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这样的历史机遇,为我们进行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在公共行政既有历史的基础上,在行政理论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其所敞开的可能性空间,基于未来的可能性进行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