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 巷 篇

引　言

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称“城内有隅，郭内有坊，直曰街，曲曰巷”。水亭门街区今留有三街七巷，街有水亭街、上营街、下营街；巷有柴家巷、皂木巷、天王巷、罗汉井巷、进士巷、黄衙弄；还有两个延伸的小巷，曰小天王巷、小柴家巷。康熙《西安县志》还没有水亭街、上下营街的记载，可能那时另有他名。古城衢州分四隅，通称为坊，以县治西十字铺（街）分界。“由铺西经南市街抵旧天后宫转北为西隅”，也就是水亭门街区所处区块。区内记载的坊有西太平坊（朝京门内南向上营）、灵顺坊（朝京门内北向下营）、明扬坊（水亭街）。上述坊古时“各以为坐土人民之完粮纳税，悉依坐土为标准”。坊在古代也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为村”〔76〕。“士、农、工、商，群聚而周处焉，亦建表宅中之意也。”〔77〕衢江区民国档案显示，1937年，衢县峥嵘镇所辖“衢县城内全区”有保数34、甲数414、户数6106、口数28893、方里约数2公里；四境至界：东至樟树潭镇，南至将军乡，西至白渡石梁两乡，北至浮石乡。镇公所地址：城内县学街。这个资料说明，当时作为邻居关系（甲）的户数平均约14户。保的平均户数是180。民国档案显示，天皇巷设有办公室，许多保都在这里召开保会。厢坊制度根本上是中国几千年地方治理文化的延续，源于上古，定型于周代，欲使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文献通考》卷十二这样描述：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闾，二十五家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百家），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五百家），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赒（接济），五州为乡（万二千五百家），使之相宾。

1949年后，这个厢坊结构就成为居委会，其文化精神延续。因此坊、厢、保、甲或者居委会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从正面角度看，体现《周礼》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的邻里关系，从否面看就是秦代那种连坐制度。但坊巷文化不能只从组织结构理解。《尚书·毕命》记载这是以“表厥宅里，彰善瘅恶”为要义，其核心是“贤其人”，重在激励人心。“表厥宅里自周有之，所以贤其人也，后世乃以表科第，近又以表其官。此有司崇重激励之意，其亦甚矣。”〔78〕

本书坊巷不仅是由建筑构成的街区，它还包括渗透其中的邻里、礼俗、家族、商贾、名贤（牌坊等体现）、园林、城池、宗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坊巷内存在或消失的各种历史遗迹，可以是民居、商铺，但还有各种亭、园、楼、阁、寺、塔、祠、庙、坊等。但每一个遗址承载的是建筑以外的丰富多彩的无形文化遗产，通常又与家谱、寺祠志、建置志、古迹志、人物志及诗文等连接起来。先人对坊巷的记载往往体现“微言大义”的话语风格，包含着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与伦理等重大问题思考，这都是今天重新理解街区文化的重要参照点。要全面认识街区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有必要从古代方志里重新梳理出坊巷文化的肌理及其背后的大义。

坊巷文化肌理是指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体系及其质地，与中国“文”的传统含义相似。《说文解字》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意指由线条交错组合而成的一种图案。在西方，肌理或纹理这一概念比较多地出现在文物与建筑遗产的修复中。街区文化遗产的肌理通常关注其物质细节及其结构，也包括视觉面貌和内心感受。本书对文物或者说坊巷肌理的认识拓展到非物质文化范畴。荀子认为礼是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修复坊巷文化肌理应把有形和无形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为一个整体。

今天漫步水亭门坊巷，似乎领略不到古时之遗韵，这也是时代变迁之无奈。衢州坊巷之胜景应该出现在宋明期间，《衢县志》卷二“坊巷”序称：“街市坊巷今有可考者，大都皆明以后胜清时代遗迹也。”唐时居民盛集于峥嵘山下，宋南渡后多居紫金街，元代一半城市为驻军，除了上、下营街，还有西营、南营。今天留下的是明清时代的遗迹。前代胜迹“已朱雀野草、鸟衣夕阳，非复曩时之景象矣”。

本篇呈现这些街巷的格局、文化和建筑质地、历史变迁、人文特色，也包括百姓生活特点、趣闻轶事。这一研究为今后修复往日街景、形成怀旧意境的水亭门坊巷风格提供依据。本篇尽量以明、清以及民国初年景观为解读底本，对两侧的住家、民居与商铺、路面、牌坊、名木、古井、外围景观等进行描述。着重把握每条街巷的特殊风格和人文特色。此外，坊巷篇是本书最后成篇，在整个书中还起到串联和拾遗之作用，也就是坊巷两边的文化都在其他篇目中有详细展现，本篇除了将其串联为一体，还对其他篇目不曾涉及的遗漏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