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布尔什维克”与“小先生”

我的家在无锡算是一个大的家族，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小时候家里规矩比较严，放假父母不让我们出门，一到寒暑假我只好窝在家里看书，主要是看武侠小说。

解放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正读高一，那是1949年4月23日晚上，我听到外边的脚步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的同学就来敲门了，说：“杨芙清，解放军来了，咱们赶快去欢迎解放军吧！”我看看父母，他们说去吧，我就像鸟儿飞出笼子一样飞向外面。现在想来应该是过去在日寇占领、国民党统治时父母不放心，感到不安全；解放军来了，父母也放心了。

我对“解放”的第一感觉是天特别蓝，阳光灿烂，小鸟可以在天地里任意地翱翔。我积极参加了很多庆祝活动。腰鼓、乐鼓传到无锡来了，学校先后各买了一套，我们是第一批学的人。老师们参加庆典游行，我们在前面打鼓，给老师们开道，特别热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组织“救济清寒同学”的义演，“清寒同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那么演什么呢？我出主意说去找军区文工团，请他们帮忙，文工团就教我们跳红旗舞。在人民剧场演出，解放军乐队来给我们伴奏，我们跳舞的只有九个人，解放军乐队就有二十多个人，这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我深刻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说实话，当时我就是一个高一的孩子，对政治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就是参加这些活动觉得心情特别好。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特别能反映我当时的心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现在还是我的手机铃声。

我的中学是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是无锡三大名校之一。中学时，我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既被选入篮球队、排球队，又是舞蹈队、宣传队成员。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还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校务委员会。国文老师冯其庸先生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也在校务委员会，后来是著名的红学家。当时我参加这些活动很积极，由于我一心想当科学家，所以没有想入团入党，为此我得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称号。

我中学学习成绩很优秀，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学。这得益于我的三位数学老师，他们都非常好。第一位数学老师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这位老师不苟言笑，特别严格，经常出题考试，题目特别难。有一次大家都考得不好，他给了我120分，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因为我用两种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得到了表扬，我就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后来的两位数学老师，一位教代数，一位教几何，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两届毕业生的第一名，他们教书是启发式的，更注重推理思路的传授。

这几位老师对我数学上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不仅教会我学习的方法，更启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使我领悟到老师的责任不仅是教好知识，更要去发现一个学生的潜质，去启发他、鼓励他，使他产生兴趣。有了兴趣，就会加倍努力，就愿意去钻研，钻研就会使理解更深刻。

每到学期考试前，同学们就要我给大家讲课、复习，我由此得了一个“小先生”的称号。大家坐在教室里，我上台去讲，重点在哪儿、应该怎么去理解。

良好的中学教育使我受益匪浅，深厚的师生情谊让我永生难忘，要当一个好老师的想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对母校一直有感恩之情。“文化大革命”中，原来是无锡市三大名校之一的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被改了校名，失去了女校的特色，办学质量也下降了。“文化大革命”后，我有机会为恢复女校建制而努力，并捐赠了我们的积蓄。在母校百年校庆时，我们累计捐赠了100万元教奖学基金，为默默无闻在学校耕耘几十年的老师和勤奋学习的同学们略尽微薄之力。更有幸的是，我看到年过八旬的老师们仍是那么康健，对我还是那么亲切、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