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

报刊业的迅速崛起，乃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因素。所谓“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的区别，以及“俗语之文学”的逐渐被认可，均与其时方兴未艾的报刊事业密不可分。[1]报刊面对大众，讲求浅近通俗，因而文章没必要、也不可能过于渊雅。正是这一技术手段和拟想读者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晚清文坛风气的转移。这一点，学界已经普遍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便是，杂志无所不包，“总宇宙之文”，不同文体互相渗透的结果，是文体变异乃至新文体的诞生。1897年6月，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谭嗣同首次从正面角度，阐发报章“总宇宙之文”的意义。在谭氏看来，天下文章三类十体，唯有报章博硕无涯，百无禁忌；至于俗士指责“报章繁芜阘茸，见乖体例”，乃井蛙之见。[2]谭氏的远见卓识，在清末民初诸多报人的积极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

从文学史而不是新闻史、思想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需要关注的，主要不是其政治主张或传播范围，而是其表达方式。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七年，总共刊行九卷五十四期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那么，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还有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如文艺杂志）的出现、各报纸副刊（如文艺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以下的分析，即便做不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也希望能为后来者打开思路。

大凡精明且成功的报人，其心目中的理想文章，应该是有“大体”而无“定体”，就像金人王若虚在《文辨》中所说的。那是因为，读者在变化，作者在变化，时局与市场也在变化，报章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一方面，万变不离其宗，主心骨不能动，否则东摇西摆，杂志很容易随风飘去。在这方面，陈独秀是老手，火候掌握得很好。胡适对陈独秀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以及搁下风头正健的新文学，转而介绍苏俄的政治革命很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胡适误解了陈独秀的趣味——自始至终，文学都不是仲甫先生的“最爱”。

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曾提及：“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3]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大都认同这一思路。只不过对于编杂志的人来说，引入文学话题，还有吸引更多读者这一营销方面的考虑。除此之外，坚硬的政论与柔和的诗文之间的互补，可以调剂谈话的氛围，以及丰富杂志的形象。《新青年》的一头一尾，政论占绝对优势，姿态未免过于僵硬；只有与北大教授结盟那几卷，张弛得当，政治与文学相得益彰。但即便是最为精彩的三至七卷，文学依旧只是配角。一个明显的例子，总共五十四期杂志，只有1919年2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二号，将周作人的《小河》列为头条。依据此前一期刊出的《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可知负责第六卷第二号编辑工作的，正是一贯语出惊人的钱玄同。在同时期的白话诗中，《小河》确实是难得的佳作，日后的文学史家对其多有褒扬。但我怀疑钱玄同的编排策略，乃是希望“出奇制胜”，而不是颠覆《新青年》以政论为中心的传统。

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借助于版面语言，凸显议政、述学与论文，而相对压低文学创作，此举可以有以下三种解读：第一，“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仍在延续；第二，《新青年》以思想革新为主攻方向；第三，即便“高谈阔论”，也可能成为好文章。表面上只是编辑技巧，实则牵涉到《新青年》的文化及文学理想。即便将眼光局限在“文章流变”，《新青年》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黎锦熙1939年为钱玄同作传时，专门强调五四新文化人之提倡白话文，最大困难不在“文艺文”，而在“学术文”。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惟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4]正是这一点，使得五四新文化人的“议政”“述学”与“论文”，本身就具有“文章学”的意义。

有趣的是，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上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当然，若依时论，只从文学角度解读《新青年》，难免买椟还珠之讥。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选择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口，以及组织易卜生专号，意图何在，鼓动女同胞出面讨论“女子问题”为何没有获得成功[5]，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放在政治史及思想史脉络上，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解释。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确实功勋卓著；但“新文学”的建设，却并非《新青年》的主要任务。套用胡适的话，《新青年》的“文学史地位”，主要体现在“自古成功在尝试”。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思路决定了《新青年》的注意力集中在“提倡”而不是“实践”。与陈独秀们唱对台戏的《学衡》诸君，正是抓住《新青年》的这一弱点，称：

且一种运动之成败，除作宣传文字外，尚须出类拔萃之著作以代表之，斯能号召青年，使立于旗帜之下。……至吾国文学革命运动，虽为时甚暂，然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6]

我们固然可以反唇相讥：《学衡》派的文学成绩更是乏善可陈；但胡先骕的责难其实必须认真面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也称：“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也包括他的出产品的估价。”那是因为：

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7]

只是在胡适眼中，这问题早已解决。在撰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已将尚在进行的“文学革命”送入了文学史。鲁迅则没有那么乐观，他之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专门提及《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方面是承认“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8]，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社会上不绝如缕的批评。

正如鲁迅所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新青年》上，“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9]。鲁迅如此谈论《新青年》的文学成绩，显然受制于其时颇为风行的“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野。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10]，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按照这一思路，《新青年》上占主导地位的“议政”“述学”与“论文”，便无法成为“‘文学革命’的实绩”。

而我恰好认为，《新青年》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白话诗歌的成功尝试，以及鲁迅小说的炉火纯青；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新青年》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

胡适说得没错，《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第二是戏剧”，理由很简单：

这是因为新诗和新剧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革命；诗的完全用白话，甚至于不用韵，戏剧的废唱等等，其革新的成分都比小说和散文大的多，所以他们引起的讨论也特别多。[11]

但有趣的是，日后文学史家盘点《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实绩”，最为首肯的，却是小说和散文，而不是当年风光八面的诗歌和戏剧。

要讲艺术技巧，胡适的“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固然不足道，但勉强还能演出；陈衡哲的《老夫妻》和陈绵的《人力车夫》，只能算是简单的情景对话，根本无法搬上舞台。相比之下，白话诗的阵容强大得多，《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几乎都曾粉墨登场。在这座新搭建的诗坛上，“友情出演”者不少，真正诗才横溢且持之以恒地进行艺术探索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少得可怜。对此状态，周作人曾有过相当清醒的评价：

那时作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12]

可如此低调的叙述，后起的小说家沈从文依旧不认账。在《读刘半农的〈扬鞭集〉》中，沈称周认定的有“天分”的新诗人，包括俞平伯、沈尹默和刘复（此处记忆有误）；这三人的新诗固然朴素自然，尤其刘复能驾驭口语，驱遣新意，“但这类诗离去了时代那一点意义，若以一个艺术的作品，拿来同十年来所有中国的诗歌比较，便是极幼稚的诗歌”[13]。此说不算太苛刻，日后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新诗，除欣赏周作人的长诗《小河》“融景入情，融情入理”，对白话诗主将胡适的新诗理论也颇多揄扬；至于《新青年》其他新诗人的作品，朱自清则实在“吟味不出”其佳妙处。[14]

1926年的周作人，一面追忆“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作诗的老朋友，是的，我们也发谬论，说废话，但作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一面又相当谦虚地称：“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15]这种当年曾为刚刚诞生的新诗“摇旗呐喊”，很快就“金盆洗手”的状态，在《新青年》同人中相当普遍。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16]

尽管后人对于周氏兄弟的新诗有很好的评价，但对他们本人来说，真正的名山事业确实不在新诗。

《新青年》的诗坛十分热闹，可成绩并不理想。这正是胡适所再三表白的：“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本身并不具备“诗人的天分”，却非要参加白话诗的“尝试”不可。《新青年》同人的这种创作心态，一如其不懂戏曲，却非要畅谈中国旧戏是否当废一样，都是基于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兴趣。集合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大旗下的《新青年》同人，讲究同气相求，通力合作。这种同道之间为了某种共同理想而互相支持的精神氛围，既煮了不少夹生饭，也催生出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小说家鲁迅的“出山”，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召唤”的成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到《新青年》编辑“金心异”（指钱玄同）的再三约稿：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17]

为了慰藉先驱者，免得其过于寂寥，鲁迅终于不负众望，开始其“铁屋中的呐喊”。对于这段广为人知的“鲁迅诞生记”，另一个当事人钱玄同的精彩描述，不太为人关注，值得大段征引：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十年下半年）。[18]

正是这种基于道义的共同参与意识，使得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显示出很强的整体感。专号的经营，同题白话诗的出现，某些社会话题的不断重复，同一意象或题材在不同文体中的变奏等等[19]，抚摩这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杂志，你依旧能十分清晰地感觉到流淌在其中的激情与活力。

不是注重人际关系的酬唱，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准那是一件值得投身的事业，因此愿意共同参与。正是这种“共同参与”的欲望，支撑起《新青年》的“通信”，使之成为很可能空前绝后的“神品”。杂志设置“通信”专栏，并非陈独秀的独创；但此前此后的无数实践，之所以不若《新青年》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全力投入，将其作为“品牌”来经营。

《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社告》，最具创意的很可能不是常被引用的将读者锁定在青年，以及呼吁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此等思路，晚清以降已成新派学人的共识；而是两则不太起眼的关于杂志编辑体例的说明。前一则“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对于曾经主编过《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来说，似乎有点后退；这与其将启蒙的主要对象从不太识字的劳苦大众转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先进青年这一大的战略转移有关。而后一则更有意思：

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一开始只是读者提问，编辑答疑，杂志犹如虚拟的课堂，编辑（记者）就是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很快地，读者的主体性开始萌现，不再只是虚心请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刊出的《通告二》称：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这则《通告二》连刊六次，“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句还专门加了圈点。既要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又不想放弃编者“启发心思，增益神志”的责任，陈独秀巧妙地引进编辑部同人，让大家都来参与辩难与答疑。

这样一来，第三至六卷的《新青年》，其“通信”一栏变得五彩缤纷，煞是好看。从晚清报刊沟通读者的基本技巧，到别出心裁地在同人杂志中引入异质因素，再到提供敌我双方厮杀的阵地，以及同道互相支持的戏台，《新青年》最具创意的栏目设计，非“通信”莫属。这其中，陈独秀的个人魅力固然重要，钱玄同、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的加盟同样必不可少。比起简单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同人之间的相互辩驳，更能促使讨论深入。即便推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在具体策略及实施方案方面，《新青年》同人间还是有不少分歧。于是，在“通信”栏中，展开了高潮迭起的论争——大到文学如何改良、孔教是否该批，小到《金瓶梅》如何评价，横行与标点是否当行，还有世界语的提倡、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等，几乎五四新文化的各个子命题，都曾在“通信”栏中“表演”过。

使用“表演”一词，并非贬低“通信”栏中诸君的高谈阔论，而是指向其刻意营造的“众声喧哗”局面，还有行文中不时流露的游戏色彩。确实是对话，也略有交锋，但那基本上是同道之间的互相补台。好不容易刊出火药味十足的王敬轩来信，可那又是虚拟的，目的是提供批判的靶子。也就是说，别看《新青年》上争得很厉害，那是有控制的“自由表达”。唯一一次比较有分量的挑战——张厚载质疑《新青年》同人对于中国旧戏的见解，又被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周作人、傅斯年等轻易地打发了。[20]这当然是同人杂志的特点决定的，不太可能刊登乃至接纳与自家立场截然对立的观点，只是由于《新青年》“通信”栏目的巨大成功，很容易造成这便是新旧之间“对话”或“对垒”的假象。

由于真正的对手缺席，《新青年》上的议论基本是一边倒。拟想中的“平等对话”，无法充分展开。谁来信，谁做答，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刊登，给不给人家申辩的机会，还有作为正文还是附录（比如张厚载应胡适之邀撰写的《我的中国旧戏观》，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时，便是作为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的附录），诸如此类的“技术性因素”，足以阻止真正的反对派产生。李宪瑜注意到了《新青年》的“通信”栏目，由于“综合主题的选择、学术性的加强、编辑方式的改动”等，“由公众论坛而趋向自己的园地”[21]。我的意见略有不同，《新青年》从来没有成为“公众论坛”，即便是“通信”栏目，其“对话状态”不只是虚拟的，而且有明确的方向感。可以说，这是《新青年》同人创造的“另一种文章”。

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新青年》的“通信”，很容易想当然地上溯古已有之的书札。这种溯源不能说没有道理，“通信”所虚拟的私人性及对话状态，以及若干书札惯用的套语，在在提醒这一点。但这种“拟书札”的姿态，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换句话说，在《新青年》同人心目中，“通信”是一种“即席发言”、一种“思想草稿”。

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22]；而作为启蒙者的陈独秀、钱玄同等，则借用通信“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放言无忌，横冲直撞。《新青年》上最为激烈的议论，多以“通信”形式发表，如钱玄同之骂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以及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等（参见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二至四卷上众多致陈独秀、胡适的信）。每期《新青年》上的“通信”，都并非无关痛痒的补白，而是最具锋芒的言论，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对于不只希望阅读“思想”，更愿意同时品味“性情”与“文采”者来说，作为“专论”雏形的“通信”，似乎更具魅力。《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通信”栏中，曾刊出鲁迅的《渡河与引路》，建议“酌减”杂志上所刊“通信”的数量，可鲁迅同时承认：“《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23]胡适晚年口述自传，其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特别渲染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作品和通信”如何“哄传一时”[24]。将“通信”从“作品”中析出，目的是突出陈、钱所撰“通信”影响之巨。至于抗议者所针对的，也主要是“通信”，这点涉及所谓“革新家态度问题”，留待下节专门论述。

“通信”作为一种“思想草稿”，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也可提前引爆潜在的炸弹。除此之外，“通信”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很好地组织或调配。在某种意义上，《新青年》不是由开篇的“专论”定调子，反而是由末尾的“通信”掌舵。如此琐碎的文章，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实在是个奇迹。

同是立说，“通信”卸下谠言庄论的面具，得以自由挥洒，甚至孤军深入。这一点，类似日后大行其时的杂文。其实，就在《新青年》上，由“通信”（第一卷起）而“随感”（第四卷起），二者无论作者、论题及文体，均有相通处。众多“随感”中，鲁迅的脱颖而出，无疑最值得关注。对于这一文学史线索，鲁迅本人“供认不讳”，在其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题记》中，专门提及“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25]；而在晚年所撰《〈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鲁迅又相当自豪地称：“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26]

作为 “后起之秀”，“随感录”专栏1918年4月方才在第四卷第四号的《新青年》上登场。起初各篇只标明次第，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来了》起，方才在专栏下为各文拟题。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从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五》起，到第六卷第六号的《随感六六·生命的路》止，共27则。虽然比起独占鳌头的陈独秀（58则）还有一段距离，但鲁迅还是遥遥领先于“季军”钱玄同（15则）。总共133则“随感”，陈、鲁、钱三君就占据了整整百则，单从数量上，都能清晰地显示《新青年》“随感录”之“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比起前期偶尔露面的刘半农、周作人，或者后期勉力支撑的陈望道、周佛海，上述“三驾马车”，确实更能体现《新青年》“随感录”的特色。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

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27]

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颇能显示当事人谦虚的美德。可细读之下，方知其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28]，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29]，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作为专栏的“随感录”，很快就被其他新文化报刊所模仿——“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30]至于师其意而不袭其名者，更是不胜枚举。以“随感”“随笔”“杂感”“杂文”为报刊的名称、论文的主旨，或设置相关专栏，提倡特定文体，在后世无数追随者的簇拥下，《新青年》的开创之功，很容易激起文学史家的联翩浮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但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晚清以降，有志于改革社会者，往往喜欢借助文学的神奇魔力。这一将文学工具化的思路，日后备受非议；可有一点不能忽略，搅动一池浑水，迫使众多文体升降与移位，这本身就可能催生出新的审美趣味与形式感。小说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戏剧舞台上冒出了“言论小生”，以及“论政（学）之文”希望兼有文学性，所有这些，都并非纯然消极的因素。

谈论晚清以降的文学变革，思想史背景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只是落实到具体杂志，要不政治独尊，要不文学偏胜，难得有像《新青年》这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齐头并进，而且互相提携者。而这一“思想”与“文学”之间的纠葛与互动，不只催生了若干优秀的小说与诗文，还丰富了政治表述的形式——《新青年》上的“通信”与“随感”，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余香未尽，依旧值得再三回味。

[1] 参见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92—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参见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时务报》第29、30册，1897年6月。

[3]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9页，《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4]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载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此处引文见《钱玄同年谱》170—171页。

[5] 《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上，刊有一则“新青年记者启事”，标题是“女子问题”：“本志于此问题，久欲有所论列。只以社友多属男子，越俎代言，虑不切当。敢求女同胞诸君，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任择其一，各就所见，发表于本志。一以征女界之思想，一以示青年之指针。无计于文之长短优劣，主张之新旧是非，本志一律汇登，以容众见。记者倘有一得之愚，将亦附骥尾以披露焉。”很可能是因其时女子教育没有充分开展，加上五四运动很快爆发，《新青年》邀请“女同胞诸君”讨论“女子问题”的设想并没有真正落实。

[6]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第18期，1923年6月。

[7]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2页，《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8]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238—239页。

[9]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238页。

[10] 参见陈独秀给胡适的复信（《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以及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和陈独秀为此文所作“识语”（《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

[1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31页，《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2] 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

[13] 沈从文：《读刘半农的〈扬鞭集〉》，《文艺月刊》第2卷第2期，1931年。

[14] 参见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撰写的《导言》及《选诗杂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366—38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15] 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

[16]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4页。

[17]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419页。

[18]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师大月刊》第30期，1936年。

[19] 鲁迅1928年撰《〈奔流〉编校后记（三）》（见《鲁迅全集》第7卷162—163页），有如此大段“文钞”：“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 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志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20] 参见张厚载、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独秀《新文学与中国旧戏》（第四卷第六号），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第五卷第四号），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第五卷第四号）、《再论戏剧改良》（第五卷第四号），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第五卷第四号），周作人、钱玄同《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第五卷第五号）等文。

[21] 参见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22] 《〈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胡适留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23] 唐俟（鲁迅）：《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

[24] 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胡适文集》第1卷3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5] 参见《〈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291页。

[26]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451页。

[27] 《〈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291页。

[28] 参见鲁迅致周作人、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391、47页。

[29]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204—211页。

[30] 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47—1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