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男性形象的阐释
快到清朝末期的时候，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迫使官方对男性形象的改变重新作出阐释，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满族统治者内部。[25]满人和非满人官员都急切地想把清政府的统治和最新的符号体系联系起来，中国精英分子中的一些成员开始主张清政府应该允许剪去辫子。官员们提倡改革外在形象，通常忽视了放弃一种和满族朝廷相关联的发式在政治性上的象征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争辩说，辫子和现代化形象不协调，和讲究卫生（留辫子结果之一是会在衣服后背留下深黑色的印痕）以及生活便利是矛盾的。对这些改革的鼓吹者来说，这样的形象改革是在清王朝权限内试图保护它的国民的幸福，没有必要认为这是反满情绪的标志。（Li Shaobing 1994:51）[26]
清军为重新阐释形象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来自国内的压力。在晚清政府的“新政”期间，新军的制服遵照西方军队的式样，采用日本使用的普鲁士式样的制服。[27]举例来说，到1905年，晚清军队中两位最重要的军事首领袁世凯（1859—1916）和段祺瑞（1865—1936）开始穿着西式军队制服。随后剪掉了辫子，因为留辫子就很难戴西式军帽，并且因为养护辫子麻烦，军队反对留辫子。（E. T. Williams 1923:478-479）对一些人而言，留存辫子仍然是一种“忠诚的标记”，最著名的例子是军阀张勋（1854—1923）的军队，因为他的士兵保持传统的发式而获得“辫子军”的称号。
很多外交家、学生和官员在国外期间都注意到了辫子的负面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为形象改变赋予适当的意义，并且强化清王朝政府作为改革者的形象。例如，从国外旅行回来后，权力很大的清皇室成员——清皇帝的孙子载泽（1868—1930）“也迫切要求放弃辫子和民族装束，因为这种习惯与现代世界充满活力的生活不适应”（NCH 1906.8.31）。到1910年开始的时候，许多皇子和高官支持在服装式样方面作有限的改动。支持者和反对者聚会讨论这件事情，最后提交了一份报告作为结论，报告要求朝廷允许外交官、军官、警察剪去辫子，接受西式服装。然而，他们明确禁止学生也作这样的改变（《改变装束》, NCH 1910.1.7）。不久以后，摄政王决定命令中国男人在第二年改变他们的衣服式样（《改变装束》, NCH 1910.1.14）。
整个国家和海外华侨社区要求改变外表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位观察者说，整个国家都在讨论辫子问题，这种讨论几乎使政府瘫痪。尽管报纸上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说中国大多数人赞成放弃辫子，但是仍有反对意见。一种谣传认为剪去辫子会使外国人得益，因为随着人们剪去辫子，不可避免地将会改变衣服。头发和衣服之间这种关联假设使得杭州帽子制造商反对剪去辫子，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拜倒在“变幻莫测的时尚女神”（NCH 1910.9.30）的石榴裙下。
没有辫子但依旧忠诚：一个改革派的解释
著名的中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伍廷芳，担任过1913年到1916年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会长，他为早期重新定义中国视觉文化维度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28]他建议朝廷批准剪去辫子，他的想法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办法，把具有潜在革命意义的剪辫活动变得合法起来。然而，对于国货运动的目的而言，尤其重要的是，他较早地努力把辫子和中国服装的关联意义分离开，并为它们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1910年春，从美国回到上海以前，伍廷芳开始游说放弃辫子但是保留中国传统服装样式。[29]即便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仍没有改变他的想法，甚至依旧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给朝廷，继续提倡他关于外表的阐释：一个人可以没有辫子，同时他也忠诚于朝廷，但是，一个人不可能穿着西式服装，同时却仍然爱着他的祖国。
为了支持自己的剪去辫子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观点，伍廷芳提及在其他国家的华侨居住区的做法。伍廷芳根据他访问过的遍及南美和北美的华侨社区的情况，推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海外华人已经剪去了他们的辫子，其余的人把辫子卷成一圈隐藏在帽子下。对于这些人，他说辫子是一种没有政治意义的“空洞形式”，剪去辫子是一种实际的选择。辫子不卫生并且有危险性，妨碍了工厂生活所需的灵活性。此外，伍廷芳主张中国应追随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先例，不许留长头发。最终，下令剪去辫子将是“中国向世界显示革新的标志”，对中国民众是一种鼓励，这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作出实际的改革。
当伍廷芳试图在否认剪辫有政治含义的情况下重新阐释中国人头发的意义时，他强调服装的深层次意义，反对对服装样式作出改变。正如伍廷芳对朝廷报告的，服装是身体政治性的主要部分。他写道，在这个领域，政府不应该允许出现“实践上的分歧”，服装“绝不能改变”。中国服装在各个季节都是适用的，与“外国人上过浆的衣领、硬挺的袖子、皮靴和大礼帽”是不同的。简而言之，中国服装有它自己的传统，并且更舒适、更优雅，何况价格不那么昂贵。和其他改革者一样，伍廷芳指出日本可以作为改革先例，中国应该追随其后。根据伍廷芳的说法，日本大多数人继续保持传统的服装式样，但是已经剪去了他们的辫子（《剪去辫子》, NCH 1910.8.5）。朝廷拒绝对这些有争议的外表问题进行重新阐释，也没有实施伍廷芳首份关于服装的请愿书中的想法（Pomerantz-Zhang 1992:188）。他在1910年7月写了一份更长的请愿书对此问题作答，文中详细说明保持中国服装式样的重要性。
其他改革者想要同时剪掉辫子和改革传统服装式样，皇子载振从国外归来后，成为一个大声疾呼废除辫子并且革新中国服装的倡导者。载振注意到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外表（比如看起来“滑稽的”辫子和朝服）而受到洋人恶劣的对待。在回京的路上，载振要求他的父亲支持剪去辫子以及革新服饰，“将这个问题视作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载振没有得到他父亲的支持，他还是使摄政王确信衣冠改制的重要性，并且劝说摄政王把他的建议交给内阁。最终，资政院接受了这一草案。（《皇子载振的建议》, NCH 1911.8.26）
随着要求外表改革的压力渐渐增大，经济利益走先一步，开始推动它们自身对外表进行阐释。1910年，这些力量赢得了最初的胜利，此时新召集的资政院接受了这个提议。1910年12月，资政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辫子并且建议变革服装式样。这引起了中国服装制造业的一场恐慌。（Pomerantz-Zhang 1992:188）在北京商业团体的压力下，朝廷在1910年12月21日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剪去辫子并且拒绝批准服装变革的要求，说那样的改革将对本国工业造成有害的影响。作为回应，资政院再次通过一项决议，请求变革发式和服饰。然而，在清王朝最后覆灭的前夕，朝廷再次拒绝认可外表上的任何改变，并且坚持认为要求剪去辫子、改变服式就是煽动暴乱的明显迹象。满族统治者继续把清王朝与越来越落后及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的相关符号联系在一起，而反清革命者则掌握了这种强大的具有象征性的武器。
剪辫议程合流
政府之外要求变革衣冠的压力继续增长，伍廷芳上书朝廷推动改革的努力遭受挫折之后，他开始支持无视朝廷法令的单方面行动。1911年1月15日，超过40,000的中国人和数百名外国观察者在上海最著名的公园——张园——举行集会。在伍廷芳的信中，他告知集会的人他已经剪去辫子，并且鼓励集会的人也追随其后剪去辫子，大约有一千人照做。这只是许多类似的公开挑战晚清政府权威的行动中的一项，这些行动贯穿整个冬天延续至1911年春天。（NCH 1911.1.20; Rhoads 1975:205-206）
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朝廷通过批准改变个人外表，做最后的努力来消除革命党人对改变外表所赋予的革命含义。在朝廷拒绝了资政院10月的废除辫子提案后，第二次会议再次提出辫子问题（见日本Weekly Mail 1911.11.25,12.9 and 12.16; E. T. Williams 1923:478-479）。[30]然而，这次皇帝同意了。在1911年11月12日诏令中，批准立刻剪去辫子。“吾等众奴仆臣民据此诏令，凡自愿，准予剪辫。”（《辫子和议会议程》, NCH 1911.12.16）[31]但是批准得太迟了，以至于朝廷自己都没有时间来实施这些高度紧张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