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瓦·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
（1829—1918年）
瓦·瓦·别尔维是70—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政治界人物之一。他的兴趣极其广泛，可谓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哲学家于一身。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谈到别尔维的主要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信中写道，别尔维在其著作中贯穿着对地主、资本家与官僚的强烈仇恨。我们知道，正是这种对剥削者的强烈仇恨和对工人、农民的极其深刻的同情，使得别尔维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同时代人证实，弗列罗夫斯基的书对青年人的影响方面并不亚于米尔托夫—拉甫罗夫的名著《历史书信》。
瓦西里·瓦西里叶维奇·别尔维以弗列罗夫斯基的笔名闻名于世，他在1829年诞生于喀山大学生理学教授维利格利姆·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别尔维的家庭里。
弗列罗夫斯基的父亲是一位才干平庸而又偏于保守的人物。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对周围现象具有求知欲和兴趣的时候，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如何防止儿子沾染上自由思想。弗列罗夫斯基的父亲的操心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年幼的弗列罗夫斯基钻进了父亲的图书室，并在那里贪婪地吸取了“自由思想”。他的父亲小心翼翼地防备儿子别尔维沾染的正是这种自由思想。年轻的弗列罗夫斯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这个孩子是在弗列罗夫斯基本人描述为“野蛮人环境”里长大的。早在孩提年代，他就开始具备思考问题的激情。弗列罗夫斯基而后写道：“没有一个我可与之交流思想的人，没有一个我能从他嘴里听到生动语言的人。” [1]
16岁的弗列罗夫斯基上了喀山大学，并于1849年在该校的法律系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司法部供职。
在供职期间，弗列罗夫斯基获得了特别委任官之职。但是，他的“官运”并不长。在司法部的司里供职使弗列罗夫斯基感到苦恼：那种死板的文牍主义与他的创造性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在司里继续留任，无非是希望能够通过借助自己在法律、经济、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来进行一系列减轻被压迫者困境的工作。
弗列罗夫斯基招致司法部长帕宁伯爵对他的不信任。帕宁在1862年3月7日给宪兵名誉长官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秘密呈报中写道：“去年年底，他（指弗列罗夫斯基）的某些行为使我怀疑他在职责方面的思想是否坚定。因此，当1860年11月份人民教育部前部长问我，在派遣别尔维出国准备获取最高学位方面是否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回答普佳京伯爵，根据上述理由，用官费派遣别尔维出国留学，依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因此，别尔维没有走成。” [2]
1861年，哈尔科夫大学表示愿意给别尔维法律系财政法教授的职位。为此，他去找彼得堡大学的熟人卡维林教授出主意。卡维林愿意对他进行帮助，向他提出留在彼得堡大学当国家法教员的问题。卡维林给弗列罗夫斯基写信道：“但是，你首先必须通过学位考试，我们把你送出国去留学两年。两年以后，你将可担任国际法和欧洲列强国家法的教授。” [3]
弗列罗夫斯基在同一处写道：“我似乎觉得，我达到了自己一生的目标。”
然而，弗列罗夫斯基的有关从事大学学术活动的设想未曾实现。沙皇政府开始对他进行不断排挤与迫害。弗列罗夫斯基被迫在遥远的边陲的偏僻角落度过其整个创作生涯。
1861年，在弗列罗夫斯基动身到国外学术出差的前夕，他碰上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旨在反对撤销自由派教育部部长伊·科瓦列夫斯基以及反对政府在高等学校、整个教育事业方面的反动政策。
他在《三个政体……》一书中是这样描述他一生中的这一重大事件的：“我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去问法律系主任，我的补充考试定在什么时候，并与他一起穿过大学。我惊奇莫名：我看到大学周围的广场上和大学的庭院里挤满了人，而大学附近则驻扎着军队。原来，我意外地碰上了那个原先在科洛科里大街举行的游行示威集会。我应当说，我赞赏大学生们行动时刻的那种秩序和镇定自若。” [4]
这次示威游行的领导人遭到逮捕。于是，全俄各大学开始骚动起来。弗列罗夫斯基感到，他有责任援救被捕的大学生。
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可以通过向“仁慈”、“大救星沙皇”发出呼吁的途径来停止警察的镇压和大规模的逮捕。他向沙皇写了请愿书，请求释放被捕的大学生。这件事的结果是：一些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成员锒铛入狱，其余的人则必须说清楚。弗列罗夫斯基因此被禁止在所谓自由大学里讲课，他的往海得尔堡的出国之行也遭禁绝。1862年，瓦·瓦·别尔维又向亚历山大二世提出抗议，反对逮捕特维尔省的那些调解农奴与地主间纠纷的中间人。招致这一抗议的情况如下：
大家知道，在农奴“解放”以后，农奴暴动进一步加剧。农奴的不满情绪成了在一小部分贵族中开始滋生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理由，这一小部分贵族为了维护现存制度，力求对农奴作出让步。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兄弟为首的部分特维尔省贵族决定：建议贵族们作出决议，在法定证书 [5] 上写明，给予农奴以划给他们的份地的所有权。
特维尔省的贵族接受了巴枯宁兄弟的这一计划，30个调解农奴与地主间纠纷的中间人以及2个贵族首领在代表大会上聚首，并将通告分送各乡。通告声称，他们根据特维尔省贵族的意愿，今后将把份地拨给农奴完全所有。根据帕宁伯爵（司法部部长）的指令，他们因此横遭逮捕，被押往彼得堡并投入要塞。
别尔维获悉特维尔贵族被捕一事以后，决定向沙皇提出抗议，并给俄罗斯贵族写信，指出逮捕特维尔贵族之举是非法的。同时，他决定向英国大使介绍这一事件。他在给英国大使的呼吁书中写道：“……我谨极诚恳地请求……我将上述情节奉告英国人民，因为，我不希望，像英国人民如此值得尊敬的人民会以为，俄国政府的这种独裁与压迫行为不会遭到被压迫者的抗议。” [6]
参加示威游行和向沙皇请愿（1861—1862年）成了对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严峻考验的开端。
别尔维的整个抗议活动被宣称为精神病发作所致。抗议者被关进了疯人院。
他在那里待了六个月，结果被公认是精神健全的人。
从此，别尔维的生活就是流放代替监狱，监狱代替流放。
1862年3月7日，别尔维首次被捕。同年12月10日他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
1863年8月10日，他在阿斯特拉罕被捕，并被押送到喀山监狱。1864年1月他被流放到库兹涅茨克。1865年6月他被转移到托姆斯克。
1866年，他被押解到沃洛格达。旅途苦不堪言，从6月中旬一直拖到9月底，竟长达3个半月之久。1868年他被转移到特维尔。
1870年，瓦·瓦·别尔维在不许进入首都的条件下获释，落户于离彼得堡70俄里的柳班。
1871年，他迁居到芬兰。1874年，他又遭逮捕，被驱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申库尔斯克市）。
1875年被赐予“恩典”，弗列罗夫斯基被转移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以便可以使其子女上中学。但很快，在1875年被抄家以后，重新被送到申库尔斯克。1876年，他被流放到科斯特罗马，在该地待到1890年，然后，他动身到第比利斯。
只是到了1893年，他才获机会奔赴国外，到了日内瓦。他从日内瓦转赴伦敦。
1896年，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回到俄国。他在科斯特罗马地方自治局工作不久，然后，在1897年，当他已是68岁高龄之际，到了尤佐夫卡当了个会计。弗列罗夫斯基在其一生中的最后八九年重病缠身，已经不可能从事任何活动了。年事高迈的弗列罗夫斯基于1918年10月4日逝世。
沙皇政府对弗列罗夫斯基的不断迫害，导致他对柴可夫小组和多尔古申分子的接近。
监狱和流放绝不能摧毁他的坚强性格。不管警察把他驱逐到哪里，他随时随地——在集市上，在农民中间或是在自己住处，都在进行旨在反对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压迫的强烈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流放过程中，他完成了两部巨著：《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年）和《社会科学入门》（1871年）。这两部著作使得作者不仅驰名俄国，而且声震海外。弗列罗夫斯基按照柴可夫分子和多尔古申分子的委托写了一些书。（《社会科学入门》是根据柴可夫分子的建议写的；《应当如何按自然和真理的规律生活》则根据多尔古申分子的建议写成。）这两个秘密团体的成员将这些著作大力扩散。在当时，这些书是革命青年手头必备的著作。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弗列罗夫斯基还写了一系列其他著作：《言论自由、容忍态度和我们的出版法》（1869年）、《无意识哲学、达尔文主义和现实的真理》（1878年）、《三个政体：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1897年，伦敦）。1904年，他印行了《自然科学概念批判》一书。他的其他著作曾在《事业》（署名是纳瓦利欣）、《祖国纪事》、《言论》和《星期》等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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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使别尔维扬名于世的最重要著作。弗列罗夫斯基是在流放（沃洛格达）中写成此书的。个别章节最初刊载于定期刊物，其中也包括急进杂志《事业》上。承蒙拉甫罗夫的推荐而刊载的该书的第一章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重视。然而，该书的进一步印行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杂志的编辑们对手稿大加嘲笑，出版者们认定，它根本不行。只是到了1869年，弗列罗夫斯基才能出版这本书（在恩·普·波利亚科夫的出版物上）。该书在广大的知识界和文化界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在那个浸透着农奴制残余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经济和政治普遍落后的条件下，俄国的经济思想还正处于自身成长的幼年时期。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似巨人般地巍然耸立。弗列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描述了工人和农民所遭受的无度的剥削，反映了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理想。这正是他的巨大贡献之处。
在当时，这本书的问世不仅仅是对俄国的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立即引起马克思的关注。1869年年底，马克思就给恩格斯写信道：“从彼得堡给我寄来了一本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厚达500页，写的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可惜是俄文的。这个人写这本书用了15年的时间。” [7]
为了了解弗列罗夫斯基的书，马克思开始研究俄文。他是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来研究它的。1871年1月21日，马克思在写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中说道：“……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状况》以后才开始的。……” [8]
早在1870年2月马克思在阅读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的过程中，就告诉恩格斯自己对该书的初步看法。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我看过开头的150页（这些篇幅是论述西伯利亚、俄罗斯北部和阿斯特拉罕的）。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这个人是他所谓的‘俄罗斯乐观主义’的死敌。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但是弗列罗夫斯基的书的确完全出乎意料。这样的东西能在彼得堡出版，实在令人惊奇，无论如何是一种转变的标志。
‘我国的无产者并不多，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群众是由命运比任何无产者还要坏的劳动者组成的。’ [9]
这种阐述方法完全是独具一格的，其中有些地方最能使人想起蒙泰。可以看出，这个人曾亲自到各地作过旅行和观察。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土地神秘主义（尽管赞成公社所有制形式），没有虚无主义极端。有时也有些善意的空谈，但这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对俄国农民的家庭生活，如骇人听闻地把老婆往死里打、酗酒、蓄妾，也有出色的描写。如果你把公民赫尔岑虚构的谎言寄给我，现在正是时候。” [10]
在看书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享自己对所读部分的印象。过了两天，即2月12日，他告诉恩格斯：“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使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他针对农民直接税的论战。这完全是沃邦元帅和布阿吉尔贝尔的再现。他也感到，农民的状况和过去法国帝制时代（从路易十四时期以来）相似。像蒙泰一样，他很了解每个民族的性格特点——‘卡尔梅克人爽直’，‘莫尔多瓦人尽管很脏，然而富有诗意’（他拿他们和爱尔兰人相比），‘鞑靼人机灵，活泼，崇尚享乐’，‘小俄罗斯人富有才华’，等等。他作为一个善良的大俄罗斯人，教训自己的同胞怎样才能把所有这些民族对他们的仇恨转变过来。同时，他还引用一个真正俄罗斯的移民区从波兰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事件作为仇恨的例子。这些人只懂俄语，不会说一句波兰话，然而都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并对俄罗斯人怀着波兰人的仇恨，等等。
从他的书中可以得出无可争辩的结论：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顺便提一下，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新的俄国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要同泛斯拉夫主义进行斗争，并代之以‘国际’。
弗列罗夫斯基在专门的一章中指出，异民族‘俄罗斯化’纯属乐观的幻想，甚至在东方也是如此。” [11]
在此稍后，即1870年3月24日，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俄国分部的成员的一封信中重又回头谈到弗列罗夫斯基的这本书。他写道：
“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与希望的人的作品。
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12]
我们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可以遇到援引弗列罗夫斯基的这本书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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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乃是研究当时所能得到的无数资料的结果，也是作者多年亲自观察的结果。它对60年代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作了极其鲜明的描述。在书中，弗列罗夫斯基描述了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区和外乌拉尔草原地带，阿斯特拉罕省和黑土地带各省，以及工业中心地区等地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条件。
弗列罗夫斯基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和统计资料，并通过亲自观察来予以检验。比方说，为了给西伯利亚的庄稼汉、沃洛格达农民或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的农民作出自己的结论，他研究了上述地区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县，甚至每一个乡。
6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用劳动群众的懒惰和酗酒来说明他们的贫困与无望，弗列罗夫斯基激烈地反对这类结论。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了不少篇幅来对这些“经济学家”及其他们对俄国劳动人民状况的看法进行批判。弗列罗夫斯基清楚地知道，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状况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于他们无法使用自己的劳动，在于对其无法忍受的剥削。然而，弗列罗夫斯基在对工人和农民的经济状况的分析中也有片面之处。
对弗列罗夫斯基来说，地产的数量和规模是决定生活福利的主要标准。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大规模的地主所有制、榨取农民所有油水的国家税收制度以及工厂生产的出现是决定人口规律的主要因素。在这三个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地方，对居民来说，后果最惨。按照他的看法，既然是地主和企业主在经营，那么无论是理想的气候、良好的经营，还是接近销售地区、土地的肥沃，都不会对死亡率的降低起什么作用。弗列罗夫斯基作出结论：地主在俄国的所有省份几乎都为自己安了家，从而农民的结局都很悲惨，居民的死亡就骇人听闻。
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弗列罗夫斯基企图在描述俄国劳动人民的状况的同时阐明他们生活的一切细节，每一个地方的一切特征，并用对“工人”问题的科学研究把这一切都连成一个整体。
尽管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作为描绘60年代俄国现实的统计调查的最初尝试来说，是珍贵的，但它也具有不少理论方面的幼稚性和盲目性。
弗列罗夫斯基把工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总之，把当时俄国的所有体力劳动者都归入“工人阶级”。在别尔维的“雇佣工人”的概念中包括了农民农闲时到城市去劳动的短工、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
我们在弗列罗夫斯基的这本著作中，看不到对俄国工人问题的严整的观点体系。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业及其生产者——农民。至于工业生产，弗列罗夫斯基只把它当作农业的附属物来加以考察。
本书作者在描绘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工业中心省份的工人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后得出结论，那种使工厂的产品只归资本家一方所有的制度，对工人来说，损失最大。社会应该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劳动者对资本家来说处于他不同意自己是雇佣者的地位。
弗列罗夫斯基的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符合于他所得出的结论。作者认为，建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伙关系是摆脱雇佣劳动制度与剥削制度的出路。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奴隶制将被消灭，将让位于雇佣制，而雇佣制必须让位于合伙关系。在劳动与资本大企业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则应当是合伙关系。” [13]
弗列罗夫斯基这样来解决问题，说明了蒲鲁东思想对他的影响。
在马克思的图书室里还保存着一本弗列罗夫斯基的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针对弗列罗夫斯基的“理论”观点写满了无数批注、记号和直接的意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图书室中展示的俄国书籍，《马克思、恩格斯档案材料》，国家图书出版社，第4册，1929年。）
弗列罗夫斯基的关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合伙关系”的思想，导致马克思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老一套的幻想”这样的评语。就另一处的同一个问题，马克思在页边上批注道：“这是蒲鲁东主义的要义。”马克思针对“奴隶制将被消灭，将让位于雇佣制，而雇佣制必须让位于合伙关系”这段话，加入了“荒谬”二字。
弗列罗夫斯基在适用于他所认为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的各种形式中如此经常地重复“合伙关系”这一术语，无疑地说明了他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上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物质财富。
他声称：“由于工人阶级问题而拼命挣扎的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们无法理解，最大的不公平是在于资本和劳动的产品成为资本一方所有。” [14] 这一不正确表达使马克思彻底失去了自持，以致当他读到这一处时，写下了“驴！”这样的评语，这对于弗列罗夫斯基来说，是够贬低的了。
在同一页上，弗列罗夫斯基极力论证，要是采取“老老实实的做法”，对资本家来说，将会是最合算的，那就是，与工人建立“合伙关系”并冒风险取得自己资本的利钱，马克思针对这些话批注道：“老一套的蒲鲁东式的蠢话！”
弗列罗夫斯基写道，资本家只是把他们手中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业企业投入保险。按弗列罗夫斯基的意见，资本家对这种保险有权获取保险金或资本利息，但他不能要求任何利润。作者喊道：“我的劳动生产的一切——我的。”
当然，这是关于全部劳动产品权的老一套空想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曾遭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情嘲笑，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全面地论证了这种理论的毫无根据。
弗列罗夫斯基空想到这种程度，以致认为在存在资本家的情况下有可能禁止雇佣劳动。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写道：“美妙的幻想！保存资本家的同时禁止雇佣劳动！”
作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反对者的弗列罗夫斯基同时是小私有制的热心拥护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弗列罗夫斯基不明白，由于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小私有制不可避免地会被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弗列罗夫斯基不懂，小私有制的发展产生着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嘲笑小私有制的拥护者时写道：“要使它（指小生产。——奥·阿勃拉莫维奇）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指小生产方式。——奥·阿勃拉莫维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15]
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根据无数事实与数字指出，当时在剥削阶级中间流传的“我们这里不像西欧，我们的人民在享福”的意见是沙皇的官吏和经济学家们散布的、臆造的、骗人的乐观主义。当时的现实向作者表明，这一官方的乐观主义是何等地虚假。
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当时俄国存在的税收制度是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巨大因素之一。群众在赋税的重担下呻吟。赋税制度名目繁多而混乱。这里有人头税、代役租、社会税（从国家农民身上征收）、国家地方自治税、新兵税、公民证税等等。所有赋税从纳税人身上征收，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税收都摊派在劳动人民头上。间接税的主要负担也落在他们的身上。从农民和工人阶级那里征收来的税款构成全部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二以上。假如把未列入上述名目的一系列其他赋税也计算在内，那么可以说，当时（1862—1865年）的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向劳动人民的征税组成的。
1862年农民和小市民交纳的税款占全部直接税和间接税总额（29200万卢布）75%以上（22300万卢布）。 [16]
最高阶层应缴纳的税款只占国家预算的5%，当然他们还会把其最大部分转嫁到消费者基本群众——劳动人民身上。劳动人民身上的巨额赋税使得农民和工人的本来已经极微薄的生活费更趋缩减。
弗列罗夫斯基用他所搜集的事实与数字驳倒了“俄罗斯乐观主义”（马克思语）。弗列罗夫斯基在分析西伯利亚农民的家庭收支中赤裸裸地描绘出农村的饥饿生活。假定一个西伯利亚农民的家庭只由4口人组成，那么为了养活全家，每年需要有60普特黑麦和12普特小麦，为了饲养牲口需要有20普特黑麦和80普特燕麦。他缴纳赋税、代役租和乡政府开支达10卢布；他有时需要缴纳各种临时税和其他税达14卢布。两个半人口就需要缴纳22到35卢布，平均29卢布。为此需要出售每普特17戈比的黑麦67普特，共收11卢布39戈比；每普特30戈比的小麦50普特，共收15卢布；每普特8戈比的燕麦32普特，共收2卢布56戈比。上面说的统统加起来，每年需要生产147普特黑麦、62普特小麦和112普特燕麦，除此之外，还要生产所有这些粮食品种的足够数量的种子。因此，为了收获这些粮食至少需要耕种7俄亩土地。可是，农民只能耕种一半多一点，即4俄亩。这样看来，农民生产的绝大部分被国家取走了，这个国家使得他完全有可能饿死。
作者鲜明地指出，尽管西伯利亚的土地辽阔，土壤肥沃，但是那里到处是暗无天日的贫困。消极情绪笼罩了所有的活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毫无希望的死人”，“在农舍里，就如同在监狱里一般，永远是阴沉沉的”。农村青年的境况是可怕的：他们在夏天和冬天都光着脚，大量地死于饥饿与寒冷。农民遭受着体罚，“除了使用体罚，否则，赋税是收不起来的”。
弗列罗夫斯基根据研究农户的结果指出，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只得到自己劳动所获价值的37%。
在特别丰收的年份，沃洛格达的农民生产44卢布50戈比的产品，但他得从这里缴付给地主及官税17卢布25戈比，全年给他留下27卢布25戈比，而在普通年景则只留下8卢布25戈比。读者说：“但这是饥饿的死亡啊。”弗列罗夫斯基回答说：“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正在被饿死。”
照弗列罗夫斯基的说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他的福利状况有最大的影响。按他的意见，在农业中劳动所有制是私有制的最好内容。
弗列罗夫斯基说道：“首要和最迫切需要的是将所有这些虚假的概念和观点翻个底朝天。社会应该相信，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东西是对于他的产品的劳动所有权。” [17]
弗列罗夫斯基为了给自己的关于赤贫现象与空前的人口死亡正比例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原理提供最好的证据，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36个省进行了经济分析，这种分析几乎都是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作出的。他的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东西会像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那样对60—70年代的俄国人口产生如此有害的影响。
弗列罗夫斯基指出，在有许多地主的地方，在地主为所欲为的地方，农民的贫困现象特别厉害，死亡的数字也就特别大。在地主地产最大的地方，出生率最低。60—70年代全俄国的平均死亡率是28个居民中死1个。在个别的省份是18个居民中死1个（彼尔姆省），甚至还有10比1的。弗列罗夫斯基用统计资料表明，在俄国，大地产如何导致农民的贫困和死亡。这里不应忽略，作者所援引的资料是摘自官方的全国统计手册，其中的数字是有意地被缩减了的。
弗列罗夫斯基把黑土地带的少地的省份卡卢加、库尔斯克、奥勒尔、梁赞、图拉拿来作比较，根据数字资料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地主较少的地方，甚至在少地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要比大地产的地方更好过一些，死亡率也要低一些。
弗列罗夫斯基过分简单和天真地解答问题：“……要是我们这里没有土地地主所有制，那么我们也能享受到与西欧同样的福利水平。” [18]
弗列罗夫斯基把随时随地让劳动人民看到自己可怕的境况当作自己的责任。
弗列罗夫斯基愤怒地说：“这个不幸的人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过多地考虑如何劳动，而过少地思考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压迫，免遭归罪于懒惰！” [19]
弗列罗夫斯基的总的结论是这样：“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没有任何东西会像几乎唯一地建立了大土地所有制这样具有如此巨大的和极有害的后果。” [20]
弗列罗夫斯基不理解历史的自然规律性。作为空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完全是由于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的缺乏理性所致。抛弃这一“不良现象”应当由其承担者本身来进行，也就是说，首先是由资本家来干这件事。弗列罗夫斯基天真地企图说服他们不要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求奢侈与财富，他写道，因为对个人财富和利润的不断增加的追求是建立在缺乏理智的感情之上的。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弗列罗夫斯基的这些以及类似的论点使得马克思在对他的著作作肯定的评价之中有些保留：“有些地方具有少量的好心肠的胡话。”
弗列罗夫斯基同时指出，工厂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居民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是相反，在一极增加了贫困，在另一极则增加了财富。资本家与国家、地主一起参与对工人的掠夺，促使他们的贫困化。弗列罗夫斯基证实，工业城市和地区的群众的贫困和不幸的原因有三：赋税、大地产所有制和工业的发展。
赋税和大地产所有制在降低工人的生活到贫困的地步中所起的作用与在农民的不幸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弗列罗夫斯基将旧俄国的死亡率与外国作了比较并指出，当时在法国70个人当中死一个，而在我们的工业省份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个人当中死一个。
弗列罗夫斯基说，“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致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 [21]
弗列罗夫斯基把英国的工人和农民的状况理想化。例如，他写道：“欧洲对英国的财富感到惊奇，并把它们归之于英国的贵族和资本家的功劳。人们不明白，英国之所以富有，正因为它的贵族和资本家比其他国家相对地要少一些和穷一些。” [22] 在此稍上一些他写道：“地主（英国的。——奥·阿勃拉莫维奇）害怕压迫工人，他害怕把工人弄得忍无可忍。”
弗列罗夫斯基对英国的经济现实知道得很差，他对它并不懂，否则他就不得不承认“可以说，贵族是在梦中发财致富的，他无所事事，不用冒什么险，也不用节欲。”（约翰·穆勒）他不知道，从1800年到1852 年英国贵族的收入增加了一倍。1800年它们是2250万英镑，而到了1852年，则增至4111万8千英镑。
弗列罗夫斯基指出，例如，在英国工资是最高的，而死亡率是最低的，可是在当时的俄国，工业是“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当马克思读到这个结论时，愤怒地指出：“应该了解详情就好了！”这不是偶然的事。
作者叙述道：“在英国，工人得到最高的工资，资本家得到最少的资本利息，而英国却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工业国……。” [23] 他从而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工业发展和教育状况与工人阶级支付给最高阶层的份额的减少成正比。” [24]
弗列罗夫斯基根本不知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马克思证明，资本家的收入数额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利润率；第二，用于获得这一利润率的资本量。
至于说到英国工人的工资比60年代俄国工人的工资更高这一点，那是由于当时英国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英国的资本家比那时俄国的资本家得到较低的利润率，这是对的，但是英国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润量。
英国的财富不像弗列罗夫斯基所想的那样是英国劳动人民福利增长的结果，相反，它与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资产阶级与它的国家所掌握的这一财富的增长是建立在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剥削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使其贫困化的基础上的。
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在发表于《祖国纪事》、《俄罗斯思想》 [25] 上的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土地理论。他提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野蛮地使土壤贫瘠，而村社所有制使它变得肥沃的思想。按弗列罗夫斯基的意见，由官吏支配皇室领地的情况更糟。农民竭力想离开那里，信步而行，到“在国家的所有的人中愚笨而不灵活的人最少的地方去。但是，唉，行政部门的家伙也会闯到那里去的。”
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原先的国家农民的境况最为有利，早在1861年改革以前就已经有不少土地转到他们的手中。
作者关于自己对这一改革的态度简短地概括道：“不是属于地主而是属于农民的产业，即农民的庄园用地，以有利于地主的高价卖给了原先的农奴。”
劳动农民被地主和官僚置于饥饿和贫困的境地。农民的不幸达到了极限。弗列罗夫斯基从这里看到什么样的出路呢？他对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出路应当到《土地公法》中去寻找。
弗列罗夫斯基对土地公法的思想的解释是：它不仅承认土地是全民的财产，而且同时要保证使用土地的劳动原则。农业和农村居民的整个团体的村社组织应当是这个公法的基础。
实质上，弗列罗夫斯基到处提倡用赎买的办法通过改革的途径实现土地的“社会公有”。为此目的他在自己的《北方的根本需要和国有土地的原则》一文中建议将全部私有地产转归国家—农村公社所有。为此，他向国家建议用国库资金购买大私有者的土地并将其转交给农民村社。私人出卖土地应当禁止。全部过程应于40—50年期间结束。
但是弗列罗夫斯基没有考虑到，正是他建议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它与俄国现存的土地制度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进行弗列罗夫斯基的改革对这个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同意自我毁灭的行动。
弗列罗夫斯基坚决反对当时有人提出来的关于农民通过信贷购置土地的建议，他指出，这种购置土地的办法会使农民更受奴役，会使农业更走下坡路。
弗列罗夫斯基认为，村社土地使用制是最好的土地制度的形式。按弗列罗夫斯基的意见，这一经济制度应当囊括全国，而且国家不应干涉这一制度的机构，按他的意见，社团本身会把自己安排得很妥帖。在工业中生产的形式应当是组合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合伙关系”。
弗列罗夫斯基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称呼这一切，但实质上，这就是70年代特卡切夫或其他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用来反对特卡切夫的论据之所以能被我们用来作为批判性地评价弗列罗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道理就在这里。
在70—80年代特卡切夫和其他人说，俄罗斯人是特等的社会主义百姓，因为他们具有劳动组合和土地的村社所有制。恩格斯就这个问题给予特卡切夫以严厉的驳斥。他指出，当时在俄国广泛流行的合伙形式——劳动组合是自由合作社的最简单形式，它类似乎狩猎部落在打猎时存在的那种形式。
因此，恩格斯指明，工业劳动组合是落后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在旧俄的劳动组合是加强对雇佣工人剥削的手段；许多劳动组合本身就使用雇佣劳动。“……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 [26]
同样很清楚，土地村社所有制同样表征出自己是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制度，我们能够在印度和爱尔兰等等人民中间找到这一发展阶段的制度。恩格斯说：“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 [27] 俄国的民粹派、弗列罗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正是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沙皇制度及其专制主义与村社这类产物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不错，俄国的村社有独特的形式，例如，定期重分土地等等，但是它的根本实质还是一样的。
在70年代俄国的村社所有制很快地瓦解了。当时恩格斯判明了俄国的村社所有制将很快没落。俄国的民粹派和弗列罗夫斯基“忽略”这一现象，并没注意它。
70年代的民粹派和90年代的他们的追随者总是希望有谁能阻止资本主义对村社的进攻，希望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使俄国避免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写道：“因此，就问题的本质看来，土地占有的任何特点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资本主义是根据农业、法律和日常生活等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的。由此可见，我国民粹派对问题的提法本身是多么错误，他们在‘村社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题目下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好心的民粹派不曾想过，不论制定或推翻什么方案，资本主义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而村社的农村正在变成并且已经变成了小地主的农村。” [28]
城市中经济的劳动组合形式（“合伙关系”）和农村中的土地村社——是弗列罗夫斯基的理想物。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和一切空想主义者一样，认为，一切人们社会生活的灾难产生于人们的不良本质及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不理解。
特别突出的是，自己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与流放中度过的弗列罗夫斯基，一个他的书是启发人们厌恶与仇视剥削制度的作者在声称自己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拥护者的同时，认为，社会生活制度中决定性的东西属于个性。
假如把弗列罗夫斯基与伟大的法国空想主义者首先与圣西门和傅立叶比较的话，那么这三个空想主义者的共同点就特别明显：按照他们的意见，需要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完成社会的根本改造。
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弗列罗夫斯基有时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宣传，有时进行和平发展道路的说教。他大致是这样思考的：如果现存制度的领导人有所觉悟并按他所指引的道路引导劳动人民通往幸福，那时就采取和平的发展道路；如果他们不这么办，那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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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反动学术界对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以刺刀相见。
例如，卡特科夫的《俄罗斯通报》（1870年9月）中一个匿名的评论者极愤怒地说道：“几栏数字，其中大部分不知莫名其妙地从哪儿弄来的，搜集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使俄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在其解放以后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
温和的自由派的《欧洲通报》（1869年）企图用较礼貌的方式“证明”弗列罗夫斯基所引事实的不严肃性。评论者援引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说道，在美洲的黑人值两三千卢布，因此农场主爱惜他们，可是谁也不爱惜和重视俄国的农民。弗列罗夫斯基说道：“我无法提出这种见解，这一对比（俄国农民与黑人—奴隶作比较。——奥·阿勃拉莫维奇）竟会以有利于奴隶而告终，哦，上帝！”关于这些话评论者写道：“第二章中这些描写西伯利亚农民生活的证据极少的摘录概括了弗列罗夫斯基著作的几乎全部内容。他到处看到同一现象，好像是在给涅克拉索夫先生的名诗写详细的注释，涅克拉索夫的这首名诗是以这样的叠句为结尾的：
冷呀，流浪者，真冷，
饿呀，故乡，真饿……”
但是评论者无法说明，弗列罗夫斯基援引的事实哪里“证据不足”，这里资产阶级杂志的撰稿人显得无能为力。
卡特科夫在自己的另一个机关刊物《莫斯科公报》上宣布《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疯子的著作。
俄国晚一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也是这种态度。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确认（1898年）：“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乃是其价值完全不同的各种事实的极其混乱的汇编……然而当时它无疑地对思想有过影响。” [29]
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来说，对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作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偶然的。阶级利益支使他及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流对待俄国资本主义的首批批判者之一采取沉默、鄙视的评语等等的策略。这又一次着重说明了弗列罗夫斯基的这一主要著作的全部社会政治的重要性。
我们在前面引证的马克思对《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评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弗列罗夫斯基的书有着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马克思仍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当时对欧洲来说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无畏的战士和批判家、杰出的艺术家所作出的真正的发现。
奥·阿勃拉莫维奇
[1] 瓦·瓦·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革命幻想家札记》，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29年版，第11页。
[2] 奥·弗·阿普捷克曼：《瓦西里·瓦西里叶维奇·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根据第三分局和国家政治学报的材料（乙），列宁格勒，《巨人》出版社，1925年版，第20页。
[3] 弗列罗夫斯基：《三个政体：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1897年，第121页。
[4] 弗列罗夫斯基：《三个政体……》，第140页。
[5] 书面证书，它为每个庄园规定了自1861年2月19日以后的地主与农奴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农奴贡赋的数额。法定证书是由地主和贵族中的专门负责人员（和解中间人）共同议定的。
[6] 奥·弗·阿普捷克曼：《瓦西里·瓦西里叶维奇·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第3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57页。
[8] 同上书，中文版，第33卷，第177—178页。
[9] 带引号的句子是马克思用俄文写在行文里的。——编者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2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63—464页。
[13] 见本书第407页。
[14] 见本书第41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0—831页。
[16] 本资料见《祖国纪事》杂志（1870年，第2期）上的社论。
[17] 见本书第205—206页。
[18] 见本书第295页。
[19] 见本书第284页。
[20] 见本书第286页。
[21] 见本书第464—465页。
[22] 见本书第318页。
[23] 见本书第318页。
[24] 见本书第319页。
[25] 《北方的根本需要和国有土地的原则》，《祖国纪事》，1879年第12期。《我们伟大的经济任务》，《俄罗斯思想》，1881年第5期。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8—619页。
[2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86—287页。
[29]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俄国工厂》，社会经济出版社，1934年，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