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的革命，1898—1911
按照一种旧的模式强迫人们接受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男性标准形象，试图创建一种物质文化的标准阐释，这个模式在国货运动期间一再重复出现。到19世纪晚期，清代标准形象的各个方面已经获得、丢失和重新获得经常相互矛盾的多层面的含义。一个单纯的身体标志可能被赋予许多意义：满人的发型对于革命者而言，意味着落后和屈从；对于清朝官员而言，意味着忠诚和顺从；对于外国人而言，意味着野蛮古怪；对于一个农夫而言，意味着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当他们的拥护者尽力利用——或者说维持——对中国的认同时，这些阐释日益发生冲突。
新一代反清的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强加阐释的权力，剪辫人数的增长成为革命时代的标志。广为人知的反对辫子和反满口号越来越多地融入革命词汇中，反清革命者迫切要求国民接受他们所阐释的物质文化，接受他们的政治见解：“起来反抗，剪去你的辫子，推翻清王朝。”（Yue 1994:62-64）此外，正如中国伙伴之间开始呼朋引伴一样，革命者鼓动同胞接受他们对剪掉辫子的阐释，认为这是在表达民族主义。随着皇权的倾覆和新政府批准外表革新法令的诞生，这种冲突达到极点。就像大约二百七十多年以前的清政府一样，新的统治者强制实行新的标准，包括发式和服装。没有辫子和没有剃去前额的发式迅速成为拥护民国的证明。然而，新的服饰标准花了更长时间才得到确认。
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已经在19世纪后期逐渐察觉到辫子和服饰的重要象征性。继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以及1898年皇帝支持下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逃离中国，环游世界。因为清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有一次，在日本的孙中山寻找到一种隐匿身份的方法，采用西式发型和日本同事提供的欧洲服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的，丢弃辫子是最终对君主立宪制的否认。自此以后，没有辫子且穿着西服的孙中山更被认定是民主革命者了。（T'ang 1930:23）
革命者举办了无数的演讲来积极宣传他们对清代形象的阐释，激烈地把辫子和留辫子的人扔到落后的垃圾堆里，认为那些为清代式样进行辩护的人是叛逆者。[32]一份在香港流传的小册子提供了革命者传播的对辫子进行阐释的典型例子。这份小册子讲述了一个讽刺故事，一位“有辫子的神”在梦中拜访一位中国人，神细说了辫子的实际用途，并且说假如中国人继续剪去辫子，中国人种将会灭绝。小册子讽刺性地描写了想象中辫子的有益用途：一位妻子可以系一根线在丈夫辫子上，以跟踪她不守规矩的丈夫；一位有辫子的中国人可以模仿一条狗，以避免被其他狗攻击；辫子还可以保护主人挡住兀鹫和鹰，兀鹫和鹰看见风吹起的辫子时，会误认为那是一条蛇，因而不会袭击那个男人。在这份小册子中，神也提醒中国男人说，辫子能减缓对脑袋的撞击，保护大脑；当人们爬树或爬墙的时候，辫子还可当作一根安全绳。有一本书直率地认为有辫子的中国男人是动物，神建议他们把脱落的头发出售给外国人。最后可以进一步利用头发，神对于剪去头发给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卖掉头发，等头发再次生长，继续收获头发，就像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一样。（《辫子的用途》, NCH 1911.6.3）[33]
命令并强制执行新的标准形象
当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蔓延开来时，革命者迅速寻找巩固他们成果的办法，他们强迫中国人以改变外表的方式和清政府划清界限，最值得注意的是强迫人们剪去辫子这根联结他们与前朝政治和文化秩序的脐带。甚至在1911年末成立临时政府之前，新近独立的省已经颁布了有关辫子和衣冠的命令，比如，湖北省军政府首长发布了一系列市民服装规范，禁止穿着清代服装。在北京，人们不允许穿着朝服。
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首先调整了发式。1912年2月，清朝皇帝正式退位后，袁世凯总统亲自剪去辫子，3月开始强制实行新的标准形象，内阁明确发布法令要求中国男人剪去辫子。这项法令中讲了三个主题，首先，改革的拥护者强调发式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法令告诉群众，政府不是简单地要求移风易俗；相反，它提醒中国人，是满人把满族式样的发式强加给汉人。法令中也提到许多中国人英勇就义，誓死抵抗强加给汉人的满族发式。换句话说，清朝的个人外表确实有一种负面的政治意义。其次，剪去辫子的法令是努力革新习俗的一部分，这些习俗与陈旧法令有关。旧式衣冠被明确认为是庞大的清朝遗产的一部分，新的政府认为在建立现代政体之前，一定要“扫除”掉这些遗产。再次，正如清政府当年所做的那样，法令证明了政府期望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威权方式：它来自上层，要求人们立刻服从，并且威胁处罚那些不服从的人。[34]当政府意识到剪去辫子的尝试开始时受到了广泛的抵制时，此项法令催促那些不愿意剪去头发的人应该“效仿城市居民”，并且马上这样做。政府安排内务部让省会军队长官命令手下无论到哪里都贯彻执行此项法令（《剪辫子运动》, NCH 1912.5.4）。市民们有二十天的时间服从法令剪去辫子，拒不执行者被威胁将受到处罚。[35]
关于民国时期标准形象的定义，争论非常多。早在国家和地方法令宣布之前，那些反对清王朝、支持民国的人就已经剪去了辫子。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热心于遵从新形象。正如一位观察者注意到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强制剪去辫子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毁容”。在他们眼里，辫子很少被认为是一种“征服的标志”，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和身份的标志。（Crow 1944:22）这些中国人已经忘记了最初被强制剃发留辫子的时期，而且不知道辫子意味着对清王朝效忠。正如一位观察者提及的，这些人对于“时尚背后的深奥含义”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地担心当前政府强制改变“个人口味”（《剪辫子运动》, NCH 1912.5.4）。[36]的确，大约六十年后，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方显廷回忆，他8岁那年，生活在一个沿海城市宁波，为了逃避剪去他“修长而美丽的辫子”，躲在家里开的珠宝商店的柜台下。只有他了解到辫子是一种“奴役的象征”后，他才剪去了辫子。（Fong 1975:2）
对于目标和习俗所进行的新的标准阐释证明暴力手段是正当的，把那些不服从的人含蓄地分类识别出来，强制他们顺从。在民国建立数月之后，像他们的前任清政府一样，革命者们积极地强制实行新的发型。虽然很多男人自愿剪去他们的辫子，但在一些城市中，军队设置路障，强迫那些不愿意剪去辫子的中国男子理发；“上层阶级的男子”被护送至理发室。（《剪辫子运动》[南京]1912年1月1日，CRDS File 893.1044）以“敢死队”著称的革命党人的志愿者常常不征得别人同意就剪去别人的辫子，还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的（Crow 1944:25）。遍及全中国的同时代的报纸报道了剪辫子的队伍（例如《申报》1911年12月4日、12月12日，1912年1月6日）。广东省的男子迅速剪去他们的辫子，在特别积极的一天内就有超过200,000人剪去辫子。和许多中国城市和乡镇一样，在湖南省省会长沙，保留辫子被看作效忠清政府，是明确的叛逆标记，一些学生和其他人剪去了同学以及行人的辫子。（Yue 1994:62-63）
与革命军的狂潮席卷中国类似，有关辫子的战役打响了。在上海附近的一群人创办了一个社团，鼓励人们再次接受辫子。这个社团的成员不必表示效忠清政府，更多的是对政府干涉当地生活表示普遍反对。（NCH 1912.9.7）来自山东省淄博的报告显示出当地人抵抗剪辫运动的深度。一天夜里，在1,000条辫子被迫剪去后，商人们拒绝开门营业，因为过分热心的剪辫者把本地商会领导人的耳朵给弄伤了（NCH 1912.7. 20）。事态变得很严重，以至于有居民发电报到北京，警告当局，士兵和民众之间的摩擦将会逐步增多。（NCH 1912.7.20）另一位观察者证实，新政府遭遇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对，强制工人剪去辫子、采用新的发式已经引起了“一大堆麻烦”（Pott 1913:130-131）。
一位男子决定剪去辫子，这种个人化的改变外表蕴涵了多种意味，导致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辫子的长度和质地曾经是一个男子骄傲的资本，但是现在他的辫子意味着令人尴尬的落后，他想作些改变，决定剪去辫子。然而，他家族中的头脑人物——他母亲持不同意见。对于他母亲而言，剪去辫子是一种危险的外国时髦玩意，这种时髦玩意将会杀死她儿子。她也承认剪去辫子具有革命意义，并且警告儿子，正如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被镇压一样，清政府的军队最终将会平息叛乱，屠杀叛乱的拥护者，那些没有辫子的人会很容易被认为是叛乱的追随者而被杀。他母亲的权威暂时还能阻止这位四十岁的儿子剪去辫子，在朋友和威胁他剪去辫子的陌生人无情的压力下，他最终决定剪掉辫子。（Crow 1944:25-26）
需要重新界定服装
像清政府以及更早的王朝一样，革命者不仅寻求控制发式，而且也努力对人的一般外表作戏剧性改变。当皇权和辫子在整个中国衰落时，围绕中国人应该穿什么的问题展开了混乱且竞争激烈的论辩。一些中国人主张回到清代以前的服装式样，包括在明代最著名的小说《水浒传》（Yan Changhong 1992:239-240）中详细提到的服装。其他人提倡西式服装，他们辩论说这是构建现代西方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导致的混乱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一份报纸报道说：“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像男人，妓女像女学生，反之亦然。”大多数国人担忧具有几千年传统严格管控的官服失去控制，“平民的穿着像官员，而官员穿得像平民”（《申报》1912年3月20日，引自Yue 1994:49）。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十年后中山装成为流行趋势的时候才结束。
革命者推广新服饰，服装规范特别受到具有破坏性的挑战。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西式服装，尤其是民国军人穿着的卡其布制服成为新规则的象征。这期间的口号是“剪辫易服”。新兴的标准似乎是西式服装，中国的主要城市经历了一场“洋服热”。政府迅速通过范例、法律和军队加强法令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