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艺术市场发展概述

一、西方艺术市场的发展

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国家，艺术市场的萌芽是伴随着皇室贵族集团的收藏而产生的。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一书所言，在公元前2500年的米洛斯晚期，克里特城市的艺术市场就已经有所萌芽。当时的画家们，或受国王的聘请而为宫廷作画，或受贵族市民的邀请制作装饰品，收入颇为丰厚。4

古希腊一直维持着其繁荣的艺术市场。此时，古希腊的各个城邦随处可见制作雕塑的经营作坊，来自罗马和亚历山大的订单，令这些雕塑经营者应接不暇。这些作坊主们和艺术家们，甚至在出售的作品上加署自己的名字，以“品牌效应”来增加市场声誉，从而更大程度地占有市场。这种以作坊经营为主的艺术市场模式，在西方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据乔尔乔·瓦萨里《名人传》记载，当时意大利的经营作坊，其市场业务十分广泛。这些生产作坊，不仅承担工艺设计和装饰工程的业务，还出售雕塑、版画、油画等纯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有的作坊甚至还伪造古董以获取高额利润。

到了古罗马帝国中后期，雕塑、绘画、古董等艺术品的买卖交易盛极一时。据让-诺埃尔·罗伯特《古罗马人的欢娱》一书的描写：“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艺术品大举涌入古罗马……从此诞生了私人收藏艺术品的新方式。一时间，高雅艺术品的收藏热潮涌动，谁都想在自家的中庭或前庭摆放这样或那样的雕塑。”5只不过这些私人收藏者，大多仍是以贵族市民为代表的城市高收入阶级，而一般的中低收入阶层是极少参与到高雅艺术品的收藏行列中的。

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不仅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大财团从事收藏艺术品的活动，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具有收藏艺术品的客观经济实力与主观收藏动机，从而导致艺术市场的迅速发展。如17世纪的荷兰，油画就曾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之中，而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普通市民则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兴趣而自由选择购买。不仅如此，在此时的荷兰，甚至出现了艺术品的需求者直接共同出资请艺术家作画的现象，其代表事件就是著名画家伦勃朗于1642年接受为阿姆斯特丹城射手连队16位射手，每人出资100弗罗仑（荷币）而为之创作的群体肖像——《夜巡》。

及至18世纪，艺术品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交易的需要，专门经营艺术品的画店此时在西方国家应运而生，现存法国著名画家让-安东尼·华托的油画作品《热尔森画店》，所描绘的就是当时法国画店的经营场景。这些画店的店主代销艺术品，或直接低价收购艺术家的作品，然后高价出售以赚取差价；或不作收购而仅仅是间接帮助推销艺术家的作品，直至画作售出后再与艺术家分享画款。

到了19世纪，艺术市场在现代工业社会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以代销为主要经营方式的传统画店，被集展览、宣传、销售于一体的画廊所逐步取代。这些新生的画廊，无论是在场地规模还是在经营模式方面，较之传统的画店均有较大进步。而有所带动的艺术市场的范围与概念也随之扩大。人们发现，艺术品不仅仅是可以供人欣赏的精神食粮，其还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载体而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投资回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投资艺术品的经济回报率远远大于传统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此种具有颠覆性的投资观念，在接下来的20世纪迅速流行起来，并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艺术市场的发展进程。

及至今日，作为艺术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画廊、艺术博览会、拍卖行等组织形式，其运行模式与机制渐趋完备，而其每年所创造的需以亿元为单位计算的经济价值，更是令传统行业的从业者赞羡不已。

二、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

在中国，艺术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汉魏时期，此时所出现的“佣书”、“佣画”即是艺术市场上的主角。据《后汉书》记载，有位叫刘梁的人就曾“卖书于市”以赚取生活之资。尽管在汉魏时代就有以出卖自己的书法而获得经济收入的人，但这仅仅是极为个别的例证。而真正的书法艺术市场的形成，则要下推至六朝时期。据虞龢《论书表》所载：“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6当时像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士人书法家的作品，就经常以特殊商品的身份而在市场上频繁地流通。而关于此时以书法换取金钱的具体记载可见于《南史》关于萧子云的记载：萧子云驾舟出行，途中遇到百济国的使者携金求书，萧子云于是便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予之，从而获得数百万金的金钱回报。此段记载显示，此时作为艺术品的书法价格已然不菲，并且书法市场的参与者更是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

到了唐代，以书法流通为主的艺术市场继续得以发展的同时，绘画的市场也逐渐形成。此时甚至一度在市场上出现了著名画家的作品价目表。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7张彦远此段的记载表明，在唐代的绘画市场之中，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的价格，已经得到当时购藏者的普遍认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艺术市场的发展程度与稳定结构。不仅如此，即使是对于前代名家的作品，市场也已然形成了稳定的流通机制。据张怀瓘《书估》的记载，如王羲之等前代名家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即有明码标价，并且等级分明。此时期，曾一度出现了专门从事书画交易的中间商。据窦臮《述书赋》记载，中唐时期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两地知名的书画商人，就有穆聿、王昌、叶丰、田颖、杜福、刘翌、齐光、赵晏等人。这些书画商人，给窦臮留下的印象是既狡诈又奸猾，但他们在业务方面却精于目鉴、砍价，为了谋取高额的利润，不辞劳苦地进行中介代理及长途贩卖业务。除了这些流动的书画商人之外，唐朝还出现了置铺经营书画的“坐贾”。这些“坐贾”除在“书行”之中，从事书法作品的交易之外，还经常从事与文人书房有关文化用品的交易活动。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为了便于进行统一的市场管理，政府部门甚至为这些行业专门指定固定的街市以应从事交易之需。

及至两宋时期，艺术市场越发繁荣。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街道市集，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勾栏瓦肆，都有专卖书画的店面从事经营活动。据邓椿《画继》记载，汴梁的皇家寺院大相国寺是当时最热闹的书画交易场所。由于需求的增加，大量主动求购和主动求售的现象出现，唤起了从业者对于交易场所更高的要求，从而产生了公开而固定的书画交易市场，并诞生了以经营书画作品为业的实体书画店，如“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8。因此市场的书画、古玩品目繁多，当时不少私人收藏家专门到大相国寺搜寻购买。据米芾《画史》记载：“相国寺中，八金得纸桃两枝，绿叶虫透背，二叶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徐熙真笔也。”9其曾与范大珪在大相国寺以七百金购得王维《雪图》一幅，又以八金购得徐熙《折枝纸桃》一幅。而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在靖康之难之前，金石学家赵明诚也时常至大相国寺购寻碑帖拓本。繁荣的艺术市场同时刺激着书画家们的创作欲望。画家们为了能长期占有市场，就不断创作新的画样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市场的大量需求，使得许多的绘画题材，如美女秦妙观像等，都需要进行批量生产，此时甚至出现了专门为高丽、日本等外国制作佛画的行会组织。如此繁荣的市场场景，也吸引了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绘画创作中来，如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许道宁等。而其中的燕文贵，就曾在汴梁天门道上设置画摊以出售自己的画作。靖康之变，内府所收藏的法书名画大多流散民间，所以民间的书画交易愈发频繁。此时出现了“常卖”、“牙侩”、“鬻书者”等专门从事书画交易的从业人士，他们或如商人一样直接贩卖书画作品，或如经纪人一样在书画市场中承担鉴定、估价、联系买家等一系列中介工作，从而获得不菲的经济收入。传统的书画之外，南宋甚至出现了“陈家团扇铺”这样出售绘画工艺品的专门店铺。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艺术交易场所流通艺术品具有多样性与交易的专业性。此外，社会上日益独立的民间绘画行会，以及由于竞争导致绘画题材的专门化，都从某个侧面说明了此时艺术市场的繁荣程度。

与两宋时代相比，元代的书画市场具有独特的时代性。虽然元代的画家多以世外隐逸的面目出现在美术史著作之中，但实际上他们的商业意识与市场观念异常强烈。此时期著名的文人画家如倪瓒、龚开等人的绘画作品，一经在市场上流通，动辄值数十金。即便如赵孟頫这样位居朝廷大员的书画家，“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当时金钱在艺术市场中所起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明代的书画艺术市场较之前代更加繁荣。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书画艺术市场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除了一般从事书画买卖的商人之外，在苏州、嘉兴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地区，独立经营书画的店铺随处可见，市场已然成为私人收藏家获取藏品的主要场所，从而使得私家收藏大有超过宫廷收藏的趋势。此时的书画交易多由专业的画商经手、专门的市肆操作，从而使得书画交易程序渐趋稳定。由于市场强有力的吸引，使得大批的文人职业画家亦涌入市场，从事鬻书卖画以谋取生活之资。仅苏州一地而言，绝大多数的书画家都曾被吸引到庞大的市场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书画家有夏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祝允明等人。据王鏊为沈周所撰写的《石田先生墓志铭》所言：“近自京师，远至闽楚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10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沈周“因求画者众，一手不能尽答，令子弟模写以塞之”。对于以书画换取金钱的行为，作为明代文人画家代表人物的唐寅更显得毫无忌讳，其题画诗有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为田。起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11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书画市场发展的最后阶段，其交易的市场化亦最为明显，市场机制也最为完善，以至于出现了经书画家本人明码标价的“润例”或“润格”，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其所撰的“润例”，不仅明确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中期书画的实际参考价格，还向我们坦白了艺术家本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为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12如此直白的表述，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书画家与金钱之间的关系。郑板桥曾经大致计算过扬州书画家的年度收入，“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13，由此足见清代扬州地区书画市场的繁荣程度。之后的同治、光绪年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14市场的高度成熟也使得此时的“海派”书画家普遍依附于此地雄厚的商业资本，从而促成了行业书画价格标码的规范化。

继北宋的大相国寺之后，位于北京的琉璃厂，一度成为艺术品交易最为热闹的场所。此地在元代名为海王村，至明代成为官窑制作琉璃瓦之地，因名琉璃厂。至乾隆年间，琉璃厂成为热闹的市肆，遂以书画古玩的大量交易而名扬天下。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凡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15其市场繁荣之盛况，于此可窥一斑。

发展至近现代，艺术市场最为繁盛之地当属广东地区。自清代中期开始，广州地区画家的作品，即通过海上贸易得以远销海外，年度贸易额十分可观。据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所言，19世纪初，在广州的十三行画店已达到30家左右。这些名为“画肆”的画店，类似于欧洲的画廊，主要从事油画、水彩等西方绘画作品的交易，目标客户则多为外国人。广州之外，中国近代艺术市场的另一个发达之地是同为沿海城市的上海。1847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了鲁意斯摩拍卖行，标志着中国境内艺术品拍卖行的初步诞生。据王震《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的统计，仅1900年，就有瑞和、旗昌、公益、公记等诸家洋行主办艺术品拍卖会。而此年上海“朵云轩”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本土现代艺术公司真正意义上跨入艺术市场，从而开启了中国艺术市场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