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更新: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市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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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空间生产理论的提出

“城市化和空间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1],城市空间生产理论诞生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实践,城市化实际上就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由于空间生产的这种机制,空间已经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策略和工具,但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进行抗争的工具,不同主体围绕着空间展开激烈斗争,其中占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的是占有资本和掌握权力的一方,他们寻求的是利用空间投资,带来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也指出,“如果未曾生产出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都是空话”[2]

那么,如何认识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学界对其探索从未间断。但具体“什么是空间?没有哪个定义能一言以蔽之,因为空间无所不在,而又复杂多元”[3]。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4]。空间生产理论的提出同样是以空间概念的延展为前提的。

2.1.1 传统意义上的朴素空间观

朴素空间观更多地将空间理解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场所。正如《辞海》对空间的理解,空间是包容所有物质(包含天体及其运动在内)的三维空间容积,是在哲学上与“时间”一起构成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5]《英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空间更多地强调的是其无限度的三度范围,在空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具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6]自古希腊伊始,这种规范层面的空间概念,其客观属性和场所属性被不断放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空间是像容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容器是可移动的空间,而不是内容物的部分或状况”[7]。牛顿的绝对空间、莱布尼茨的经验空间,以及康德的先验空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超验的、无法把握的绝对空间[8],他们都强调空间是虚空的,和人类实践活动没有关系,仅仅作为人类活动的实践场所而存在。牛顿认为空间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9]康德认为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10]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最初的或直接的规定性是其己外存在的抽象普遍性,是这种存在的没有中介的无差别性,这就是空间”[11]。列宁曾经指出:“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12]

由此可见,朴素空间观是将空间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包围者和场所载体,而非活动的本身或者一部分。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更多的是一个抽象物,是没有内容的空壳子。[13]

2.1.2 社会科学中的空间转向思潮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诸如城市中心衰落等问题极大刺激和推动了社会科学对于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以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为代表的空间研究学者对于空间与资本、空间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由此引发了空间转向思潮。

在空间转向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空间观,在承认空间客观存在的同时,强调物质性和社会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空间性。[14]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查明的那样是同质的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15]对空间社会属性的承认,使得空间不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它是由存在于人、机构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16]不同学者对于空间的关注点带有明显的差异化色彩,但总的来说,空间的内涵、向度以及与权力资本的互动关系是空间研究的重点。

针对带有强烈虚无色彩的朴素空间观,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事物、一种产品,它还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包含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并行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17]通过考察空间生产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存在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三个向度,分别指代空间组织和空间使用方式、概念化的政策及规划空间、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符号空间。[18]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孙全胜依据使用尺度的不同,将城市空间划分为具有市场出售价值的日常小尺度空间产品、具有社会交换价值的大型空间产品以及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的制度空间产品(行政边界)。[19]学者哈维主要关注城市中空间与资本的互动关系,认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是资本作用的产物。[20]而福柯立足于空间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1]。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维持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22]。正如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指出的,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生产与生活;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23]

这些认识意味着,自空间转向以来,空间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共同构成了空间的全部内涵,空间正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领域[24],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正成为“社会空间观”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前城市及区域研究中将空间视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与结果,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的生产模式的制约;而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出发,空间与社会、时间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或者维度。[25]

总体来看,在经历了“朴素空间观”和“空间转向思潮”的发展演变之后,国外学者对于“空间”的认知主要强调其社会属性,深入探讨了空间的向度类型、与资本和权力的互动关系等命题,并在此基础之上延伸出空间生产等相关理论。就国内学者而言,对“空间”这个“舶来品”的概念、内涵更多地借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空间的理论视角运用到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之中。

[1] 〔美〕大卫·哈维:《列菲弗尔与〈空间的生产〉》,黄晓武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2]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1986)》,刘怀玉译,载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3] 张荣军:《辩证的空间范畴和空间范畴的辩证理解》,载《创新》2013年第6期。

[4]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40页。

[5] 《辞海(第6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页。

[6] 《英国大百科全书(第1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6页。

[8] 张品:《空间生产理论研究述评》,载《社科纵横》2012年第8期。

[9] 〔英〕牛顿著,〔美〕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王福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10]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11]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13] 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14]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eds.),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Routledge,2009,p.12.

[15]Enzo Mingione,Urban Sociology Beyond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f the Seventies,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No.2,1986,pp.201-209.

[16]D.Massey,On Space and City,in D.Massey,J.Allen & S. Pile (eds.),City Worlds,Routledge,1999,pp.278-299.

[17]C.G.Pickvance,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ories of Urban Crisis,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VoL.1,1980,pp.31-54.

[18] 汪原:《关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载《新建筑》2002年第2期。

[19] 孙全胜:《城市空间生产:性质、逻辑和意义》,载《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5期。

[20] 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21] 〔法〕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知识、空间、权力》,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22] 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23]M.Gottdiener,The New Urban Sociology,McGraw-Hill,1994,p.57.

[24] 王佃利、邢玉立:《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载《理论探讨》2016年第5期。

[25] 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