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著作中我想把社会从对各种微不足道的目标的追逐中引开，各种有利害关系的方面把这些微不足道的目标当作重大的迫切需要摆在社会的面前。它们赋予这些目标以美好的进步活动的外表并力图占据社会的激情。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社会不应该忘记，一个有教养者的首要义务在于在国土上繁殖生命。他无权拒绝这一义务，否则他就丧失了自己为人的尊严。在精神活动与物质劳动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那些认为干预物质劳动对自己有利的人同样将是精神活动的敌人：奴隶主不需要农艺师，更不需要法学家；工厂主依靠低工资和保护关税制度控制工人和群众的权力越大，他越少需要技术员和政治经济学家——那时他不会去寻找正直的高明的官员和法官，然而他需要不学无术的受贿者，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并被支使去抽打和压迫工人。只有当在损害工人和产品的购买者的情况下仍然无法从资本和土地中获取收入，而为了获取收入将需要提高资本和土地的生产力的时候，资本家和农场主才需要脑力劳动者。我为了阐明我们社会生活中利害的巨大一致性，因此我没有琐碎地去描写和阐述个别工人的生活，我只是提取最大的各种类型并通过他们生活的重大特征来描写他们。这一著作中的某些章已经在定期刊物上登载过，但这里它们已被作了实质性的补充。我想避免重复，但重复仍然在所不免。这是因为在本书的各部分中我不得不去描写同一类型然而在不同地区的工人，或是不同类型但是在同一地区的工人。因此我只得说明所有工人或很多工人类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我没有描写二个有趣的工人大类，即首都的工人和哥萨克，这是因为虽然这种描写本身是很有趣的，但是不符合本著作的目的，这就如同是比如去描写移民一样。要是这些描写是纯粹附属的情况，那就成了本书思想发展中的多余负担，并不会得出总的结论。因此，例如对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我只是涉及总目标所需要的描写。我对一切其他类型的工人也完全是这么办的。研究给予我大量事实，事实给予我结论。当结论已经得出，我当然只得保留那些导致这些结论并能解释这些结论的事实，对其他事实则予以扬弃。这不仅是在观察科学中而且是在实验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办法。假如化学家向学术界叙述他所做过的一切不成功的试验或所有不带来结果的经验，那么毫无疑问人们会提醒他注意，科学需要包罗大量必要的事实，这已属困难，假如还要用多余的东西来增加它的负担，那是极不聪明的做法。如果他想告诉学术界某种有意思的东西，那么他不应当去描写那些没有任何结果的经验，因为这只能表明他的笨拙，他应当去描写那些给予科学以有用结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