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生于穷乡
1935年4月4日,我把第一声啼哭,播撒在安家畈。这是大别山南麓、湖北省麻城县西部的一个穷山村,当年隶属于麻城县顺河区。顺河区紧邻共和国将军乡——乘马乡,大革命时期与乘马乡(区)一起,被称为“乘顺两区”。
听大人们说:我那第一声啼哭,让父母无比欣喜,让祖父母无比欣喜,让伯父母无比欣喜,也让安家畈山村人无比欣喜!随即,大人们给起了个乳名:“梦伢儿”。
乳名之所以起的是“梦伢儿”,我猜想,那是上辈人梦寐以求的喜悦吧。
一、移民后裔
安家畈的老人们,常常述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筷子巷”迁移过来的。所以,那时过农历年的时候,凡祭祀祖先,不管是在厅堂里还是在大门口,抑或是在神龛前,都要用一块煮熟了的猪肉,放在盘子里或饭碗中,肉上面要插一支筷子。人们朝着插有筷子的祭品一而再再而三地磕头,表达对祖先的敬重。
回头再说我那出生地安家畈。它是中国数以万计的小山村之一,是被祖宗选对了的地方。
这里风景秀美,树木参天,绿色葱茏,一年四季花香鸟语,被外人称为“极乐世界”。站在高处,朝它一望,那“畈”中仿佛总是腾起一股无形的烟雾,缥缥缈缈,直冲云霄,令人有一种莫名的豪气绕身之感!
老人们的解释,那是人气、地气的最佳糅合;而阴阳先生则用文言文表述,说那是人杰地灵的象征——是出人才、出钱财的地方。
在我出生的年代,全村35户,270多人;最多的一家有12个子女,最长寿的长者98岁,有12个家庭四代同堂。听说昔日还有五代同堂的家庭咧。
进得村来,不用介绍,只要人们用眼睛一“扫”,就知道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村庄。
它山河兼有,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优越异常。
你看:南离麻城县县城13公里,西至红安县县城66公里,北距河南省新县县城70公里,是两省三县交界之处,是周围几十公里乡村农产品集散之地。
离村东头1公里那个名为“岗儿”的场所,1958年之前,枫树林立。炎热的夏天,它避晒遮阳,有口皆碑。每到深秋,树树枫叶迎着微风摇荡,远远望去,如同飘闪的红色绸缎,轻拂着蔚蓝色的天空,把这山乡打扮得与众不同,令人陶醉。
就是这块小小的“岗儿”,自古以来,不但有小买小卖的易货场所,还是商旅行人歇脚的不二地方。
外地人寻找安家畈的位置,十分便捷,可谓“一目了然”:
村东头2公里处,矗立着一座“安民山”。山峰不高,海拔300多米,抬眼望去,酷似一尊“弥勒佛”。
村西头1.5公里的地方,“躺卧”着一座低矮的山头,海拔200多米,人称“拱背脑儿”,朝它一望,犹如一个躬着背俯卧的“睡人”。
紧靠村子东边,有一条公路——昔时称为“大路”——像一条银色的山间飘带,南通麻城县县城,北达河南新县县城。
村东村西,各有一条小河,常年流水潺潺,鱼虾遍布。站在河边细听,那鱼儿似乎都在流水中跳跃着,并发出咋咋的“唱歌”声呢。
这“两山两河一路”,俗称“两两一”。万千年来,它们是安家畈的标志,用今天的话说,算得上是这山村的一张“名片”。
像我这样在外的游子,虽然离开安家畈半个多世纪,但一想起它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秀丽的风景,特别是它那纯朴的乡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总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
二、磕头文化
尽管这张“名片”“印”得很精美,但自古以来,安家畈名义上姓“刘”,而实际上姓“穷”,在我出生的时候,评判它的只有四个字:“一穷二白”。
乡亲们常说,风景再好也不能“顶饥”。所谓“秀色可餐”,那只不过是写文章人的形容和臆断。在这里,只有空气、阳光和土地,才是无限的宝藏,无尽的财富。
惟其如此,在安家畈,世代以农为业,耕织为家。外地人常说——“耕读传家”,而在这个小山村,只有“耕”却无“读”。同那些文化厚重的“世家”相比,我家是个没有文化的“世家”。我父母没有读过书,我祖父母没有读过书;听我祖父说,他的父母和他的祖父母,也都没有读过书。是个典型的目不识丁的家族。
我的父母深受“睁眼瞎”之苦,他们不为流行的世俗语言所左右,如饥似渴地要让自己的后代成为知书达理的人。
我父亲名为刘应书,生于1911年农历七月初五。那是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清王朝、废除末代皇帝溥仪的一年,俗称“宣统末年”。母亲陶德青,出生在1915年农历腊月初七;是个典型的农民女儿。
我的双亲生下6男3女。我是他们的“头生子”。我以下还有5个弟弟和3个妹妹——二弟光辉、三弟光炳(6岁时死于霍乱)、四弟光晓、五弟光磊、六弟光慧,大妹艳梅(两岁半时因病夭折)、二妹淑贞、三妹祠贞。活下来的,连我一起,共5男2女,常常被村里人称为“七子团圆”。
在我步入学龄时,我的父母正值盛年,身强力壮,完全有能力让我适龄上学。这是我优于弟妹上学的良好条件。而二弟光辉到了上学的年龄,却久久未能让他入读,要他在家里当“帮手儿”。为此,他很不服气,常常当着村里人的面,念叨起他自己编的顺口溜:“天平地也平,爷娘心不平;哥哥把书读,弟弟把田耕。”(我们家乡把父亲称“爷”,把祖父称“爹”)
村里人凡是听了他的念叨,无不笑得前俯后仰,说他有才,将来是个人物。之后,他不负众望,于1958年考入武汉纺织工学院,成为安家畈的第一位大学生。
其实,由我开始,我的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先后走进了学堂,只不过有的迟读一两年罢了。而让我的两个妹妹也能进入学堂,在我那穷山村,算得上“开天辟地”,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而我的父母赢得了全村的交口称誉。说他们有志气,让女孩儿也能进学堂,掌握文化。
两个妹妹也很争气——二妹当过当地的民办教师,三妹当了麻城国营棉纺厂的工人。她俩被同辈的姐妹们所称道和羡慕。
从1942年我步入学校大门伊始,时至21世纪第2个十年的今日,我父母以下的四代嫡亲60人中,有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6人,学士15人,其余的或为大专学历,或为在读学生,或为学龄前幼童——称得上是个有文化的大家族。
掐指算来,告别我那“目不识丁”世家,已达75年之久;它的起始时间,定格在1942年春天!
三、乐于善举
说来令人自豪!在安家畈,我的父母被众口一词地推崇为能人。村里人常说,他俩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村子里,凡是举办各种大事——婚、丧、嫁、娶——都要分别请我的父母到场。如果缺少了他俩的光顾,即使事情办完了,主人,甚至旁人,总有点“不圆满”之感。
我的母亲被村里人亲切地尊称为“陶家姆”,她的举手投足,说话办事,备受尊重:村里姑娘出嫁,离不开她为之梳妆打扮,指点迷津;新媳妇接进门,定请她来揭开“红头布盖”,让其“开启吉祥”;年轻姑娘找对象,总要扯着陶家姆的衣角儿,求她拿主意,一旦看到她点头或摇头的姿势,就被视为那是对事情可与否的定夺……
乐于助人的父亲,曾被招为“义子”。我记事的时候,故乡盛行招义子、义女的乡风。
何谓招义子、义女?就是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寻找自己眼中适合的后生,作为照顾自己晚年生活的人选。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养老形式。
20世纪40年代中期,离安家畈1公里的铁匠洼,一位姓郑的孤寡老人,老年丧妻失子,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他亲自上门,请我父亲作他的义子。我父亲欣然应允。
“签约”的那天,老人请来几位热心快肠的“见证人”吃饭。饭后,老人当着大家的面,行起了磕头礼。一时间,弄得我父亲不知所措,也忙不迭地赶紧跪下。此刻,两人相对涕零,场面感人肺腑,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自此之后,老人遇到生活上或健康上的麻烦,都由我父亲担当。老人当年招义子时76岁,为求方便,3年后搬到了我家隔壁居住。到他去世时86岁。作为义子,我父亲照顾老人整整10年。当老人仙逝那天,我父亲扶着棺材,穿着孝衣,送老人上山。全村人对我父亲10年如一日地对老人的关照,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盛赞有加。
在父母亲为人品格的感召下,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立志要做像他们那样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
在我12岁那年,一个隆冬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经过村东头名为“桥河”的地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蜷曲侧卧在小桥旁边,饿得奄奄一息。眼见此情此景,我上前摸摸他的嘴,嘴仍是热的,但呼吸急促,发出阵阵呻吟。这时,我拔腿就跑向家里,请出正在忙碌中的父亲,一同赶回病人躺倒之处。一见情景,父亲二话没说,背起病人就往家里跑。
进屋后,马上烧起柴火,给他取暖;烧上热水,给他洗身。当脱下他身上的衣服时,一眼看到,那上面生长着一堆又一堆的虱子,连头发、胡子、眉毛深处,亦是虱子满满,令人看了直打寒战!随即,父亲把他脱下来的破衣烂衫,放进火中燃烧。只听到那火中被烧的虱子,“咋咋”作响,气味冲鼻,令人作呕。
当病人清醒过来之后,父亲细问端倪,方知他是河南固始人氏,姓申,名正,兄弟6人,他是老三。为逃避抽壮丁,他孤身一人,逃亡在外,多年以来,不知所向,也不知所去,沦落他乡,靠乞讨度日,朝不保夕,以致如此。
他在我家的那些日子,经常用我们听得不太懂的固始方言,感谢恩人的搭救:此生此世,没齿难忘!
第二年秋天,离家久远的他,决意返归故里,寻找亲人。我父母亲遂了他的心愿,给他凑些盘缠,还给他做了两个粗布袋子,准备了一条扁担,让他带上一些干粮,送他踏上归家之路。
那天,秋高气爽,天空湛蓝湛蓝,父亲指着东升的太阳,让他一直朝北方走去……
离别时,他长跪不起,一个劲儿地磕头,弄得在场的人,个个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由于当年兵荒马乱,战争不止,社会动荡,这位可怜人,再无音讯,不知所踪。真是悲哉,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