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闪电战制胜

一

1939年9月1日，德军部队首批60个师的兵力跨过了第三帝国与波兰的边界。随后，总数将近150万人的部队长驱直入。在先锋部队正式设立起海关壁垒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的宣传部*的摄影记者们会拍下那些露齿而笑的士兵，只有这时，部队才会稍做停留。德军以5个坦克装甲师为先锋，每个装甲师各有坦克约300辆，同时配有4个机动化步兵师。在他们后面是步兵主力，大炮和装备主要由马匹驮运，每个师约有5,000匹马，马匹总数至少有30万匹。尽管这一排场已经震撼人心，但德军运用的关键技术并非藏在地面部队中，而是体现在空军力量上。《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限制了德国军用飞机的发展，因此，当希特勒在大战爆发的四年前否认条约相关条款时，德军的飞机建造几乎是从零开始。此时的德国飞机不仅结构先进，而且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由德国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驾驶着经受了反复考验，昔日驾驶897架轰炸机、426架战斗机以及各种侦察机和运输机的老牌飞行员们，如今驰骋在波兰上空。[1]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在入侵波兰时具有绝对的优势。波兰政府一直想通过英法干预来阻止德军侵略，同时又怕各国舆论认为波兰挑衅德军，因此不到最后关头就不动用武力反抗。在德军大规模突袭时，波兰显得措手不及。波兰的兵力可以达到130万，但是坦克和现代装备极少。就双方投入战斗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军团数量而言，德军是波兰的15倍。面对德军的侵袭，波兰空军能参战的只有154架轰炸机和159架战斗机。绝大部分飞机都已过时，尤其是战斗机，而且波兰骑兵部队几乎不曾更换落后的马匹来实现机械化。传言波兰骑兵中队曾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德军坦克部队，这多半是凭空捏造的，但双方在资源和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是无可辩驳的。在这之前，德国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波兰。在南方，作为附庸国的斯洛伐克为德国的入侵提供了关键条件，此外，德国许诺占领波兰后将分配给斯洛伐克一小块领土，斯洛伐克政府受其诱使，派出部队协同德军一同进攻。部分德国军队从东普鲁士跨过波兰的北部边界进入波兰，同时还有更多的部队从西边直穿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挺进，该走廊是和平协议划给波兰出入波罗的海的通道。波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无法有效抵抗所有边界的入侵。斯图卡俯冲轰炸机（Stuka dive-bombers）成群越过波兰空中边界袭击波兰军队的同时，德军的坦克和炮兵也突破了波兰防线，将他们彼此切断并中断了相互之间的联络。仅仅几天的时间，波兰空中力量就被瓦解，德军的轰炸机摧毁波兰军工厂，轰炸其撤退的部队，使得华沙（Warsaw）、罗兹（Łódź）和其他城市的人民深感恐惧。[2]

仅1939年9月16日一天，就有820架德军飞机对毫无防御的波兰人投下总共328吨的炸弹，而波兰全国只有100门高射炮。这一空袭沉重打击了波兰人的斗志，以至于部分地区的波兰军队直接放弃抵抗，在场的德军指挥官便命令停止轰炸。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设法获得批准，可以跟随攻击波兰波罗的海格丁尼亚（Gdynia）港口的德国部队，因而目睹了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战斗：

德国人把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了：重武器、轻武器、坦克，还有飞机。波兰人除了机枪、步枪以及两挺高射炮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拼命将那两挺高射炮当作大炮使，以对抗德国的机枪和坦克。波兰人……已经把两座大楼改造成了堡垒——其中一处是军官学校，另一处则是格丁尼亚广播电台——端着机枪从堡垒的窗户向外疯狂扫射。半小时后，德军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学校的屋顶，顿时燃起大火。紧接着，德国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或者说，通过望远镜来看，这些步兵看起来像是由坦克带领着——向山头冲去，包围了整个建筑……一架德国水上飞机在山脊上盘旋，为步兵助阵。不久，又有一架轰炸机加入战斗，两架飞机俯冲到低空，扫射波兰军队。最后，又一个中队的纳粹轰炸机投入战斗。波兰人完全陷入了绝望。[3]

在德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这样的战斗在波兰全境不断地重复上演。不到一周，波兰部队就陷入一片混乱，指挥体系也瓦解了。9月17日，波兰政府逃往罗马尼亚，倒霉的波兰官员立即被纳粹当局关押，波兰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1939年9月，在流亡巴黎和伦敦的波兰外交家倡议下，流亡政府成立，但已经无济于事。9月9日，波兰人在库特诺战役（Battle of Kutno）中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但最后也不过使华沙被包围的日子延迟了几天。[4]

在华沙城里，境况迅速恶化。犹太教师哈伊姆·卡普兰（Chaim Kaplan）在1939年9月28日这样写道：

马的尸体不计其数。它们在街道中间倒下，但没有一个人去清理路面，把它们移走。尸体已经在那里腐烂了3天，所有路人都对此感到恶心。然而，由于饥饿在整个城市蔓延，许多人开始吃马肉。他们切成大块吃下去，以缓解饥饿。”[5]

一个名为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的波兰医生对被德国侵略后的波兰惨景做了最生动的描绘。他生于1885年，在战争爆发前曾是什切布热申（Szczebrzeszyn）扎莫希奇（Zamość）县医院的负责人。出于对侵略者的蔑视，也为了保留回忆，克卢科夫斯基保存了一本日记，藏在医院的一个隐蔽角落里。日记里写道，在9月的第二个周末，大批难民为了躲避德军的入侵而于深夜逃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场景将在欧洲许多地方轮番上演：

整条公路上都挤满了军车、各种类型的机动车、四轮马车和成千上万走路的难民。所有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东方。黎明时分，大量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加入了混乱的人群。这实在很不寻常。整群人在惊恐中行进，没有人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去，更不知何时才是个头。无数普通汽车和几辆政府用车正试图超越前面的卡车和马车队伍，车身都已肮脏不堪，布满污泥。大多数的车牌号都是华沙的。如此多的上校和将军等级的高级官员携家带口逃离，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叹。许多人紧紧抓着小汽车及卡车的车顶和挡泥板不放。很多车辆的窗户和挡风玻璃已经破碎，引擎盖和车门也坏了。各式各样的公交车和华沙、克拉科夫（Cracow）以及罗兹的新城市公共汽车行驶缓慢，车上载满了乘客。之后是各式的四轮马车，上面满是妇女和孩子，他们身上都不干净，而且又累又饿。骑自行车的大部分是年轻男人，偶尔会看到年轻妇女。还有各种走路的人，有一些是徒步离家的，还有一些是因车辆报废而不得不下车步行的。”[6]

他估计有3万多人以这种方式逃离德国的侵略。[7]

更糟的还在后面。1939年9月17日，克卢科夫斯基在扎莫希奇的集市广场听到德国的高音喇叭广播，说红军在德国人的同意下，已经跨越了波兰的东部边界。[8]在侵略前不久，希特勒已经跟苏联的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通过秘密条款来确保苏联不会干涉。条约签订于1939年8月24日，商定两国瓜分波兰的边界线。[9]德国入侵的头两周，斯大林还举棋不定，因为苏联与日本在满洲的冲突直到8月下旬才取得胜利，他的兵力也才能抽出来。但是当波兰抵抗溃败的形势已然明朗的时候，苏联领导人随即下令红军从东面进入波兰。斯大林渴望抓住机会，一举收复1917年革命前曾属于俄国的领土。为争夺此地，俄国曾经与一战后旋即成立的波兰政府间爆发激烈的战争。如今是时候赢回来了。出乎意料的腹背受敌让波军措手不及，虽然拼尽全力试图拖住敌军的进攻，却也无济于事。该来的很快就来了。波兰人遭到两支占尽优势的军队夹攻，毫无获胜机会。1939年9月28日，一个新条约划定了最终的边界。到此时，德国人对华沙的进攻落下帷幕。1,200架飞机往波兰首都丢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及其他炸弹，轰炸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烟幕，导致无法准确投弹，结果许多平民被炸死。鉴于他们的绝望处境，城里的波兰指挥官于1939年9月27日与德军达成停火协议，德方保证，战俘在短暂的正式关押后就可以回家，12万名波军守城将士就此投降。最后一批波兰军队也在1939年10月6日投降了。[10]

这是“闪电战”（Blitzkrieg）的首次尝试，但还远非完美。希特勒的闪电战是一种快速作战的方法，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开道，通过空中力量震慑敌军并瓦解敌方空中防御，以速度和重击为特点压制传统对手。从双方伤亡的人数上就能看到闪电战的战绩。波兰军队在对抗德军的战场上阵亡7万人，受伤人数超过13.3万，在对抗苏联的战场上阵亡5万人，还有无数的人员伤亡未得到统计。德军俘虏了近70万名波兰士兵，苏军俘虏了30万人。15万名波兰士兵和飞行员逃亡国外，其中以逃往英国的居多，许多人在那里加入了武装部队。德军方面数据，1.1万人阵亡，3万人负伤，3,400人失踪；苏联方面，仅700人阵亡，1,900人负伤。双方的伤亡数据生动地反映了战争双方的不对等。当然，德军的损失也不容忽视，因为德军除了人员伤亡，装备损失更为惨重。300多辆装甲车、370门大炮和5,000辆其他车辆损毁，加上大量战机损毁，这些损失只能部分地从对应的战利品中得到补偿，但夺取或俘获的波兰装备一般都十分落后。这样的损失虽说算不得多，但对未来而言却是不祥的预兆。[11]

在那个时候，这些担忧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烦恼。他从设置在装甲列车上的移动指挥部里关注着战局，这个指挥部一开始部署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而后又移到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他还不时转乘汽车，在安全距离外观察战事。9月19日，希特勒进入但泽市（Danzig）。但泽先前曾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一战后的和平协议将它置于国际联盟的管辖之下。希特勒在此受到了欣喜若狂的德裔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些人将此看作是摆脱外人控制的解放。希特勒两次乘飞机对华沙进行巡视，视察被他的军队和飞机所摧毁的华沙市景，之后他又返回柏林。[12]回到首都后，他虽然没有进行阅兵或者庆祝演说，但这场胜利已大大地鼓舞了人心。“即使在那些不喜欢这个政权的人当中，我还没发现有任何一个德国人”，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认为德国摧毁波兰是错误的”。[13]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特工报告说，大部分人支持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西方列强援助波兰的失败意味着英国和法国将会很快议和，这种认识被广为宣扬的“和平提议”所强化，这一“和平提议”是希特勒于10月初向法国人和英国人提出的。尽管此提议很快就被驳回，但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持不干涉的行为，显得两国很可能会妥协而置身战外。[14]与这些西方列强缔结和平协定的谣言在这个时候非常流行，甚至引起了柏林街道上自发的庆祝游行。[15]

同时，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加大了向德国人进行宣传的力度，极力宣传波兰人对在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造成种族灭绝上的威胁，以此证明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的民族主义军政府确实过分歧视德意志少数民族。1939年9月德国开始侵略时，由于害怕德意志人在后方进行蓄意破坏，波兰逮捕了1万到1.5万名德意志人，并将他们驱赶到东部。在驱赶过程中，波兰人不但殴打走得慢的人，更射杀了许多因精疲力竭而走不动的人。德意志少数民族一直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因此这些人从一战后被迫合并进波兰的时候起，大多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想重回德意志帝国的渴望。[16]约有2,000名德意志人被大规模地枪杀或者累死在被驱赶的路上。另外有300人在布龙贝格（Bromberg，即今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杀，起因于当地的德意志人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便发动了针对城镇卫戍部队的武装起义，结果被暴怒的波兰人屠杀。这些事件被戈培尔的宣传部巧妙地加以利用以赢得德国大众对侵略的支持，许多德国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妇女组织德国少女联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中的一名年轻激进分子，她相信战争在道义上是公正的，不仅仅是由于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将德语区割让给新建国的波兰，还因为媒体和记者们对波兰武力对付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报道。她相信有6万名德意志人于“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在布龙贝格被波兰人残忍地谋害了。德国用行动去阻止这种仇恨和暴行，怎能受到指责呢？她这样问自己。[17]戈培尔最初估计被杀的德意志人的总数是5,800。1940年，可能是根据希特勒的个人指示，这一死亡人数无端增加到了5.8万，之后又说是梅利塔·马施曼所记住的粗略的近似值。[18]这个数字不仅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侵略是正义的，更引发了波兰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对波兰的仇恨和不满。[19]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这一仇恨迅速地服务于种族清洗和大规模的谋杀运动，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所做的一切。[20]

二

事实上，侵占波兰是第三帝国第三次成功吞并他国领土。1938年，德国吞并了独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同年后期，德军毫无阻拦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语边境地区。这两个行动都被国际协定所认可，大体上也被这些区域的居民所欢迎。这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条约》的正当修正，因为《凡尔赛条约》虽宣扬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却不同意上述中东欧地区的德语人群实现此原则。但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已经明显违反了前一年的国际协定，德军迈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将它肢解，并在捷克地区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Reich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大量占领中东欧非德语区领土。事实上，纳粹计划在中东欧和东欧为德国人拓展一个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让斯拉夫民族失去地位，沦为德意志主人的奴隶和供养者，该计划酝酿已久，这只是第一步。在新的保护国中，捷克人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为了补充急需的劳动力，那些被征召进德国战地和工厂的人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法律和警察制度监管，其严苛程度比德国人自己在希特勒统治下所经历的还要大。[21]

同时，捷克以及新（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都获准设立自己的政府、法院和其他机构。一些德国人至少对捷克文化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尊重，而且捷克的经济无疑是很发达的。但德国人对波兰和波兰人的看法就负面得多了。独立的波兰在18世纪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一战结束后才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在那一时期，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大多认为波兰人根本无法管理自己。“波兰式的混乱”（Polenwirtschaft）是一个表达混乱和无能的常用短语。在学校教科书中，波兰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经济落后又信仰天主教迷信的形象。入侵波兰对波兰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3%。与此相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德意志人占到了居民总数的将近1/4。在这种想法的长期灌输下，几百年来，德国人都认为他们承担着教化波兰的使命。现在是时候再来一次了。[22]

在战前，希特勒对波兰和波兰人并没有什么偏见，与他一直都不喜欢的捷克人相比，他对波兰的个人态度比较模糊，但对捷克人的厌恶却是在1914前的维也纳就已经形成。华沙军政府拒绝对他提出的领土要求做出任何让步，这使得他关注波兰并迅速转变了对波兰的态度。与之相对，1938年捷克人在国际压力下屈服，愿意与第三帝国合作，同意其肢解甚至最终控制他们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拒绝迫使波兰对第三帝国的某些要求做出让步，比如将但泽还给德国，这让局势变得更糟了。1934年，希特勒与波兰人缔结十年期的互不侵犯条约，表明波兰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在德国主导的欧洲秩序下的一个卫星国。但是到了1939年，波兰已经成为第三帝国向东扩张的严重障碍。因此它必须从地图上消失，并且要受到残忍的掠夺，以为即将到来的西线战事做经济上的准备。[23]

1939年8月22日，入侵前的最后准备正在进行，而要如何处理波兰的决议还没有敲定，希特勒就接下来攻打波兰的设想，对他的主要将领说道：

我们的力量在于速度和粗暴。成吉思汗毫不留情地屠杀了成千上万妇女和儿童，历史却只把他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我已经下令，敢有丝毫反对的人都格杀勿论。战争的目标不在于夺取某个阵地而在于彻底歼灭敌人。因此，目前仅在东面，我已经命令“骷髅总队”做好准备，将波兰民族和讲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通通处死，不得手软……波兰人将会锐减，波兰终将由德国人定居。[24]

他告诉戈培尔，波兰人“兽性多于人性，完全是又愚蠢又丑陋的……波兰人的污秽令人无法想象”。[25]他认为波兰就该被征服，绝不能手软。1939年9月27日，他告诉纳粹党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说，“波兰人徒有日耳曼人的外表，皮囊下净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城市布满了灰尘……如果接下来的几十年，波兰再继续统治这一古老的日耳曼地区，一切都会变得腐朽和衰败。现在需要有一个果敢的人来治理。”[26]希特勒的自信心一天天膨胀，直到1939年9月，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法将会出手援助波兰人。德军的胜利更是增强了他不可战胜的信心。第三帝国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主要是出于战略和经济考量。但占领波兰后，希特勒和纳粹分子首次打算全面推行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沦陷的波兰成为希特勒在中东欧建立新种族秩序的试验场，他试图接下来在中东欧地区——白俄罗斯、俄国、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复制该模式。纳粹之前曾提出在东部为德国人建立新“生存空间”的想法，而现在这一举动意味着当初的理论将要付诸实践了。[27]

希特勒本打算让波兰人在残留的领土中自治，但到了1939年10月初，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大块的波兰领土被帝国吞并，重新划分并建立了新的但泽—西普鲁士帝国大区以及波森帝国大区（Posen，不久更名为瓦尔塔兰［Wartheland］），前者由但泽的纳粹党地方领导人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管理，后者由但泽前参议院主席阿图尔·格赖泽（Arthur Greiser）管理。波兰的其他国土并入帝国现存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行政区。这些举措使第三帝国的国境线向东推进了大约150—200千米。总共9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被并入了第三帝国，随之并入的民众人数达到了1,000万，其中80%是波兰人。波兰的其他部分就是所谓的“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处在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专断统治之下。弗兰克是纳粹的法律专家，20世纪20年代，他因在刑事案件中为纳粹党人辩护而声名鹊起，之后升任帝国司法专员以及纳粹律师联盟负责人。尽管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但弗兰克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及党卫队冲突不断，因为希姆莱不像他那样尊重法律程序，而将他调到波兰是疏远他的最简便的方法。然而，因其丰富的法律经验，弗兰克很适合建立一套全新的行政体系。总督府包括卢布林区（Lublin）以及华沙和克拉科夫省的部分地区，总共有1,100多万名民众。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同，它不是一个保护国，而是一块殖民地，不在帝国统辖范围内，亦不受其法律约束，生活其中的波兰居民实际上既无公民权也无国籍。弗兰克担任总督，几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的残暴倾向很快就转化为实际的暴行。福斯特、格赖泽和弗兰克身居行政要职，如今，波兰的整个沦陷区都操纵在纳粹运动中冷酷无情的“老战士”手里，预示着极端的纳粹意识形态将会得到全面贯彻并成为占领区的指导原则。[28]

1939年10月17日，希特勒向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宣告了他的意图。希特勒告诉他们，总督府将从脱离帝国中而自治。它将是“激烈的民族斗争之地，这种斗争不容许任何法律制约，斗争方式和我们的普遍原则也相悖”。他不会试图在这里建立高效而有序的统治，“必须让‘波兰的混乱’继续发展下去”。但交通和通信必须维护，因为在将来时机成熟时，波兰将会是入侵苏联的“成熟跳板”。除此之外，“任何试图稳定波兰局势的努力都将受到压制”，行政管理的任务并不是“为国家奠定良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绝不给波兰人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必须阻止波兰知识分子自发形成统治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须维持在低水平，这一国家对我们而言只能是劳动力的储备库”。[29]

这些极端政策由当地的准军事组织和党卫队特遣部队共同实施。战争刚打响，希特勒就命令在波兰组建一个“德意志民族自卫队”（Ethnic German Self-Protection），该民兵组织不久就在党卫队的庇护下成立了。民兵部队组织起来后，在西普鲁士由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率领。1939年10月16日，他告诉士兵们：“你们现在是这里的主宰民族（master race）……不要手软，不要留情，要消灭一切非德意志民族的人，清除一切不利于建设工作的障碍。”[30]在没有得到任何军政或民政机关授权的情况下，这些民兵便开始大规模枪杀波兰平民，全面报复波兰曾对德意志民族实施的暴行。阿尔文斯莱本于1939年10月7日报告说，已经有4,247名波兰人被施以“极端措施”。仅在1939年10月12日到11月11日的一个月内，就有大约2,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民兵组织枪杀于克拉默（Klammer，库尔姆区［Kulm］）。在德勒加斯（Dragass）教区，民兵把1万多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带到了姆尼谢克（Mniszek），强迫他们沿着砂石场边缘排成一排，然后集体枪杀。截至1939年11月15日，民兵组织又在德国士兵的帮助下，在岑佩尔堡区（Zempelburg）里靠近卡尔斯霍夫（Karlshof）的森林里枪杀了8,000人。到1940年初这些暴行才告一段落，数以万计的波兰人倒在了盛怒的民兵枪口下。例如，在西普鲁士的科尼茨城（Konitz，今霍伊尼采［Chojnice］），当地的新教民兵对波兰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及任何不合纳粹理念的人都充满憎恶和蔑视，9月26日，他们一怒之下枪杀了40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杀戮之前甚至连个形式上的审判程序都没有。截至次年1月，受害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人数达到了900。1939年最后3个月内，有6.5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遇害，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被民兵所杀，有时手段极短残忍。这些只是开战以来德军对平民的首次大规模屠杀。[31]

三

在1939年期间，希姆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以及党卫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漫长的争论。从第三帝国发动战争开始直到现在，他们已经控制了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党卫队保安处（SS Security Service, SD）、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刑事警察局（Criminal Police）以及大量特别部门——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这些机构就是争论的焦点。因为即将入侵波兰，所以他们的争论变得更加紧迫。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些部门想要在强大德军面前有效运行，那么其责任的分配以及警察部门和保安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定就必须要重置。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创立了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使警察和党卫队的各个不同部门均从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指挥部。经过接下来数月的精心筹划，这一机构最终由7个部门组成。其中的两个部门（第一和第二局）负责行政事宜，处理从就业状况到人事档案在内的各种事务。1940年6月，原来的局长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最终被他的对手海德里希排挤掉，其职责由几个野心小一些的人代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掌管第三和第六局，分别负责国内和国外事务。第四局由国家秘密警察构成，下设各处，包括对付政敌处（IVA）、教会和犹太人处（IVB）、保护性拘留处（IVC）、占领区处（IVD）和反间谍处（IVE）。刑事警察局被安置在第五局。第七局则用来调查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整个组织庞大而复杂，又因内部争权夺利而显得分散，而周期性的人事更迭更削弱了它的作用。然而，许多关键人物的存在仍保证了整个组织一定程度的持续和稳定——尤其是总负责人赖因哈德· 海德里希、国家秘密警察局的首长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掌管第三局的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第七局的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以及第五局的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这实际上是个独立机构，其合法性源于希特勒的个人特权，供职其中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经合法培训的公务员，而是意识形态坚定的纳粹分子。这种安排的关键在于将警察部门政治化，它的许多高级官员——包括米勒——都是职业警察而非狂热的纳粹分子。因为不受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任何一个海德里希认为有必要积极干预的领域帝国保安总局都会插手，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占领波兰后的种族秩序重建。[32]

现在，这一切进展得非常快。1939年9月8日，有报告说，海德里希声称“我们保护普通群众，但贵族、波兰人和犹太人必须要铲除”，这表现出了他的不耐烦，他也确实沉不住气了，觉得正规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处率过低——在这个时候每天才200例。[33]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相信“领导人和戈林†的目标是彻底铲除波兰人”。[34]1939年9月19日，哈尔德记下了海德里希的话，说会有一场“对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清洗”。6万名波兰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在战前就上了黑名单，他们都将被杀害。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和希特勒在10月18日的会谈证实，该举措旨在“防止波兰知识阶层自身建立起新的领导阶层，把生活水平维持在低下的状态，确保廉价奴工的供应，将所有异己分子逐出德国领土，彻底瓦解波兰”。[35]海德里希告诉他的部下说，希特勒已经下令，将波兰的犹太人连同具有专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兰人一并放逐到总督府，把政治领导人关进集中营。[36]

海德里希根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并按照希特勒的明确指示，组织了5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简称“别动队”），之后又增加到7个。这些特遣部队跟随军队进入了波兰，负责实施第三帝国的思想政策。[37]其领头人由海德里希创建的特别行政部门任命，该部门则由维尔纳·贝斯特领导。[38]贝斯特任命的各特别行动队及其下属分队的领导人均是保安部门和秘密警察中的高级官员，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转为极右派。许多年龄更长、职位更高的指挥官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自由军团（Free Corps）的极端准军事组织中服役。他们年轻的下属在30年代初期念大学时，就经常被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极右翼反犹主义的政治理念。尽管并非人人如此，但大部分人要么是1919—1921年上西里西亚冲突中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要么是和平协议强迫割让给波兰那部分地区的本地人，或者是德波边境的警官，反波兰的暴力情绪根植于他们的脑中。贝斯特希望他的官员不仅仅是资历高、经验丰富和高效的行政官，还要有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经历。[39]

从很多方面来看，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Bruno Streckenbach）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是党卫队的集团领袖（Gruppenführer），1902年出生于汉堡（Hamburg），父亲是海关官员。一战时他因太年轻而无法参战，1919年，他加入了自由军团，直到参加1920年3月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他还曾在汉堡参与了反对左翼革命分子的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各种行政工作后，施特雷肯巴赫于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1931年加入了党卫队。1933年11月他成为党卫队保安处的一名官员，随后青云直上，屡屡晋升，1936年成为汉堡州警的首长，在任期间素以残忍而闻名。随后由人引荐给了贝斯特，于1939年被任命为波兰第一别动队的队长。施特雷肯巴赫不同寻常，主要是因为他缺少相对的教育背景，而他的许多下属官员都拥有博士学位。不过，像他们一样，施特雷肯巴赫也曾是一名狂热的极右主义拥护者。[40]

别动队总人数大约是2,700人，施特雷肯巴赫与队员一起负责建立起德占区的政治经济安全。这不仅包括除掉“波兰人口当中的领导阶层”，还包括“打击敌人领土内所有与帝国或德意志民族敌对的后方因素”。[41]实际操作中，这让别动队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别动队听从军队的正式调遣，军队奉令按照战况进展的需要援助他们。在别动队对付间谍活动、抵抗运动、党派团体以及类似情形时，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他们则像党卫队开展大规模逮捕、放逐和谋杀活动那样，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42]别动队手中有一批波兰人的名单，这些人在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造成的动乱期间，或多或少地反对过德国在西里西亚的统治。‡波兰政客、主要的天主教徒和波兰国家主权的拥护者都被单独列出来，准备逮捕。1939年9月9日，纳粹法官兼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到达布龙贝格，在特殊法庭中进行了一系列形式上的公审，截至年底，该法庭判处100人死刑。[43]

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是一位医院院长，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德国人在他所处地区大量处决波兰人的情况，处决都是以微不足道的理由为托词，比如1940年1月初就有17个人遇害。[44]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他自己也处于极其严重的危险中。克卢科夫斯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逮捕的恐惧中。1940年6月，他被德国警察从医院抓进拘禁营里，波兰人在这里经受着各种身体刑罚，棍打、鞭抽甚至拳脚相加，关押环境肮脏恶劣。审问时，他告诉德国人，他的医院里有斑疹伤寒疫情，他必须返回医院以免疾病传播到城镇里，而且还有可能感染到他们（“我在脑子里对自己说道‘多亏了虱子’”，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立即就被释放了，返回他说的那家疫情蔓延的医院。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不用被殴打了，也不用绕着监狱训练场奔跑，这么快就能摆脱那里。他写道，这一经历“胜过所有的传言。我之前无法理解蓄意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也不理解人类的待遇怎会比动物还惨，然而当我看到德国秘密警察用刑施虐而脸上还露出一丝快意时，我可以理解了。但是，”他接着说，“……囚犯的行为是壮烈的。没有人乞求怜悯，没有人表现出一丝的怯懦……他们平静地忍受了所有的侮辱、虐待和暴行，同时认为这是在让德国人蒙羞”。[45]

哪怕是一点点的冒犯，德国人的报复也极其残忍。一个华沙医师这样记录瓦韦村（Wawer）发生的一起事件：

喝醉的波兰农民与一个德国士兵发生了争吵，结果争执时用刀子将该士兵刺伤了。德国人以此为由大肆滥杀，宣称是以暴制暴。总共有122人惨遭杀害。更有甚者，由于种种原因，村民人数明显达不到预定的屠杀数量，德国人便在当地的火车站拦下一辆去往华沙的火车（通常它根本不经过那里），拖出了几名对此事毫不知情的乘客，未经任何手续就当场处决了他们。其中3个人头朝下被悬挂在当地火车站达4天之久。一块巨大的告示牌放置在这一可怕场景的边上，讲述了这些被害者的故事，也警示所有地方：只要有一个德国人被杀或者被伤，这就是下场。[46]

一个30岁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纳粹冲锋队的队长，醉醺醺地来到霍恩沙查（Hohensalza）监狱，将波兰囚犯从牢房中拖出来，当场枪杀了55人，其中一些还是他亲自动手的。其他地方官员对这一行为表示了抗议，得到的唯一结果只是让大区长官格赖泽令他承诺在未来十年中不再碰任何酒精。[47]另一起事件发生在格丁尼亚附近的奥布乌热（Obłuże），当地警察局的一个窗户被毁坏了，结果50个波兰小学生遭到逮捕。当他们拒绝说出肇事者时，他们的父母便被要求在当地教堂前抽打他们。父母们拒绝了，于是党卫队队员便用步枪枪托击打孩子们，还枪杀了其中的10个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在教堂前放了整整一天。[48]

1939年到1940年的冬天，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参与其中的有正规德国部队、德意志民兵组织、别动队和秩序警察（Order Police）的一些分队。尽管军队还没有接到杀害波兰知识分子的命令，但大多数士兵和下层官员都认为波兰人是阴险狡诈的次等人种，这一观点足以使他们将大量波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作为目标，进行他们所谓的预防或报复措施。[49]波兰人的反抗虽成效甚微，但却十分激烈，因此德国军官很怕发生针对德国士兵的游击战，在怀疑有此势头的地方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报复性措施。[50]“如果听到前线后方的村庄里有射击的声音，”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上将在1939年9月10日命令道，“而且又无法确认射击声来自哪一间房，那么就将整个村子烧毁。”[51]截至10月26日对波兰的军事管治结束时，有531个城镇和村庄被焚毁，16,376名波兰人被处决。[52]军衔较低的德国士兵遇到波兰的抵抗时，恐惧、蔑视和狂暴的情绪让他们怒火中烧。在许多军队中，军官们都在入侵前发表鼓动性演说，强调波兰人的落后、野蛮和低等。下士弗朗茨·奥特纳（Franz Ortner）是一个普通步兵，他在报告中责骂他所谓的“残忍的”波兰人，他觉得是他们在战场上刺伤了德国人。一个士兵在家书中将波兰人对待德意志人的情形描绘为“惨无人道”。说波兰人“阴险”“狡诈”“卑鄙”，智力低下、胆小狂热；说他们不住房子，而是住在“肮脏的洞穴”里；他们还受到了“犹太人的不良影响”。他写道，进入某个波兰人住处后，士兵们对波兰人的居住条件表示气愤：“到处是污秽的禾秆，屋里湿气很重，地上摆放着盆盆罐罐，法兰绒衣服随意乱丢”，这证实了他听说的关于波兰人落后的状况。[53]

从格拉尔德·M.（Gerhard M.）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普通士兵的典型行为。他是一个冲锋队队员，1914年生于弗伦斯堡（Flensburg），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被征召入伍。1939年9月7日，他的分队在一个波兰村庄遭遇了“卑劣狙击手”的狙击。格拉尔德·M. 在战前是个消防员，但是现在他和他的部队却将整个村庄烧毁。

房子火光四起，妇女们在哭泣，孩子们在尖叫。这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但是波兰人并不想如此。在一个简陋的农舍里，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打理波兰机枪。我们掀倒她的房子，将其点燃。不一会儿，大火就将她团团围住，她试图脱身，但被我们阻止，尽管很难狠下心。不能因为她是女的，就把她同其他士兵区别对待。她的尖叫声在我耳边回荡了好久。整个村庄都在燃烧，我们必须在街道的正中间行走，因为两边烧着的房子温度太高了。[54]

在德军向前推进的工程中，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几天后，也就是1939年9月10日，格拉尔德·M. 的分队在另一个波兰村庄遭到了还击，他们又将那里的房子付之一炬。

不久，点着的房子就在我们的沿途燃烧起来，从火焰中传来人们的尖叫声，他们藏在房子里面，此刻已经没法自救了。牲畜在死亡的恐惧中吼叫着，一只狗在不停地狂吠，直到被烧死，但是最糟糕的还是人们的惨叫。那情形令人恐惧，如今仍萦绕在我耳边。但是他们向我们开枪，因此他们该死。[55]

从1939年9月起，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警察部队、德意志民兵组织和普通德国士兵就这样大肆屠杀整个波兰德占区的无辜群众。克卢科夫斯基医生注意到，这种行为发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波兰年轻人在1940年的头几个月离开家乡赴德国工作。实际上，在这一年年初，帝国粮食局、劳工部以及四年计划办公室就已经要求为帝国经济提供100万名波兰工人。其中75%的人要从事农业，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正如戈林在1940年1月要求的那样，这些人都从总督府征集。如果没人自愿报名，就进行强制征召。由于波兰沦陷区的处境悲惨，在德国生活的前景颇具吸引力，因此有8万多名波兰工人——其中1/3是妇女——在2月乘坐154辆专列自愿前往德国，这些人也主要来自总督府。然而他们刚抵达德国，就遭受了严苛的法律歧视和打压措施。[56]关于他们在德国境遇的消息导致了志愿者人数锐减，于是从1940年4月开始，汉斯·弗兰克采用强迫手段试图填补人员配额。越来越多的波兰年轻人逃往森林以逃避征召，波兰地下抵抗运动也从这时候开始了。[57]1月，抵抗组织刺杀总督府的警察局局长未果，接下来的几周，许多村庄都出现了起义和谋杀德意志人的行动。1940年5月30日，弗兰克发动了“平定行动”（pacification actions），在行动中4,000名抵抗者和知识分子被杀，其中一半是已经被拘留的人，还有大约3,000名波兰人因刑事犯罪被判决。[58]这一切收效甚微。到1940年2月，在“旧帝国”（Old Reich）充当劳力的波兰人仍然只有29.5万，大部分还是战俘。大规模征召德国人入伍而引起的劳动力短缺并未因此得到缓解。截至1940年夏天，有70万波兰人自愿或被迫在帝国充当劳力，第二年又增加了30万人。那时候，弗兰克向地方管理部门分配要完成的人数配额。警察经常包围村子，然后逮捕所有的年轻男性，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则被枪杀。城镇里，警察和党卫队在剧院、其他公共场合或者街道上抓捕波兰青年，然后直接遣送走。由于这种强制手段，到了1941年9月，帝国的波兰劳工到达了100多万。据估计，其中只有15%的人是自愿去的。[59]

在驱逐大量年轻波兰人到帝国做工的同时，德国占领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运动。当德国士兵试图从克卢科夫斯基的医院里偷东西时，他再一次告诉他们医院有几个病人得了斑疹伤寒，才得以逃脱。[60]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机智或幸运了。部队需要依靠这片土地维持生活，但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详细的征用规则。从征用家禽，到征用炊具，再到掠夺金钱和珠宝，这之间只有一步之遥。[61]格拉尔德·M. 的经历非常典型，部队抵达一个波兰城镇后就停在街上等候命令：

一个机智的家伙发现了一家巧克力商店，商店的窗户用木板遮住了。可惜店主不在那里。因此我们用赊账的方式将东西清扫一空。我们的车辆里堆满了巧克力，直到车里都放不下了。每一个来回搬运的士兵脸颊都鼓鼓的，嘴里嚼着巧克力。我们对如此便宜的购买感到非常高兴。然后我发现了一家商店里的苹果不错，就通通搬到了我们车上。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放着一罐柠檬和巧克力饼干，然后我们又去搬这些东西。[62]

带头抢劫波兰沦陷区的正是总督本人。弗兰克毫不掩饰他的贪婪，他甚至将自己称为一个强盗贵族。他没收了波托茨基（Potocki）家族的庄园，将其作为一个乡村度假地。他开着辆超大豪车围着庄园转，这种行为甚至引来了同僚的批评，比如加利西亚（Galicia）的总督。仿照希特勒的做法，他在扎科帕内（Zakopane）附近的山上，按照贝格霍夫（Berghof）§修建了一幢别墅。他举办大量的豪华宴会，因而腰围迅速膨胀，以至于他因很难穿上制服而咨询营养师如何保持身材。[63]

不久，公开劫掠和强行征用开始变成了帝国占领区内的家常便饭，而且得到了法律的默许。1939年9月27日，波兰的德国军政府下令全面没收波兰财产，并于1939年10月5日再次重申了该命令。1939年10月19日，戈林宣告四年计划办公室正在接收占领区内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1940年9月17日，为管理没收的企业，依法设立了“东部信托局”（Haupttreuhandstelle Ost），这使没收行为变得合法化。到了1941年2月，其接管的企业数量超过了20.5万个，从小作坊到主要工业单位，规格不一。截至1941年6月，沦陷区内50%的商业机构和1/3的大型地产都已通过无偿征用的方式被接管。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士兵的食物供给，军队接管了大量农场。[64]他们还没收了大学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设备，以供德国使用。甚至连华沙动物园收藏的动物标本也被一并夺走。[65]金属非常紧俏，刚侵入波兰，一名德国伞兵就报告道，维斯瓦河（Vistula）的两岸堆放着许多大板条箱，箱子里面“装满了铜、铅和锌金属条，数量众多，毫无疑问，这些通通都被装箱运回了德国”。[66]如此情形也曾一度在第三帝国本土上演，铁制品和钢制品，比如公园的栏杆和花园的大门，甚至还有烛台和炖锅，都被收集起来，熔铸后为德军生产武器和车辆。[67]1940年1月，寒冬刺骨，克卢科夫斯基医生记载道，“德国警察抢走了所有过往村民身上的羊皮外套，只把短外套留给他们”。[68]不久之后，占领军就开始劫掠村庄，没收他们发现的所有纸币。[69]

四

并非所有德军指挥官都能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纳粹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没有低层军人那么极端。事实上，他们中一些人不久就开始指责低层军官未经授权而随意下令枪杀波兰平民，声讨德国士兵的抢劫和勒索行为，并宣称“一些囚犯遭到了粗暴的殴打”。一名参谋部军官报告说，“在普乌图斯克（Pultusk）附近，80名犹太人的头颅被割下，惨无人道。针对此事以及另外两名士兵在布龙贝格犯下的抢劫、谋杀和强奸等暴行，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这些事情开始引起了军队领导层的关注。1939年9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注意到了“前线后方的恶劣行径”。[70]10月中旬，由于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德军方面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解散自卫民兵组织，尽管一些地方的民兵组织在几个月后才真正解散。[71]这并没有完全打消高层军官的顾虑。1939年10月25日，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严厉地斥责了一些军官在波兰的恶行：

大量行径让人所不齿，非法驱逐、违令没收、私自敛财、侵吞盗窃、头脑发热或醉酒后虐待威胁下属、不顾严重后果违抗军令、强奸妇女等等，俨然一副雇佣兵的强盗形象，这些都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72]

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也同样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那些笃信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人。[73]

很多时候，军队领导怕自己要为当前的大量谋杀活动负责任，因此非常乐意将这种事转交给党卫队保安部特别行动队的领导层，允许他们放手去做。[74]然而高级军官抗议党卫队的事例开始成倍增加，他们认为党卫队违犯了战争法律和惯例，还引起了前线后方的动乱，对正常的秩序构成了普遍威胁。隶属第五别动队的某警察分队在姆瓦瓦（Mława）枪杀了一些犹太人，还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因此，德国第3集团军的司令官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Georg von Küchler）将军下令逮捕该分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他还在军事法庭审判了党卫队炮兵团成员，这些人将50个刚刚完成加固大桥工作的犹太人赶进了罗赞（Różan）附近的一个犹太教堂，不由分说就枪杀了他们。其他军官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甚至还有次逮捕了希特勒的一名党卫队成员。布劳希奇在9月20日和21日分别会见了希特勒和海德里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的唯一处理结果是希特勒于10月4日亲自签署了一份特赦令，赦免了那些“面对波兰暴行而冲动”犯下的罪行。但此举动摇了军纪，许多高级军官深感忧虑。谣言很快就在军官中传播开来。上尉汉斯·迈尔—韦尔克（Hans Meier-Welcker）大概35岁，是个足智多谋的参谋，1939年12月初，他在科隆基地听到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不禁问道，“怎么能进行这样的报复呢？”[75]

对占领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来自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上将。他在入侵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于1939年10月下旬被任命为东方总司令，负责对占领区的军事管治。1939年10月26日，军事统治正式结束，权力移交给民事机关。布拉斯科维茨也因此在这一地区不再拥有统治权力，不过他仍然负责这片区域的军事防御工作。在上任几周后，布拉斯科维茨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细数了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在他所辖区域内犯下的罪孽和暴行。1940年2月15日，陆军总司令来他的总部进行官方视察，布拉斯科维茨因而特地准备了一份更详尽的备忘录，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他谴责了对万名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屠杀行径，斥责这一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他写道，这将使德国在国外名誉扫地，它只会强化波兰人的民族情感，使得更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奋起反抗。他认为这是在破坏军队的名声。他警告道，如果不予以制止，“短时间内，无数的暴行及道德沦陷就会在原本高尚的德国人中间蔓延开来，如瘟疫般迅速传播”。布拉斯科维茨列举了党卫队和警察部队所实施的大量谋害和抢劫行为。他写道：“帝国成员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们在波兰犯下了种种罪行，让每一位士兵都感到厌恶和反感。”[76]

他对纳粹党领导人说，这些恶行在民众中激起的仇恨和痛苦正促使波兰人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反抗入侵，给军队的安全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威胁。[77]希特勒认为这些顾虑太“小儿科”了，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救世军的方式是打不了仗的。他对助手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说，他也从未看好或信任过布拉斯科维茨，应该将其免职。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对这些事件也不予理睬，认为这名属下的描述是“可悲的错误判断”或毫无根据的“谣言”。在他看来，所谓的“对付占领区波兰人的其他强硬非常措施”，都是希特勒命令中“保障德意志生存空间”的必要措施，无论如何，他都全力支持。由于上级的不认同，布拉斯科维茨于1940年5月被解除了指挥权。尽管他后来在其他战争仍然位居高位，但与同批其他的将领不同，布拉斯科维茨再也没能获得陆军元帅的军衔。[78]

军事将领们现在愈发忧虑西线的战况，在诘难虐待波兰人和犹太人的问题上最终选择了妥协。[79]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将军于1940年7月22日签署了一份命令，禁止军官们“参与批评任何与总督府居民的斗争，比如涉及对待波兰少数族裔、犹太人和教会事务等方面的问题。民族斗争在我们的东部边界肆虐了数个世纪，”他补充道，“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该冲突尤其需要严厉的手段。”[80]许多高级军官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担心的主要是军纪散漫的问题。鉴于士兵和中下层官员对待波兰人的普遍态度，官员鲜少插手阻止暴行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如何对待波兰战役中俘获的近70万名战俘的问题上，德军上上下下并没有试图违反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但是卫兵枪杀跟不上大军的波兰战俘，处死体弱多病而站不稳俘虏，把犯人露天关押还不提供足够的食物补给，这样的事情却比比皆是。1939年9月9日，一个机械化德国步兵团在切毕亚洛夫（Ciepielów）附近经半个小时的交火后，俘虏了300名波兰士兵。负责此次战斗的上校发现德军在交火中损失了14名士兵，勃然大怒，他让战俘并排站立，然后用机枪扫射，看着他们倒进路边的阴沟里。后来波兰方面的一份调查显示，类似的事件还有63起，此外，肯定还有无数的事件未登记在案。[81]仅正式的军事处决中，就有至少1.6万名波兰人被枪杀，还有人估计这一数据应该是2.7万。[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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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部全名为“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编注（本书除特别说明，脚注皆为编注）

† 指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国会议长、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长。

‡ 一战后，波兰对当时已属德国的上西里西亚提出主权要求，国际联盟建议在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归属。对德国当局的不满引发民众暴动，导致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西里西亚暴动。1921年3月20日的公民投票中，59.6%票数支持上西利西亚归属于德国，此次公投的结果最终引起1921年的第三次西里西亚暴动起义。

§ 指希特勒在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山上的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