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1920年初，陈独秀欣喜于新文化运动的顺利展开，但对时人之“富于模仿力”，竞相创办大同小异的杂志不以为然，因而借谈论新出版物的缺点，表述自家办刊体会：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的事。[1]

“杂志”之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色本在于“杂”——作者众多、文体迥异、立场不求一致；为何陈独秀看不起那些“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的办刊方式？就因为在他看来，理想的杂志必须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后者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

《新青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目光，关键在于其“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故态度决绝，旗帜鲜明。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青年》同人“不得不发表”的“主张”呢？这牵涉到《新青年》的另一特色：有大致的路向，而无具体的目标。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因此，与其追问哪篇文章更多地隐涵着其理论主张与生存密码，不如考察几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

创刊号上的《社告》，除了表明杂志的拟想读者为“青年”，以及“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2]，其他几点，属于具体的编辑技巧。要说办刊理想，陈独秀撰写的杂志“头条”《敬告青年》，倒有几分相似。对于新时代“青年”应有的六点陈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3]，最有新意的，当属首尾二者。首倡“人权平等之说”，希望借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尾称“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二者合起来，便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雏形：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

比起第二年为杂志改名而作的《新青年》一文来，这篇《敬告青年》更值得注意。前者虽常被作为“准发刊词”解读，但其激情澎湃，声调铿锵，属于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宣传鼓动文字[5]；不若后者之体大思精，日后大有发展余地。

1919年1月，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为对抗社会上日益增加的讥骂与嘲讽，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接下来的辩解，正是刊物所“不得不发表”的“主张”：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力气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6]

认定只有德、赛二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代表杂志同人宣誓：“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7]

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其实，除“德赛两先生”之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的“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的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都试图给予解答。因此，只有这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的“民主”与“科学”，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的新文化人。

《新青年》同人第一次公开表明“公同意见”，迟至1919年12月。这篇刊于第七卷第一号上的《本志宣言》，显然是各方意见折中的产物。开篇之庄严肃穆，令人不能不耸起脊梁、打起精神认真倾听：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

如此“明白宣布”，而且要求后来者也得承担“此次宣言的责任”，不大像是同人杂志的作为，倒有点“歃血为盟”的意味。好在以下的具体论述，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包括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文学的改革创新，以及破除迷信思想，维护女子权利等，尽可各取所需。

此宣言中，真正有意义的是以下两点：一是表明杂志同人破旧立新的强烈愿望，再就是表明对于政党政治的拒绝。前者乃新文化人的共同姿态，不难做到“宣言”所期待的“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后者则是个极有争议的话题——当初立说本就含混不清，日后更是众说纷纭。因其牵涉到对于《新青年》办刊宗旨的确认，值得认真辨析：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8]

有意思的是，借发表“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来弥合同人间本就存在的缝隙，不只没有实际效果，反而使得矛盾进一步公开化。随后不久发生的刊物转向，使得此一“信誓旦旦”显得有点滑稽。

对《新青年》的转向政治运作，直接表示异议的，乃年少气盛的胡适。1921年1月，胡适写信给《新青年》诸编委，希望支持其“注重学术思想”的路向，并“声明不谈政治”；实在不行，则“另创一个专管学术文艺的杂志”。仍在北京的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与远走上海、广州，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期待明显不同。就像周氏兄弟所说的，既然“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也就只好“索性任他分裂”了。[9]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文化转型期的分化与重组，更属正常现象。《新青年》同人中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既有基于政治理想的分歧（如对待苏俄的态度），也因其文化策略的差异（如是否直接参政）。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的激荡以及学界的日益激进，使得引领风骚的《新青年》很难再局限于大学校园。

在这场意味深长的论争中，始作俑者的胡适[10]，其态度广为人知。值得注意的，倒是其他几位的立场。在胡适要求诸同人表态的信上，钱玄同留下这么一段话：“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11]三天后，意犹未尽的钱玄同给胡适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更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12]

设想同人分手但不伤感情，这几乎不可能，因涉及众人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新青年》这一“金字招牌”。钱氏要求大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私产”二字虽然下得很重，可也不无道理。无论胡适等人如何认定《新青年》已经成为“公共财产”，仍无法抹去创办者强烈的个人印记。有意思的是，钱氏强调原先彼此的结合，乃基于“思想投契”。此乃《新青年》当初之得以迅速崛起，以及今日之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想清楚了这一点，钱玄同认同周氏兄弟的主张：“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以鲁迅的思想深邃、目光如炬，当然明白胡适为保护《新青年》而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是何等的天真——无论你如何韬光养晦，自有嗅觉灵敏的御用文人出来“戳穿伪装”。既然如此，何必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固然小半在‘不甘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如此带有明显鲁迅个人风格的杂文笔调，接下来的，竟是抒情味十足的祈使句：

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13]

毕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而且其时正撰写一代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虽然话说得很委婉，鲁迅显然也不希望《新青年》转变为一份纯粹的政治读物。日后，出于对某些“名人学者”喜欢借吹嘘学术崇高来打击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鲁迅经常故意对“学者”和“学问”表示不屑与不恭。但上引这段话，起码让我们明白，对于“学术思想艺文”，鲁迅骨子里还是很尊崇敬重的。[14]

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而且表示同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15]，但拒绝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对于杂志该不该介入实际政治，陈独秀的态度有过摇摆。早年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及“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16]，并非只是策略考虑；不管是孔教问题的论争，还是文学革命的提倡，在这些“趋重哲学文学”的话题上，陈独秀都更能发挥其“老革命党”的长处。关心国家命运，但从改革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这种“大政治”的眼光，本是《新青年》同人的共识。不见得都像胡适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明显比胡适更关心现实政治；但“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7]，确实形成了前七卷《新青年》的主导方向。

陈独秀身上强烈的“老革命党”气质，与胡适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着眼点明显有异，这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种子。同样都想拯世济民，问题在于，从何处入手更可行、更有效。在已经投身实际政治运动的陈独秀看来，依旧固守校园的书生，其见解即便不是完全错误，也都显得有点迂腐。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太好”[18]。话说到这份上，再无回旋的余地。政治家对于刊物的使命，另有一番诠释；再说，一旦成为“机关报”，必须服从集团利益，与当初的书生议政大不一样。这样的抉择，甚至不再是陈独秀个人所能一力主宰的了。

只要还在北京，北大教授们相互制约，《新青年》必然以学理探讨为主；一旦转移到上海，情势大变，不可能回到“趋重哲学文学”的老路。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志。

1918年底《每周评论》的创刊，已开北大学人议政的先河；《新青年》第八、九卷的转向，其实并不十分突然。只是因五四运动爆发，形势急转直下，知识者直接参政的热情迅速膨胀。而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于《新青年》之由思想评论转为政治宣传，起决定性作用。虽然有了日后的分裂，综观第一至九卷的《新青年》，其基本立场仍属于“有明显政治情怀的思想文化建设”。这一点，既体现在“民主”与“科学”这样响彻云霄的口号，也落实于“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实绩。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新青年》的意义，首先在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政治史等。换句话说，《新青年》的主导倾向，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与政治参与。

[1] 陈独秀：《随感录七五·新出版物》，《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

[2] 《社告》，《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3]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5] 参见陈独秀《新青年》一文，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

[6]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

[7]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8]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

[9] 参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10] 协调诸同人意见，并给陈独秀回信的是胡适；建议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并“声明不谈政治”的也是胡适。

[11] 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1页。

[12] 《钱玄同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2页。

[13] 《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3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 参见拙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4—5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5] 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

[16] 参见王庸工、记者（陈独秀）《通信》（《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以及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

[17] 参见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和《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

[18] 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