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政治思想

一、“爱民”主张

孔子主张“德政”，孟子主张“仁政”。其实，“仁政”与“德政”既有本质上的联系，又有时代特点的不同。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周王朝已经彻底衰亡了，连表面上的“共主”地位也丧失了。所以，孟子再也不提周天子了，也不像孔子那样，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口号了。当时，诸侯国都可以称王称霸，一切取决于武力。但是，战争连年，殃及百姓，人民渴望和平和统一。诸侯争霸都是打着统一的旗号。孟子也是主张统一的；但是，在为什么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孟子和当时的法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仁政”就是孟子实现统一的根本主张。

当时，有一个诸侯王（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即只有统一天下才能安定。接着又问：“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天下？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好杀人的人（国君）能够统一。“不嗜杀人”就是孟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是从反面说的，从正面说就是“爱民”。^[1]

孟子毫不留情地说，当今的诸侯，“未有不嗜杀人者也”。^[2]如果有一个“不嗜杀人者”出现，他就能够统一天下。“未有不嗜杀人者”，是一个全称判断，也是对当时的政治统治者的一个全面批判。而他所说的“不嗜杀人者”，则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主张，也是一个反潮流的说法，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照孟子所说，诸侯们喜欢用杀人的办法实现统一，但这只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人民只能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心里并不服；以德服人者，人民就会心悦诚服，自觉自愿跟他走。^[3]这就好比七八月间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样，“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如果有“不嗜杀人”而能爱民的国君，解救人民的疾苦，天下的人民就会“引领而望之”，伸着脖子仰望他，自觉自愿跟随他，就像河水向下奔流一样，谁能阻挡得住呢？^[4]

“不嗜杀人”是孟子针对当时诸侯“好战”的现实提出来的政治主张，可行与否，暂且不论。其中蕴涵的真实意思，就是“仁义”。这正是从孔子的仁学发展而来的。孔子仁学的核心，就是“爱人”。但孔子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说的，仁德的实现更多地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孟子进而将仁德推向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原则。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战乱，批判“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儒家最重要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以“爱民”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学。

孟子渴望出现圣人，来治理天下国家，先治理好一个国家，进而统一天下。就像当年的周文王，只有一百里大小的地方，却由于实行仁政，后来终于消灭了殷纣王的暴虐统治而统一了天下。实际上，他所理想的圣人，就是有“仁心”并能行“仁政”之人。仁心不是别的，就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这就是仁政。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建立在他的人性学说之上的（关于人性学说，以后还要讨论）。他从人君有仁心推导出仁政，实现天下太平，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学说，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其全部政治主张，是建立在“爱人”“爱民”这一基础之上的。他说，不相信自己仁心的人，“自贼者也”，即陷害自己；不相信国君有仁心的人，是“贼其君者也”，即陷害国君。^[6]但是，现实中的国君，正如他所说，“未有不嗜杀人者”，那么，怎样才能行仁政呢？这正是孟子最关心的问题。

照孟子的说法，问题不在于国君有没有仁心，而在于一旦做了国君，就容易被权力、地位和欲望所“陷溺”，因而贪图享受，扩充权力，满足个人贪欲。孟子并不反对欲望，有些国君，“好色”“好货”“好乐”“好勇”，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求一己之乐，而不顾人民之忧乐，只满足一己之欲望，而不顾人民的需要。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之”，时时考虑到人民的需要，那就是仁政的开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这就是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来源。它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的重要的政治理念。但是，这需要做国君的，提高道德修养和政治品德，限制个人欲望的膨胀。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8]，虽然是一个普遍的命题，但是，正如人人都要修养一样，对于为政者来说，却有更严格的要求，他必须首先做到这一点，才能谈到行仁政的问题。当然从客观方面说，还要有“大人”以“格君心之非”^[9]，即纠正君主的各种不正确的念头。

“爱民”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孟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统治者应当把人民的疾苦放在首要的位置，以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最高原则，这样才能实现王道政治。他指出，为人君者，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人民有饥色，野外有尸体，这是“率兽而食人也”^[10]。这样“行政”，而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民父母”，难道“为民父母”就是让人民饥饿而死吗？这是对现实政治最严厉的批判。

究竟怎样实现“爱民”这一主张呢？孟子提出了“推恩”的方法，就是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将亲情之爱推及全国乃至天下的老百姓，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实际好处。在孟子看来，这是“为不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齐宣王在堂上，有人牵牛从堂下经过，宣王看见后问道：“牛何之？”即牵牛往何处去？回答说：“将以釁（xìn，血祭）钟。”即杀死用来祭祀。宣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意思是，放了它吧！我不忍看见它被活活杀死时的恐惧、可怜的样子，牠是无罪的，却要送死。孟子从这件事中得出结论说：“是心足以王矣。……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就是说，宣王有“不忍”之心，这就是“仁术”，亦即仁心。凭这点不忍之心，就足以能够实现仁政而统一天下。对禽兽尚且有不忍之心，对人民就更应当有仁爱之心。但是，如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仁心能施之于动物，而百姓却得不到实际好处，究竟为什么呢？就因为没有将这种仁心推行到百姓身上。“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前一个“王”字，是指现实中的诸侯王，后一个“王”字是指“仁政”“王道”原则的实现。实际的诸侯王（包括齐宣王）之所以不能实现这个理想，就在于“不用恩焉”，即不能将仁爱用之于百姓。如果能用，则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11]尊敬我自己的长辈，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自己的幼小，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幼小。以此推之，一切政治措施都能从这一原则出发，统一天下就在掌握之中。“古之人”就是孟子所理想的圣人，实则是借古以喻今。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善于“推恩”而已。

按照孟子所说，人人都有仁心。从这一前提出发，对于一般人而言，能不能行之于他人，是人格修养的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问题。但是，对于国君而言，能不能行之于百姓，则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的政治问题，是“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正是政治结构中的主要关系。作为国君，有责任有义务实行“爱民”政治，这正是对国君有无“合法性”的检验标准。统一天下，是各诸侯王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孟子是支持的。但是，这并不是孟子的根本目的或唯一目的。在孟子看来，统一天下只是实行仁政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成为实现仁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孟子的根本目的是，使社会有一个和谐文明的秩序，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爱民”“为民”这一政治理念及其措施，是不可能的。为君者，如果能有这种理念并诉之于实践，他便有资格成为人君，也有资格统一天下，而且能够统一天下；否则，便没有资格，没有真正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