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法〕乔治·居斯多夫 [1]
为什么是《波斯人信札》？我们几乎只能从促使出现这部虽有瑕疵、但注定要在法兰西文学中占有地位的小说之表面和深刻的原因进行思考。不妨设想一下：孟德斯鸠，年方三十，外省年轻贵族，从业司法，案牍役使，碌碌无为。他厌倦这种生活，他要消磨时间；他读书，参加地区首府学术组织波尔多科学院的研究和各项工作。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一个急切想实现眼界更加开阔的憧憬，而且有机会领略巴黎生活乐趣的人的不安于现状之心得到满足。
就像夏朗泰·拉斯蒂涅 [2] 随着能力和野心的增长，在昂古列姆找不到一展鸿图的舞台，孟德斯鸠想在巴黎取得一席之地。但他并非两手空空前往。喝彩之声，一下子在知识界、在首都沙龙响起，他备受欢迎。《波斯人信札》这部尝试之作，这部杰作，成为他的资格证书，他的知识贵族推荐信，他的护照，靠着这一护照，这个外省法官从此便作为合格的巴黎人物而为人敬服。诚然，过了很久之后，孟德斯鸠将要为这第一本书中某些放荡不羁的思想和风俗感到遗憾，但他把这说成是年轻之过，并为自己的宽容辩护。
不管怎样，目的是达到了。《波斯人信札》的作者看到巴黎最有名气的沙龙都向他开放。他属于幸运儿，受到乔弗兰夫人 [3] 、戴方夫人 [4] 、朗贝尔夫人 [5] 、汤桑夫人 [6] 的接待。他甚至得到法国知识界的泰斗丰特奈尔 [7] 的赏识和保护。人们无法幻想有更加辉煌的成功；但随着荣誉的奠定，也必然引起了保守思想者的愤怒攻讦和笔墨官司。
成功的原因在于作品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有深刻的内涵，在某些方面，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开始时，无疑只是供作者及其朋友共同消遣而已。乍看起来，《波斯人信札》靠想象和奇思这两者的魅力来装点，正如作者本人在很久以后这样指出：“没想到从《波斯人信札》中居然发现这像是一种小说，这真是令人再高兴不过的了。读者看到这种小说的开端、发展、结局。各种人物均被置于一条把他们联系起来的链条之中。……郁斯贝克在外的时间愈久，他家后房内部愈加混乱，也就是说怒火愈炽，爱情日薄。”（孟德斯鸠：《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想法》）
在这部小说里，有流血、肉欲和死亡，还有些许色情的作料，使这一切更加津津有味。这还远不是非凡的萨德侯爵 [8] 笔下阴暗的狂暴行为和真正的魔鬼；那个世纪才过了二十年，而孟德斯鸠的胆量还没有超出有教养的言情文学的界限，况且这种放荡不羁也已经容易流于色情了。这些信是“波斯人”的信，体现了当时人们由于阅读同时代的作品而抱有的对假东方的时代热。嘉朗 [9] 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以其想象的新世界的魅力令欧洲倾倒。寄居英国的法国胡格诺教徒 [10] 约翰·夏尔当 [11] 在1664—1680年完成，并在1686年和1711年发表的游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孟德斯鸠还参考了其他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也有助于他从远离伊朗的地方，为西方人的猎奇，构思出一个活动的舞台。孟德斯鸠根本不是第一个利用这些可能性的人。博学之士已经发现了幻想小说这种体裁：例如马拉纳和科托朗迪的《大贵族的间谍》（1680），或者又如埃克斯法院律师J.博内的《致伊斯法罕文学家米斯拉的信》（1716），这些小说成为《波斯人信札》的先驱，而拉伯烈德老爷 [12] 本人则有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因此，在《波斯人信札》之前，便已有某些波斯人信札，但这些先例的发现，并无损于孟德斯鸠这本书，因为它们早已被人遗忘了。这些源泉从地下冒出，是这部牵动我们之心的作品激起的微澜的结果。我们喜爱的《波斯人信札》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比在它之前的那些信还提供了某些东西，某些不同的东西。这种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并不在于小说本身，而且必须承认，尽管孟德斯鸠竭力洒上若干香料，小说仍不脱平庸。后房私通的情节，虽取材于夏尔当目睹之事，可在今日读者看来，显得刻意编排，而没有莫扎特《后宫诱逃》 [13] 的优雅韵味。那些妻子或侍妾，不管是否得宠，以及她们的婢女和阉奴，都不太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本人也并不把这些认真当做一回事，以避免发生某些张冠李戴的现象。读者对于这种爱情游戏的两地相思和悲剧式的解决，完全无动于衷。孟德斯鸠苦心孤诣地把欧洲日历的日期改写为东方式的日期，这把戏并不能令人心服。把机械的东西这样镶贴在活人身上，只不过凸现了煞费苦心的造作而已。
我们在《波斯人信札》中的注意点不是德黑兰，而是巴黎，1711年至1720年的巴黎，而不跟作为这部书信集装饰品的“月份”计算的任何对应联系起来。一方面，一个虚构的女人，孟德斯鸠一刻都不想为她说什么公道话，只是从夏尔当准确而客观的叙述中借用一些道具而已。《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奠基者，在那些构成严格意义的波斯小说的四十封信中，几乎没有让人对自己的意图有所猜疑。人物的心理、人物所组成的情节，始终都是简单不过的。文质彬彬的郁斯贝克，对于巴黎和法国的现实分析得鞭辟入里，却以令我们反感的无人道的方式——如果我们姑且把这当真——来解决其后房奸情这个难题。
那么，为什么是“波斯”，又为什么是“波斯人”的信？无疑是为了给沙龙消遣，为了解闷，同时通过让公众开心来掩饰其写作的真正目的。就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而言，孟德斯鸠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墨西哥人信札、日本人信札或者莫斯科人信札的。我们在高比诺 [14] 的《亚洲新闻》中可以找到高比诺对自己深刻了解的真实波斯的回忆；而这在《波斯人信札》对东方的十分造作的描述中则根本找不到，因为《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对东方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对于“波斯人怎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必须这样回答：郁斯贝克只是个用来障人眼目的波斯人，不过这个歌喜剧人物穿着借来的服装，把别的某个人掩盖了起来。这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具体的人，而仅仅是一个视孔。乔装打扮是某种观点的面具，是拉开距离以更新思想的障眼法。距离拉大，习以为常的明显事实，便不受缆绳的束缚；远离是作为让一种新型人物介入的调和剂。这个假波斯人出现在书中，只是因为他拥有外来人的特权，他是远方来客，故尤其具有否定和缩小的价值。这位异域的人被选来充当我们国家发生的事物的目击者，因为他可以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他是个无根无影、没有身份的人，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事实的揭露者。
对东方事物进行虚构，要求思想上有切身的经验。中世纪欧洲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圣事价值作为栖身的堡垒，罗马犹如一个知道自己掌握着尽善尽美的人，生活在这种人所特有的自以为是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重大发现，掀开了障蔽眼界的帷幕：人类千差万别，各自与他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犹如我们与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一样。人们不再匆匆忙忙给别人定下某种形象，而多元化的确信不移之事也互相抵触。现代的思想就诞生于这些纷争之中，纷争令人不得不需要某种仲裁，以对相互竞争的真理作出裁决。人们发现犹太——基督教的神启以及各种价值，在世界上只占有狭隘的一隅之地。尽管尚有阻力，真理本身应当改变衡量的尺度这种观念出现了；应当从世界和人类的范围来界定一个真理。身居异乡对西方文明的看不惯，是朝向对普遍认同的一种新意识迈出的第一步。
由于新视野的启迪，西方的思想危机自16世纪开始表现出来，这尤其在蒙田 [15] 的代表作中可以看出。《随笔录》的作者发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之事的根本缺陷；西方的价值并不比旅行家们向我们肯定的在别处用以保证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些价值更有内容，更为优势。但是蒙田的清醒思考并不能动摇西方人的自以为是，因为西方人自恃在技术和军事上占有优势。笛卡儿 [16] 的怀疑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成为用来肯定一种居于胜利地位的道理的支撑点，因为这种道理的教义又把神学睥睨一切的最高权力用来为自己服务。
孟德斯鸠继培尔 [17] 和丰特奈尔之后，目击了古典本体论的衰亡。这位波尔多青年法官肯定并不想奠定未来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他的并不恢弘的计划，对于启蒙运动时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状态来说，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从此再也不能用以前那种已完全陈旧、无可挽回的自以为尽善尽美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了。《波斯人信札》的思想空间与波舒哀（1627—1704）的思想空间是截然不同的对照。《世界史教程》（1681）完全以犹太—基督教的拯救灵魂的历史作为世界变化的重心；各个时代的延续、各个帝国和各种文化的嬗变，只是根据《圣经》中的上帝所选择的道路，为了陪伴基督的化身而介入其中而已 [18] 。波斯出现于波舒哀的历史长卷之中，但它在这画卷中，只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更好地宣扬一个纯粹罗马天主教的神明的意图。波舒哀片刻都没有想象到某个人有可能是波斯人。与此同时，在作者死后于1709年发表的《根据经文论政治》，更认为凡尔赛的君主及其专制制度绝对有效，万古长青。路易十四之所欲，就是上帝之所愿。
1709年，孟德斯鸠29岁，但他所生活的世界，已不是波舒哀的世界。波斯人郁斯贝克，作为冷眼旁观者，注意到了罗马教会的没落：“按照欧洲的现状，天主教不可能在欧洲继续存在五百年”（第117封信）。新教国家，尽管其“变化”受到莫城主教 [19] 的抨击，却是最为繁荣，也最为强大。作为穆斯林，郁斯贝克置身于基督教各种教派和各种政治习俗的纠纷之外。对于路易十四死亡本身，他的悼词由于冷漠无情，比一切抨击文章都更为严厉：“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死了。他在世时，曾使那么多人对他议论纷纷，可他死时，大家都不置一词了。”（第92封信）
受到波舒哀和路易十四一致憎恨的费奈隆 [20] 去世过早，他的反对只限于一些私下的作品，或者用《泰雷马克历险记》（1699）——早于《波斯人信札》的荷马式书信或希腊人书信——这种传奇的面纱来掩饰他的反对。青年孟德斯鸠属于在过于漫长的路易十四时代于凄惨的暮霭中正在结束时进入成年的一代。《波斯人信札》所标明的时间在1711—1720年之间，正处于两个时代、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生活方式的过渡时期。这些信是一个结束而另一个开始的编年史。一方面是凡尔赛老人日益没落的巨大阴影，另一方面是一个摆脱了其束缚并不顾一切地投身摄政时期政治和财政实验的社会的骤然减轻压力。专制君主的死亡带来一个巨大的希望，障碍已经扫除，只要从自由开始，一切都似乎有可能实现。为什么法国不会在18世纪取得成功呢？
拉布吕耶尔 [21] 在其《品格论》中勾勒了一个静止的并日益僵化的社会。这个讽刺作品保卫着家长的价值，而几乎没有触及基础。基础还没有发生问题。巴黎人拉布吕耶尔的各种惊讶、愤慨，令人注意到观察者与其同胞之间，对一种同一性的实质的看法有某些不同之处。波斯人郁斯贝克并没有受这种同一律的默契的束缚；出于波斯人的参照标准，他必然产生一种根本看不惯的心理，从而看穿最巧妙地建立起来的信仰和行为的怪诞。法国人怎么会这样呢？
经过这一番除垢清洗，必然会引起一种毫不容情的批评活动，其中，孟德斯鸠的洞幽烛微，表现得淋漓尽致：政治和宗教，各种禁区无一得免。既自称波斯人，这就是要求享有怀疑一切的特权，也就是要进行理性的比较。不合实际的东方是西方的不合理性最好的揭露者；可以把此处的人跟彼处的人背靠背地对簿公堂，彼此都要在一个上级法庭为自己辩护；习以为常的事实必须为其合法性寻求新的承认。波斯的习俗并不比法国的习俗好，但也不比法国的差。这个波斯人，由于是个揭露真相者，不由自主地扮演了普遍理性的先驱者的角色。“你为了求知，远离祖国”（第106封信），郁斯贝克对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写道。为了求知，必须远离祖国，以改变思考问题的中心点，从而一旦回国后，以新的眼光看他的祖国。只是在这时候，思想才会从带有成见转到接近真理。广义相对论就是从改变思考问题的中心点产生的，它给思想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这条实证主义的公式，概括了《波斯人信札》给我们的裨益。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人中首先理解这个发现的人之一，而这个发现可能会使波舒哀震惊不已。
就这样，假波斯人郁斯贝克以他的形象，预兆了不久之后，在启蒙运动时代公开鼓吹“世界主义”的这个新欧洲人的角色。他有一些先驱者。从17世纪80年代，在废除《南特敕令》前后，形成了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移居国外，成为没有法国的法国人，外国的法国人，英国和荷兰、瑞士和德国的法国人。这些知识分子甘愿为了信仰自由而付出流亡的代价。皮埃尔·培尔和亨利·朱斯泰尔、巴斯纳热·德·博瓦尔、彼埃尔·科斯特和到波斯旅游的约翰·夏尔当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群奠基者。他们疏远了专制而无人道的祖国，捍卫着超越于带有偏见的各种利害关系冲突之上的批判精神，成为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利己主义和一切民族本位主义的普遍理性的代言人。波斯人郁斯贝克的判断经常与这些国内的外国人不谋而合。背井离乡给这些人提供了一种判断新真理的原则。
十五个世纪以来，自以为掌握了一种普遍真理的西方，发现了文化世界的多元性。各种文艺世界都自认为是某种真理的合法所有者，故可以加以垄断。如果有人不愿流于主张“各有各的真理”的悲观论，那就势必要通过某种新的探索来答复相对论的挑战。在各种真理之上，有没有一种真理、一种上级法庭，像公分母那样，使所有善意的人的各种愿望和向往——不属于欧洲文化特点姑且不论——通过这一公分母得以通分呢？寻求人类真正的普遍认同的启蒙运动时代的这个带根本性的疑问，便是写作《波斯人信札》的原因。
《波斯人信札》属于一种颠倒式的虚构游记：把一个不真实的游客送到一个真实的国家去。这种手法并不新颖；作者装作是自己这个社会环境的局外人，对既定的现实作出新的释读。伏尔泰后来在他的《至微至大》 [22] 中利用《格列佛游记》 [23] 的先例，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改为天外来客，改为休伦人 [24] ，改为天真汉，多方面地揭露了各种文化龃龉、任意专行和固执偏见。虚构式游记的主人公在假想的视野中寓寄着优美的精神，于是在书中，由于目光的更新，这种精神便在熟悉的世界中表现了出来。西方人对东方所揭示的事物而产生的惊讶，从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人虚构的惊讶中，得到了等价交换，或者说得到了补偿。西方的信仰、态度和行为，在一个对此一无所料的人的眼里，显得就跟易洛魁人和霍顿督人 [25] 的风俗一样怪诞，一样不可辩解的了。
欧洲的学者们自开始世界探险以来，就发明了东方学和人种志，作为适于了解劣等并通常不发达的兄弟的认识方式。稍加思考便会知道，不存在什么东方，东方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其根本理由就在于东方人从来都是某个人的东方人。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穿着奇装异服，是作为信使，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各种透视法是相互依存的。他告诉欧洲人，条分缕析的人种志，是由人种志本身开始的。而这种不费分文、足不出户便产生身处异乡的困惑迷惘提出了文明的基础这个问题。
就像后来的伏尔泰那样，孟德斯鸠以讽刺的方式提出他的批评。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人可能对此莫名其妙，并且就像我们阅读《缚住的鸭子》 [26] 那样去阅读《波斯人信札》。但是通过这样的论证，会产生更深远的意义：它使西方人走出他们高傲的孤立，发现自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人类的成员。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是走向对各种文化进行对比的第一阶段，是肯定一种对比文化所必需的序幕。虽然现在已成立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可是在《波斯人信札》所提出的道路上，20世纪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1] 乔治·居斯多夫，1912年生于波尔多附近。1933—1937年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1948年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曾发表多部哲学著作。1966年发表《人文科学与西方意识》五卷本。——译注
[2]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到巴黎后取得成功。——译注
[3] 乔弗兰夫人（1699—1777），其沙龙享有欧洲声誉。——译注
[4] 戴方侯爵夫人（1697—1780），其沙龙接待过丰特奈尔、孟德斯鸠、马里澳和百科全书派。——译注
[5] 朗贝尔夫人（1647—1733），法国文学家。费奈隆、丰特奈尔、孟德斯鸠和马里澳常出入其沙龙。——译注
[6] 汤桑侯爵夫人（1682—1749），法国文学家，达朗贝之母，因其沙龙而著名。——译注
[7] 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和诗人。——译注
[8] 萨德（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家，作品充斥着对妇女的变态性虐待的描写。——译注
[9] 嘉朗（1648—1715），法国东方学家。《一千零一夜》的译者。——译注
[10] 即法国新教徒。——译注
[11] 夏尔当（1643—1713），法国旅行家，曾游历印度、波斯，著有《波斯国王苏立曼三世的故事》、《波斯与东印度游记》。——译注
[12] 指孟德斯鸠。——译注
[13] 歌剧《后宫诱逃》是莫扎特（1756—1791）艺术成就达到巅峰的作品之一。——译注
[14] 高比诺（1816—1882），法国外交官和作家。——译注
[15] 蒙田（155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著有《随笔录》三卷（1580，1588）。——译注
[16]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及学者。——译注
[17] 培尔（1647—1706），哲学家，著作《历史与批判辞典》。——译注
[18] 参阅伏尔泰《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的《译者前言》。——译注
[19] 指波舒哀。——译注
[20] 费奈隆（1651—1715），法国坎布雷大主教、文学家。——译注
[21] 拉布吕耶尔（1648—1696），法国写讽刺作品的道德学家，以法国文学杰作《品格论》而著称于世。——译注
[22] 伏尔泰哲理小说，写来自天狼星的游客，发现人类极端渺小又极端自大，通过这两种极端，说明普遍的相对论。——译注
[23]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以假想的大人国和小人国来讽刺时政。——译注
[24] 北美印第安人。——译注
[25] 易洛魁人泛指全部操易洛魁语的北美印第安人。霍顿督人，原占有南部非洲整个西部地区的游牧民族，现聚居于纳米比亚南部。——译注
[26] 法国的一种讽刺幽默杂志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