷规定中国官员必须采用清代服装款式。由于最初规定不严格，1653年初，朝廷再一次规定汉人的服装必须遵照清代款式。法令中说：“……一代冠服，自有定制，本朝之制，久已颁行。近见汉官人等，衣带服色，以及袖口宽大，均不如制。夫满洲冠服，岂难仿效，总因汉人狃于习尚，因而滞濡。以后务照满式，不得异同。”（转引用自Yan Changhong 1992:238）^[18]

如同辫子的法令一样，关于服装的规章也被严格实施。官员们必须遵守所有有关服装、帽子和饰物（包括款式和材料）的细则（E. T. Williams 1923:479-480）。^[19]白天，官员们穿着朝廷礼制规定的夏天和冬天的全套服装，以及在官帽上佩戴表明等级的特殊纽扣和羽毛（Hardy 1905:chap 12, esp. 130-137）。^[20]另一方面，女人、孩子、佛教徒、道教徒和艺人以及寺庙中的塑像被允许穿着前朝式样的服装（J. C. Lynn 1928:157; Vollmer 1977:21）。

在整个中国社会，织物也是有地位等级的，丝绸享有最高盛誉（Vollmer 1977:16）。国内外都认为丝绸是一种珍贵商品，中国人和外国人拿丝绸代替货币来交换使用（Rossabi 1997:7）。数千年以来，丝绸在中外贸易中起到关键作用：丝绸是中国人赠送给外国外交使节的主要礼品，还用于以物易物交换蒙古马匹，和日本硬币做交易。最重要的是，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丝绸通过马尼拉出口到南美市场，由此获得了大量墨西哥和秘鲁的银圆，这深层次地改变了中国经济（L. M. Li 1981:62-65; Yu Ying-shih 1967:158-159; Atwell 1977）。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穿棉布或者麻布衣服，但是，官员和富人以及妇女穿着丝绸用品，包括帽子、长袍、衬裙和可拆卸的衣领（L. C. Johnson 1995:43-44; V. M. Garrett 1994:12）。几个世纪以来，丝制品的发展导致丝绸被大量消耗，丝绸也由于这样的使用而加强了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作为奢侈品和上层社会生活重要物品的丝绸似乎没有受到戴上或剪去辫子的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反清军队的毛料服装和卡其布制服的出现，才开始威胁到丝绸的特殊地位。

因为这些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丝绸工业，这对于国货运动初期的发展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生活中对丝绸的担忧在日渐增长。当丝绸长袍转换成毛料服装时，中国在世界丝绸市场的份额在下降，更为廉价、优质的进口丝绸（以及后来的人造纤维）可能破坏国内市场，这些现象向国人发出警报。^[21]

丝绸不仅仅是深深植入中国物质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部分，尤其对于盛产丝绸的江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和广东更是这样。很容易想象，为什么丝绸工业可能被破坏引起了这样的焦虑，许多人会失去他们的生计，丝绸生产的每一步骤都是极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22]从种植栽培桑树到养蚕到缫丝到编织，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动，甚至在机器引入之后也还是这样。

例如，丝绸生产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的太湖地区极其重要。明清时期，丝绸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清政府明白养蚕在缓解由于人口快速增长而对田地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于是努力促进养蚕业。政府鼓励种植桑树，从农夫那里购买蚕茧，并且招募专家训练当地的养蚕人。（Shih Min-hsiung 1976:5-7）丝绸工业也为淡季和妇女劳动者提供了主要收入和重要的额外收入机会。随着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丝绸和丝绸纺织品成为许多地方经济的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丝绸工业在这些地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远远不止是影响小部分人口命运的一种奢侈商品。当地的社会风俗和禁忌反映出蚕桑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蚕茧对于天气条件敏感，并且是很贵重的，养蚕户通常把蚕茧置于室内，消耗宝贵的能源，冒着风险使用油灯和炭炉保持室内温度。在有些地方，妇女用自身的体温孵化蚕卵。养蚕户把蚕卵放在毛毯下保持温度（Ball 1925:574）。在煮蚕茧和生丝缫丝的最关键的几周时间里，正常的社会交往完全停止，当地习俗禁止“社交拜访、打听某个邻居家养蚕的方法、在蚕房中大声说话或说亵渎的话、征收税款、举行婚礼或葬礼”（Shih Min-hsiung 1976: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丝绸工业的混乱时期，中国丝绸工业已经开始了巨大的变革。^[23]19世纪70年代，正当丝绸业从太平天国的叛乱中恢复时，蒸汽动力的缫丝机（用于蚕茧绞丝）被引入中国，纺丝机促进了家庭作坊向工厂化生产转变。这种快速的转变使得手工缫丝和以前那些手工作业被取代了，尤其是在出口市场中，那些机缫生丝绸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到1900年，第一台蒸汽动力的缫丝机引进后的大约三十年，在广州出口的丝绸97%来自这些现代工厂。^[24]由此引起的失业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骚动，但是这并不能终止新的蒸汽技术传入主要的丝绸生产中心。

国货运动期间经常重复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一项产业接着一项产业地指责“外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既导致了中国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又阻止了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进行有力的竞争。如第一章提及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外国人取得了在中国创办公司的权利。有了更好的资本入口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制丝厂以及后来的纺织品公司进行激烈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在丝绸生产和出口上占优势的日本威胁到中国此类工业的长期生存，这种情况引起了江南丝绸产商相当大的恐慌，甚至当绝对生产量增长时仍然是这样。在日本人的公司能够在中国城市里合法创办工厂之前，日本已经为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丝绸的主要供应商铺平了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十年，中国生产的丝绸占据世界需求总量的41.5%，到1914年跌落到26%。相反，日本在1900年占据20.7%的份额，到1914年则上升到44.5%。两个国家的命运反差如此之大。与此类似的是，日本丝绸生产规模1883年到1912年间扩大了将近六倍。（Shih Min-hsiung 1976:66,70）虽然如此，中国生丝和绸缎的生产和出口量在这个时期也在扩大，并且超越1887年持续下跌的茶叶出口量而成为中国主要出口项目（L. M. Li 1981:72-81）。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扩大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命运与这一支柱产业的生存和繁荣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