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符定一（1877—1958），字宇澄，湖南衡山人，“少习庭训”^[3]，谙熟九经、《文选》，后从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问学，然心向经古文学，治学犹承乾嘉学风。1910年开始搜集联绵字，以一人之力，历时三十年（实际27年），至1940年编成此书，1943年出版面世，1946年中华书局重印，全书400万字，为符氏一生学问之总结。

符氏自述“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黄侃避乱居平，时相过从”^[4]，故亦于是时，携《联绵字典》稿本拜谒黄侃，求为序。黄侃于1932年2月4日抵达北京，在北京居留三个多月。是年3月6日，黄侃日记记述：“午赴符宇澄、陈仲骧、林公铎三处招。”^[5]符氏遂于次日拜谒黄侃，《黄侃日记》:“二月丁卯朔（三月七日 礼拜一），宇澄来久谈，留其《联绵字典》稿于此，索《古今声类表》稿去，约后日九时诣之。”符氏此时《联绵字典》尚未完成，所留者当为不全稿，故黄侃于3月9号记：“诣符宇澄饭，还其《联绵字典》样稿，留其序例。”^[6]前后相距仅一天。符氏此书彼时虽未完成，但当以完成大半，不然何以邀人为序？而黄侃如此匆忙还其样稿，只留其序例，其态度不难看出，留其情面而已。据符氏《联绵字典·凡例》交代，“久谈”的最终结果，黄侃也仅仅是提出两条《凡例》的修改意见而已。

“九日”之期已过，是年3月20日，“晨，宇澄来云，汤芗茗将军见访，顷之至，久谈”。^[7]汤芗茗为湖北籍北洋军阀，与黄侃为同乡，曾官湖南都督，而符氏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汤氏之访黄侃，当为符氏邀以自重，试图进一步密切与黄侃的关系。后符氏又分别于3月28日“催作序书”^[8]、4月5日“趣作其书序”^[9]两次来函催促，4月7日《黄侃日记》言：“晨起作书，觅人送宇澄，辞今日园游之会。”^[10]在符氏反复催促之前，黄侃本是好酒之人，多赴符氏之约，然此日却辞“园游之会”。所复符氏内容不得而知，盖以种种理由推脱而已。符氏于4月12日“又趣作序”^[11]，并于4月18日“坚今日公园之约”，符氏之焦急与黄侃之不情愿可见一斑。4月21号符氏再次催序，黄侃在4月26日的日记中言：“宇澄、衮甫来书，予未以行告”^[12]，直至5月27日黄侃乘车由北京南下返宁。在符定一四次催作书序的情形下，黄侃仍然不为所动，迟迟没有答允给《联绵字典》作序。

客观而言，“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而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而乃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13]黄侃与符氏学术风尚相近，皆服膺乾嘉学风，联绵字不仅为乾嘉训诂学者所重，即民国学界联绵字的研究也属热点，王国维在北大国学门即建议开设此课，并编撰《联绵字谱》，惜未竟而自沉，黄侃似不当屡拒符氏。细读《黄侃日记》，黄侃自己曾确立了一个原则：“惟生人谀颂，劣书题跋断不肯为。”^[14]如1928年6月，与黄侃有过两度同事之谊（一在北大，一在金陵大学）的陈中凡（号斠玄）恳请黄侃为其书写近代著名诗人陈衍赠给他的诗，黄侃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自己所持的态度：“陈斠玄来，嘱书陈衍赠彼诗，殊不见通，予不肯书。”^[15]黄侃本狷狂，自视甚高，生平佩服者仅章太炎与刘师培二人，于学术又极为审慎，不肯轻易著书，朋友尚且以“殊不见通”而拒绝，更何况与他没有什么交情的符定一呢？加之符氏《联绵字典》确也搜罗鸿富而创建甚少，其“古有舌上音说”等声韵学观点又多牵强，精通训诂、音韵学的黄侃视之为“下劣”之作而予以屡拒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