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园到燕园

1951年，我高中毕业。那时还没有全国统考，报哪个学校就参加哪个学校片区的考试。我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为什么呢？一是我想到毛主席身边去，到首都北京去，这是我报考北京学校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二是我立志要做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科学家。刚上学我是在清华园，到第二学年院系调整，从清华转到北大。

大学和中学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学习思维也不同，开始我未转过思路来，第一次考微积分就没考好。一个学数学的，微积分都考不好，还能不能学数学？我在中学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学霸”，是同学们心中的“小先生”，现在居然考不好，成绩一落千丈，心情很低落，甚至想打退堂鼓，就给冯其庸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心情。他给我回信说：“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会碰到沟沟坎坎。碰到沟坎的时候，你是勇往直前地跨越过去，还是倒退？跨过去就前途无量。”这封信对我触动和鼓励很大，使我坚定了信心，主动向同学们学习，慢慢地也掌握了学习方法，知道怎么学了。后来，学实变函数，特别难，但在一次考试中我考得最好，这使我重拾信心，学习成绩也从此“翻身”了。成绩越好我越有信心，积极学习同学们的长处，加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特别活跃。我在清华就参加了舞蹈队，到了北大，也参加了北大的舞蹈队。我们舞蹈队经常在大饭厅和未名湖畔均斋前的草坪上排练各种民族舞蹈，邀请专业文艺团体作指导。参加社团活动，接触到了不同学科的同学，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我感受到了北大综合学科的魅力。

我对一件事印象很深。1954年，作为北大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我参与组织了一次迎新晚会，地点就选择在未名湖畔。沿着未名湖北岸的曲折小径，设计了灯谜带；在花神庙对面山坡的小平地上，开设了音乐欣赏；湖中岛亭上灯光通明，棋战正酣；湖右畔均斋前面的草坪上则是翩翩起舞的学生；再往右的办公楼礼堂，正在上演着各社团精心排练的节目，有歌舞、戏曲选段、独幕话剧和相声等，掌声连连；湖左畔的东操场放映着露天电影；湖中漂浮着盏盏荷灯，与天上的星星相辉映。我站在备斋二楼的凉台上，那一刻深深感受到未名湖的魅力。

1955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大学对毕业生要求很严格，淘汰率很高，1952年院系调整时，三校合并，北大数力系共有学生50名，但只有36人顺利毕业。国家需要师资，同学们大部分被分到各个学校当老师，最后剩下三人留下来攻读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成为计算数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参与组建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1955年12月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长大了，从一棵“小草”长成了一棵“小树苗”。

1956年周总理领导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北大具有前瞻性，1955年率先组建了计算数学专业，为计算机技术研究打好理论基础，徐献瑜先生为专业主任、教研室主任，我师从徐献瑜先生攻读计算方法。

当时只有我一个学生，也未像现在这样开设研究生课程，老师只给我指定读一本苏联教材《线性代数计算方法》，并要求我每周在教研室讨论班上报告。我就到北阁数力系图书馆，找一个角落，在那儿学习。当时只有机械式的手摇计算器，声音很大，晚上我怕影响同宿舍的研究生休息，就到红三楼留校任教的戴中维同学处开夜车，用报纸把灯罩起来摇计算器进行计算。每周一要见导师，在此前要把计算的数据组成表格，并把其画成各条曲线，用各种颜色标好，向导师汇报时必须要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好。

杨芙清在研究生宿舍里看书

我们数力系培养学生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用讨论班的方式培养学生读书的能力，特别是提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当教师后，这也成了我培养学生的一种方式。我常对同学们说，读书不仅要勤奋，还要学会抓住要点，弄清概念和思路，更要动手“做”。什么叫读懂了？就是先要将一本厚的书读“薄”了，变成几页纸，然后由几页纸慢慢再把它用“自己的语言”恢复成一本书，还要能够清晰、简洁地表达出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得到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