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歌集》的生成与传播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被后世誉为“文艺复兴之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当代人回到他出生的年月（1304年7月20日），追溯诗人最初的记录，就会发现另一个事实：查无此人。彼特拉克的父亲被人尊称为彼特拉克爵士（Ser Petracco）。所以严格说，彼特拉克的原名应是Francesco Petracco。大概是觉得父亲给予的姓听起来不够好听，也不够诗意，他索性改了姓。^[1]改姓意味着对命定传统的突破，并重新塑造自我。考虑到姓氏听觉上的悦耳感，也可以说他是在诗意地重塑自我。这两点恰好成了彼特拉克成为经典作家的两个基本要素。

1364年，60岁的彼特拉克写信给作家朋友薄伽丘，表述了长久以来困扰自己创作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问题：他是否能够跻身经典作家之列？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他的地位又该如何判定？后代人会如何评价他？面对这三个问题，彼特拉克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在意大利文学的范畴中，但丁应该排在第一位，他自己紧随其后，薄伽丘则名列第三。随后，有些自命不凡的诗人坚信，凡此三人定能成为后世批评眼中“戴在佛罗伦萨头顶上的三顶皇冠”^[2]。此番言论可视为作家本人对自己经典地位的论述。其中传递出来的意思，与其说是自负，倒不如说是一种带有义愤情绪的自信。评论者认为彼特拉克之所以能这样“自夸”，源于他对当时“贫瘠的文化的愤怒，其中以奢靡的王室为主要代表，他们只会模仿他人的诗作。除此之外，大量庸俗的市侩充当权威，冥顽不灵地一味排斥古典文化”^[3]。

时至今日，彼特拉克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已经受到世人的肯定。只不过通过上述两段文字，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对传统的突破”定义为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以及开拓，而“诗意的塑造自我”则可以从他诗歌“写作的形式的革新”和“对近代主体的塑造”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彼特拉克成为经典作家，其作品成为经典文学的关键密码所在。

在他所创作的作品当中，《歌集》（The Canzoniere）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因为《歌集》中的诗歌经过彼特拉克“数十年的写作，期间经过反复修改、重写……最终经由作家本人在他最后的年月里亲自编订成稿”^[4]。由此可见，这部诗集当中凝聚了彼特拉克一生的心路历程。^[5]可以说，研究《歌集》的生成和传播，也就是在研究彼特拉克成为经典作家的轨迹。

另外，所谓的“彼特拉克主义”是学界在研读《歌集》的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歌集》就是集中体现彼特拉克主义的重要诗集。在笔者看来，彼特拉克主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所展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包括全新的爱情观和哲学观。2.彼特拉克在《歌集》中通过表达对劳拉的思念所展现出的全新个体形象。3.俗语和方言创作对近代民族特性形成的影响。本章将重点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在考察《歌集》生成与传播的同时，兼顾对彼特拉克主义传播的介绍，从而丰富我们对《歌集》的形式和内容的认识。

[1] 可参见张德明：《世界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 See Francis Petrarch，Letters of Old Age：Rerum Senilium Libri，I-XVIII，trans．Aldo S．Bernardo，Saul Levin，Reta A．Bernardo，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3] Victoria Kirkham，Armando Maggi，eds.，Petrarch：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1.

[4] Francesco Petrarca，The Canzoníere or Rerum Vulgaríum Fragmenta，trans．Mark Mus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p.2.

[5]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外的彼特拉克研究中，存有一份针对《歌集》文本形成过程所展开论述的资料，研究者针对文本修改的技术层面，事无巨细地展现出彼特拉克每次修改《歌集》的轨迹。囿于本书论述主题所限，故不能展现出这份研究的全貌，但它却是研究《歌集》必不可少的一份研究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Ernest Hatch Wilkins，“The Evolution of the Canzoniere of Petrarch”，PMLA，Vol.63，No.2（Jun.，1948），pp.412-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