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的种族秩序

一

战前，希特勒就曾宣称他要将波兰人从波兰清除出去，让德国人在此定居。实际上，波兰之于德国就像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或者美国西部之于美国，它将是一块移民型殖民地；殖民地上被认为低等的原住民将会被以各种手段驱逐，为入侵的优等民族腾出空间。强迫某个民族迁移来改变欧洲民族分布的想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一战刚结束时就有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少数民族大规模对调的先例。1938年，希特勒曾幻想在《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中加上一项条款，将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国土中调回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第二年春天，在吞并其残存领土后，他随即想到一个更加极端的主意，也就是将600万捷克人驱逐到东部。不过这些想法都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波兰的情形就不同了。纳粹党的人种与移居部（Head Office for Race and Settlement）最初由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设立，旨在鼓励城市居民向德国境内新的农场地区迁移，随着侵略的进程的推进，该部门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欧。德意志人零散地分布在各个遥远的定居点，遍布整个东欧地区；现在，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的口号下，纳粹理论家开始考虑将他们带回帝国境内，从1939年秋天开始，大片波兰人聚居地也被当作安置德意志民族之地。[83]

1939年10月7日，为巩固日耳曼人种的优势，希特勒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专员部（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erman Race）部长。就在前一天，为了庆祝战胜波兰，希特勒对国会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说。他宣称，是时候“重新审视民族关系了，奠定了如此发展趋势的基础后，只有重新安置各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限才会得到更好的划分”。[84]在1939年10月7日颁布的法令中，希特勒命令党卫队首领处理好以下几件事：

（1）将国外符合永久返回帝国条件的德国公民和德意志人带回国内；（2）消除威胁帝国及德意志共同体的外来人口不利影响；（3）通过重置居民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尤其是重新安置那些从国外回到德国的德国公民和德意志人。[85]

1939到1940年的冬天，为执行上述任务，希姆莱成立了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该机构充分借鉴了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Racial-Political Office）和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的前期工作成果。两项庞大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几乎是立即同时展开：遣散在吞并领土上的波兰人，以及确认并调回欧洲东部地区的德意志人以取代原来的波兰人。[86]

1939年12月上半月，8.8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波森被捕，然后由火车运往总督府，一到站就被赶了下去，沦陷区的日耳曼化*运动也就此拉开序幕。身体健康及四肢健全的男性被挑选出来送到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土地、工作和财产，但是没有任何人得到了任何补偿。遣送时时值隆冬，他们被关在冰冷的火车车厢里，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和食物供给，境况惨得要命。1939年12月中旬，一辆运送劳动力的列车抵达克拉科夫后，接车官员不得不从车上抬下40具孩子的尸体，都是在运送途中被活活冻死的。[87]1939年12月的第二周，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他位于什切布热申的医院里为波森的撤离人员治疗，他说道：其中有160人，包括“工人、农民、教师、文书、银行家和商人”，在经过20分钟的训话后，就“被塞进冷冰冰的火车车厢中……德国士兵极其野蛮。我在医院里接收的病人里有个会计员，因为遭到了毒打，必须接受长期的住院治疗”。[88]克卢科夫斯基医生报告说，1940年5月28日，又一批遣送者抵达，共有1,070人。这些人“处境极其凄惨，倍受命运摧残，尤其是那些孩子被送往劳改营的父母，更是惨不忍睹”。[89]驱逐运动仍在持续，受害者一抵达，克卢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同行就拼命地给他们准备食物、医疗护理和住所。截至1941年初驱逐运动结束时，波森共有36.5万人被遣散。同样的暴行也在原波兰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上演。总共有超过100万人被牵连影响，而其中1/3是犹太人。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土地、财物和其他资产。克卢科夫斯基写道“许多人前脚还是农民，后脚就沦为乞丐”。[90]

维尔姆·霍森费尔德（Wilm Hosenfeld）是一名德国军官，身体状况较差让他免于亲自冲锋陷阵，他也是波兰流放者抵达总督府的目击者之一。1895年，霍森费尔德出生于黑森（Hesse），此前，他主要的身份是一名教师而非军人。1933年，他因参与德国青年运动而加入了褐衫军，同时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的一员，并于1935年加入了纳粹党。但霍森费尔德强烈的天主教信仰慢慢超越了对纳粹主义的拥护，哪怕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公开谴责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对天主教的攻击，这给他在党内招来了一系列麻烦。随后，他于1939年8月26日被征召入伍，一个月后被派往波兰修建战俘营。在战俘营里，波兰犯人虔诚的宗教信仰逐渐激起了他的同情心。12月中旬，当他看到一列满载波兰流放者的列车时，他设法与其中一些人交谈，这些人诉说的故事令他深感震惊。他私下里给他们提供食物，还给了孩子们一袋糖果。1939年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不安的情绪：

我想去抚慰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请求他们原谅德国人的暴行，德国人行为残酷无情、惨无人道。既然无处安顿这些人，为何要将他们逐出家园呢？他们整天都伫立在寒风中，依偎着瘪瘪的包裹，里面只有很少的行李，没有人给他们提供食物。德国人这样做极具策略性，目的就是让这些人生病、穷困和无助，他们必死无疑。[91]

几乎没有德国人会像霍森费尔德这样想。霍森费尔德记录下了波兰人经受的大量逮捕和暴行。另一名同行军官还跟他说自己是如何委婉地责问一位盖世太保官员的：“你认为这些方式可以说服他们参与改造吗？当他们从集中营返回的时候，将会是德国人最可怕的敌人！！”“是的，”这位警员回答道，“那么你认为他们中还会有人活着回来吗？任何试图逃跑的人都将被枪杀。”[92]

1940年期间，戈林担心移民计划会搅乱战争经济，但希姆莱不顾戈林的反对，仍从瓦尔塔兰驱逐了26万多名波兰人，加上成千上万其他地区的波兰人，尤其是上西里西亚和但泽—西普鲁士。内政部认为现在需做的就是将剩余的波兰人都编入德意志民族的下等之列，瓦尔塔兰的党卫队领导人对这一观点置之不理，并说服地区领导人格赖泽做了一份德意志民族名单。那些被认为适合于日耳曼化的波兰人将以各种各样的身份被编入名单中，比如亲纳粹的德国人、遭受波兰影响的德国人等等，根据不同的身份赋予他们不同的特权。1941年3月4日，这一体系进一步应用到了所有的占领区。[93]

一整个官僚机构就此迅速成立，它的职责是根据民族、语言、宗教和其他标准评估这些人是否可以日耳曼化。在实践中党卫队发现了一个问题，正如预想的那样，领导抵抗运动的波兰人大都“有较大比例的北欧日耳曼血统，对应持宿命论观点的斯拉夫种族来看，该血统让他们具有主动挑战性”。其解决方案是把这些家庭中的小孩抱走，让他们免受波兰裔父母的影响。此外，1941年春，占领区的波兰孤儿院都被关闭，所有孤儿均被带到“旧帝国”。就像1940年5月15日希姆莱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这一举措将“消除该次等东方民族借由这些良好血统而成立领导阶层的隐患，由于他们会跟我们平起平坐，这对我们来说是种危险”，这份备忘录还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94]成千上万被认为适合日耳曼化的波兰儿童被送到了帝国的特殊安置营。在这里，他们有了德国名字和身份证明（包括伪造的出生证），然后进行了6个月的课程学习，以掌握德语并被灌输以纳粹思想的初步理论。这当中的很多小孩确实是孤儿，他们的父母已经被枪杀或作为强制性劳工被驱逐。还有不少小孩是在街上找来的，有的是由德国警察或者党卫队发现，也有的是由纳粹的福利组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azi People's Welfare）的妇女志愿者送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只负责这之中的少部分小孩，他们的年龄介于6至12岁（大多数孩子都在6岁之下，最后都送到党卫队设立的“生命之泉”［Well of Life］收容所）。这些孩子最终会被寄养给认可纳粹意识形态的家庭。一种合法的黑市也由此诞生，专门贩卖婴儿和幼童，膝下无子的德国夫妇可以从黑市中获得波兰婴儿，将他们当成德国人来抚养。80%的流放儿童再也没有返回波兰家中。[95]

知道希特勒和希姆莱都想把占领区尽快日耳曼化后，但泽—西普鲁士的大区长官福斯特将所有村庄和城镇的人口全都编入了官方德意志民族名单中。一位移民官在战后回忆道，只要当地领导人或者纳粹党支部领导拒绝服从福斯特的命令，将当地80%的人口列为德国人——因为这些人事实上是波兰人，福斯特便会亲自来到这一村庄，强迫他们执行自己的登记命令。一拿到这样的文件，大量被登记人口便以书面形式向当地领导人表示拒绝。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被登记注册了。因为这一举动，截至1942年底，但泽—西普鲁士新收到了60万份日耳曼化的申请。[96]阿图尔·格赖泽是瓦尔塔兰的大区长官，因不满临近地区的竞争对手使用这些花招，他告诉希姆莱说：“在但泽—西普鲁士区实施的政策……对我的民族政策构成了威胁。”[97]但是随心所欲的日耳曼化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从占领区内迅速蔓延到了总督府。1943年初，像镇里的其他许多波兰人一样，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也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表格名为“德意志民族身份证领取申请表”，他用红墨水划掉了这一标题，签上了“波兰人”。[98]

弗兰克总督对这种方式愈发恼羞成怒，因为他所管辖的地区正被当成专门处理讨厌的波兰人的垃圾场。1939年10月底，人们估计，总督府的人口到来年2月将从现在的1,000万猛增到1,300万。[99]从1940年5月开始，弗兰克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放弃了此前将总督府作为波兰残存国的政策，着手准备在中长期内将总督府并入帝国。依据这一新目标，弗兰克开始把他管辖的行政区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由移居者管理，用无知的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我们要从空前的帝国高度来思考问题，”他在1940年11月这样宣布。[100]出于对党卫队独立权力的憎恶，弗兰克明确表示波兰人不受法律的保护。他在1940年12月说道：“波兰人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在为他们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尽力劳作并好好表现。”此外，对占领区的波兰人也实行了特殊的法律条款，虽然并没有完全取代最初几个月的恐怖统治，但还是逐渐发挥了作用。在严苛的法律管制下，德国公民违法，只会招来监禁，但若是波兰人因同样的行为违法，就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送去劳改营、残酷体罚甚至是死刑）。上诉权利被剥夺，说德国人坏话这样的行为有时都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措施从1941年开始正式推行，它们事实上是将早已广泛实施的惩罚方式加以法律条文化，而这些处罚在实践中其实更加随意武断。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帝国中实施的苛刻律令，这些律令专门针对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劳工。波兰人沦为次等公民，许多地方的警察法规都凸显出了他们的卑微身份，这些条例要求他们在街上遇到德国人时必须站到路边脱帽致敬，商店里和市场上都要优先为德国人服务。[101]

尽管1939年时瓦尔塔兰只有7%的人口是德意志人，但日耳曼化运动仍然在这里拉开序幕，因为1918年之前它曾是普鲁士的一部分。19世纪在俾斯麦领导下，为了在普鲁士—波兰培植德国文化并压制波兰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德国人已经采取了很多强硬措施。但其程度远不如1939年后实施的政策夸张。波兰的学校、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书店、报社以及其他所有波兰文化和语言机构都被关闭，波兰语亦被禁止使用。波兰人不允许拥有留声机和照相机，一旦被发现出入德国人的剧院就很有可能遭到逮捕和监禁。各行政区、城镇和村庄的名字都被日耳曼化，有的直接根据波兰语进行翻译，有的则使用当地德国名人的名字，但是在先前由普鲁士统治的区域，只要有可能，就恢复成1919年以前使用的德语名字。街道名字和公示同样要用德语。大区长官格赖泽对天主教堂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没收了教堂财产和资金，关掉其下属机构。几个世纪以来，在维护和凝聚波兰民族身份方面，天主教体制比其他任何一种体制都更有效。教会众多的教士、僧侣、教区长和行政人员都被逮捕，或被流放到总督府，或被送往帝国的某个集中营，或直接被枪杀。共有约1,700名波兰教士被送到达豪（Dachau）集中营，其中一半人都在监禁中死去。在实施这些政策时，格赖泽得到了海德里希和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的支持，还受到瓦尔特兰行政长官奥古斯特·耶格（August Jäger）的鼓励。1934年，耶格因负责对普鲁士境内的福音派教会灌输纳粹思想而名声大噪。到1941年底，瓦尔塔兰的波兰天主教会实际上沦为非法组织。尽管早在1939年10月27日教皇就发布通谕对这一迫害表示抗议，但在其他占领区，波兰天主教会也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德国色彩。[102]

在总督府，波兰文化也遭到了冲击。1939年10月27日，华沙市长被捕（之后被枪杀），同年11月6日，182名克拉科夫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人员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103]大学、中学、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部门、博物馆和其他波兰文化中心都被关闭。[104]弗兰克说道：“波兰人不需要大学或中学，波兰的土地将变成文化沙漠。”他在1939年10月31日宣称：“对于波兰人而言，唯一可能存在的教育机会，是向他们展示波兰无望的民族命运。”[105]弗兰克只允许波兰人参与卑贱、低级的娱乐活动，比如情色表演、轻歌剧和饮酒。[106]波兰作曲家（包括肖邦）的音乐是被禁止的，波兰民族纪念碑都被炸毁或推倒。[107]德国人对波兰教育观的攻击与他们对波兰文化的压制是同时开始的。在什切布热申，德国军事当局依照惯常的模式，于1939年11月20日关闭了当地的两所高级中学。

这两个学校没有复课。不久后，德国当局开始攻击当地小学的教育体系。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1940年1月25日记载道：“今天，德国人给所有校长下令，让他们没收孩子们的波兰语手册以及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什切布热申，每一所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是孩子们归还课本的场景……我感到很震惊，心情十分沮丧。”[108]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41年4月17日，他记录道：“德国人把文法学校阁楼中的所有书本和教学器材都搬走了，将它们堆在操场上，一把火烧掉。”波兰知识分子和教师尽其所能，私下教授非正式的高级课程，尽管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但是由于德国侵略者大规模谋杀知识分子和教师，这些努力的效果非常有限。[109]日复一日，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着德军对波兰作家、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谋害行径，许多受害者还是他的朋友。1940年11月25日，他写道：“许多人已遇害，还有不少人即将在德国军营中被杀害。”[110]

二

那些符合条件的波兰人被重新划归为德国人，同时，在波兰人被残忍地驱逐出去之后，大批德意志人迅速迁入，接收了他们的农地和生意。1939年9月末，希特勒提出明确要求，要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苏联控制的波兰东方地区的德意志人“遣送回国”。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希姆莱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这些要求付诸实施。数千名德意志人从总督府迁入德国吞并地区，其中大多数人是希姆莱经一系列国家协议的商定从苏联控制区域中迁来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众多德意志移民抵达了总督府和吞并的地区，相应地，从1941年3月开始，有40万的波兰人被逐出家园但又并非被遣送走，只是为了给德意志移民腾出住所。在随后的过程中，有13.6万名德意志人从波兰东部迁来，15万人从波罗的海国家迁来，3万人从总督府迁来，还有20万人从罗马尼亚迁来。为了劝他们迁徙，当局软硬兼施，一方面向他们允诺更富足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用苏联共产主义或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压迫统治来吓唬他们。截至1943年，约40.8万人在瓦尔塔兰和其他吞并的波兰地区重新定居下来，还有7.4万人定居于“旧帝国”。[111]

为了获得重新安置的资格，近50万移民中除了5万名幸运者之外都被安放进了临时难民营，迁移高峰期有1,500多个这样的临时难民营。这些人必须接受种族和政治审查，这一程序由希特勒于1940年5月28日亲自批准的。这些难民营通常是由工厂、修道院或从波兰人手里抢来的公共建筑改造而来。尽管当局尽力保证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他们被迫迁移时丢弃的财产也会用债券或财物进行补偿，但难民营里的条件一点都不理想。来自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的审核员抵达难民营后开始工作，他们将自己的办事处设在罗兹的警察移民中心。只经过四周的种族生物学评估培训，这些官员就有了一套评估原则，其中包括21条体格标准（有15条与外貌相关），但凭借这些标准，他们只能做出一些极其粗略的估计，根本无法准确判断。他们对这些移民进行了X光检查、医疗检查、拍照，并询问他们的政治倾向、家庭情况、工作状况以及兴趣爱好等。分类的结果按等级从上到下排列，最上的等级是“非常适合重新安置”的人，这些移民是“纯正的北欧日耳曼人、纯正的伐利亚人（phalian）或者北欧—伐利亚人”，没有明显的“智力、性格或遗传性缺陷”；最下的等级是“在民族或生物学上不适合重新安置”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或者具有非欧洲血统，或者拥有畸形的体格，或者属于“社会弱势或无能家庭”。[112]这一鉴定过程必然导致人员重置的计划进展得非常缓慢。截至1942年12月，移民总共接管了吞并区20%的企业，帝国的德国人接管了8%，当地的德国人接管了51%，代表未来退伍军人的受托人接管了其余的21%。在这片区域的92.8万个农场中，移民接管了4.7万个；在920万公顷土地中，有190万公顷是从波兰人手中攫取过来由德国人接管的。但是在125万名移民中，此时只有50万人真正获得重新安置，绝大多数人都待在各式军营中，上千人则已经在那里待了一年以上。在吞并区域中，有300万人被登记为了德国人，但是在大德意志帝国中还有1,000万波兰居民未得到安置。毫无疑问，日耳曼化计划虽然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它的成功之日还遥遥无期。[113]

1943年，这一计划继续执行，更多的波兰村庄遭强制遣散。希姆莱用该方法来对付“旧帝国”边境地区那些所谓不值得信任的群体，比如与卢森堡（Luxembourg）交界地区的群落。若丈夫在德国军队中当了逃兵，这样的家庭就被聚集在洛林（Lorraine）地区，然后当作移民遣送到波兰。1941年，5.4万名斯洛文尼亚人从奥地利边境地区被带到了波兰的临时难民营中，其中有3.8万人被认为具有种族价值，因而被当作移民对待。[114]1943年5月，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在经过维隆恰克（Wieloncza）和扎瓦达（Zawada）人口净空后的村庄时，记载道：“德国移民正在迁入。到处都能看到德国年轻男孩身着希特勒青年团标志的身影。”[115]一直到1943年7月，他不断记录下那些被强制遣送的村庄名单，这些村庄的波兰居民都被带到了附近的营区中。1943年8月参观该营区时，克卢科夫斯基看到铁丝网后面那些营养不良及病痛缠身的被收容者，“几乎不能走路，看起来非常令人痛心”。营区医院里有40个还不到5岁的孩子，他们患了痢疾和麻疹，每两个孩子躺一张床，看起来“像是一副副骨架”。他提出将一些孩子带到他的医院进行医治，但被德国官员粗暴地拒绝。在他本人所在的什切布热申镇，也越来越多波兰人被驱逐出家园，以便为即将到来的德国移民腾出地方。[116]

希姆莱不顾汉斯·弗兰克的反对，在扎莫希奇地区全面推行的日耳曼化运动，实际上是综合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将在适当的时候影响到整个总督府，尽管这一计划从未进行到如此程度。即便这样，在整个过程中，依然有约11万波兰人被剥夺了土地，并且从卢布林地区被驱逐出去，这占到了当地人口的31%。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之间，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德国人腾出地方，扎莫希奇地区有47个村庄被清空。许多波兰居民带上自己能带的所有东西，逃往了山林去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117]截至1943年7月中旬，克卢科夫斯基的家乡什切布热申被正式宣布为德国殖民地，并由城镇降为村庄。[118]克卢科夫斯基拒绝接受对他家乡的这种侮辱性设置，他记载道：“在城市街道上，你可以看到许多身着平民衣服的德国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全都是新来的移民。”新的设施对他们开放，还包括一个幼儿园。不久，他又记载道：“商店由德国人经营，理发师、裁缝、鞋匠、面包师、肉商和机械工里都有德国人。一个名为新家乡（Neue Heimat）的新餐馆开张了。”那些没有登记为德意志民族的波兰人沦为二等公民，被当作强制性的劳动力，可以任意驱使，就好像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1943年8月27日，克卢科夫斯基记录了一个8岁波兰男孩的案例，人们发现他“受了枪伤，躺在一个果园里。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了。我们得知，男孩跑到那里是想去摘苹果。果园的新主人是一个德国锁匠，他向这个男孩开枪之后，便丢下不管，也没有告诉任何人”。[119]

迁到瓦尔塔兰的德国人对于驱逐该地区的波兰人，来为他们腾出空间的做法没有什么意见。“我真的喜欢波森，”赫尔曼·福斯（Hermann Voss）在1941年4月写道，“假如这里完全没有波兰人，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是一名解剖学家，被任命为波森新帝国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该大学是德国教育系统在占领区的最高机构。1941年5月，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党卫队接管医学院的焚尸炉一事。对此，他不仅毫无异议，反而相当认可：“学院的地下室中有一个焚烧尸体的焚尸炉，是专供国家秘密警察使用的。他们枪杀波兰人后，夜晚把尸体带到这里焚烧掉。如果谁能将整个波兰社会化为灰烬就好了！”[120]除了东面迁来的移民外，还有约20万德国人从“旧帝国”迁移到吞并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为躲避空袭而从德国城市撤离出来的孩子和青少年，其中有数千人被安置在军事化的营区中，他们在那里要忍受严格的纪律，承受士兵的欺凌，只能接受一种粗糙的教育，这种教育明显缺乏学术气息。[121]

但是许多成年人自愿前往德国吞并区，他们认为这些地区是理想的殖民定居点，还常常将自己比作拓荒者。梅利塔·马施曼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11月，她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媒体官员被派往瓦尔塔兰。由于看到波兰人口中缺少知识阶层，她就认定波兰人是卑贱、贫困且未开化的民族，无法为自己组建一个可靠的国家。波兰人口的高出生率给德国人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观点也是她在学校的“种族科学”课上学到的。她同情无数波兰儿童的贫穷和悲惨遭遇，她见过这些孩子在街上乞讨或是从储藏库中偷取煤块，但是，受到纳粹宣传的影响，她在后来这样写道：

我告诉自己，如果波兰人誓死捍卫那片充满争议的东方地区，那么他们仍旧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一地区是德国的“生存空间”。尽管我对波兰人有所同情，但是如果他们罔顾政治必然性，那么我必须抑制这种个人情感……我们是被选召的领导民族，因此对我们而言，从‘劣等人群’手中夺取领土是不应受到阻碍的。

很多德国人坚信他们是“主宰民族”而波兰人注定是奴隶，虽然她觉得自己跟这些人不一样，她后来仍这样写道：“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德意志文化，我和同事们都觉得能为‘征服’这片土地尽一份力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有‘文化传教士’般引以为豪的热忱。”

马施曼和同事们负责清理波兰农庄，以便为新德国移民的到来做准备。他们还参与了党卫队领导的驱逐活动，也不问这些波兰人将会被驱逐到什么地方。[122]在这一过程中，她大摇大摆地加入掠夺波兰人财产的行列中，那些遭驱逐的波兰人被迫将自己的家具和设备留给德国移居者。她手持一份伪造的征用令和一把手枪（她根本不会使用）就开始了掠夺。她甚至在重新安置计划尚未开始实施的地区抢夺波兰农民的床上用品、餐具和其他东西，把这些留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她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她的工作经验也是完全正面的。[123]许多其他德国妇女亦有同感，她们来到占领区，或作为志愿者，或作为新任教师，或是纳粹妇女组织的低层官员，或是满怀雄心的公务员。当被问及她们的工作时，所有人都认为在波兰沦陷区的活动是她们教化使命的一部分，而且还表达了他们对波兰人口贫穷和肮脏状况的惊恐之情，这种认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数十年后都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享受到了美丽的乡村风景，感受到了令她们兴奋的被委以重任远赴他乡的使命感。作为中产阶级的妇女，清理波兰人被遣散后留下的农庄，精心进行布置，营造出一种家庭亲切感来欢迎移居者，这些工作显然赋予了她们一种满足感。她们实际上都觉得，波兰人的遭遇是可以忽视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正当的。[124]

三

梅利塔·马施曼憧憬着一个由德国人主导的文明在东欧土地上冉冉升起，但她这一憧憬很快就因当时的现实破灭。谋杀、偷窃、抢劫和驱逐出境只是现实图景的一部分而已。德国人管理之下的总督府充斥着贿赂和腐败。在1940年的华沙，据说一名犹太人只要花费125兹罗提（zloty）就可以贿赂官员，使其免于强制性劳动，而花500兹罗提就可以不用佩戴黄色之星，1,200兹罗提可以买一份雅利安血统证明，1万兹罗提可以免受牢狱之灾，15万兹罗提则可以买到意大利移民资格（但最后这项在1940年6月突然终止了，因为当时意大利站在德国这边加入战争）。[125]总督府于1939年成立，不久后就陷入了混乱的体制，这很大程度上促使腐败行为的滋长。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古老皇宫里，装饰十分奢华，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系列夸张的言论。但是他的权威时常遭到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Friedrich Wilhelm Krüger）的打压。克吕格尔是东方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长官”（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不仅受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积极鼓励，还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希特勒也喜欢让这里的下属们为争夺最高权力而相互斗争，而不是建立一种平稳有效、层级分明的指挥体系。

克吕格尔的权限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实施希姆莱的人口转移计划。他对总督府波兰人口实行的恐怖统治几乎没有知会弗兰克，而弗兰克则开始担心这些行动会在波兰人中激起仇恨和动乱。1942年，雄心勃勃的克吕格尔看起来像是要完全取代弗兰克。当拉多姆（Radom）的前任行政长官因腐败指控而被捕时，希姆莱迅速启动了调查。这位行政长官的父亲驾驶官方车辆从总督府向帝国运输毛毯、丝绸、烈酒和其他商品。调查结果显示这一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官员参与了类似的活动，而总督首先开了这样的风气。希姆莱经调查发现弗兰克利用国家资金和掠夺的财产为自家牟利。调查中发现了两个大仓库，里面满是商品，比如毛皮、巧克力、咖啡和烈酒，这些都是弗兰克为自己和家人准备的。仅1940年11月，弗兰克就往他在帝国的家中送回了72千克牛肉、20千克鹅肉、50千克鸡肉、12千克乳酪和许多其他东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是帝国总理府秘书长，因此也是民政部门的实质领导人，他将总督召回柏林狠狠地训斥一番。随着警察部门对腐败案件的进一步揭露，弗兰克力图予以回击。他在德国大学中发表一系列演讲，谴责警察部门日益增长的权力问题（毫无疑问，他所谴责的警察部门是由他的对手和主要反对者希姆莱领导的），结果希特勒大发雷霆，禁止他再发表公共演说，还剥夺了他所有的党内职务。然而，弗兰克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到1943年5月，在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支持下，他成功说服了希特勒，虽然这一天来得有些晚了。他告诉希特勒，警察部门在总督府的残忍暴行使波兰人心中充满了怨恨，导致他们消极怠工，因此没有完成预先规定好的食物产量，破坏了经济发展。1943年11月9日，一个更负责的警察局长取代了克吕格尔，但腐败状况仍在持续。[126]

由于波兰人的生活环境持续恶化，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市。据估计，波兰人口80%以上的日常需求都是由黑市经济满足的。波兰雇主避开了德国人强加的工资条例，给他们的工人支付实物工资或者不过问工人的大规模旷工。据估计，截至1943年，总共有30%的雇主都这样行事。无论如何，工人们每周都至多只能上2—3天的班，因为他们的其他时间都被黑市占用了。当时流行一个波兰笑话，讲述了两个朋友久别重逢的场景：“你最近在哪儿工作？”“我在市政厅工作。”“你的妻子呢，她最近如何？”“她在一家纸张店工作。”“那么你的女儿呢？”“她在一家工厂工作。”“天哪，那你们靠什么生活的？”“还好，我儿子还没有工作！”[127]黑市商人做生意不单单是为生计，一些人可以在数周内赚取巨额的利润。当然，被抓的风险也很高，但是大部分人甘冒风险，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再者，他们也仅仅是仿照德国统治者的做法而已，对那些德国人来说，贿赂、腐败和牟取暴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128]

黑市在食品供给领域尤其猖獗。德国刚入侵，波兰就出现了食物匮乏的问题，而撤退的波兰军队烧毁庄稼，又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总督府管辖着波兰较为贫困的农业区域，情况尤其严峻。1940年，在克卢科夫斯基所在地区，德军开始统计当地农庄的猪和其他牲畜，下令这些牲畜屠宰后只能供德军食用，当地居民不能食用。[129]食品店外排起长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130]德国人开始向农民强制征收食物，规定他们上交食物的数额，还惩罚那些不履行该规定的农民。[131]从1940年到1944年，波兰总共有60%的肉制品、10%的粮食，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被运到帝国供德国人使用。[132]食物供应的状况如此糟糕，连弗兰克都深感震惊。在1940年的前几个月中，他设法确保了来自帝国的粮食供应，但是这些来自帝国境内的粮食供应也存在同样的分配问题，即大部分粮食首先提供给德国占领者，其次提供给那些从事关键设施建设——比如铁路建设——的波兰人，再次提供给乌克兰人和普通的波兰人，最后才轮到犹太人。截至1941年，华沙波兰人的口粮低至每天669卡路里热量的食物，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口粮为每天1,613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分给犹太人的口粮为仅每天184卡路里热量的食物。[133]没有人可以靠这么点口粮活下来。人们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由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蔓延开来，死亡率急剧攀升。多数波兰人都想尽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他们所需的大部分食物供给，这再次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赖于黑市。[134]

暴力、破坏和掠夺的程度之甚，令人咂舌，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社会迅速瓦解，克卢科夫斯基医生绝望地记载下了这一切。成群的劫匪在乡村游荡，他们闯入居民家中，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为了侵占别人私藏的武器，波兰人之间相互告发。许多人自愿到德国工作，通敌情况很普遍。波兰女子勾搭德国士兵，卖淫之风流行。截至1940年11月，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医院接收了32名患性病的妇女，他记载道：“其中一些人还是年轻女孩，有的甚至只有16岁，她们先是被德军强奸了，之后便开始卖淫，以此作为唯一的维生之计。”“酗酒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他在1941年1月记录到，“自然而然，酒后闹事也越来越多，但是德国人似乎对这种情况相当满意。”波兰人加入了抢劫犹太人商铺的行列，战前的波兰警官现在开始为德国人服务。他在1940年2月写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波兰人的士气会如此低落，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135]“我们不能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人，”他在两个月后抱怨道，“谣传、阴谋和告发行为越来越多。”[136]

四

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1939年9月17日起，苏联红军侵占了部分波兰领土，在这些地方，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37]苏联侵占的波兰领土达20.1万平方千米，其人口达1,300万人。红军俘获了20万波兰战俘，其中一部分被遣散回家，特别是那些住在波兰德占区的人，还有一部分被送到波兰东南部的劳改营从事建设工程。但是，他们中的官员则被驱逐到苏联的军营中，与波兰海关官员、警察、狱警和军警待在一起，总人数后来达到了1.5万。1940年4月到5月初，在莫斯科方面的命令下，其中4,443人被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分批带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在这里他们被蓄意枪杀，中枪部位在脑后方，然后尸体被集体掩埋。剩下的波兰官员后来也被杀了。在这1.5万人中，只有约450人幸免于难，他们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被认为可接受共产主义。其余的人连同1.1万名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在各地或各军营被枪杀。有人估计被杀的总人数在2万左右，确切的数字可能无从知晓。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专业人士、医生、地主、公务员以及类似的人。[138]

这一灭绝行动是苏联根除波兰民族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也相继发生，在这些事件中，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波兰东部遭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准军事部队屠杀，而这些部队都受到了苏联占领者的鼓动。在一场作弊的全民公投后，占领区并入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调整为苏联模式，商业机构和地产也被政府征用接管，而后交由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管理。波兰的纪念碑和街道标识都被损毁，书店和文化机构都被关闭。在苏联占据的波兰地区，50万波兰人被囚禁。许多人忍受着折磨和殴打，惨遭杀戮和处决。大规模的驱逐运动拉开了序幕。被驱逐的人包括党派成员、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警官和狱警、波兰军队的军官和志愿者、活跃的天主教会下层成员、贵族、地主、银行家、实业家、旅馆经营者、餐馆老板、难民、“到过国外的人”，甚至包括“学习世界语或集邮的人”。占领区内几乎所有的波兰专业人士都被逮捕和驱逐。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家人也一同被驱逐。据估计，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50万。1940年上半年，他们先是被塞进运牛车里，车里挤得只够下脚，然后由大量的火车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农庄或其他更远的地方。数以万计的波兰人遭到逮捕，他们被控以捏造的罪名，然后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这些人要么曾供职于前政府，要么是不愿接受苏联的马列主义思想。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幸存者被释放，但在这之前，约1/3被驱逐者已经死去。彼时，苏联在波兰占领区的政策开始略微放松，因为莫斯科方面越来越担心德国可能会入侵苏联，而乌克兰人或许会施以援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波兰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发泄长久以来的反德情绪。尽管如此，就破坏性而言，苏联对波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不相上下。[139]

起初，生活在波兰苏占区的120万犹太人以及约35万为逃离德军而躲到那里的犹太难民都对苏联的接管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救他们于水火。他们认为在这里能得到保护，不仅能远离德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措施，还可免遭当地波兰人反犹主义的迫害。甚至连保守的犹太教民也都欢迎苏联占领者的到来。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尽管准确的供职人数饱受争议，但不管供职的犹太人究竟有多少，其数量足以使许多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相信，所有犹太人都在为他们所憎恨的苏联共产党工作。事实上，当犹太富人和其他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遭到逮捕和驱逐时——这些人都像波兰爱国人士一样拒绝在苏联公民身份证明上签字——犹太人对苏联统治本质的美好幻想就被彻底打破了。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苏联其他偏远地区的人中，犹太人占了1/3，据估计，死在途中的人数多达10万。可是，灾难已经酿成。当红军最终被德军赶出去的时候，那些幸存者将为他们当初对苏联入侵的热情付出沉重代价。同时，由于波兰苏占区的境况迅速恶化，逃离波兰德占区的犹太人又开始折返。[140]

然而，波兰德占区和波兰苏占区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与附属于纳粹的波兰西部不同，波兰东部的大多居民并不是波兰人。他们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而且大多是农民，占领当局怂恿他们起来反抗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波兰地主阶级和犹太人。为了进行社会革命，苏联当局没收了波兰人的财产，将银行收归国有，还将大地产分成小块，拨给小农。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正式的公民权利，年轻的犹太人尤其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可以摆脱波兰军官政权实施的反犹主义歧视政策。当这些犹太人满怀对新政权的热忱加入共产党时，便抛弃了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德国和苏联两国占领当局都将波兰精英阶层视作波兰民族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应该用武力予以镇压和消灭。但是苏联人更关心的是从政治上摧毁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将这些人从苏联驱逐出去，而是送往内地深处。在斯大林看来，在波兰的占领区内所实施的政策是有利于多数人的社会革命；而在希特勒看来，在波兰的占领区内实施的政策是维护小众利益的种族革命，这个小众就是德意志人。占领区的资本、个人财产和私有企业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但不再是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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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耳曼化（Germanisation），又作“德意志化”“德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