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意气，于动荡处安身

人的品质、气质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的根都在他的童年时代。

1922年，我在山城重庆出生。然而少年失怙，我只得四处漂泊，在茶馆、寺庙寄宿为家。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我就去职业学校读会计，16岁时到了民生轮船公司做学徒工。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常常能看见日寇执行“疲劳轰炸”，上千人被活活闷死在防空洞中，我几度难掩悲愤。但与此同时，民族企业都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我亦深深为之感染。后来我的科长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培养的孩子，便介绍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先是旁听，一年后转为正式生。

然而随着中日战事的变化，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决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1944年，抗战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日寇进攻中缅公路，想打到内地，我们南开中学有二十多人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一同前往印度、缅甸训练了一段日子。这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已是强弩之末。在远征军回国途中，我们临时接到指令，被调往国共东北战区去参与内战。我向来是排斥同胞相残的，古人也说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话，都是一家人，外敌未退，哪来的工夫去自相残杀呢？所以我在到达曲靖的当夜，就和同学坐火车去了昆明，一番辗转来到了这个号称民族堡垒的城市。这是一个国家前途未卜、个人无所依靠的时刻，我就在这样的未知中开启了下一段人生旅程。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我只得去找我在南开时的好友汤一介寻求帮助，他的父亲也是我的恩师汤用彤先生收留了我。这几乎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我一度靠在街头卖报纸维持生活，好在汤先生对我照料有加。在昆明的这两年，也是我格外青春洋溢、意气风发的两年。在卖报为生之外，我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得以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且想到用画漫画的方式去抨击我所看到的黑暗现实。

1946年，汤用彤先生举家迁往北京，我也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徐悲鸿、董希文，聆听齐白石等大家的课程。课业之外，我还常常担任学生运动负责人，参与和领导了一些爱国运动。

后来，我被地下党通知自己已经上了国民党黑名单，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我仍记得当初逃亡到一片高粱地时，突然冒出来一些背着枪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晓是解放军派来保护我们的武装人员。那份心头涌起的感动我至今仍难忘却。从冀东到热河，我坚决地投奔了解放军，参加了辽沈战役。

纵观我的少年时代，总是与学生运动紧密相连的。想来也是，在国家动荡的关头，在那样一个满腔意气的年纪，我如何能独善其身？投身国家民族事业的热血贯穿我的前半生，此后也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