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总是第一

一、入学

1942年3月1日上午约九时许，父亲背着一个小木方桌，提着一把木椅，走在前面。我提着一只竹篾书夹，跟在他的后头。我俩朝着安家畈刘氏祠堂走去，不足十分钟就到了。来到祠堂大门口，只见门楣上贴着红纸横额，门两边贴着对联。眼前一派喜气景象。

这是父亲送我到这间学校去启蒙的一个镜头。

此刻，眼望着门上的对联，不知所写，因为自己还未启蒙哦！心想，估计是迎接开学的意思吧。再看看到场的人，都同我父子俩一样，没有人念得出那对联究竟写的是什么。

这刘氏祠堂，离我家约700米左右，在村子南面的田畈之中。它的东边是一条小河；西面是一片稻田，稻田的西边也是一条小河；北面，是一片常年湿湿的草坪。大门朝南，门前有一个约300平方米的操场。紧连操场南边，是一个约300平方米的池塘，池塘种有莲藕，水中成天鱼虾弹跳，树上鸟儿啼鸣。置身其间，有一种优雅的舒适感。

眼前所见，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田园式学堂。

大人们说，这祠堂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大厅约300平方米。东西两旁建有厢房，各为3房1厅，约为150平方米。大厅正中的神龛上，一直供奉着木雕的刘氏祖宗牌位。

今天，祖宗牌位中间，加放着一尊木质的孔夫子雕像，显得特别令人注目。孔夫子像的两旁，燃着红蜡烛，烛光闪烁，庄严肃穆。

安家畈刘氏家族的族长，允许将这宗祠用作私塾学堂，不但得到同姓族民的普遍叫好，就是附近其他姓氏的人们，也无不交口称赞——说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

这是第一次招收学生。安家畈周围五六公里远的子弟，都来此就读。首次招生35人。这些孩子，年龄大小不一，最小的7岁，最大的13岁。我当时虚岁已进入8岁，与我同龄的有8人。

老师名为刘光宝，当年22岁，安家畈村栗树咀人，黄冈师范毕业。在我那穷山村，他是唯一一位上过“洋学堂”的人，也是当时当地学历最高的人。他满腹经纶，温文尔雅，被族人交口称羡。

按刘氏辈分，光宝老师是我的一位族兄，我称他三哥。当即，我父亲郑重地纠正说，从今天开始，要叫刘老师。话音一出，我随即向老师下跪磕头，是为“拜师”。

中午时分，学生都到齐了。刘老师跟大家说，马上要宣布开学。

只见大家都有序地站在大堂中的天井处，一排一排地跪了下来。刘老师站在天井的台阶上，喜悦地高声宣布：“家长们、同学们，现在我庄严宣布：安家畈学校正式开学了！请大家先向刘氏祖宗三叩头，再向孔圣人三叩头。”

话音刚落，只见父亲主动站起来，面带笑容地对大家说，现在请家长起身，让入学的孩子向刘老师三叩头！

这时，刘老师站在台阶上，容光焕发地双手抱拳——笑迎同学们的拜师礼。

礼毕，响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天，整个安家畈像过年一样，沉浸在祝愿的欢乐声中……

二、启蒙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那上面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当时学校没有黑板，老师拿着书，面向全体学生，摇头晃脑地一句一句地教读，同学们跟着一句一句地念读。那读书之声，就这样第一次在安家畈的祠堂响起，它掀开了这穷苦山村迈向读书识字的新篇章。

那时，学校课程单一，没有算术，更没有英语之类的“洋字”书，就只有一本《三字经》。再就是每天要写毛笔字，还有歌咏和户外踢球之类……

上课伊始，老师说，请同学们打开书，他领读一句，大家跟着放声念读一句。教读完之后，同学们自己要不断地扯开嗓门儿朗读，声音越大越好。第二天，同学们要在老师面前，背诵前一天教过的内容。

翌日清晨，全学堂35人，被老师一个一个地叫到他的桌前，把书放在他的桌子上，背对着他——背起书来。只见那些会背的，一个个笑着返回座位；而那些背不出的，则转过身，伸出手，让老师打手板儿。有的同学怕痛，刚一伸手，老师还未开打，就先把手缩了回去。每逢这样，老师会打得更重。

我很幸运，第一次背书，就一口气一字不漏地背了个痛快。自己觉得口齿清晰，抑扬顿挫，像模像样。背完，老师暗暗点头，同学们无不张望。像我一样能背完的同学全堂只有7个。背完之后，这7个人的得意劲儿，令人捧腹，俨然有点儿“七君子”的味道。

全堂同学背完之后，大家都回座位安坐。

此时，老师在同学的座位之间来回踱步，若有所思。同学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个个忐忑不安，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堂里几乎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只见老师走回他的座位。站着朝大家用眼睛“一扫”，突然发问：“你们说，今天背书，哪个背得最好？”

忽然，全堂35人，除我之外的34个同学，一致指向了我。哇，此时的我，既喜又惊。还是同学们的掌声，让我清醒过来，第一眼看到老师朝我微笑。

这是我第一次得的“第一”！

这是我的第一次亮相！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众人夸奖！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荣耀！

三、“小先生”

自从背书得以“显山露水”之后，我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是一个“苗子”，甚至被说成是个“人才”，说是前途无量。

这夸奖之声，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不但飞入安家畈全湾，还飞向了周围四村八寨。不久，乡亲们传说之声四起。那传说，都带有夸奖和羡慕的味道儿。

他们说，安家畈的刘应书，其大儿子叫刘光耀，是个小聪明。进校以来，刘光宝老师逢人都要夸奖他几句——

“这伢儿，了不起，每次背书，从不‘打嗝’——像数自己的指头儿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抑扬顿挫，一字不漏！”

乡亲们，也就此交头接耳起来——

“哇，听说这孩子——名字起得好。”

“是呀，都说他叫刘光耀。”

“怪不得哦，名字好，光耀、光耀！”

“有这样的孩子，怎么不让人荣耀！”

村子里和学校中，不断的夸奖声，使我从那时起，产生出一种无比的自信，心中无形地“腾起”一种莫名的自豪和骄傲！

在一片夸奖声中，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里，我当上了“小先生”——刘光宝老师让我帮他“管管”那几个书背得不好的同学；并且交给我一个1尺多长的小竹板儿，“授权”我可以打他们的“手板儿”。一时间，我不知所措，但只能遵命。不瞒大家说，内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呀。

交给我“管”的几个“懵伢儿”，那个懵样儿，确实少见，也确实拿他们没法儿！两个最突出的，一名刘厚池，一名周森信。这两位同学，都比我长3岁，是我的学兄。就是他们两个，从开口背“人之初”伊始，就没有一次能背得出来，没有一次不被老师打手板儿，也没有哪一次，不被老师当场把书本摔向大堂天井之中……这些情景，全堂同学，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有什么办法呢？有时老师气得没法儿，在堂上讲课时，当着大家说一些“气话”——说他俩是“铜头铁脑”，用钻子也钻不进字的人。

我们听了，都不敢出声，更不敢发笑。

有一次，背《百家姓》。大家都很快背完了。唯独刘厚池同学，反复背了五六次，还是一个劲儿地“打嗝”，背不完全。老师实在气得没法儿，就把“手板儿”交给我，他自己走出校门外去了。接着，刘厚池在我身边还是背不出，我就一板子朝他打了下去。谁知，他一躲闪，“手板儿”不偏不倚落到了他的“癞痢头”上。瞬间，鲜血直流——吓得我直打哆嗦，心想，这下闯了大祸。

于是，赶快拿出老师的脸盆，到门口塘里去打水，给刘厚池洗去头上、身上的血。

不一会儿，老师回来了。我有点儿魂不附体，心神不安。岂料，老师只是望了一眼，看到刘厚池身上的血止住了，就默不作声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并招手让我到他那儿去。我颤颤巍巍地走到老师身旁，只见老师轻声细语地说：“该打轻点儿呀——‘苕’! ”（“苕”是家乡土话，傻的意思）

至此，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

周森信同学，也是挨过我的板子的。一次，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地写毛笔字。他却趴在桌子上睡觉，还发出“呼呼”作响的鼾声。老师听到后，自己没有出手打他，而是示意让我去打。我便拿起“手板儿”，走到周森信身后，举手就是一板子。此刻，他猛然一下蹦了起来，脱口而出地说：“我在想啊！”

老师接着大声地说：“是在响（想），是板子在响（想）! ”此话一出，全堂同学一下子笑翻了肚皮。

再朝老师一望——老师也在微微发笑。

1944年冬，因时局紧张，安家畈私塾停办。老师另谋职业，同学们作鸟兽散，各自西东，各奔前程。

自此，我所担任的“小先生”，也就“就地免职”。

四、“尖子”

1945年春，梅家楼祠堂，办起了公立小学——名为“安宁小学”。3月，我经过考试，因数学考得不好，让我插班入读三年级。

梅家楼离安家畈两公里，在安家畈的西北角。安宁小学全称为麻城县林店区安宁中心小学，是国民党县以下区一级的政府所办，是公立的，不收学费。但它并没有另建新校址，而是利用梅氏宗祠来开办学校。所以，老百姓并不叫它安宁小学，而一直称之为梅家楼小学。

“安宁”二字，在我那山乡的出现，正是抗日烽火连天，国无宁日之时。其意义不言自明。它无奈地告诉人们，老百姓多么渴望过上安宁的日子啊！

梅家楼同安家畈湾一样，在当地是一个大村庄，有四五十户人家，两百多人，人丁兴旺，远近驰名。这是个有文化的村庄。据说，这里在清朝光绪年间，出了几位秀才，又不知是什么年代，还出过“举人”呢。

村中有一座大院，名为“三个门”：即一连并排着用雕饰过的麻石砌成的三个大拱门。屋檐画着山水、人物的水彩画，每幅画作，都有个传奇故事。画面——青、红、蓝、白、紫，色彩鲜艳，气派非凡，十分耀人眼目。大院南边，并列地竖着三根旗杆，那是为当年这大院考上举人的人，由政府报喜时所立。

那旗杆有十几米高，直径达五六十厘米，是用上好的杉木所建。旗杆墩，是用的花岗岩石头，并琢上花纹，极富艺术色彩。旗杆墩是四方形的，边长为两米。高高的旗杆上，曾涂着厚厚的红漆，老远就可看到——红光闪闪，气宇轩昂。直到我们读小学时，那旗杆上的红漆，还是油光水亮，标示出当年的荣耀。

一提起这“三个门”，远近二三十公里的人，无不知晓，也无不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话的内容，都带有传奇性，富有读书至上的诱惑。听起来，无非是说，当时这三个门居住的望族，是多么的富有；而读书的人，又是多么的有出息，有名望，甚至“官袍袈身”。这样的传说，无不使人羡慕，令人向往。

学校的老师，经常带我们到那旗杆下讲故事。讲的也都是如何读好书，将来也像当年这大院的秀才、举人一样，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高人一等……

小学延迟到这年的4月份才上课。由于安家畈到梅家楼有两公里之遥，学校又没有条件提供住宿，我们都是走读。我们这些走读生，中午全是自带午饭。那带饭的样式，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百态千姿——有用各色棉布手巾包着的，有用小竹篮盛着碗筷的，有用旧“洋铁”罐头盒子装着的……而那饭的质地更是各色各等：有大米饭，有大米与小麦混煮的饭，有高粱饭，有红薯（苕）饭，有南瓜饭，更有杂粮与野菜混煮的饭……

每当中午吃饭时分，学生提着自己的饭包，来到为老师做饭的厨房门口排队。只见同学一个个将自己的饭包打开，将饭往一口直径约1.2米的大生铁锅里一倒。接着厨师用一把“大铁锅铲子”，在锅里拨弄来拨弄去，锅里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当锅里冒出微微热气时，就宣布饭已炒热了。

此刻，只见同学们又一次排着队，伸出自己的饭碗，盛回锅里的热饭。但此时所盛的，不再是原来自己所带的，而是混合的杂牌“炒饭”。那些带白米饭的同学，也只好与其他同学一样，吃着这混合的“炒饭”了。

好在，菜是各咽各的。这情景，年年如是，日日如是。那些带白米饭的同学，并不埋怨自己吃了亏；而带其他质地饭的同学，也不觉得自己沾了什么光。同学们心心相印，互相体贴，习惯了这种相安无事的生活。

我在梅家楼小学读了两年半——从三年级上学期读到五年级上学期。每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我都是全年级4个班、160人的第1名。那时，学校实行张榜制，考试成绩确定后，将各年级同学的成绩，用红纸、毛笔，按成绩高低，由高而低地竖着书写出同学的名次，贴到墙上，“张榜公布”。

每次公布时，“刘光耀”三个字，总是榜上第1名，并写得与众不同——那字体特别的粗大。过后，那些相识的别班同学，甚至老师，碰到我时，无不微笑点头，示意祝贺，有时我回以微笑，有时也弄得自己怪不好意思的。

记得读4年级的时候，我的级任老师名为梅益臣，50岁出头。他个子不高，一米六七上下，说话稍有点儿“口吃”；生得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皮肤白晳，光彩照人，儒雅气十足。

梅老师自己说，他读过10年私塾，还到武昌上过几年“洋学堂”。人们都说他肚子里“喝”了好多好多“墨水”，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也是一位备受敬爱的老师。在同学们面前，他从来都是以微笑示人，有问必答，诲人不倦——对同学们十分亲近。

五、作文的故事

我上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梅老师都是我的级任老师兼班主任，也一直带我们的语文课。当时，语文课内容之一，是要每周写两篇作文：一篇是，四至五百字的周记；一篇是，五至七百字的命题作文。那时，作文是要用毛笔竖着书写的，写在印有“方格”的作文本上——写作时，先要“打草稿”，然后抄正到本子上。那抄写到本子上的字，必须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如果字写得歪歪草草，或者是随意涂抹，弄得本子上脏兮兮，是要扣分的。

我每次的作文，无论是周记还是命题而作的，无不是按照上述要求去做。我那作文本上，梅老师批注的内容，至今令我难忘：“月白风清”、“一清如水”、“可圈可点”、“别出心裁”、“见解独到”、“美不胜收”、“景形于外 情蕴其中”……我记得那作文本上的字里行间，都被梅老师用毛笔红字，圈圈点点——圈点得本子上小红一片，大红一片。那圈点的“圈儿”数，大大超过了我作文的字数。

有一次，因天气骤冷，我父亲送衣服给我。这让梅老师知道了，他高高兴兴地走进教室，一把握着我父亲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父亲的肩膀，喜悦地说：“你的孩子了得，作文出了名啊；要是你能识得字，那该多好，可以分享哦。”我父亲听了，忙不迭地作揖打躬——一个劲儿地说：“那是梅老师的心血，是梅老师教得好啊！”

这场面，都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读四年级下学期时的秋季。学校组织了一次秋游，到离学校8公里处的燕子岗游览。回来时，让同学们都写一篇题为《秋色》的游记。

我写了一篇600多字的游记。至今我还能背得出那开头的几句：“站在燕子岗的高处，举目四眺，眼前的景色，令人如醉如痴——那红的枫叶、绿的低矮茶丛、黄的稻浪、蓝的薰草、白的棉花、紫的荞麦杆儿……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我们奏着一曲色彩斑斓之歌……看，行人止步，那是被花香所陶醉；看，鸟儿停飞，那是被遍地果实所吸引，忘了天外还有天……哦，我也被眼前景象所陶醉，不知老师发出回校的召唤，未闻同学的呼唤之声。”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梅老师看了我的游记，粗粗一读，他先不讲新课，而是先让我自己上台朗诵这篇游记。我一时被吓住了。梅老师用他略带“口吃”的话，再三催我上台，我不得不遵命了。这一朗诵，却获得了同学们的一片掌声。自此之后，我学习语文的信心，又得以新的升腾。

六、战乱中的我

1947年7月，学校放了暑假，老师和同学都在度假之中。此时，来自家乡之外的风传，说刘邓大军即将南下，时局会发生重大变化。

一听“风声”，安家畈周围，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都离当地而南逃。有的逃往武汉，有的逃往麻城县城。最近的也逃到离我那“红区”家乡30公里外的宋埠镇。11月初，果不其然，刘邓大军大举南进，一夜之间，枪声大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千军于一席，解放了麻城县西南方向素有“小汉口”之称的宋埠镇。

这一仗，打得大快人心——消灭麇集在宋埠镇的国民党土匪军200多人，活捉了麻城县伪县长罗文郎，并就地枪决。第二天，解放军官兵，用自己的长枪作“扁担”，挑着缴获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枪支，浩浩荡荡地从安家畈的西边小河，溯河而上，得胜回往“中原”去了。

这是我的家乡第一次获得解放。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姿。

在这样的时局下，家乡国民党所办的公立学校不得不停办，学校大门由“铁将军”把守，空无一人。12岁的我，也就失学了。

安家畈一下子成了解放了的土地。是时，我父亲被推举为安家畈村的村长，而我也无形中成了儿童团的“团长”。

由于刚一解放，基层政权处于流动状态，办公“所”无定“居”，只能以各自的家庭当办事场所——所谓的“乡公所”“村公所”云云。

战后，留下来活动在安家畈地方的解放军，称为“工作队”。我记得工作队的队长姓龙，湖北广济县人（现为武穴市），我们都叫他“龙队长”。解放了的安家畈乡，由龙队长主持时局的一切事宜。我父亲的任务，主要是到安家畈乡所属自然村的各户人家，去催要由妇女为解放军做的布鞋，以送往正在前方打仗的解放军穿用。而我则时不时为工作队送信。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有时我会背上一杆红缨枪去送信；而送信给“国统区”（只5公里之距）地下工作者时，我只能扮作放牛娃，把龙队长交给我的信，放在我所穿的鞋袜之中。那样的日子，虽然冒着风险，但我从未有误。龙队长经常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小家伙，有出息！”

就这样，解放了的“政权”，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时间。1948年4月，国民党反攻回来，安家畈乡又成为反动派的天下。其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不叫“乡”，而称作“保”。安家畈保的保长刘应渔与我父亲同辈份，我叫他“大叔”。他以保长的口气说，放我父亲一马，让我家离开安家畈湾——“远走高飞”，不要再“惹祸”。

于是，我家搬到离安家畈不远的贺家凹小山村躲避。不久，又从贺家凹搬到安家畈南面的刘氏祠堂。我的第三个妹妹就是1948年避乱期间，诞生在这刘氏祠堂，所以原名为“祠贞”，而非她后来自己填表时误写的“慈珍”。她出生时我已经13岁，母亲要我为她起个名字。我脱口而出，说在祠堂出生，就叫“祠贞”吧。“贞节”的“贞”。母亲笑着回应，表示赞成，非常高兴。

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整整一年，在安家畈这个“红区”的上空，一片白色笼罩，风云骤起，乌云翻滚，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村子东西两边的大路上，时不时行进着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部队——骑着高头大马的、扛着机关枪的、驭着装有大炮战车的、抬着担架的……日日夜夜，浩浩荡荡地向着北方挺进。村里时不时窜进几个掉队的匪兵，抓人带路，昼夜枪声四起，弄得狗跳鸡飞。这就是那段“红区”安家畈人过的日子。

唉！……国乱，家乱，天下大乱，人心混乱——这就是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