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汉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笼罩在北大上空的阴霾被驱散，广大教师解除了精神枷锁，开展教学科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学校机关工作人员陆续回到系里开展原来的专业研究和教学。

1978年8月，经领导批准我回到了中文系，一边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一边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做教员。中文系很重视对年轻教员的培养，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指导教师，在老教师的指导下，我“回炉”进修钻研业务。我同1977级、1978级学生一起听课，将文学专业的课程又系统地修了一遍，之后便开始备课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文学。那几年，行政、业务双肩挑，担子重、压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后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但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压力变动力，干事争分夺秒，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必看，其余时间一点儿不敢浪费。当时住在由学生楼改为教工宿舍的34楼，几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屋里，无法看书，我就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担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34楼对面就是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管白天还是傍晚，我见缝插针随时去和学生干部见面。

那时候，尽管精神压力大，生活紧张而清贫，但奋斗意志十足，从未感到苦和累，感觉十分充实，每天都在进步。1978年后，改革开放春风浩荡，国家日新月异，北大生机勃勃，我这个新中国同龄人正值而立之年，与其他年轻教师一样，迎来了奋发有为的新时期。

担任团总支书记四年后卸任，我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系向景洁副主任突然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领馆亟须管理干部，教育部拟从北大借调数人，任期四年，你愿不愿意去？给一周考虑时间，若同意就向上推荐。”兴许是我学了点儿日语，又做过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才给了我这个机会。不过，这可是突如其来的大事，我刚走上教学岗位，孩子也还小，海外一去四年，未来变化莫知，兴许就此离开北大。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经与家人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接受借调，但任期结束后一定还回北大，北大已是我不可舍弃的家园。

1984年9月22日，经过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语培训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实习，我被派遣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中国大使馆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发的外国人登陆证后，于10月12日来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开始了新的工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管辖范围，包括日本关西地区两府五县（大阪府、京都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总领馆各业务组的外交官等工作人员，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当时叫对外经济贸易部）等部委派遣。教育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来日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公派讲学教师的关照、教育访日团组的接待、日本教育情况调研等。教育组有外交身份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其他大学选派），比起在学校搞教学科研，责任重大，头绪较多，工作繁忙，又是在异国他乡，有一定语言障碍，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经历和考验。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在四年多的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我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另外，我还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了解，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为后来从事与日本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时间如流水，在大阪总领馆一干就是四年，转眼就到了1988年夏，驻外工作任期即将结束，回国后到哪里、干什么被提上了日程，我当然还是想回北大从事教学与研究。虽然在领事馆利用工作之余搜集了不少资料，并与在京都大学留学读博士的一位朋友合编了《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一书，但具体是从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还是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我尚在犹豫徘徊之中。

正值此时，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人潘兆明等到日本访问，在大阪见面时说起我回国后的工作，潘老师热情地说：“欢迎来汉语中心。”我听后眼睛一亮，顿开茅塞。来日本之前，我曾给中文系留学生（全是日本人）上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每年还支援外事处留学生汉语教研室，给日本短期班学生上汉语课。回去后将文学与汉语结合、中文与日文结合，专门给留学生上课，岂不是理想的选择与归宿？于是，我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1988年12月，我结束了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工作返回北大。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又带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明确目的，到日本关西大学进修了一年，考察日本的汉语教育情况，专门收集有关资料，并开始撰写论文。回国之后，立即办理了从中文系转到汉语中心的手续，从此在这块改革开放之后如日东升、春意盎然的田园扎下根，踏上了尔后22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