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国的近代史是短暂的。但这个短暂的近代又是不寻常的，转型的痛苦与艰难，使得这一时期显得过于漫长。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有外部的内部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多种因素参与其中。在这个多元近代化的进程中，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是以近代意义的大学为重要依托和基地的，而大学又是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的，它们互为影响因素。因此，在近代学科史的研究中，必须要有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将学术史、学科史、学系史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接近准确的描述和把握。这种研究视角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重要。
但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一直存在争论。一方面，专业化、精细化的分类研究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现代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分科又“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等互相分割的学科”，尤其是“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在它们一一被建构出来的期间，国家政权的力量一直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1]
20世纪之前的学科划分导致一批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知识范式的产生。20世纪之后，又产生了一批美国色彩和印记的社会科学新范式，并随着美国在全世界影响的扩散，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包括后发展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学术模式，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评价标准渐渐成为了学术现代化的标准之一。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这段历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必须要考虑的客观背景。
在中国各近代学科的发育发展中，近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学科之一，它对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学术折射最为典型；同时它也是中国最受外来影响的学科之一。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的来临，中国曾处于既迎又拒、半推半就的矛盾纠结中。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前夕，中国急需现代政治知识尤其是现代国家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之政治思想准备。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形成不久后就被引进和落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最权威、地位最高的大学的专业之一，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学科，这比起其它近代学科的产生与传入要迅捷得多，这是中国被动现代化中的一次相对主动的对接，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在学术发展上的映现和必然。尽管如此，近代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与生长也依然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这一复杂过程既表现为中国对近代政治学学科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多误读，也表现为这一学科发生成长处在与旧的学科体系纠缠和分离中难以厘清。
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的出现和生长最早始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不是偶然的。因此本书作为“中国百年政治学学科学术发展史”的第一卷，将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学科的发生和发展作为切入点和开篇，这是这个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个学科发展历史的真实：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北大政治学的早期发展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研究和考察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政治学的发生发展是探讨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史，研究政治学学科与学术的发展与国家政治发展关系的一种必要前置研究。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前三十年，也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发展的前三十年。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学历史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以孙青的《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孙宏云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王向民的《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等为代表的一批非常有分量的研究专著。本书的写作也包含着对这些学术成果和研究者的真诚致敬。
本书的可能贡献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所涉时间的起始要远远早于上述著作，即从现代政治学在中国落地与生长的源头1899年开始写起。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1899年秋，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专门讲堂”，可以被视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的学科渊源和学系渊源[2]。截止的时间选在1929年，是因为1927年9月至1929年8月期间北京大学被奉系军阀北京安国军政府强行与8所大学合并，北京大学之名一度“不复存在”，北京大学大批教师陆续离校南下，结束了北京大学学科发展包括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最初黄金时期。与本书有同样看法的是美国学者魏定熙[3]，他的研究北大早期历史的著作《权力源自地位》直接就以“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为副标题，其理由也是随着北京丧失首都地位后的1929年出现北京大学教师南下潮导致北京大学影响的衰落[4]。但另一方面，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师的大批南下，也加快了政治学在全国的拓展，由此开始了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新版图。第二，与大部分著作实际上是侧重政治学的学术史研究有所不同，本书是将政治学的学系、学科、学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尤其侧重学系建制的研究。其理由是一个现代学科的形成、生长和成熟，通常是要借助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通过大学以学系为单位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学科建设来完成的，学科和学术的规范和持久的发展必须基于大学学系的建立。
本书第一章主要研究为什么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成了现代政治学在中国落地生长之地，其特殊地位如何具备了接纳现代学科的条件。
第二章从政治学学科建立的角度，以京师大学堂的三个办学章程为文本分析对象，描述政治学学科专业从筹划到初具规模的过程，并对京师大学堂时期与政治学科相关的课程与毕业学员做个案分析和群体素描。
第三章从政治学学系建立的角度，以北京大学政科、政治学门、政治学系的演变为分析对象，描述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系建制完成的过程，并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基本架构、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结构与毕业生去向的考察，分析早期政治学专业的学术培养目标与完成程度。
第四章从政治学学术发展的角度，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贡献为分析对象，从北京大学早期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北大早期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和影响几个层面，研究早期北大政治学的“知识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转化过程，呈现北京大学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最早学术重镇。
第五章通过北京大学政治学与清华政治学、燕京大学政治学的关系以及北京大学政治学教师南下的案例，探讨在全国范围内政治学专业和学系的建立过程中北大政治学的影响，为以后各卷研究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新版图做一铺垫。
本书的附录是以资料形式呈现研究的另一种成果形式。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北京大学政治学早期的资料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完整的保存，北京大学政治学早期发展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但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这不仅是本项研究所必须，是记录和还原历史所必须，也是给以后的研究者减少资料收集时间而能专心致志的研究提供的一种方便。这些基本资料年代久远、收藏不规范，很多资料可能是第一次被整理和展示，它们将成为本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部分。
这些资料包括：
附录1.京师大学堂法政科任教教员名录及简介（1898—1911）
附录2.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进士馆学员名录及简介
附录3.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12—1929）任课教师名录及简介
附录4.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12—1929）毕业学生名录及简介
[1] ［美］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2] 因1899年秋同时还设立了史学、舆地等专门讲堂，所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史中，也是将1899年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参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
[3] 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承著名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和新闻媒体
[4] ［美］魏定熙著：《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