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世界史》序言
沃尔特·雷利爵士[146]
着手编写这一部宏大混杂的作品，是一个并不甚合适、与本人也不甚相称的决定。然而个人的理由尽管微弱，仍然足够让我坚定此念。倘若这一信念萌芽于我人生的首个黎明，当知识之光照入我年轻的生命，在命运与时间都未曾摧残我之前，那么我也许根本不会相信，在自己执笔此书之前，年岁与死亡的阴影已笼罩了此信念及我自身。
我编撰的这部世界史始于创世纪之日，并最终计划（除了几处离题之处外）将手下之笔局限于我们伟大的大不列颠岛。坦白地说，考虑到若干不利因素，我只能将这些分散的与英国相关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而不总结其中的共性。诸多劫难已经耗费了我许多更好的光阴；狂风暴雨般的人生已然足够，然而还有其他欠缺之处，使得我动笔的日子一拖再拖。不过，那些未经治愈且一再泛疼的锥心痛苦，与我欲顶着厄运之神烈火而满足寥寥友人之意的期望相比，前者是强迫性的，后者则是说服性的。它们让我的思想日渐清晰，成为驾驭这些或开明或偏颇观点的主人。
我对笔下的这个世界，并无任何亏欠，也没有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命运变幻莫测）与我一样将其霎时掠过。纵观天下，繁荣与萧条与普罗大众或息息相关，或无关痛痒。正如我们所知，狗从来只向陌生人狂吠，在这样的喧嚷中成群结队则是它的本性。对轻率的大众来说亦是如此；他们缺乏我们称之为诚实的美德，还有基督教中我们称之“仁爱”的上天恩赐；他们对事实充耳不闻便开口谴责，他们还未受到袭击便先动手伤害。当这些流言蜚语传开，崇高的陛下却被公认为一切弥天大谎的作者。“不要责怪世人，”便西拉说，“未询问事实之前，先了解事实，然后才能以正义的方式改正。”“谣言没有目击者，没有审判方，邪恶并具欺骗性。”这个稍显空洞的大众观点给了圣奥古斯汀论据，以证明他害怕来自崇高之人的赞美，同时厌恶来自伪君子的赞美。没有人曾给过比塞尼加[147]更合理的解释：“让我们服从良心，无需汲汲于声名；罪孽也一并遣散，我们值得拥有更高尚之物。”
对我个人来说，即使我曾以某种方式效劳过国家，并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博得了大众认可，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认可对我没有任何助益，就像船只失事后，再风和日丽的天气对水手都没有意义。若情况相反，在船只到达港口后刮起了暴风雨，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我知道我因她[148]，失去了许多其他人的爱戴。我始终一如既往地敬仰她，即便她已化作尘埃；我在为她的优秀人品辩护之余，从未迫害过任何人。而那些无论以何种方式曾迫害过他人的人，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都看在眼里。对我正承受的苦难，可借塞内加之言聊以自慰：“由崇高之方式获得的观点，即使有误，仍可悦人”。对那些有机会让自己成为“荣誉之父”的人，我既不羡慕他们金钱换来的荣耀，也不会为我的厄运沮丧。我会以维吉尔的话告诫自己：“这些有名无实。”努力获取其他的一时满足，是狂热而不是希冀的产物；能不用护照便穿行世界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个人观点。因为若并非如此，如果思想的内在形态不如人类的外在躯体表现形式多的话，便存在这种可能：仅靠一名辩护律师便可说服众人，仅靠一名法官便可做出公正裁决。
然而，在这沉寂的土地上，仍有着那么多、那么繁盛发展的美德。在上帝穿越时间与尘埃铸造出的那些蓬勃生命中，有那么多我们曾阅读过、听说过的历史人物，也有那么多我们与之见面及交谈的现实个体。每个人都见过不同的面孔，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不同的图案。形体不相似，理念、想象也并不趋同。于是，相异性给了自然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从这里衍生出不胜枚举的观点，夹杂着思想撞击的火花；衍生出那么多的自然及超自然的事物；衍生出平凡人便可拥有的那么多或英明或愚蠢、或阳刚或稚嫩的感情。究其根本，并不是植物（及所有合理存在生物）肉眼可见的外形，而是它们的内在造成了这一切运转与情形上的千差万别。
尽管上帝独享读懂人类思想的特权，然而正如通过果实便可分辨树木的种类，我们也能通过人们的外在行为（只要践行其心中所想）这一线索来揣测他们的内在。不仅如此，我们很容易由外在来表达内在，并可做到栩栩如生，无须矫饰，充满敬畏。而普世之爱，在它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教会人们在短时间内减轻和弥补内部缺陷的能力。有句话说，“没有人能长期戴着虚伪的面具生存。那些需要伪装的事物没有真理的地基，无法持久”。同样，没有人能永远变幻莫测，（如普鲁塔克[149]所言）我们有时可在他舌头的尽头看到他的心。
假设我们置身于这些不甚和谐及彼此相异的理性生命体中。“平凡人是忠诚事物的邪恶审判者，他们的智慧（传道书所言）应被唾弃。”若那些稍有杰出之处的人，他们的所有观念都带有一种特殊的判断力，既指责他人，又抬高自我。那么对我来说，看到自己一文不值的手稿已遭老鼠撕扯，也不会感觉奇怪；若看到下列情形，也自然不会拍案称奇：懒惰的审判者们对尊敬的教士课以重税，却心怀抱负；最严于律己的人，却心存伪善；最拥护正义的人，却向庸众屈服；最勇猛刚毅的人，却爱慕虚荣。这些天性造就了谬误的避难所，将正义引领到邪恶之路，就如同所罗门[150]曾发出的怨言：世界与日俱增地邪恶下去。但就这些天性而言，与更复杂的相比，我必须给学者们留下简单指责的机会。
在此序言的第一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遵循那些留芳后世的先人们普遍和被认可的习惯，采用类似的方式颂扬历史。然而，由于我只能借鉴他们的语句，我不会再以琐碎的重复厌烦读者。在所有我们从世界得到的益处中，历史战胜所有其他人类知识傲视群雄，它点亮了我们的理解力——对从世界起始到今天的事件的理解力。是的，它高踞时间之上，在其之外，只有永恒。因为它载着我们的知识穿越了千年浩瀚无垠的广阔时空，赋予了我们一双能洞察心灵的敏锐眼睛，以致我们会简单地以为现在正生活在那个伟大世界（就好像我们曾活在那个时代似的）。“伟大造物主（如赫尔墨斯所言）的杰作”在当初历史出现时，就已经是一部杰作，尽管仅是初生。这说明（我想说明），我们生活在世界被创造的年代。我们目睹它是如何被统治，如何被洪水淹没后人潮重新涌动，一代代国家和君主如何崛起又倒下，何种美德与虔敬在上帝的手下繁盛，又是何种恶行与缺陷被同一双手镇压。
它使我们能够熟知已故的先人，并从地球之深广黑暗里，仍可阅读他们的记忆与荣耀，这些不是我们对历史所欠下最渺小的债务。用一句话来讲，我们从历史中收集到最好之物，莫过于通过对他人过往不幸与自己类似过失弊病相比较与应用的思考，而得到与永恒一样智慧的法则。但是，不需生动的例子，不需圣人的词语，也不需未来错误的可怖——它业已在我们盲目，愚蠢的心中形成——就可提醒我们，上帝的无限广大之眼与智慧会刺穿我们所有的伪装；上帝的正义要求我们秉良心行事，徒有其表的美丽、做作的行为、俗套的仪式等等（为了平息人类意见而采取的）手段，都逃不出上帝的慧眼。尽管异教智慧承认这一点，却也没得到上帝智识的首肯。如果有任何人（如欧里庇得斯[151]所言）在人生中犯下罪孽，却妄想能躲过上帝的眼睛，那他就太天真了。
重新整理上帝那些慈悲之审判，努力将所有层次都收纳进来，是一件浩大的工作，因为这些事例正如一片深不见底之海洋。上帝对人的评判如同打上的分数，烙在他们身上，一直带到入土之日，而人的命运起伏，只留在身边人的记忆中。正如那些成功的人，未见过他人堕落，因而也不畏自身犯错。上帝对伟大之人的评判得以保留给他的子孙后世；首先，通过上帝圣灵所指引的崇高之手；其次，通过他们的美德——他们收集了世界上强大而显赫之人的言行和后果。或者说远一些，谈及那些因着野心从天使变为魔鬼的转换；谈及那些最伟大的、光芒四射的君主，用野兽蹂躏着地上的草，他们对上帝傲慢而忘恩负义；或是谈及法老王（Pharaoh）大肆屠杀以色列初生婴儿，或是谈及耶洗别（Jezebel）统治期间，滥用法律，利用长老们的审讯杀害拿伯德。其他成千上万的事件何其相似，我们又怎能丝毫不泄气地强作欢颜，相信这些遥远的例子不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读者可能不清楚，那些君主究竟经历过、研读过、忧心过，并下定狠心决定过多少大事，才最终成为一国之主，让自己与个人议题成为中心。那些大事中包括奴役、谋划、危险，杀戮与暴行。在巴比伦、波斯、叙利亚、马其顿、迦太基、罗马以及其他国家里，这些种子上没有开出任何果实与花朵，连叶子都不见。而它们自身的根基与遗迹也不会长存。“人手所创造的东西，或将被人手毁灭，或将一点点被侵蚀殆尽。”而毁灭的原因，来自那些形形色色基于第二原因思考的人们。所有国家的倾覆，若不是因外部侵略，便是因内部的纠纷与疏于管理（政治家如是说），抑或是两者交织而成的第三种原因。人们也将观察到，最广大之城池是不堪自己重量而倒下的。里维[152]有句名言涉及此事：所有王国在建立崛起之前，神圣的天意（克拉狄普思在这里与庞培持不同意见）就为他们安上了一个日期，一个特定的阶段。如果要就此话题继续讨论下去，或要花上一日之久。
这本书首先会论述首个国家与它的君主。以前言的篇幅之短，我不可能继续溯古寻根，做出评判，我只能在这里探讨我们自己的国王及邻国国君的收益。纵观宗教与凡人作品，他们看到了无信仰、不义和残暴的成功，（尽管这样）仍依例效仿。
确实，人的判断并非一致。另外（更奇怪的是）人类被相似事件激发的情感也都不甚相同。当事件触及到某人情感的深处，或是最能契合他的理解力时，此人便最易被触动。但是，上帝的审判一成不变，不会因年代之长而感到疲累，也不会给予一个时代祝福，却给予另一个时代诅咒。那些开明的人，或是拥有即使不伟大却也真实有据的智慧的人，可以领悟出无信仰所带来的苦果，这些同样可以在从古到今的真实事例中找出。除从理论上，也可以从明显的证据中总结出，病态的行为往往引向病态的成功。我在此前言中，会加上一些后文没有引申出的例子。
在诺曼家族的国王中便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诺曼肆虐入侵英格兰之后，一场非凡的“上帝主持正义”事例便发生在亨利一世的继承人身上。这位国王使用势力、手段和暴行，粗暴剥夺、干预兄长诺曼底公爵罗贝尔的生活，将其折磨致瞎、监禁至死，从而让自己的儿子坐上国王宝座。上帝驱逐了他们，不论男女，不论是他们的外甥子或外甥女（除莫德外），他们随同另外一百五十多人（多为国王的贵人爱卿），在一次海难中沉入海底。
我们可将之后的国王大抵略过，径直来到爱德华二世。可以确认的是，在这位国王被谋杀之后，那欠下的血债纠葛，尽管其中有过中断，却也终于在一日爆发出来，且爆发得频繁及泛滥，以致所有君王都死于同样的疾病（仅有几名得以逃脱）。尽管年轻的爱德华三世对这起恐怖事故半信半疑，然而，他之后仍致其叔父肯特伯爵于死地。伯爵只是想救赎其兄，因为当时他相信他还活着[153]；国王让其叔父以叛国罪被处死，实际是认为他背叛了自己（如果他叔父的智识正确）。这里我所言可证明，他对过去并非无知，也没有努力去扭转它，并让莫蒂默也在自己手中死去。
上帝之神秘、无处可觅的严酷审判也降临在爱德华三世的孙辈身上。它这样随着家谱延续下去，甚至到达谱系上的最后一人。在第二或第三辈，人们皆随大厦的倒塌而被埋葬，因为建筑时所用泥浆曾被无辜的鲜血染红。理查二世曾目睹他的财产主管、理事、管家与其他各种顾问，或被群众杀戮，或在他无意之间被敌人杀害。然而他认为自己才智过人，不用吸取这些前车之鉴的教训。亨廷顿伯爵与肯特伯爵、蒙塔古伯爵与斯宾塞伯爵，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如其他人一样，为讨好国王并明哲保身，谋杀了格洛斯特公爵，却与他们的追随者一道惨死在同样残暴的手段下，且远比公爵更不体面。至于国王本人（他在很多事情上的作法，是对他伟大身份的亵渎，不可饶恕——他以背弃信仰，宪章，赦免与特权来否决了自己），则其最好的青春年华被废黜，被他的亲堂兄、大臣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即之后的亨利四世，谋杀。
这位国王靠叛国手段篡权，王位朝不保夕。他登基时背弃所有议员，声称只是想追回他合理的继承权。他与理查一刀两断，并与所有国会成员决裂——他曾向其宣布会保留被废黜国王的生命。之后，他享受了几年王国的统治权，因所提出的议题而遭受各方攻击，周围永远不缺少阴谋与叛乱。若不朽之灵魂可在身体死亡后仍有辨识之力，他将看见自己的孙子亨利六世及其王子被出其不意地残酷杀害。他头顶的王冠（导致不少血案的原因）拱手让给其他的家族，最后被敌人把玩享受。他刚愎自用，认为这些敌人已经被击退、手无缚鸡之力，王国的继承理所当然落在自己家族身上；而他通过国会发布的政令也应理所当然实行。毋庸置疑，人类理性早该有所判断，但父亲的严谨法则到了儿子亨利五世英勇浩大的胜利的附和，在一次次攻夺中将对手的希望打消成泡。我认为，若卡索邦的言论——一日，一个时辰，一个时刻，就足以让整个看起来根基牢靠的庞然大物倾覆——毫无道理，人类理性也该如此判断。
亨利六世生活在其祖父弥天大错的阴霾中。这阴霾，恰似爱德华对其孙子理查留下的痕迹一般。虽然他作为一位温和清白的君主赢得广泛尊敬，却拒绝了与纳瓦尔家族（House of Navarre）的阿马尼亚克（Armagnac）——法国最伟大的王公之一——之女的婚事，全然不顾自己已与其订婚（这场联姻本可以保护他在法国继承的财产），转而迎娶了安茹（Anjou）的女儿（因此失去了法国的所有财产）。所以，在堕落到导致他的格洛斯特叔父、兰卡斯特家族的支柱的无谓牺牲时，他让自己与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诺曼侵略后最大的损失与羞辱。他的廷臣对亨利三世有过如此言论，如今却恰恰适用于亨利六世自身：“他是个温和的君主。但是，他的统治生不逢时。”
的确，白金汉公爵与萨福克公爵是格洛斯特公爵之死的幕后凶手，也是操刀手：他们的权力听从公爵的指示，但在皇后之下便无拘无束；因为格洛斯特曾劝阻她的婚礼，涉及了她私人恩怨（轻蔑她美貌的侮辱）。而后果是因之前的播种，成事是因之前的忠告。在格洛斯特被斩除后，约克公爵壮大得很快，可以同时以口舌之勇与荷枪实弹来争权。在这些权力之争中，白金汉公爵与萨福克公爵得到最多的支持者，却最终落败。尽管依照常理，上帝应该推翻在圣礼上违背诺言的约克，然而其子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走上了父辈开拓出的坦荡大路，掠取了亨利与爱德华这对父子的生命与王国。最终，一名精于政治的女人登上了王后之宝座，她目睹了身边所有人的不幸结局，她也亲眼目睹，其夫国王与其子王子，王冠尚在头上时便被斩首。她目睹自己的财产被掠夺一空，动产也被掠夺一空，最后，她的父亲，为了支付五万顶王冠以赎回她，向法国国王献出普罗旺斯及其他地方的伯爵爵位，变成一名彻底的行乞人。这是这个尔虞我诈时代的终止，希拉斯德称此“不错”但是“不公”。因为自世界创始，此类尔虞我诈从未产出其他果实。
现在，便轮到爱德华四世（尽管经过层层险阻）欢欣鼓舞了。所有兰开斯特家族的支系皆已被根除，只剩一位里士满伯爵尚存。尽管爱德华曾经尝试以布里特尼公爵之职收买他，但仍未将其纳于麾下。此外，爱德华面前的并不是一座种植园，也并不牢靠。爱德华国王（我们可略过他其他暴行）在其生前眼睁睁地看着格洛斯特、道塞、黑斯廷斯及其它人对王子的杀戮，而那些悲剧的参与者无一人能逃脱上帝同样的审判。除给自己兄弟克拉伦斯强加想象的罪名并将其处死外，他还授意格洛斯特杀掉亨利六世。他的父辈让他学会模仿爱德华与理查，学会以类似手段杀掉自己的儿子与继承者。这些国王轻易践踏他人之鲜血，为自己树敌；然后，敌人终以同样的方式践踏他们。
理查三世继承了那位加害于所有先辈的伟大君主——爱德华四世的品德。尽管，为完成这出悲剧，与其他所有人相比，他还有更长一段戏要上演，还有更多个人担任主角的戏份。然而，他与演出中的每一次情感变动都珠联璧合，就好像这些情绪关乎他自身利益。黑斯廷斯与白金汉是皇后与他整个家族的敌人，而他诡计多端，竟能轻易引诱他们屈尊跟随，以至于雷沃斯和格雷，国王的亲叔父与同父异母兄弟，竟（首先）与他一刀两断。其次，他获准将他们关入牢狱，并最后（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让他们身首两处。我们现在回顾他的主要手段，才了解那训诫，即魔鬼在每人脚下写下的谶言：也就是，让悲哀者绝望，让绝望者毁灭。他一直谨守此格言，毫不懈怠，直到年轻的国王自己与他兄弟的死才最终宣告终结。这是因为他在白金汉公爵的脑子中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只要国王或其兄仍大权在握，他们一日将报仇雪耻，为在他们叔父与兄弟，雷沃斯和格雷身上犯下那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这不是他与黑斯廷斯评理的方式。黑斯廷斯对主人之子的忠诚无可质疑，尽管这样，魔鬼从不被不可思议之事而降服，仍然怂恿他做出同样之举。他接受了。卡特斯比（Catesby）尝试劝告他，可他冥顽不化，很难说服，先是尝试趁黑斯廷斯落座会议厅时杀掉他，而当他因剑术不佳而失手，又派了一位手持重刃的刽子手。而因为无事可以影响他的食欲，他在晚餐前突下命令，让黑斯廷斯人头落地。我从未在其他事件中看见比黑斯廷斯案还要明显的上帝审判。在同一日，雷沃斯公爵，格雷公爵及其它人（未受法庭审判，便被安上罪名）在黑斯廷斯的命令下在庞福雷特被处决。是的，黑斯廷斯自己就是在同一日、同一个时辰（我猜想），用同一种非法的方式在伦敦塔被处死。但是白金汉的生命仍延续了一阵子，以他的雄辩强据说服了伦敦人选举理查做国王。作为奖赏，他被赐予赫里福德的伯爵爵位，同时被认为是嫁女给唯一皇子的最佳人选。在苦心焦思的烦恼，与数次失败的尝试后，他最终被最信任之仆反目状告，在索尔兹伯里[154]被处死，并没让他的同侪费心。而理查又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在这暗箭重重与杀戮后，对基督教的顺从与反抗后，在用一只最残忍之手扼断亲侄子之喉与本身之信仰后？不过是得到了这短暂一生的繁荣，过于短暂以致在终场时无暇予以充分回顾？在那无辜鲜血的声声低泣中，他自己的鲜血也从上帝手中渗出。他在友人与敌人心中，皆被立为奇耻大辱的代表。
亨利七世，另一位暴君登基。于是，下个时代（无可置疑地）目睹了上帝之正义的即刻审判。如果有任何君主堪称审慎精明的话，他必是其中之一。利用其超人才智，他在坐上王位前后都击退并颠覆了许多对手，比史上任何英格兰国王都多。我说这是他有超人才智，因为他在追逐利益的手中仍紧握情感的缰绳，所以总能准确地衡量自己是否担得起肩上的事业。尽管人总不免有冒进之举，但他总是拿捏有度。他仔细观察了路易十一世的发展历程，在皇室活动以及相关活动中都因袭他的先例，但是他更加公正，并不像路易一样，将他怨恨或恐惧的人推上断头台。
他在奖赏自己仆人方面从不接受他人干涉，且在这点可谓超凡英明。不管他给出怎样的赏赐，得到的都是感恩与爱，他明白收买人之情感（当然由利益来购买为最易）不仅是精妙的手段，也是作为伟大国王必须的一步，而相反，不管在何事中他有不满，他明智地将其分派给他认为适合的大臣去做。然而，将帮助他登上王位的斯坦利（Stanley）斩首，与克拉伦斯公爵乔治之子——年轻的华威王子之死，向我们呈现出，如同取得类似祖先的成功一般，他在错误方面也受到祖先的一些影响。他攫取的至高无上之位，如同爱德华三世与亨利四世，在其孙辈便倒塌了。
让我们来看亨利八世：如果残暴君主的形象与范例在这个世界已经消失，那这名国王的故事也许可以使其重新涂上油彩而重生。他匆匆提拔了若干仆人，但无人能猜到是为怎样之美德；又因他朝令暮改的脾性将他们罢废，但无人知道是因怎样的罪名。正如蜜蜂在多少块贫瘠之地为他献上溢美的鲜花、辛勤收集花蜜，而又被他在丰收之日将蜂房毁为一炬？多少妻子被他砍头、杀戮，因他见异思迁的情感？多少与他血肉相连的王公（有一些因为年岁已老，都不再有爬向城墙的力气）和各阶层民众（我们的编年史将其已记录在内）被他处决？是的，当他垂垂老矣，业已恶贯满盈，即将把自己交给上帝，但他仍将诺福克公爵、叙利公爵这对父子中的父亲打入大牢、将儿子处死。其中一位立下汗马功劳，从未在任何一件为国王效力和关乎自身荣耀的事情上有所疏漏，另一位甚至没有做过一件让国王龙颜动怒之事；一位英勇明断，另一位才学过人，不输英勇，前途似锦。而这位国王，除了他从家族中那些无父之子与寡妇那里得到的悲伤，除了徒有虚名的海外扩张，他耗费的财富被认为比过去所有打过胜仗之国王的战争所耗还要多。他对自己的侄子詹姆斯一世[155]曾发动了怎样无谓且残暴的战争？他曾经下令推倒多少法律与人愿，并将与他同根相生的血脉亲人处死？最终（虽然他有着那样多反宗教的举止）上帝将所有他所拥有之物都夺走，不再让其繁衍。尽管他们都是形形色色的、拥有卓越美德的王子。塞缪尔对亚玛力族的亚甲王所说的名言，曾经被很多人验证过：“当他们的刀剑让其他家庭的女人失去儿子，他们也将让自己的母亲变为无子之人。”亨利国王的鲜血证明，苏格兰的冷空气已在北方冻结，上帝的恩泽的阳光铺满此地，而那个鲜活的伟大陛下，被称为万岁的伟大陛下已被推倒。关于他，我可以真心说：“即使世间所有的恶意都被灌注于一人的眼中，然而它在当时，甚至时至今日，亦无法辨识出那些邪恶的污点，那些玷污了前文中声名显赫王子们良心的污点；也无法领悟公正之剑下溅出的无辜血滴，它们曾玷污他前辈们的双手与名誉。”关于英格兰的这顶王冠，人们应该公认：他从上帝手中接过这顶桂冠，并潜心等待到将其戴上的时分，无论外人如何怂恿；他从未向那些想要将其拖下王位的人复仇；他拒绝了“她的”敌人的帮助，那种帮助持续很长时间，如公主持久的恩泽。我们的陛下不是因血腥杀戮得到王位，而是走了一扇正常之门，以他自己的权利走进这扇门，也被普遍的爱与顺从所接纳。陛下之前于国家的名号无论如何被很多王子垂涎（在1558年康布雷条约便可见），但是他在其前辈，那位极具声望的淑女的一生中从未参与这场纠纷，不，虽然他承受着在她长期的统治下从未被指定为继承人的伤痛。
对上帝的感恩，我们也不应该遗忘或疏忽：他将北至不列颠，南至苏格兰及英格兰的部分大统为一。也就是说，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的国土，尽管只被潺潺溪流与蜿蜒河岸而隔断，然而因长年绵延不绝的战争，与对彼此领地不停的进犯，它们长久因民族情绪被隔离开来。陛下带入这里的上帝恩赐不止于此。不，将我们所有微小的不满收集起来，然后将它们垒成一堆，与和谐之高山相比，它只将是不起眼的小山丘。如果所有的历史学家从此之后便承认红白玫瑰的联盟[156]是最光荣之伟业（基督教除外），那么，自我们从上帝手中接过这个统一国家，金红两狮之间的握手言和，到合二为一，这个过程远超越之前的成功。因为我们不列颠的鲜血，迄今为止，在它们分立两派之时，曾那样轻易与频繁地无谓横流。今天，英国本固邦宁，更有利复兴她古时的荣耀与权利，因而，我们变得不可战胜，这场言和比之前所有的联盟、操练、政策与扩张都行之有效。的确，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见到效果，但是若在1588年，帕尔马公爵[157]参军，并带领一支军队与西班牙联盟，在南岸登陆，而我们伟大的陛下若于同时，在北方宣布与我们对立，那么将不难猜测出英格兰自由将下场如何，我们也毋庸置疑会正大光明为这个联盟付出比今日我们真正所付出的更为昂贵的代价。的确，世界上没有哪个联邦，或是哪个国家，可以把人们悲叹的理由一扫而空。国王在凡间生活，而不是在天堂生活。他无法无穷地检验每个人的理由，或是解决每个人的需要，尽管这样，关于后者（来自其个人偏见）伟大的陛下并未只贪婪填满自己的金库，却尝试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这里可以引用所罗门之言论，“如果别人不了解皮内达，只能通过知识之高度来判断其心胸宽阔程度。”所以，也许我们伟大的陛下，与其余英格兰国王相比，口碑更佳。他对神性与人类的理解范围，极大地超越了所有前人。
我可以不加恭维地陈述很多国王之威严高贵，我并不惧怕笔下的这几叠纸页会蒙受妄自推断的罪名（尽管这损失微小），如同伊丽莎白女王的肖像画曾遭受过的一样——那些画作由流俗的拙劣画手创作，而在女王的命令下被四分五裂并付之一炬。如让一名病态的画家描述外部的美丽，或让懦弱的作家描述内部之美德，他们总是会留给子孙后代一个错误的印象：在他们笔下，原本精致的面孔会变得畸形；最完美最崇高的心灵呈现出缺陷百出的状态。我也许该点到为止，也不需要另外的论述，如果诚实的读者将之前的国王与他们的邻邦王子（我正是为他们而插入这简短的一段）手下风雨如晦的时代与伟大的陛下温和有度、不计前嫌、宽大从事的脾性相比——我想，如果诚实的读者公正地品评与衡量他，加以回顾他生父母的每一位病态后代，他会发现，无人如国王本人有如此抱怨的理由。至此，我们已经讲述过了自己国王、及其余伟大人物的成事与暴行，我们看到，上帝在世界各地皆以同一形象出现。他乐意惩罚强行篡权的人，对亨利一世与爱德华三世的残暴不仁之惩戒延续到其子孙身上，他对路易一世，即查理大帝（又称查理曼）之子的后代也是同样。在此之后，法国的查理一世将自己的亲侄子伯纳德——查理大帝长子丕平（Pepin）之子，即帝国继承人[158]的眼珠挖出，然后任其死于牢狱。手段与我们的亨利国王对他的长兄罗伯特所做的同出一辙。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杀戮、投毒、监禁、内战，直到这位名噪四方的国王其整个家族灭绝。尽管路易一世将他的侄子残暴害死以摆脱他，然后又将他的私生兄弟们剥夺所有权利（派卫士在修道院中日夜监禁他们一生）。他成功地清除了异己，然而他并未猜到，上帝使他的儿子们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困扰他、侵略他，将他打为阶下囚，最后将他废黜。那些背叛他的都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穷其一生与其共享财产（以满足他们的野心），并予以他们王冠与王国的统治权。他的长子洛泰尔（他有四位儿子，三位由他的第一任妻子所生，一位为第二任妻子所生；四位分别名为洛泰尔、丕平、路易与查理）将他废黜的理由是，他曾对自己的兄弟与亲戚痛下毒手，而将自己的侄子（他也许曾帮助接生）折磨至死。原文这样说：“因为他对自己的兄弟与亲戚下毒手，并且将自己也许帮接生过的侄子折磨致死。”
但是他还是做了极少国王会做之事，即为他的残暴忏悔。他在国家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s）中所作下的一系列举动被这样记录下来：“在此之后，他的确向人们公开坦承，供认犯过的罪行，跟随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榜样，他进入了一个自愿的苦修过程，同样也为他的其他罪孽忏悔，包括对自己侄子伯纳德曾犯下的过错。”
他确实做了上述忏悔，而这些举止值得褒扬。但是那些不义挥洒的鲜血，不能因忏悔便重回人身。为已逝之人服药，得到的回应只不过是如死寂静。
我在前文提过，这名国王有四个儿子。他将意大利王国赐给了他的长子洛泰尔，如同父亲查理曼对伯纳德之父丕平的恩赐一般。伯纳德本应继承丕平的王国。对于他同样起名为丕平的二子，他将亚奎丹王国赐给他，给了路易巴伐利亚王国，给了他与第二位妻子朱迪特所生的儿子查理法国其它部分的国土。但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其他孩子的继母，怂恿路易一世将丕平驱逐出亚奎丹王国，以扩大查理的疆域。在他儿子丕平死后，他随即阻止他的孙子被赐予同样的身份。同时，他的儿子巴伐利亚国王路易起兵叛变，他在凄惨中死去。
路易一世逝世后，巴伐利亚之路易、查理，即之后的秃头查理二世[159]，和他们的侄子亚奎丹之丕平，组成了反对长兄洛泰尔国王的联盟。他们在法国奥塞尔（Auxerre）打响了法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毁掉了高贵的名望，也丢盔卸甲，给了撒拉逊人[160]侵占意大利的勇气，给了匈奴人侵占日尔曼的胆量，也给了丹麦人进犯诺曼底的机会。秃头查理二世将其侄子丕平以叛国罪归案，将其处决在修道院中；卡洛曼（Carloman）向父亲秃头查理掀起叛变，于是父亲将自己儿子的眼睛烧瞎；巴伐利亚之路易侵略了其兄洛泰尔的领地，洛泰尔流亡海外，路易则被自己的良心日夜质问与拷打。他不堪重负，心上时刻是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与其余的暴行，最终在一座修道院中死亡。秃头查理这位叔父，压制了他的侄子，洛泰尔之子，并从他自己长兄巴伐利亚路易的手中篡权。巴伐利亚的军队和他自己儿子卡洛曼落败，悲极而逝。篡权的查理被泽蒂齐亚斯，一名犹太人毒死，他的医师和儿子口吃者路易（Louis le Bègue）也同样饮鸠而亡。口吃者路易有糊涂查理三世（Charles the Simple）与两名私生子，路易与卡洛曼，他们起而叛变自己的兄弟，但是哥哥的脖子被折断，弟弟葬身于蟒蛇口中。巴伐利亚路易的儿子有同样凄惨的命运，在与同伴嬉闹时，跌出窗外，折断了脖子。胖查理（Charles the Gross）之后成为了路易一世所有后代在德国的君主，却仍不满足而侵略了糊涂者查理三世。然而，他最后失掉了全部高贵名望，失去了妻子与理智后，以发疯的乞丐形象死去。糊涂者查理三世被宫相厄德（Eudes）置于监护下，然后流落到厄德的兄弟罗伯特手下，最后被韦芒杜瓦伯爵带走，在佩农的牢中被处死。糊涂者查理的儿子路易，在追逐一条狼时跌断了脖子，路易的两个儿子，一个被投毒，另一个在奥尔良的监狱中死去。之后，于卡佩[161]，一个异族人和法国的陌生人，夺取了王位。
这些悲惨结局都与路易一世有关。在他一度给不义穿上权威的衣裳后，他的子孙与后人也盲目跟随，不加改动地接过了那一袭衣裳。而当那衣裳从肩膀上被扯下时，众人都鄙视他们，如同面前是个凄惨而一丝不挂的乞丐。他们所拥有的可怜胜利（如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人所说）表明，“在那位王子的死亡这件事上，即丕平的儿子伯纳德，这位查理曼真正的继承人的死亡，比起上帝或正义，人类给予了最强烈的干涉”。但回到我们的话题，无可否认，弗兰西斯一世是法国拥有过最具价值的国王之一（除了下文之事）。他允准普罗旺斯议会毁掉米兰多拉与卡布雷尔的教会，在此过程中穷困的民众被烧死与杀戮；其中包括无辜的男人、女人与孩子。在此之后，他没有一天过得快活。的确，弗兰西斯国王曾对此事忏悔，并将大权交给儿子亨利，让他处决刽子手们，并以上帝审判之说胁迫他，以免任何疏漏。但是，这种为时已晚的讨好，上帝当然不愿接受。在此后，亨利在运动时被蒙哥马利（Montgomery）杀死，我们也许都记得他的四个儿子——弗兰西斯、查理、亨利与赫丘利——此后的遭遇。尽管其中的三位之后登上了王位，迎娶了美丽贤淑的夫人，然而还是被逐一铲除、斩草除根。虽然他们狡猾且失信，虽然他们在宗教方面的大屠杀让这片土地一度血流成河，他戴上了人们力求不让他得到的王冠，然而，新教徒的数量却比过去更壮大，在今日，他们拥有比往昔更强盛的城池。
现在让我们来看，西班牙之上帝与英格兰、法兰西之上帝是否为同一人。我们最远可追溯到西班牙卡斯提尔的唐佩德罗（Don Pedro of Castile）。在他面前，西西里的暴君们，我们的理查三世，以及莫斯科伟大的君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Ivan Vasilowich）都可谓微不足道。这个卡斯提尔人，在所有基督徒与异教徒中最为铁石心肠。因为，他令他自己血脉相连的贵族同胞在他的法庭与议厅中死去，如卡拉特拉瓦（Calatrava）伟大的统治者桑乔·鲁伊斯（Sancho Ruis）、鲁伊斯·贡赛尔（Ruis Gonsales）、阿尔丰索·泰罗（Alphonso Tello）。他将阿拉贡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rragon）大卸八块，抛尸于街，不准许其举行基督葬礼。除此之外，还有对戈梅斯·毛利克（Gomes Mauriques）、蒂亚戈·佩雷（Diego Peres）、阿尔丰索·戈梅斯（Alphonso Gomes）与卡拉特拉瓦（Castile）大将军的大屠杀。他将自己的德国表兄阿拉贡的两个婴儿、兄弟唐弗莱德里（Don Frederick）、瑟尔蒂的唐约翰（Don John de la Cerde）、阿尔布切戈（Albuquergues）、德古斯曼的诺涅（Nugnes de Guzman）、考奈尔（Cornel）、卡布雷拉（Cabrera）、特诺里奥（Tenorio）、托雷多的曼德斯（Mendes de Toledo）、他伟大的财政大臣古提尔（Guttiere）一并杀害；这些人都是他的亲戚，还加上有许多其他人。他也没有放过两个最年轻的胞弟，无辜的王子；两位王子从摇篮时便被他囚禁在铁窗中，直到一个到了十六岁，一个到了十四岁，皆被残忍杀害。他甚至没有放过自己的母亲，没有放过他的妻子波旁的布兰奇（Lady Blanche of Bourbon）。最后，他下令杀害托雷多的大主教与牧师，以占领他们的财产。他也处死了穆罕默德·阿本·阿尔哈马，巴巴里[162]的国王，与三十七位他的贵族随从；他们来到他这里请求救援，并身揣大量金钱，只为征买（为向他示好）一些士兵回去。是的，他在处决老国王时，就差没有亲手帮助刽子手。罗马教皇乌尔班（Pope Urban）将他称为上帝与人类的共敌。他的结局为何？首先，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土，英国在之上重新建立了由著名的兰开斯特公爵所统领的全新国家。他被他年轻的弟弟阿斯它马拉刺死，所有的后代都被剥夺了继承权。而这些子孙面前，除了父亲的不义与残暴，从来不存在任何威胁。
如果我们能找到与他相提并论的某位人物，那必定非勃艮第的约翰公爵（Duke John of Burgogne）莫属。他对奥尔良公爵发动叛变，并将其杀害，之后，他将阿马尼亚克的警官、法国总理、以及康士坦茨、巴约、厄日尔、桑利、圣地日的主教们，其他宗教界名望颇高的教士，格兰佩尔伯爵（Earl of GranPre）、沙特尔的赫克托（Hector of Chartres），以及（实际上）所有正义的官员，会计、财政、供需部门的官员（另外有一千六百余人）出其不意地残忍杀害。他希望统治法国，希望一手遮天，却不久在法国王子的目睹下，被斧头直直插进脸孔；他没有片刻忏悔自己罪孽之机，便即刻亡命。他们是将自己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于是痛苦命运也没有放过他们。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玛丽皇后、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的西班牙国王。阿拉贡的费迪南[163]是第一位，是为现在恢宏之奥地利打下基础的人。这名国王并未沉浸在先辈篡权占领阿拉贡的幸福中，而是不断将国土扩张到卡斯提尔与利昂。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帮其在这两区掌权。他同时也从她的侄女，即最后一位亨利之女那里得到一臂之力。但是，他仍旧极为诡计多端，残暴地驱逐了自己的侄女，将她流放出纳瓦拉，甚至没用任何挡箭牌加以掩饰。此外，他背弃信仰与曾许下的诺言，在大城市大兴土木、建设防御工程，却让其余地方荒弃，就好像这些地区对于外族军队毫无价值。这位国王也背叛了费迪南与弗莱德里克，那不勒斯的国王、与自己同一血统的王公。他与双方的军队都结盟，先是把王公出卖给法国人，以救援的名义派遣军队至萨尔沃将他们驱逐，与法国人分割他们的国土；之后，他做出最为耻辱之事：背叛了法国人。
这狡诈精明的国王，为了让儿子，即西班牙王子，坐上世界最高君主的席位，出卖自己的信仰和个人的荣耀。然而，他却亲眼目睹儿子的英年早逝，其妻与生不逢时的婴儿立刻被一道埋葬。他的大女儿与葡萄牙王子唐·阿尔丰索结婚，在目睹第一位丈夫脖颈折断后，与第二任丈夫的孩子一起死去。上帝的正义审判降临在阿尔丰索之父——约翰的家族身上。这个家族现在已断子绝孙。约翰不仅在葡萄牙留下了许多郁郁寡欢的母亲（这些母亲之子被屠杀殆尽），同时也亲手杀戮了他的姑母比阿特里克斯（维西奥公爵夫人）唯一的慰藉——她的儿子。
费迪南的第二个女儿嫁给了奥地利大公腓力，然后神经失常，在狂躁与贫困中死去。他的第三个女儿与英国亨利八世联姻[164]。他目睹这位女儿被国王驱逐：身为一个女孩的母亲，她可谓英国诸多动乱之源，在闷闷不乐中让许多无辜之人献出生命，又将加莱拱手让给了法国人，最终在心灰意冷中死去。结局是，费迪南手下的王国都被新的君主占领，被外族攫取与统治。
查理五世[165]，奥地利大公腓力的儿子，对法国空有一腔热血，对日耳曼、其余的王子与国家也有着宏图大志。无数虔信基督的士兵与声望颇高的首领，被他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他给了土耳其人一个最危险的攻破口，并将罗德——基督教国家中的关键城邦——拱手让给他人。最终他被驱逐出法国与德国，给法国留下了门兹、图尔、凡尔登——这些地区从因斯普格手中独立而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在莫里斯公爵的追击下，他仅靠火炬之光攀登上阿尔卑斯山；他还曾希望吞并所有那些领土，然而种种图谋无一能挽救其颜面。在屠杀了千万人也没夺得一寸土地后，他爬进一座修道院，做了一名年领万枚金币的养老者，逐渐接受了其子腓力二世[166]低劣平凡的供养。
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拥有荷兰省与西兰省（这些地区系其祖先从合法继承的公主杰奎琳那里强行夺取），也和平占领了尼德兰王国的很多其余地区，但却仍贪心不足。他被那位奸诈的葛南维红衣主教（Cardinal of Granvile）与其他罗马天主教暴君说服，不仅忘了这些王国对其父所做过的崇高一切，不仅忘记了让他坐上宝座的礼物——四千万弗洛林，史称“Novaile aide”，不仅忘记了他对国家有过两次庄严的宣誓，保证捍卫他们古老的权利、特权、与习俗——在此之前民众在三十五位伯爵，即这些地区“约定俗成”的王子治下所享有的一切，反而还开始束缚他们，利用西班牙宗教法庭对其审判，然后将许多新发明的且情理难容的罪名强加于他们。最后，他用铁腕与军队，尝试让自己不仅成为英国与法国国王一样的绝对君主，而是如土耳其君主一般，践踏所有天然与基本的法律、特权、以及代代传下的权利。为获得上述地位，他从罗马教皇那里轻易获取了他之前宣誓的豁免权（此豁免是此后战争及杀戮的真正原因），并尝试过所有的偏门左道，在他的姐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与葛南维红衣主教的统治下，分割贵族们的身份。之后，他雇佣了那最心狠手辣的西班牙人，托雷多的唐弗迪南阿尔瓦雷兹（Don Ferdinand Alvarez of Toledo）。这位阿尔瓦公爵手下有一支外族的精兵。他首先屠杀了德高望远的将军，艾格蒙特伯爵，伽瓦尔王子；也屠杀了菲利普·蒙特默伦，豪恩伯爵；他取了蒙塔古，还有贝尔格侯爵的性命，在六年中（阿尔瓦执政的六年）砍下了许多绅士的头。在他野蛮的残害与屠戮之外，另有一万八千六百人在他的刽子手们手下丧生。当自己血腥的千秋大业还未能有一个圆满结局时，他本有希望巧妙地达成心愿，却最终败于暴行。于是，他将自己的私生兄弟奥地利的唐约翰交给政府处置。
这位唐约翰是位潜力不凡的王子，对人们和气可亲。但是，他像前辈一样利用了教皇制度的优势，毫不犹豫地以圣福音书做下宣誓，发誓将遵守与邻邦签订的条约，并让低地国家从西班牙人和驻扎的其他异族手中脱离。为此，尼德兰王国向他缴付了六十万英镑，使得自己的国库所剩无几。收到这些钱后，他又突然派兵突袭安特卫普与内穆尔的城堡。毋庸置疑（邻邦对此毫无戒备），他拥有了这些地区的主要部分。无论他在众人面前怎样表现，私下里总是与大臣艾斯可维多、荣德斯、巴勒蒙特等人达成一个与之相反的决议。他们曾是西班牙暴君的大臣，老奸巨猾，贼心不死。
但是现在，让我们回顾公爵的伪誓与其他暴行的结局与影响吧。首先，对国王自己，他在杀戮如此众多的贵族后（如前文所提，六年内将一万八千六百人判处死刑），还在梅西林、聚特芬和纳尔登的许多地方，极端残暴地屠杀男人、女人与孩子。他以西班牙式的自吹自擂宣布，要将荷兰人压制在他们自己的奶油罐与牛奶桶中；他离开了这片国土时，徒留整个国家的诅咒与唾骂，君主的事业在他手下每况愈下，比起新统治国家之时要糟糕十倍。
对于唐约翰，他自命不凡的狂妄助他克服了最大的困境，而对他的审判却仍太轻，不能解决最微小之难题；除了王兄的嫉妒与背离，与自身的英年早逝，这样令人生畏的背信弃义又能带来如何的奇迹？在他自己的脑海中，机敏的的大臣艾斯可维多已经为君主征服了英格兰与尼德兰王国。实际上，他被派去西班牙进行新的扩张时，刚一到达尚未与国王交流，就在安东尼佩雷雇佣的恶棍流氓（尽管有人手持更好的证据说明不是他）手下血溅满地。
最后，如果我们回顾西班牙国王之扩张，他的决策和在此事业上的结果，人类记忆中没有比此更非凡之事：因为他支付了一亿财富与四十万基督教徒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国土之丧失。他未得到壮美的荣耀，收入方面也正如他的西印度群岛一样一无所获。他失去了一个对他最衷心耿耿的国家。这个国家到四十年的战争后的今天，即使在他压力之下，仍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比之前被他剥削镇压时更为富裕与强盛。
悲哉！是以怎样的阴谋，怎样的背信弃义、迫害与监禁，折磨与投毒之大逆不道中，在怎样的国家理念和政治谋划中，这些曾青史留名的来自外族或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国王，让上帝的报复落到其人之身上，落到其亲属之身上，落到他们谨慎的大臣之身上！最终，这些成为了他们敌人的通行证，而他们自己的决策与暴行造成与意料截然相反的后果。若没有这种对立，一些人从未料想过会落到如此境地，另外一些人也从来不会成功。上帝说过并一直就此践行：“我将毁灭狡猾之人的智慧。”
但是，这一切是什么？生者眼前始终上演着死者的堕落与命运大戏——世界和之前并无不同，现在的孩童仍循前辈的足迹而去，而这是为了什么？现在，世界之所有智慧都被物尽其用。为了把握我们现有的时间，我们遵从法律，若不是渴望永远拥有也是希望在时间过去之后不留遗憾。既然我们满足于遗忘自身过去之事，对所有关乎自身的事件都装出一副知识匮乏之相；或是自我欺骗，以为上帝赋予了特许之权，准许我们以“不管不顾”之态度追求所有违反宗教的情感，我们便可既不回顾往昔，也不展望未来。确实，我们所拥有的可衡量之物，只有肉身。我们因它在地上存在，依靠地球而生，并栖居其上；而上天太高远，难以捉摸。我们对自我的身体发肤有着朝夕情感，而对永恒的崇高仅有敬意。这样人类的思想如此脚踏实地，也便不奇怪；卑劣之人的话语并不能涤荡人的思想，更不足为奇；因为连人类思想所遵循的信条与教导，那圣灵赐予之物都无法将人的思想净化。
先知以赛亚[167]多年前便已为众人声嘶力竭道：“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毫无疑问，当以赛亚替自己与别人抱怨，相信他们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少。虽然宗教与其蕴含的真理在每个男人的口中、每个女人的高谈阔论中，但大多时候它不过是虚空的偶像；除了普世的伪善，它还能是何物？我们声称了解上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遵从于他。祝福不存在于对神圣事物的知识中，而存在神圣的生活中。恶魔比人们更了解它们。“确实，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再去艳羡或扼腕叹息，除了涉及隐私的争论、喋喋不休的争吵、私人的恩怨，以及基督教徒间永久的战争、屠戮与谋杀。这里的泛泛之谈攫获了世界，同样也几乎将此事业逐出世界之外。谁不想认为这些争端不过是人们在宗教方面的唇枪舌剑，而并非事关生死的争吵呢？同样，谁不想认为他们只是想换取天堂，除此之外再无欲望？谁不想认为世界本身已经物尽其用，就像一个旅馆或驻处，是我们向圣灵之路路上的休憩地？相反，除了夸夸其谈与外在的宣誓，灵魂除虚空外一无所有。我们都（最终）变成了宗教中的喜剧演员，当我们用动作、声音、神圣美德，以及生命中的所有行止表演时，我们抛弃了自我，以及我们扮演的角色。慈善、公正与真理有自己的明确存在，就如同第一原质（Materia prima）[168]一样。”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因素比前文所提的更重要。首先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给予伟人的那些崇敬与荣耀。确实如此，但人们爱慕伟人内在公正与虔诚的同时，也膜拜他们的位高权重。若没有后者，人群的掌声不过是一群动物的嘶吼，因动物不需合理之因便可以自身发出的噪声而自娱。区别美德与命运实属不易。最不敬神灵的（如果运气够好）会得到众人喝彩，最德高望重的（如果运气不佳）便会被众人鄙薄。被命运掌控的凡人们骑着马，而命运自身则凌驾于凡人身上。当结束一程，人从牲畜上翻身而下下马步行，而命运从人身上轻盈而下；卑微的马夫拍打马背，命运则带着嗤之以鼻的轻蔑。此时，众生平等。
其次是让子孙建立起丰功伟业，为他们在我们身后的光辉默祷。的确，对那些指望自己的灵魂被安适之慰藉收走的人，则正如拉克坦修[169]对异教哲学家的评论：“他们以愚蠢之行探求英明。”因为，当我们不朽之精神从我们终有一日化为尘土的身体离开，由上帝处置时，所留下的，也只是对子孙成就被刻在王宫城墙中沉睡石碑上，那光荣之碑文上带来的希望与喜悦，对于贫穷的悲伤，也只余在贫贱茅庐中的羞愧。“死者固然神圣，但却不知生者之人生，不知其子之人生。那些已逝的灵魂，已经无力参与世上俗事之闲谈。”我们若怀疑圣奥古斯汀之言，总不能怀疑约伯之言。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子孙会否成就荣耀一生，也不知他们有朝一日是否变得品德卑下。”传道书也再次确凿地指明：“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全为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毕竟谁也无法向人们展示，他们死后世上会发生何事。”[170]他于是将起早贪黑的劳动工作视为世界种种虚无之一，因为不知道在逝后会是哪位愚人或智者享用果实。“（他说）一思及此，使我甚至竭力去厌恶自己的劳动”，其余人又可持何希望，在死后让上帝保留当时令他们喜悦或是悲伤的财富？人之知识在希望中存在，先知以赛亚也承认此言：“亚伯拉罕对我们一无所知，犹太人也不理解我们。”但我们确凿可知以下这点，即我们会浸没在漫长黑暗的死亡长夜中（第二天我们不会再见到黎明，直到上帝凯旋），直到世界终结在此之后，当我们再次接受光荣与不朽的器官，和天使般情感，被恩泽笼罩的灵魂将在最崇高的敬意中运转。它们不会准许任何次等的愉悦混杂其中，也不会使那些对亲朋好友以及自己子孙的、已逝的凡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这些人，我们是应该只保留特定的记忆，还是用某种方式予以区分，无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而最英明的人也对此心存疑问。但相反，如果一个神圣的生命仍保留灵魂在凡人体内所操纵的感官能力，彼时我们则不能从天堂之乐中区分出任何部分——可投射出仍存于世的幸福回忆的部分。
不，即使他们的财产比世界所赐之物还要庞大，我们（通过那些已知差异）甚至应憎恨他们之思考。不管过去留下怎样的慰藉，我们将在现世生活的慈悲中，找到同等的安慰。在那种虔诚之行中，在公正中，在正直之信仰中，让上帝的无限恩泽接受了我们，庇护众生于他的臂膀下。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将荣耀与财富视为无物么？忽略它们，将它们当成多余与虚空？当然不。上帝用其无尽的智慧，给每位天使定上了一个等级，赋予了这些天堂之身轻巧曼妙之程度各有不同的体态，也划分了野兽与飞禽的区别。他创造了雄鹰与飞虫，雪松与灌木；在各种岩石中，将绝美的色泽给予了红宝石，最锋利的光辉给了钻石；任命了国王、公爵、人民的领导者、文职官员、法官、与其余各等公民。印记与徽章象征祖先的美德和理解力，荣耀便通过此流传给子孙，所以（西拉西德宁死也不愿沦为乞丐，而他的爵位因没有相称的财产，也沦落至乞求众人怜悯施以援手的地步）我认为批判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因世界之物已经各得其所，而我们并非是在其他人的废墟上建筑高厦。柏拉图首先赞美的，是肉体之健康完满，其次是形象与美丽，第三是“正当途径得来的财富”。所以，耶利米[171]叹息道：“当房子被不义筑起，厅室被不公划分，灾难将降临在人们身上。”以赛亚也有相似之言论：“灾祸定将落在那些糟蹋他物，却未遭此厄运的人之上。”所罗门的至理名言，告诉我们“不要饮残暴的美酒，不要吞噬我们垂涎其财富的人生命，也不要埋伏着等待他们死去，因为这是（他说）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的药方。”
如果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闲情逸致考虑，那些富甲天下的人，如以世界之高度看去，本是一无所有；那些寿比南山的人，当我们回望那个自身不存在的过去，或者遥望那个好似我们将永生的未来，在时间的长河中也微不足惜。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与所拥有时间，其实近似于无物，那么，我们追求一件（实际上）并不存在之事，却视而不见另一件永无终结之事，并不是缺乏理解力之举。我们对那些世界上终有一死的事物孜孜以求，就如同我们的灵魂可以因之不朽，却忽略不计那些不朽之事实，就如同我们终究仅是凡人。
但是，让天下众生都如其所愿，重视他们自己的智慧吧。让富人就认为不及他富有的人都是愚者，让复仇者去尊敬那些没有将他们的敌手践踏的疏忽之人吧，让那些政界人物拥有千金不换信仰吧。然而当有一天，我们眼前出现死亡之港口，命运之风推着我们向前。当那致命的锚落下时，再不会有重新起锚的机会，生命的航程就此宣告终结。我说，这时我们自己的认知（那些悲哀的，沉重的认识，之前因我们的强健与幸福曾经退居其后）又重回我们眼前，用一切交换我们过往生活的欢愉。这时，我们终于放声呼喊上帝，请求他赐给我们恩典！那时，我们再也无法对他人施以暴行，而也正是此时，我们被灵魂中一句恐怖的话语震颤——“上帝不会被嘲弄”。圣彼得曾说，“正义之人鲜被庇护，上帝不舍得派出他的天使们。”当遇到此情此景，那些在生命中极情纵欲的人们擅自猜想，那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庄严宣判其实只是个玩笑，那急促的呼吸——当死亡紧压我们时喉咙上的急促呼吸——若我们能将它捏成慈悲之声（没有任何修改或赎罪）就足够了么？一位令人景仰的教父有言：“噢，有多少人就是随着这个希望，走进了无穷的苦海与征战中。”
我承认，对于友人，说我们会有大好结局是个巨大的安慰。因为我们都渴望（如巴拉姆所做）“以正义的方式死去”。但是，我们怎样称谓一个对上帝不敬、与他对立，或是（真正）嘲弄他之人呢？如果那些不反对不嘲弄上帝，也并非对上帝不敬的人，都以为在闲暇时间忏悔，而在其余一生连剩最后呼吸时都不停止恶行，对上帝便已足够？他们所谓的“体面死亡”不过如是，而当死亡召唤时，他们只能对上帝这样说，“我们恳求您，上帝，我们过去生活中的所有的谬误、虚伪和背叛也许取悦了您，您必因我们（没有空闲为您做任何事）改变您的性格（虽不可能），忘记作一名公正的上帝。您必喜欢中伤与压迫，将野心称作智慧，并将慈悲称作愚蠢。若我恢复原样，会连累我的儿子（我决心不这样做），若我释放那些被镇压之人，便是承认自己不公（我太自负，不会这样做）”。的确，这些精明的世俗之人，不是赋予上帝新的属性，就是亲手捏造一个上帝。这些上帝之形或许沉重如铅块，如同路易十一在其帽冠中所戴，当他畏惧，或怨恨，或被死亡威胁，他会将它取下，亲吻它，恳求它再一次原谅这魔鬼之行，恳求这是最后一次。（如在其他时候一样）他曾有如此行径，通过一场重要而被伪造的圣礼，使得阿马纳克伯爵被刺死——如此嘲弄对一个铅块也许合适，而对永生的上帝徒劳无功。但是这世界上虔诚的信徒都具有如此品性，他们害怕那些转瞬即逝和荒谬之事，害怕敌人之阴谋与恶行，害怕他们小声的耳语；他们害怕人类之观点，而观点只能抹去阴影；它们奉承或遗弃高大与卑微之人，不管他们是友人还是国王。是的，他们如鸭子一样跳入水中，追逐着每颗鹅卵石，那些石头不过是一双有力之手抛向他们的；而且相反，他们对万能上帝的可怕审判，呈现出顽强的匹夫之勇。然后，他们当面对上帝时，将自己看成与上帝相等的神灵，而面对那些身体与良心一样堕落的人时，把自己当做凡人的奴隶。
对于其它方面：如果我们真实检阅两种状况的区别，即富裕与强大的、我们称作幸运的情形，与贫穷与卑微的、我们称作可怜的情形，我们会发现，快乐与悲惨是被上帝紧连在一起的，会彼此转换（我们看到伟大的王子如星辰般坠落，而卑微之人又平地而起）；因此，一者并非永享确凿不变之幸运，何足自吹自擂；一者并非永无可靠之物，无需顾影自怜。没有人对荣誉稳操胜券，将财富、健康与生命牢牢掌控，在下一个时辰或下一日，他很有可能就将被剥夺其一或全部。“夜晚会带来什么，无人可知”。“同样，我们还是无从可知（如圣詹姆斯所说）明日之事。今天他高踞其上，明天将消逝在人间，已经化为尘土，意志毁灭。”尽管苦难之上一片迷雾，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识别出上帝，比在溢满俗世之恩泽的灿烂光辉中找到他更容易。通过这澄澈的迷雾，没有能够逃脱我们视线的空虚之物。让苦难装作它乐意呈现的样子吧。对于快乐的人，它是荒谬的，他们对别人的不幸命运幸灾乐祸；对那些在十字架之下的人，则只余悲伤。然而确实，以此刻为分割点，过去与未来到现在的时刻，比例是一样的。我们就这样生活了许多年，“而且（据所罗门所言）在之中乐不思蜀。”当我们测量出每天是同一长度，更加悲伤，然而，回顾往昔，我们看见快乐与灾祸两者共同驶出我们的视线，而死亡却不停追赶着我们，让我们从幼年便生活在逃离的匆匆中。“我们的年岁无论怎样被填满，死亡终会将其收入囊中。”所以，不管对谁来讲，命运都是一名仆人，时间都是一名友人，让他将记忆紧握手中（我们没有任何可记录下过往欢愉的工具），并检阅他是不是保留了青春美貌，抑或往昔欢愉。那些从他最隐秘的情感，以及多情的春日给他的思想蒙上的一层满足感中保留下来的，在那时价值都不可估量；他会发现他老年的时日所有的作为，于寿终时蒸发出的，只余沉重、秘密与悲哀的叹息。他会发现，只有悲伤尚存。悲伤在我们快速抽芽的青春之后生长，并抓住青春的嫩苗，在它开始枯萎之时彻底吞没了它。即使我们从那个片刻回顾，并从我们现有的状态回顾，一个贫穷、疾病缠身而被俘虏的生物，对他过往的不幸与伤痛几乎漠然，正如同一个人们普遍认为的幸运儿几乎无法感受到他过去的快感与愉悦。不管我们身后落下了什么，都没有价值，而对那些即将到来的，我们虚伪的希冀又认为“未来万事皆不可预测。”我也势必除去一些反例，他们可以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世俗的虚空。他们保留自己优雅一生的美好记忆，全无恐惧地直面死亡与坟墓，拥抱这两者如同它们是走向永恒光辉的必经之路。
于我自己，这苟为安慰。我可总结出人类生命之悲戚，不过两种：一种牵涉到上帝，另一种牵涉到俗世。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向上帝抱怨自身，因为我们对他有过罪过，而且承认：“而您，主，在一切降临于我们身上的事物中。”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向自己抱怨上帝，好似他曾我们犯下过错一般——或是不满足我们欲求，未给我们世俗之物质与荣耀；或是拿走那些我们曾拥有之物。我们却忘记了约伯谦和且公正的谶言：“主赐予，而主又拿走。”对第一种情况，圣保罗将许其祝福，第二种，死亡则将笼罩他。毋庸置疑，他是个愚人，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或集聚两者之诟病。他不承认，不管其财产有多么微薄，也比上帝应给他的要多；不承认，不管他的苦难有多么艰难，同样也比那些他应得要少得多。如果一个异教之智者将世界之苦难叫做“生命的贡品”，英明的基督教徒应该理解并忍受这些苦难，且将其当作罪孽的贡品。他应该以男子气概对待它们，坚决果断，而不是像那些愁眉苦脸的战士一样，“痛苦呻吟着执行命令。”
上帝是我们所有悲剧的幕后操手，他一手写下我们的剧本，给我们安上角色，且在分配角色时，并未对那些最强大的君主们有丝毫偏心。他赐予大流士[172]一个最伟大的帝王的角色，也给了他一个最悲惨的乞丐之角色；这位乞丐终有一日向敌人乞求井水，只为自己不干渴至死。给了巴济扎得（Bajazet）一个土耳其帝国之王的角色，而在同一日，让他扮演帖木儿[173]的脚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瓦勒利安身上，萨伯若征服了他）。他让贝利撒留[174]在前一幕扮演最英勇善战的船长，而下一幕却变成一位瞎眼乞丐，同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其他人，命如蝼蚁，却抱怨上帝的错误？当然，从这个荒谬的世界之中，我们不能找出可信之事，只能认为，这如伟大剧院般的世界中，命运之变幻莫测，不过如换件衣裳一样平常。当每个人裸身不着“戏服”时，演员们看起来无甚差别。如果有人在这样的渺茫中，仍懂得将这个世界的经历另外珍视（佩脱拉克[175]说，将理性从情感中唤醒，需要极强能力），是因为我们那些不悦的幻想让人类的大脑忘记他所经历的重重苦难（肉体除外）。这样，逆境与苦难使尽了他们的权利。在全剧的终点，我们将观摩死亡将命运或力量从任何人手中夺去之物都收回。正如一艘堆满世俗物品的沉船，除了悲伤尚存别无他物，试图拯救这样一艘船不过是愚蠢的疯狂之举。如塞内加所言，“在命运手中倒下，在所有最不幸的命数中堕落。”
但是，是宣告退却的时候了，是人类该寻求从长期苦苦追寻中被宽恕的时候了。而且，我心中所怀良好用心，让我在广大之书桌上勾画出一张有关过去时日的图（我们将其称为历史），其在更讲求道理的地方也许会更容易被接纳。
神圣天意的范例比比皆是（我们第一部神圣之历史无过于如此范例的集合），它们说服我从世界的起源，也便是创造论来讲述一切。虽然万能上帝的两个光辉行动如此相近，如此（如同往昔一样）相连，使得其中一个便暗喻了另一个，即创造论可推断出天定命运论（哪位父亲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天定命运论又预言了创造论。然而，许多拥有出类拔萃的世俗智慧之人，却着手使这种连贯性消失；享乐主义者拒绝创造论与天定命运论，但是同意世界有其起源，而亚里士多德派相信天定命运论，但是拒绝创造论与起源的说法。
这关于信仰的信条触及时间中创造的话题，（我们在信仰中了解，世界是由上帝的话语而生）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腐朽的根基而言太沉重，根本无力承受，而他（尽管）为其所有话语信条建立好的防御工事与堡垒全在这根基上；然而，值得我们惊讶的是，无限力量的必要性、世界之起源与即使以他所信仰的自然理性来判断也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情况，却都没有使他更为见多识广。这样，这些极度渴求知识的人有如下作为便也不足为奇（亚里士多德曾在这个主要的论点中落败，并在其余论点中未有太多成果）：他们在孜孜以求和试图超越真理时，对他物兴趣冷淡；他们让自己绝对服从于那些哲学原则；就像所有相反的教学在寻找归因时，若非因幻见被谴责，便是因好奇被谴责。难道说，异教的哲学家之位，只因其称谓便成为毋庸置疑的基础与原则？或者，是“他们所说”让他们变为这样的人？
当然不是。确实，当自然理性建筑起与自身对立之物强大至此，使得同样的理性既无法攻破它，更不用提将其消除。任何自然问题或是无限力量中存在的同样自然理性，可以被人类知识的基本定律证明。查伦[176]在他谈及智慧之书中说到“人类的主张都有同等权威性，如果理性不能证明相反情况，”剩下的，不过是原则的虚构。但是，当不允许通过对比和详查给出证据时，一个人刚正不阿、不偏不倚的判断力怎能做出判决？在这一点上，拉克坦修说的很好，“他们忽略自己的智慧，不作任何判断便盲目信仰前人之物，他们如禽兽般痛苦生活，被禽兽引领。”凭借其懒惰与迟钝的优势，无知已成为世上一个如此有权之暴君：它将哲学、物理与神学套上枷锁，又在哲学上面写着“向拒绝原则之人宣战”，在物理上面写下“特殊的美德或力量”，在神学上写下“罗马教堂”。
于我本人，我从不相信上帝将所有的知识之光都装入了亚里士多德脑中。我也不相信有人曾对他说，如同对厄斯德拉（Esdras）所言，“我会将一盏认知之灯点燃在你心里。”上帝仅给了异教徒发明才能，而他们用它侵入了自然，并从中找到了力量与基础。自然耗费了她所有库存，对后世未留一点宝藏。是时间而非理性告诉我们，如此之因导致如此之果，不加矫揉的经历也是一样的。奶酪商之妻跟哲学家一样清楚，凝乳酵素会将牛奶凝结成胶状物。然而如果我们追问背后之原因，为什么酵母有此效果？凭什么它可以这样作用？它是怎样作用的？我认为，凡人哲学中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找不到与之类似的多数通俗问题的答案。人是如此无知，在极其微小之事中，他们都不能给出一个真正的原理：为什么脚下的草地是绿色，而非红色或是其余颜色？为什么作为高等生物，比上天都尊贵的生灵，他们却无法参透低等生物的运转方式与原理？“人（所罗门说）很难分辨地球上之物，且花了很多力气才能看清眼前之物。”
人生苦短，往往刚一开始学习，就即将步入死亡。在记忆里只有他人之思，在理解中，没有任何真实。人对自己灵魂的本质一无所知，即使是自然理论者中最英明的圣人（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其中之一）除了从行动与效果中告诉我们事物怎样运行（很多人如他一样了解）之外，没有其他下定义的方法。但他也无法告诉我们事物究竟为何运行，这一点他不知、别人也不知，只有造物者上帝知道（即使我是完美的，我也不了解我的灵魂——约伯）。人，在他自己生活的第二因中，只是一名无知者，在他生活行为的其它原因中也是一样。他将会（尽管有上述限制）探寻上帝创世的艺术。上帝“如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完美”（约伯说）。他的工作在人类开始繁衍之前，就已经结束。他会让上帝全无力量、全无原因的来创造世界。他会由着一个原因创造空气之微粒，或随必要性或凭机遇而创造，授予自然于荣耀，并创造两种力量，前者创造事物，后者塑造形式。最后，因缺少一名劳动者，而让他得以永存。亚里士多德为在世间传播一条全新的信条，而阐述了后一种观点，而他的跟随者一直捍卫着这观点，“做好准备，发誓用坚不可摧的心来捍卫所追随的哲学大师。”赫尔墨斯生活的时期，与迈摩尼德斯、琐罗亚斯德、缪索斯、奥尔弗斯、利诺斯、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麦里梭、弗瑞西德斯、泰勒斯、克里安西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哲学大师们及许多其余的哲学家（他们的意见被斯德史斯欧毕诺斯精心整理）为同一时代或稍晚一些。赫尔墨斯在无敌之理性中找到必要性：“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存在”，是普世的父母。“这些人的思想（拉克坦修说），虽然不甚确定，但是也已走到这一步：他们同意天定命运论，认为不管是自然、光明、理性、知识，或是命运，或是神性的开始，同样都应被称为上帝。”确实，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河流，即使它们有不同的高低起伏、不同的蜿蜒曲折，尽管它们有时会在地下隐密地流动一段，仿若消失在海洋一般的湖水中，但最后仍会寻到出口而百川归海。所以，在人类才智的所有追寻后，在所有哲学的沉思与探索后，在这无穷力量的必然性中，所有人类的理性会自行结束并消融。
对其它人来说，他们首次接触这些认为世界永恒的观点，和认为上帝没有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在“已有物质之中”创造世界的看法，而这种观点因假设站不住脚，不值回答。优西比乌（Eusebius）说，“他们在我看起来，一部分工作献给上帝，一部分献给命运”。因此如果上帝没有偶然找到这本源之物质，则他既没有做过创造者，也不是万有之父，也不是普世的创造者或真正的宇宙之主。因为，物质与杂乱若是永恒，则要么是这种假定的物质让上帝合意，要么是上帝让自己适应这个物质。第一种情况略有荒谬，因为无意识之物质不可能让自身的比例符合工匠的意愿；对第二种，认为上帝是名技工巧匠，根据需要给予恩泽的物质数目来灵活调整自身的想法是可怖的。
但是，就让我们假定，物质是被任意一种力量推进的，这种力量并不是无所不能或无限英明。那么我非常希望了解，这物质是怎样与他无所不能，英明无限的想法合乎比例，且恰好能接收普世的形态，不多一分，不少一毫。因为，当世界希望得到充足之物，便应该被满足。上帝从一片虚无中创造出全新的物质以结束创世界的劳动。物质若泛滥，上帝确实会毁掉与废除那些多余浮华之物。每个理性的灵魂应该承认，在虚无中创造任何物质，及将物质或永恒之事再一次转化成无物，这是上帝只凭借同一种工艺与力量独自完成的工作。借上帝大能，这些物质曾经是一片虚空，曾在这种力量中得到起源。
我再次重申，宣称物质是其自身之原因，这是千万种观点中最为巨大的荒谬。因为，如果它在某时刻是自身的原因，则也会有它不是其原因之时。在物质不是自身原因的时候，很容易便可设想，它不能成就自己，也不能解决他物。因为同时存在与不存在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东西可以领先自己，肉体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组成。”
对于其他，那些伪装物质永恒的人定会承认，无限不能与永恒分离。于是无限的物质，却没有给无限的形式留出位置，除了第一个有限的物质，它所接受的形式证明了它。这个部分的结论便是，那些不相信永恒的光芒或是永恒的生命，却转而相信永恒的畸形，永恒的无生命之人，就让永恒的死亡笼罩他，作为对他的奖赐。那种疯狂简直是找不到语言形容。怎样的人类的理性（推测的诅咒仍没有在恐吓中褪下）才会怀疑，无限的力量（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只如电光幻影：‘因为理解是有局限的，与无限相悖’）在物质或形式上有所欠缺？就像在所有世界（如果这便是上帝之意），大海都有沙滩？当力量没有边界，劳动除劳动者之意志外，也将没有边界。理性发现，不需要已有物质的支持，用无限的力量来给自己一个有限的世界，这要比一个有限的人、一个傻瓜和废物，来用手改变物质的形状轻松得多。他们是狄奥尼修斯所言“上帝将万物都展示在一种存在中”和“事物的本质，可见与不可见的，都是神性自己”；或者“有原因地”或用更好的措辞描述“不是以形式，而是以万物推动力。”；普世也不是关起所有上帝之物，“他的大部分工作（希拉希德说）是隐藏的”。他智慧的深度也不会因世界之光辉工作而敞开，他从未将所有的智慧都化为知识，若是这样，则他无限的力量便会受到束缚，拥有边界。因此，我们并不将上帝称为“无所不呈现”或是“无所不欲”，但是称为他“无所不能”，亦可称为无限的能量。
但是对那些人，他们在“没有任何事物是出于虚空之中”的根基上，推断出世界的永恒。比起那些给无生命物质一个永恒存在的人，他们还算不上未开化之人。确实，如果一个词语（无物）可以表示赞成，并强加于在自然的代理人与有限的力量上；无物在虚无中被创造。但是，他们心中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自己承认，“所有的古代法令都是一种开始，同样可以无限”。在不远之后，更广大更普及的说法是，“无限没有开始，但被认为是所有的开始，能够拥有、统治一切之事。”很奇怪，这位哲学家与他的追随者，非但没有在真理中做出理性的结论，反而从错误中作出选择，结论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世界，将无法估量的宇宙星球，将日月星辰壮美的形象，与“无限”相比较，他自己也会确定，自己想象出的原始问题，它们既不“可考量”也不可量化。于是，从无限中拿出有限（与无限没有可比性）（将所有的分配比例从此消除），以上帝之力量而言就没有什么可惊奇了。
于是，阿那克西曼德[177]、梅利西斯、与恩培多克勒[178]一起，将世界称为普世。这个普世却有着“普世特殊性”与“无限性”，是一个普遍的，无限的集合体。柏拉图认为，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影子。但是，那些寻求证明世界永恒之人，却坚持这句格言：“如果有一个足够的、有效的原因，便也有一种与其相符的效应。”由此可推断出，如果上帝永远是一个充足而有效的世界之因，其导致的效应也应永恒持续，也就是说，应有一个普遍的世界。但是，这对我们伟大的主是多么诡异的嘲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帝之前必有一个充足而有效的世界之因（也就是说，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而这同一位上帝又被终结所约束；我们不得不让上帝拥有自由的力量的同时，意志却受到约束。他可以影响，但不可以决定，有力创造万物，却无力选择事件发生的时间。因此，认为其没有选择、没有意志，也没有理解，只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如火只能烧起易燃之物一样——这种对上帝的理解，如同对自然必要性的理解一样，是不虔敬的。他于是再次争论道，每一个可以起作用但现在不起作用的媒介物，若之后开始起作用，则不是被自身推动，便是被外物改变，而它便是这样从力量发展到行动。但是上帝（他说）是如磐石一般不可移的，不能被他自己移动，也不能被他人移动。他虽永远保持原样，却也永恒作用着。由此可做出结论，如果上帝是世界的原因，那么他便永远都是原因，因此成为是永恒的。这个命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上帝最终决定采取的某一时期的行为，并不显示出任何变动，而是体现出他的恒久不变。因为他那让世界得以永恒的意志，也对特定的时间起作用。
这个答案自身便已足够。有人补充道，世界的图案与形象可以被称为永恒：柏拉图派将其叫做“精神世界”，并用这种方式及时区分出思想与创造。“代表物，或者说意志世界（他们说）是这个可见世界的样品，是上帝的第一篇作品，与他手中建筑一样古老。它永远与他同在，之后也如一。物质世界是上帝的第二件作品，却与其创造者上帝不一样，它不来自永恒，且在它之后才是永恒。”关于第一点，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其并不永恒。对于第二点，他们仅仅了解，在这个世界被耗费完毕后，虽没有任何新的物质被创造，但将出现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但是，我们不需争论这些话题；尽管这样的意见并非不值得我们考虑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原因，这原因能产生一个可变而暂时的效应。柏拉图学派的蒲洛克勒斯（Proclus）[179]争论之处便在此。他认为，世界混合的本质（既然是杂糅的，所以不可拆卸）从神意中流出，它是持续的，并在一种独立而不可分割的力量之下与神性结合；上帝对世界的自然嗜好显示出，这本质来自于一个圣洁的、有理解力的神灵。这种美德使与世界得以持续发展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是无限的，它应能永恒发展，始终如一。有限的世界因它自身的性质是暂时的，没有能力维持无限的美德，仅能每分每秒一点一滴地、持续不断地从无限之神灵手中获取。即使整个物质世界不是一体，那些被废除的部分以微弱的程度逐渐脱离，而那些将要产生的部分以更细微的程度逐渐接替。如同一棵树在河中的倒影，看起来在水中长时间持续不变，实际上却在河水起伏流动中，永恒地被更新着。
让我们回到那些拒绝世界起源观点的人，他们也拒绝相信世界会有末日，并且因此声明，我们未有耳闻、未有读过、未有见过、或是由任何渠道得知，天国的居民们曾被遭受堕落，或他们看起来在持续老去、或日益改变。如果人们最终会有一日堕落，我们早已应该在漫长的岁月中观察到蛛丝马迹。对这些人，我要回答，我们可察觉到的微小变动正证明了它们的存在之新，及在世界上的时间仍然太短，而非证明它们将保有原貌，永恒地持续下去。如果推测性的论点会得到猜想而来的回答，我们可望找到一些答案。要么是亚里士多德、普林尼、斯特拉博、贝达、阿奎那及其他人都被后人严重误解，要么是世界上炙热的地带因太阳的热量，在古时并不可用来居住，而跨越赤道的海洋也不可航行。然而，我们通过经验可知，这些曾如此炎热地区如今已经人潮涌动，而且气候极其温和；我们也已在这样的海洋地带中航行。我们也阅读了许多关于灾难的历史，如在法厄同[180]的时代，世界多处被太阳强烈的热量烧毁。
而这种观察实在微不足道。我们清楚，石头墙由不够坚固且易腐的砖头搭成，但仍可屹立两三千年；许多物质被从地里开采，它们所在的深度应该被洪水一度吞噬，而它们却没有任何实质或者形状上的变动。如此种种使得我们相信，在矿石中日日被挖出的金子和地下的岩石，是与地球一起被创造，这也不是天方夜谭。
如果连我们原始的、混合的肉身，都没有被古老之时间侵蚀与腐化，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神灵与精萃的身体中发现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竟还有理由相信，相信太阳迄今为止帮助了所有的生物形成，却并没有在后来的年代中助自然一臂之力。我们没有洪荒之时的巨人，也没有远古年代的全能之人，但是，现今所有普遍存在之物，其美誉度都比从天堂接受来的美德要低。由此，如果前言可以允许一篇高谈阔论，我们可以容易的找到千百种证据，以证明这个世界定会有终，如同它定有起源一样。
我没有找到可辩之辞，来回答这个异议：如果世界是永恒的，为什么世间万物却不永恒？如果没有起始、原因、万物之父、造物者、没有超越俗世的智慧，如果所有的自然事物都永恒存在，人比其余任何事物要理性，为什么人类永恒之理性无法供给他永恒的存在？如果万物平等，为什么万物没有平等的存在环境？为什么天体星球永恒存在，而人类之肉身终有一天腐烂死亡？
此外，是谁命令地球保持为宇宙的中心，命令它必须悬挂于空？是谁指示太阳应在热带地区穿行，从不越界，或是每年都不忘那一次行过天边的过程？是谁让月亮靠借来的光芒生存，星星（根据普遍意见）如车轮之钉一样被钉牢在夜空，行星却可以任意而行？若任何这些事物都对其他没有影响，那么是因为慈悲与爱，太阳才能永远在此两个圆圈中间穿行，并来回往复、日复一日，拜访、照亮、并安抚地球的所有部分与生物？毋庸置疑，如果太阳有它自己的原则，在永恒中能保持这种往返的行程，我们可以公正地给它“不朽的慈善与永恒的爱”的美誉。对于所有的行星也是一样，它们都拥有美德与力量喷薄而出的最为巨大清澈的喷泉，因此也可以被叫做永恒的美德。地球堪称为永恒的耐心，月亮则是一位永恒的寄人篱下者与乞丐，而人在万物中最悲惨，永远难逃一死。若不相信上帝的力量，这些又是怎么回事呢？是的，一万个上帝，比赫西俄德（Hesiodus）梦中还要多。但是在此错乱的狂想之外，我们通过自己微弱的凡人之眼便可以看到，我们理性之眼将之分辨得更清：太阳、月亮、星星以及地球，有其局限，被框架束缚。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也无法束缚自己。“所有有界之物因一些具有意义的原因，才被局限。”
现在到了自然。关于这个名字的模棱两可，亚里士多德学派向我们提出颇多错误，也凭此尝试着让世间万物的仲裁人的光辉变得黯淡——他的光辉在创造与统治世界的过程中闪耀着。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卷《物理》，《论天》（Primo de Coelo）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五卷中寻找定义，我认为最好的也不过有名无实，只是用于鉴别自然动作之起源与人工之起源的差异。而即使在这点上，柏拉图学派学者们的定义也更好，他们称其为“一种神学的力量，由世界之魂灌输给物质”，给了天定命运论最高的地位，其次是命运，第三才是自然。天定命运论（他们这样理解上帝）：“天定命运论，地位第一；命运论，位居中间，起源于天定命运论；自然论，位居最后。”但是，不管是人的意志，或是所有之物（除了上帝）或所有的参与，它有选择或是了解（在万事原因中都是必须）无人承认之事的权利。拉克坦修的观点是无解的：“人只能称做事情的操纵者，但是在操纵的过程中，既无意志，也无理性。”
但是自然的意志与科学，在斐奇诺[181]的格言中写得明白：“自然的力量是凭借手段的多样性或是物质多样性，以产生如此多样的事物。但如将手段的多样性抛开，或是物质的多样性抛开，自然就只能操控一件或一种事物。它也只能操控现有的事物。”现在，如果自然能够选择物质的多样性，操纵这些天堂与人间的造物，它便有了理性与意志。它将因目的而开始，有理由以处置弃，有美德与知识来完成，有力量来统治。如果没有它，所有的事物都将一致如一，天堂之物与人间之物都将一致如一。如果我们给自然这种意志，这种理性，这种过程、判断、与力量，“然后我们为什么不叫这种原因上帝，而叫自然？”“对于上帝，人皆有概念，人皆将神之力量奉为最初与最尊”简而言之，承认与崇拜这最初与最崇高的力量，是人类真实理性的真切判断（没有权威比理性更被束缚）。“真正的哲学，是从那些起伏流动的事物中，升华到永恒不变的事物中。”
再谈谈其他。即使是在用语上将上帝与自然混淆，于我也已不止是最卑鄙的手段，更是极端的不虔敬做法。上帝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处理事情，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以之容纳荣誉与耻辱。而自然什么都不能处理，只能根据物质的意志来工作。上帝控制一切，自然顺从一切。上帝对万物都拥有慈悲，了解并热爱他所行的慈悲；而自然，对万物也行善，但是不了解也不热爱这善事。上帝在他自身中拥有一切，自然却一无所有。上帝是万物之父，让万物产生；自然是因所有事物而产生，事物在其中生活与劳动，而自然不能单独存在。我们能说是因为对地球之深重情感，导致沉重的事物向其坠落？是因为一种理性，将河流引流到盐水的海洋里？火焰燃烧所有可燃之物，我们难道能将其归因为火焰的知识？如果感情、理性与知识存在于这些事实之中，那么，自然也通过同样的感情、理性与知识而运作。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事物如此发展（让我们称其为形式、自然，或其他），是因为它们通过不可抵挡的推进力而运行，或是通过最高力量注入的功能而运行。我们不应过于惊讶或是膜拜这种功能，或是拥有此功能的生物。但是这一点让人啧啧称奇：人们所膜拜的自然，创造出万物的如此性质与功能，却对自身不知，对操纵的物质不知，对他所有的美德与力量也不知。纵使如此，它仍然将万物引向最终极的完美。所以，所有理性的人，都因所有的旧事物、与世上曾存在的一切具有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而建立起一个认知的平台：他们相信，有一种无限的、永恒的力量，（必要性也向我们证明了，没有信仰与理性的帮助，就没有权威的力量），让世间万物跟随神旨的指引，就如从最初的源泉涌出后，河流之水便会跟随着之前的轨迹奔腾流动。
我迄今为止所谈论的，是理性自己教给我们之事，而这就是知识之起源。“智慧开先河，宗教紧随其后，因为需先了解上帝，而后能跟随他。”柏拉图称这种智慧为“绝对之善的科学”，又称之为“最初的、永恒的、无限的事物的科学”。因为“信仰（义赛多所言）不是在暴力强逼下产生，而是被理性与范例说服。”我承认，诸如质询上帝之本源，探究他的力量、他的艺术及他是怎样创造世界，或是查明他的秘密审判与其原因，这种种更深刻的质询不是理性之结果。“他们跟着理性而变疯。”因为若没有羞愧或是耻辱（法国作家说，‘一个人当他发现不可能走远之时，就只好休息。’则不管有什么超出了了真理的范畴，它仍是被承认的。理解力本身并非无限，而是根据它的名字与天性，成为一名最了解自己技艺之极限的老师。）因为理性与必然性均告诉我们（理性，就是‘人类身体中萌芽的部分神性情感’）世界是由无限之力量创造，却不能教给我们它是怎样被创造的。同样的理性与必然性让我们知道，同样的无限力量在世界中无所不在，却无法让我们知其所以然。因着无知，我们的信仰不是日渐薄弱，而是日益强大，因为是同样的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自然——一个能够被人类完全了解的事物——不能被称为上帝。
我已经对之后故事或是因自己之借口发表了长篇大论。尤其看着整体是那样薄弱，总容易不攻自破，于是以这些那些段落为借口。在书籍篇幅最长、最不合适的部分，我在地基已打好、第一部分已结束后去扩大一座广厦，不知怎样请求读者宽恕。人们知道在平均分配中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仅需要数字与测量就可以。除此之外，它与很多同时代的书本相合，那些书中，说教很多，智慧之言却寥寥。“我们被自己窃走”，我们将自己已有之物设定一个高价。但是对于这点，虽然一位已故的好作家提出过抱怨，但我仍不会因此改变做法。我想他明白那些认为自己是最英明之人的，不过是悲惨的无知之徒。那些在与世界之广大空虚与愚昧之战争中骁勇善战的人们，总是能够保护好自己，防止自己毁于自身，毁于自恋、自视过高或固执己见。
考虑到作品的顺序，我只从论证中做出建议。比如第一部分描述了亚述人[182]，在巴别塔（Babel）沦陷后成为世界最初的伟大的列王，然而他们在后世眼中却不足挂齿：后世人们认为这些事业不甚宏伟，名不副实，只有尼诺斯与萨米拉米斯除外。
希伯来书的故事诞生于奥林匹亚德之前，它没有湮灭于时光的洪流，而从诞生之时直到今天都将自身保存下来，尽管并非完好无损——许多长篇的言论（圣经的许多段落都对此进行引用）已经无处可寻。至于其余故事的碎片，诸如国王与王子一个在此处、一个在彼处同时进行的种种行为，我采用了漫笔的方法将它们联系起来。用维吉尔的话说，“他们在时间之深渊中漂浮着，显于此处和彼处。”
很多发明创造产生于同样的时代之始，然后流传到今日我们手中，然而在如此之长的航程中，很多作者的名字都已消逝。这些时代有其自己的规则，他们拥有形式多样的政府、王权、贵族制度、战争政策、航海以及人们所需贸易的全部或大部分。我们于是讲述这些（在通史中，我们会因为遗漏上述事物而留下大片空白）不能被称作“岔题”。确实，我的笔下也曾有过很多如此之段落，若这些属于我的责任，我则应该将此错归入堆积如山的人为错误中去。我们在生命中都有脱轨之时，是的，当观察到人类的生命总是在脱轨后，我记录下他们的生命与行为此事也许会被宽恕。毕竟，我对历史等法规并不是一无所知。
很多人试图教授这些，但是无人比博学多识的弗兰西斯·培根教授得更好，更精要。先知与信徒也同样教导我们基督教律法，并每天进行传授，但是我们还是会严重脱轨。是的，老师自己也不会（全部）一直走那条指给别人的路。
对于其他事件，在波斯人从迦勒底人[183]手中将王国夺来，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君主国，滋养出比别处重要百倍的人类活动后，我决定将这个帝国的故事加入故事的序列中。它非常繁盛，我们国家的事务也将与其有联系，并可借鉴参考。关于希腊之命运——他们又一次由波斯人掠夺国土之时——我们应对其有同样的观察。同样，我们也将予以探察，当罗马比希腊更宏大之时，罗马曾发生的种种事件。
对于米底王国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迦太基人，以及其他抵御了之前帝国、并最后变成它们的组成及扩充部分的国家，最好之事无过于回顾他们起源之时的知识，如他们在国家繁盛之时，抵抗了某某君主，到最后被吞并等的时间与地点。这里我沿袭最伟大的地理学家的做法：他们从不给那些汇聚成宽阔的河流的小溪命名；直到那一日它们统一、聚集，变成大江流向海洋，地理学家们才会给其一个名字。如果读者觉得本书措辞软弱，且文风不一致；第一点证实了这些文字确凿无疑出自我的笔下，第二点我请求您因事物的多样性而宽恕。维吉尔在其田园诗中写到“微妙的管弦乐器”，却用更强大的乐管吹响埃涅阿斯战役的号角。我承认，在我第一本书中使用了各种希伯来语词汇，之后也重蹈覆辙。读者与我自己都会认为我并不通这门语言，但是无可否认，我使用的希伯来语词汇一部分来源于蒙塔努斯（Montanus），另外一些来自西诺西斯（S.Senensis）中的拉丁文字，剩下的乃借用一些友人的翻译。但是我不能说精通任一，在十一年中的空闲中，能够得到这种程度的知识，或得到其他语言的知识，都不足为奇。我知道人们会说，若我写我自己时代的故事——就如同旁人一样从井口近处打捞上水——将更可取悦读者。
我将回答，对于那些执笔现代史之人，跟随真相时将离根基太近，也许会踉跄一跤，磕掉牙齿。没有女教师或是向导曾将她的跟随者与仆人带入更巨大的不幸中，那些在她太远处跟随之人，会在视线范围内丢失向导，自己也迷失了。对于那些在不长不短的距离跟随之人，我不知道我是该将这个过程称作适度、还是卑鄙。确实，我或许曾将他人观点物尽其用，却从未步他人后尘。我现在时日无几，定然不会再去模仿那些出于雄心勃勃、或出于极端怯懦，或两者兼而有之（当死亡可以在其肩），在床笫与墓地之间仍奉承世界之徒。执笔古代史（在这种状态中）对我已经足够。个中缘由无法细说，我通过讲述过去指明现在，并以此谴责那些仍存于世的恶人，他们的品质早已腐烂不堪。这可归咎于我么？我无辜清白，但对于这一点实难停止。确实，如果有一些人觉得他们与“古代之虎”的斑纹相似，会埋怨我重新勾画他们。而关于这点，他们理应公正地指控自己，而非错误地指控我。
我在上帝陛下前申辩，我对普天之下的人都没有恶意。我知道令众生都满意是天方夜谭，思及几乎没有人对自己完全满意，或是可完全担当所作所为，因为他们受个人情感支配，在一日中常判若两人。塞内加所言我也同意：“对于我，一人就代表全部。”伊壁鸠鲁也说过，“我做此事不是为所有人，而是为你。”或者（正如其之后便一蹶不振）我可以借一位古代哲学家的话，“一个就足够了，无物就足够了。”是为了服侍伟大的亨利王子，为着持续的、基督世界最为广大之希望，我着手这篇作品。他详细阅读了一些部分，并宽恕了那些疏漏之处。
现在，把作品抛向那些没有大师的俗世吧。在那里，所有呈现出的东西都是一面受打击，一面受赞誉。“我们赞成同样之事，我们也谴责同样之事——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不过，这些论调并不属实。我知道，正如恶人心怀恶意，慈悲之人也会带着慈悲判断。目前的逆境已把我缴械，而我已匍匐在地，身处人生谷底。我的处境低到不能再低，也不能再度崛起——正如自然条件的匮乏不会让人养成好习气，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人也难以成事。
我将读者想成绅士和谦恭友好之人，祈盼获得他们宝贵的意见。若第一卷可蒙恩被大众接受，我承诺会写作第二卷或第三卷（我也在打算）。对那些已经完成的部分，思考或许已足够、甚至太多；让我们不要用这样丰厚谦恭的话语来抓住读者，否则我们将愈发被当作提着笨拙的笔写作的愚人。总而言之，我在此中寄予了厚望，尽管我面前已有那些不绅士，也无礼的读者，我将用我的爱与宽容，我最大限度的爱与宽容接纳他们。因为若非如此，我不会有如此闲暇写出此书，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愚人之印记。
（译者：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