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不仅是主编陈独秀，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广为人知的，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吴稚晖办《新世界》，章士钊办《甲寅》，钱玄同办《教育新语杂志》，马君武协办《新民丛报》，高一涵编《民彝》，李大钊编《言治》，胡适编《竞业旬报》，刘叔雅编《民立报》，吴虞编《蜀报》，以及谢无量任《京报》主笔，苏曼殊兼《太平洋报》笔政，刘半农为《小说界》撰稿，周氏兄弟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等撰稿并积极筹备《新生》杂志。周策纵曾提醒我们注意，“《新青年》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一百年后创刊的”[1]，言下之意是必须关注晚清的办报热潮。这个提醒无疑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刻意拔高《新青年》在报刊史上意义的流行思路，更有反拨作用。可我更愿意指出，中国知识者大量介入新兴的报刊事业，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事业，并不是建基于一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添光加彩。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努力寻觅的，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编辑技巧，而是陈独秀们如何修正前人的脚步，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此一“传播文明之利器”。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也显示出不同的编辑风格。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正通达”；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于“党同伐异”；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

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政支持[2]，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前三卷的《投稿简章》规定，稿酬每千字2—5元，这在约略同期的书刊中，属于中等水平[3]；第四卷开始，方才取消所有稿酬，改由同人自撰。第四卷第三号的《新青年》上，赫然印着《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4]

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晚清以降，不乏具有如此高尚情怀的读书人，只是同人之间，难得有持之以恒的精诚合作。《新青年》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识者的积极参与。在吸纳人才方面，主编陈独秀有其独得之秘。前期的利用《甲寅》旧友，后期的依赖北大同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高招。以至日后谈论《新青年》，单是罗列作者名单，便足以让人心头一振。

《新青年》乃陈独秀独力创办的杂志，第二、三卷的封面甚至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但《新青年》从来不是个人刊物，始终依赖众多同道的支持。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青年杂志》，草创之初，带有明显的《甲寅》印记，自家面目并不突出。经过短暂休刊，调整了编辑方针并改名为《新青年》，方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卷第一号的《新青年》上，有两则通告，第一则是：

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5]

聪明绝顶的陈独秀，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不利因素，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如何具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6]，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此举不但博得当年读者的极大好感，也让后世的史家马失前蹄[7]。

此“通告”开列的撰稿人名单，仅限于第二卷新加盟者，第一卷就有出色表现的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谢无量等不在此列。预告即将出场的“当代名流”中，除张继落空外，其他各位均不曾食言。倒是当初没有预告，但在第二卷中渐露峥嵘的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给人意外的惊喜。稍稍排列，不难发现，到第二卷结束时，日后名扬四海的《新青年》，其作者队伍已基本成型。

至于后人记忆中英才辈出的《新青年》作者群，尚未出场的，基本上是北大教授。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前七卷，其《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开列了一大串值得夸耀的作者：

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苏曼殊、蔡元培、沈尹默、任鸿隽、唐俟、马君武、陈大齐、顾孟余、陶孟和、马寅初等。

这自然是按书店老板的眼光来编排，有许多策略性考虑。以第二卷方才加盟的胡适打头，可见其时胡氏声望之高；将创始人陈独秀夹在中间，则是因陈氏正服刑狱中，不好过分宣扬。至于“唐俟”乃周树人的另一笔名，不该与“鲁迅”重复，尚属小错；曾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竟然遗漏了李大钊和高一涵二位，实在不可饶恕。即便如此，一个杂志，能开列如此壮观的作者队伍，还是令后人歆羡不已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日后真的成为“当代名流”的作者，是如何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粉墨登场”的。第一卷的作者，多与主编陈独秀有密切的个人交往；第二卷开始突破皖籍为主的局面，但仍以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和作者为骨干[8]。第三卷起，作者队伍迅速扩张，改为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体。此中关键，在陈独秀应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至于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六卷的《新青年》，甚至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9]。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10]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11]，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个有共同理想，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谈论报刊与大学的合作，有一点必须注意——《新青年》从来不是“北大校刊”。第六卷第二号的《新青年》上，有一则重要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12]

如此辩解，并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有针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希望减轻校方压力的策略性考虑；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坚持以“杂志”为中心，不想依附其他任何势力。同是从事报刊事业，清末主要以学会、社团、政党等为中心，基本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利用；民初情况有所改变，出版机构的民间化、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再加上接纳新文化的“读者群”日渐壮大，使得像《新青年》这样运作成功的报刊，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赢利[13]。因此，众多洁身自好、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共同发言，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14]

到了这一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看看1921年初因杂志是否迁回北京所引发的争论中，《新青年》同人如何反对分裂，唯恐“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15]，可见此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新青年》前三卷各号的头条，均为陈独秀所撰；从第四卷开始，陈独秀的文章不再天然地独占鳌头。之所以由“陈独秀先生主撰”变成诸同人“共同编辑”，主要不是因文科学长太忙，而是作者群迅速扩大的结果。对于办刊者来说，面临两难的局面：广招天下豪杰，固然有利于壮大声势；可众多“当代名流”集合于此，又不可避免会削弱主编的权威。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商讨编辑事宜，结论是：“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16]尽管真正实行轮流主编的只有第六卷，但只要杂志还在北京，陈独秀必定受制于同人，无法像当初“主撰”时那样特立独行。之所以将《新青年》移回上海，有北京舆论环境恶化的原因，但也与陈独秀在京时被同人感情捆住手脚，无法实施改革方案有关。

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重归上海后的《新青年》，脱离了北大同人的制约，成为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另组“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不久，陈独秀南下广州，将《新青年》委托给与北京诸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主编，这更激怒了胡适等[17]。

除了压在纸背的个人意气之争，第八、九卷的编辑方针确实与此前大相径庭，难怪北京诸同人要紧急商议。比如，第八卷第一至六号以及第九卷第三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共收文35篇。胡适抱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8]，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可如此明显的党派意识，确实有违“同人杂志”宗旨[19]。此前的《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或者鼓吹“劳工神圣”，可始终将其局限在思想文化层面。而且，作为整体的杂志，各种主义兼容并包。而今，“众声喧哗”转为“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坚定的政党立场所取代，《新青年》因而面目全非。

作为一本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杂志，《新青年》完全有权利适应时代需要，及时调转方向，以便继续保持其“新锐地位”。问题在于，《新青年》的这一转向，逐渐失去“同人杂志”的特色。八、九两卷的《新青年》中，虽继续刊发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以及后起的陈衡哲、俞平伯等人的作品，但属于不太要紧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已变成周佛海、陈公博、李季、李达等左派论述，以及有关苏俄文件的译介。即便如此，由于胡适等人作品的存在，第八、九卷的《新青年》，依然具有“统一战线”的表面形式，可以算作此前事业的延续。至于1923—1926年间陆续刊行的季刊或不定期《新青年》，作为中共机关刊物，着力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自有其价值；但已经与此前的“同人杂志”切断最后一丝联系，应另立门户加以论述。[20]

假如以“同人杂志”来衡量[21]，在正式出版的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主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

[1] 参阅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59页。所谓百年，是从1815年于南洋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起。

[2] 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称，群益书社每月提供编辑费及稿费二百元（32页）。

[3] 参见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76—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4]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

[5] 《通告》，《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

[6] 参见陈独秀《新青年》一文，刊《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

[7]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称“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38页），属于想当然的猜想。事情的缘起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写信给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创刊于1901年的《上海青年》（周刊）雷同，陈子寿商得陈独秀同意，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33页）。

[8]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6、11—12页。

[9] 参见《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的“第六卷分期编辑表”。

[10] 《社告》，《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11]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2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及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2]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

[13] 《青年杂志》初创时只发行一千份，改刊后印数上升，最多时月销一万五六千本（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页）。

[14] 参见李宪瑜《〈新青年〉研究》“绪论”第二节。

[15] 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6] 《周作人日记》中册5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17] 胡适是这样陈述为何必须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的：“《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9页）后一句明显带有怨气，“素不相识”四字值得关注——可以体会到此次分裂中的“个人意气”成分。因此前陈独秀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的信中，通告他们：“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8] 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0页。

[19] 当年在北大讲授新闻学的徐宝璜，在其代表作《新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中，特别强调：“若仅代表一人或一党之意思，则机关报耳，不足云代表舆论也。新闻纸亦社会产品之一种，故亦受社会之支配。如愿为机关报，而显然发表与国民舆论相反的言论，则必不见重于社会，而失其本有之势力。”徐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校长室秘书，与《新青年》同人并无密切合作，但这段话有助于了解胡适等人的立场。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从另一角度立论，批评出版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九卷《新青年》“也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某些较微弱的痕迹”，一直要到改成季刊后，《新青年》方才“成了纯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刊物”（29页）。

[21] 陈万雄称《新青年》第一卷为“同仁杂志时期”（见《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一章第一节），李宪瑜将《新青年》第四至六卷命名为“北京大学的同人杂志”（见《新青年研究》第三章），我则倾向于将第一至九卷的《新青年》全都作为“同人杂志”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