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红歌熏陶

一、传唱“红歌”

当我进入记事的年龄，耳鼓里回荡着最多的词语是：红军、“闹红”、红歌、红色根据地。

这也难怪，我的故乡麻城就是革命老区，是黄麻起义策源地之一。1927年的初冬，就是在安家畈所处的麻城西域乘顺两区和与其接壤的黄安（今红安）打响了“黄麻起义”的正义枪声。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大革命。而麻城乘顺两区的老百姓，用当地的土话，把这一革命简称为“闹红”。这一“闹”非同小可，同全中国革命的洪流汇合，“闹”出了一个新中国。从此，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我的故乡麻城和与其接壤的红安，在谱写这历史新篇章的征程岁月中，涌现出众多的将星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评出的第一个将军县就是红安；而全国第一个将军乡，就是我的故里麻城乘马乡。1955年，第一次受军衔的时候，红安有将军223位；麻城有36位，其中，乘马乡就有13位，而10位大将之一的王树声，就是从乘马乡走出去的。一提起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无不感到骄傲。而在我这个游子的内心深处，常常引以为豪。

1951年冬，以王树声大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给乘顺两区的革命烈属、革命军属，送来光荣牌匾。

我的姑父周立功，是乘马乡周家湾人，1930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在一次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不幸阵亡，牺牲时才25岁，留下不满3岁的独生儿子。慰问团为他家挂上了“烈属光荣”牌匾。

我的姨父宋继德，是乘马乡宋家河人，1931年，在他22岁时，同样牺牲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战场上。他身后无子，留下我姨妈陶德艳孤苦一人。当时国民党的保长逼我姨妈改嫁，姨妈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陶家磅，以“男儿”身份，操持起陶家的耕织家业。

自此以后，姨妈以我“舅父”的名分（两个舅父先后夭折后，母系家族再无男丁），抚进我二弟刘光辉为陶家之嗣。

1949年以后，我姨妈得到政府对烈属的关照。我的二弟光辉，也尽到了他作为继子的孝道。

真是可叹，想到我姑妈和姨妈的遭遇，想到她们那一代人的苦难，即使倾江河之水为墨，也难以尽言！而姑父与姨父的事迹也从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二、宣传队员

老一辈的乡亲们，总是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在传唱红歌的年代，我的母亲陶德青才12岁。她和比她大5岁的姐姐陶德艳一起，被“闹红”的人们看中；说她俩身材好，嗓音也好，选她们姐妹俩也参与唱红歌。她俩高兴地参加了，学唱了，会唱了。听说，后来还每每被评为“优秀队员”。

母亲常说，当时，她们被选出来唱红歌的人，统统被称为“红军宣传队员”。这些队员，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活动——有时集体活动，有时三三两两地分散活动，被四村八寨的父老乡亲称作“活跃分子”“不简单的人”，更多的人说她们是红区有希望的一代。

母亲不但自己经常唱，一有空就让我学唱。我学唱的第一首红歌，就是母亲教的。这首歌，令我历久难忘。

民国十九年，

二月初一天，

革命同志到河湾；

河湾不齐心，

枪掐二十根，

一枪打倒个刘庆春。

咿哟哎哟，

刘庆春本是个敌人；

咿哟哎哟，

刘庆春本是个敌人！

……

歌词有五六段，如今怎么也记不全了。

记得我10岁的时候，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聚会上，老师点名要我上台唱这首歌。我一上台，还未开口，同学们就掌声一片，羞得我脸上红透一片。这还不算，更尴尬的是，由于第一次登台，一开口连歌词也忘了。此刻，我眼睁睁地朝着老师张望——老师立即提示了两个字——“民国……”哦，瞬间，我才扯开嗓子，高唱起前面那首忘了词的歌。

还未唱完，台下掌声连绵不断，还一个劲儿地高喊：

“唱得好不好？”

“好！”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那场面，真叫个热闹。

这是我由学唱红歌到上台表演的头一遭。谢天谢地，算是让我在尴尬中露了点儿“风头儿”，沾上了点儿小名气。

以后，我经常学唱，也有时表演。唱多了，胆子大了，凡是再让我登台时，我就大大咧咧起来了。

离开红区几十年，每每回乡，同小时候一起玩沙子的伙伴讲起当年唱红歌的事儿，大家总是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地“打将起来”。那深意，那乐趣，尽在不言中……

大家都没有忘记，那时这样大大小小的唱歌场景，处处有，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歌声，到处此起彼落，常唱常新。它成为红区的一种文化，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当地的一个“品牌”吧。

听说，那些从红区走出去的，身经百战、后来当了共和国将军的，每每回故里省亲，也都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唱完之后，他们总是自豪地说：“‘唱’回了自己的青春！”

如今回头想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歌声，唱醒了万千人，唱醉了万千人，唱勤了万千人，更唱动了万千人！这不仅仅是写文章的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应该说，我是那被唱动了的份子之一：从红区走出来，不忘红区的山山水水，更没有忘记那激荡在红区上空的高亢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