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始于近代，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呈现多维扩展和全面增强态势，尤以两个方向最为突出：一是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引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国际分工空前深化和宽化，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二是环保全球化，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不同程度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从全球化视域深化和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全球化初期，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虽然近代的情况同当代全球化相比还只是一种端倪，但是那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联系基本发育成熟，各种矛盾得到不同程度的显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即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每个规律的两极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这三大规律也可以分别称为：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下面逐步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有关教科书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概括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等等，其中没有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这种概括流传到中国，基本上沿用至今。应当肯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有关教科书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诠释不够全面准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存在重大遗漏。

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都有一个前提：它们最终必须满足人类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前提蕴涵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共产党宣言》把需要的增长视为引起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因：当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时，就为工场手工业所代替；“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厂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这部著作还分析了生产与需要的国际联系：一个国家的生产利用不同国家的资源，一个国家的产品满足不同国家的需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生产与需要、消费的互动关系：“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他的《资本论》以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最终目的，全面深入分析了生产与需要的关系，阐明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等。该书第三卷写到：“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这类论断很多，从不同视角反映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内容和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的矛盾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的，商品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被当作实现价值增殖的途径和方式，当价值不能实现或者实现后不能合理分割时就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由此隐含危机风险；资本主义生产几乎以全世界所有人的需要总和为市场潜力，但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同各自需要相匹配的收入，相反经常使二者脱节，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结果一方面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许多人的合理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一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与需要的关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将根据实际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和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果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就不可能做出如此富有远见的预言和设想。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话概括了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内容，显然涵盖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来看，人类需要是其生存和发展对各种外界对象的必然要求，具有客观性、多样性和层次性；社会生产则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包括某些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人类需要最终决定社会生产目的，要求社会生产在规模、结构和持续发展等方面与之相适应；社会生产影响人类需要的满足水平和方式，促使新需要产生；后者对前者的适应程度在互动中逐步提高，永无止境。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要地表述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规律性认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被认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表述，其中没有讲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也许这就是国内外有关教科书不讲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贯穿于他们的主要著作，绝不限于这篇序言或某一论断。

人类社会发展无疑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但是这两个规律还不能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动力体系。国内外有关文献只讲这两个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解释不到位、不充分。这些文献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时隐含一个前提：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则处于从适应到不适应又到新的适应的变化过程中。为什么生产力会不断发展呢？这个问题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本身不能得到充分说明。有的文献从人类需要的发展变化中寻求答案：人类为满足需要而去发展生产，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由此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该答案含有合理成分，不过生产力发展并非由人类需要单方面推动，而是由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以及其他相关规律共同推动的。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之深入、认识之清晰，丝毫不亚于他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人类社会发展有三大规律，但是这种概括符合他们的思想，当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

（三）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作用

上述三大规律和其他规律紧密联系，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其中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主要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整变革发挥一定的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的主要作用是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变革，同时通过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上层建筑调整变革，同时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推动经济基础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独立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具有原创性，那么他和恩格斯共同认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则具有开拓性。他们同时代及以前的学者根本不知道有前两个规律；对后一规律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当作无需证明的公理。古典哲学家往往从意识形态来解释历史发展，忽略或者没有重视人类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生存需要这一历史前提；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活动的分析隐含存在人类需要的前提，对生产与需要的关系有所认识，但是没有提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加以研究。后来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研究供求规律——它是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化。对这三大规律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但也不可囿于前人的认识，应当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二、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需要日益复杂，社会生产不断扩大，二者互动规律的内容和作用也得到充分表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规律蕴涵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环保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充分地表现出来。

（一）环保全球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浪潮

环保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比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晚一个多世纪。当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开始全球化时，局部环境破坏就已经相当严重，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成为全球性问题。到20世纪中后期，各种环境问题积累到日益严重的程度，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抨击近代以来形成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主张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在他们的推动下，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形成了环保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三次重要会议基本上可以反映环保全球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浪潮的形成：一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来自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1300多名代表共同讨论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造福全人类而努力；二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国际社会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理想和行动方案；三是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192个国家的104位领导人和1.5万名代表出席，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宣言》，呼吁团结一切力量拯救地球，促进全人类的繁荣与和平，并向全世界宣告：相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理想定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此外，联合国还多次组织召开了世界气候大会，各种国际机构举办的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活动不计其数。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浪潮在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时还只是涓涓细流，那么到21世纪已成浩荡之势，呈现极为广阔深远的视域。

（二）人类需要：生产与环保双赢

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产生了一份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该报告尖锐批评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生产方式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弊端，主张在发展生产过程中注意保护地球环境，实际上表达了生产与环保双赢的理念。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和发展社会生产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提供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空气、水源等，而且蕴藏发展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如果没有地球环境，就没有生命，当然也就没有人类及其生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生存对地球环境的依赖程度高于对社会生产的依赖。尽管地球时常发生地震、火山爆发和气象灾害等，给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全球维持生命的能力总体上是稳定的。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环境一直是各物种的共同家园，持续时间数以亿年计。直到最近200万年前后，某种灵长类动物在特定条件下进化发展而形成人类，从此不再满足单纯由环境提供物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过劳动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获取更多的消费品。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满足，进而引起新的需要又通过一定途径得到满足。但是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因为社会生产提供日益丰富的产品，就停止对空气和水源等物质条件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始终是由地球环境和社会生产分别提供各种物品来满足的。无论社会生产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替代地球环境所提供的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这样讲丝毫不贬低社会生产的重要性。人类在长期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已经繁衍出布满全球的数十亿个体，他们不可能回到单纯由地球环境供养的状态，对社会生产的依赖早已达到须臾不可缺少的程度。

既然人类需要是由地球环境和社会生产分别提供各种物品来满足的，那么追求生产与环保双赢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多层面需要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通过发展社会生产来满足某些层面的需要，不能损害地球环境满足人类另一些层面需要的能力。这是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蕴涵的重要内容。

（三）持续发展：公平满足各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需要

1983—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组织国际上最优秀的环境和发展问题专家，耗时数年到世界各地考察，研究编写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后经联合国第42届大会辩论通过，形成了一份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权威性文献。该报告深入分析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从满足人民需要的视角来界定持续发展概念：“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持续发展要求：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二是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这同恩格斯所讲的“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含有相同思想，与其说是语言巧合，不如说是客观规律在不同时代头脑中带有共性的反映。

人类需要和社会生产的时空范围不限于任何一代人，也不限于任何国家或地区，必须包括世世代代和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人类要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做到“两个不危害”：任何时空范围内的人通过发展社会生产来满足某些需要，不危害满足自身另一些需要的条件，不危害其他时空范围内的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满足某种需要不危害满足自身其他正常需要的条件，是个人各种需要之间的内在约束；满足某种需要不危害别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约束。这“两个不危害”简要概括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也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内容。虽然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但是其基本要求蕴含在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之中。只有自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矛盾

早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不适应本国人民需要，通过破坏环境和对外掠夺，给国内外人民造成危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作了深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降低了社会生产同本国人民需要的不适应程度，但是经常以种种手段刺激需求，加速资源耗竭，诱发畸形消费；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则渐趋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未能做到经济与环保双赢。诚然，目前发达国家比较重视保护本国环境，为防治国内污染做出了积极努力，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消耗了地球上业已开采的大部分石油、煤炭和金属矿产等资源，其中许多来自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或者是在后者尚无保护意识时通过不公平交易抢购的；发达国家排放了至今存留于地球生物圈的大部分污染物，使无辜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受害。在1850—2005年的155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9个国家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所有国家排放总量的57.75%。它们原有的某些严重的工业污染并未治理，而是在跨国投资中实行污染转移。一些落后国家急于发展，实行种种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发达国家乘机把污染严重且难以治理的企业转移出去，或者把清洁的部分留在国内而把有污染的制造加工环节迁往国外。来自西方的投资者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和广阔市场赚了大钱，污染则留在了加工地。当引资国后来看到外资项目造成严重污染而不得不加以治理时，才发现从这些项目所获得的总收入竟然远远不够用来把环境恢复到原来的清洁状态；外商则早已在赚够钱后把磨损多年的旧设备以好价钱卖给当地，又改头换面到其他地方进行新项目投资，继续享受优惠政策。这种损人利己行为主要不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总体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存在矛盾，“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不会尊重个体所有制和政治管理权的界限”; 资本主义利益分割状态必然使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强烈的外部负效应，诸如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破坏这类的外部负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法统筹兼顾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无法做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必然在个体、地区、国家层面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能保证各国人民合理分享地球资源和发展成果。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征

按照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社会生产应当做到“两个不危害”，而且人类需要也是有节制的，不能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这种要求十分合理，愿景非常高远，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这除了要求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之外，还要求人自身全面发展，需要得到自我节制。假如需要没有任何节制，人口世代繁衍增长和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使需要呈无限扩张态势，就难以实现按需分配。只有把人口稳定在适度规模，把需要保持在合理范围，才能在社会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按需分配。当然，这种自我节制不是要人们像过去社会生产处于落后状态时那样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而是要求做到上述“两个不危害”。现实中有不少人把节制需要视为一件幸事；对未来社会趋于全面发展的人来说，节制需要本身将成为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

现在看来，共产主义社会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自身全面发展、实行按需分配等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全世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通过清洁生产提供充足的消费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人类共同拥有和分享地球资源，保持适度人口，自我节制需要，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大家共享物质和文化发展成果，人与人和谐相处。

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征从它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孕育和萌发。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普遍矛盾在中国现阶段的特殊表现。不必讳言，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需要，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但是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自觉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将形成鲜明的可持续发展特征。

（六）判断社会生产是否适应人类需要的标准和方法

在全球化条件下，判断某个时空范围的社会生产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必须从动态中全面考察它同这个时空范围内外人民需要的关系。以国家为例，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用多种指标来评价：一是从微观层次看，一个企业追求内部利益时不能损害外部利益；二是从宏观层次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在满足本国人民需要时，也促进或者至少不妨碍其他国家人民满足其需要；三是从代际关系看，前代从事社会生产来满足需要，不危害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通过这种评价，不仅可以从总体上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是否适应人民需要，而且可以了解哪些层面适应和哪些层面不适应及其程度差异。虽然各国生产在满足本国人民需要时通常没有义务去满足别国人民需要，但是在开放条件下按照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对本国更为有利，这时必须遵守不危害别国人民利益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能够适应国内人民需要，但是危害别国人民满足需要的能力，那就不能认为它完全适应人类需要。总之，只有当一个时空范围的社会生产在满足这个时空范围内的人民需要时，也促进或者至少不妨碍其他时空范围的人民满足其需要，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人类需要。

三、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与生产关系调适扩容

当地球上不同国家彼此隔离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主要在各国内部发挥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规律除了继续在各国内部发挥作用之外，还以多种方式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目前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处于功能升级之中，要求生产关系调适和扩容：各国调整生产关系一方面必须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必须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通过加强合作来构建和完善新型世界生产关系。

（一）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功能升级

一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所谓生产力功能升级，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生产力在大幅度增强原有功能的同时出现新的功能。从人与自然关系看，人类社会生产力功能自古以来曾多次发生重大升级。古代社会生产力功能主要是利用自然，同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改造自然；近代至现代，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迅速增强，同时在生产力内部产生了认识自然的功能，虽然古代人们就在许多方面对自然有所认识，但是还不足以形成生产力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功能，直到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把这种功能赋予生产力；目前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功能正处于新的全面升级过程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科学技术发展使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20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性重大成果，对物质内部结构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宇宙空间和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大幅拓展，对生命本质和人类智力的认识取得突破……诸如高能实验装置和轨道空间站的建立、巨型计算机的开发和微型电脑的普及、覆盖全球的互联网的开通、核能技术和激光技术以及新材料的应用、遗传密码的破译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等等，形成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大功能。不论是制造加工还是交通运输，不论是修桥铺路还是航空航天，都加速了财富源泉的涌流，同时也给地球表面乃至近地外层空间带来巨大变化。

2．转变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方式。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生产力在许多方面对自然的改造是科学的，利用是合理的；但是也有许多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就其对环境的严重破坏来看不能说是科学改造和合理利用，因此必须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从过去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从追求数量增长向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从一次性单一性利用资源向循环利用综合利用资源转变，从主要依靠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向全面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转变，从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模式向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转变，等等。德国、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英国2003年提出创建低碳经济，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这些做法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就是要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

3．从生产力内部产生保护自然的功能。这种功能包括环境监测能力、污染防治能力、生态平衡维护和修复能力，等等，它的产生和增强是现代生产力功能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标志。首先，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迫切需要。如前所述，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中改造自然，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了危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程度，因此产生了保护自然的迫切需要。按照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要求，不仅要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而且要从生产力内部培育保护自然的功能，这样社会生产就能够适应人类保护自然的需要。其次，只有从生产力内部形成足够强大的保护自然的物质力量，才能形成完善的生产力功能，抑制生产力本身对自然的破坏。前面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从生产力层面看就是因为只顾改造和利用自然，缺乏保护自然的功能。单纯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不能修复已经遭到破坏的环境，也难以保证今后不再有任何破坏。既然对自然的破坏主要是生产力造成的，那么只有从生产力内部形成保护自然的功能，才能修复和防止对自然的破坏。再次，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国家的生产力开始产生保护自然的功能，并同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功能交织在一起。尽管目前生产力保护自然的功能还相当有限，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许多方式依然不够科学，但是保护自然的功能毕竟开始从生产力内部生长出来，并正在逐步增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明确现代和未来生产力包含保护自然的功能，不仅有利于完善生产力功能，而且有利于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制定保护自然的政策、法律，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才能加快转变改造利用自然方式，形成保护自然的功能，促进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4．世界生产力呈现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产生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目前世界上仍然按照国家、地区和企业等层次来发展生产力，多国生产力互相渗透，连为一体，逐步形成国际生产力。一些国家联合进行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和重大工程建设，取得了积极的合作成果。例如，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联合建设国际空间站，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联合研制空中客车民用飞机，由法国、德国和英国参与的欧洲空间局研制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等等，都属于生产力层面的跨国合作。洲内国家和洲际之间生产力层面的合作也日趋广泛。各类巨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销售产品，成为联系各国生产力的纽带。

现代和未来生产力应当是人们认识、改造、利用和保护自然的综合能力。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差异很大，其功能结构也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生产力功能升级还远远没有到位，特别是一些落后国家生产力的各项功能都比较弱，同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差距有扩大趋势。显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功能升级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二）生产力功能升级对生产关系调适扩容的要求

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功能升级要求建立有利于正确认识自然、科学改造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的生产关系。这种要求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类对发展社会生产的需要，但是二者不能简单等同。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为合理配置各种要素、充分发挥各种功能而提出的客观规定，更带有强制性和技术性，它要求对生产关系调适和扩容。生产关系调适是指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扩容是指通过现有生产关系调适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扩大对生产力的容量。各国除了生产关系调适之外，还必须着手建立有利于全人类共同拥有地球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共享发展成果的新型世界生产关系。

从生产关系的利益主体看，要求从个人、集体、阶级、国家扩展到全人类整体。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建立的各种生产关系涵盖的利益主体包括个人、家庭、氏族、集体、阶级和国家等；近代及其以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由全人类作为整体构成的利益主体。全球化使人类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包括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行动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未来，并产生了联合国等在某些方面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性组织。这为构建一种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

从生产关系的产权客体看，要求从物质资料扩展到地球环境和各种无形资产。以往生产关系涵盖的产权客体主要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范围比较有限的自然资源，地球陆地表面和近海被国家、集团和个人多层次分割，没有一种生产关系从总体上把全球环境作为客体来实行科学管理，以保证各国人民合理分享。这种状况同世界生产力的功能结构和发展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把全球环境特别是环境容量当作产权客体，建立一种公平的世界生产关系，防止有些强势国家无偿多占多用，保证各国人民合理分享和有效保护地球环境。此外，有些重大科技成果长期为私人或集团垄断，不能合理用来为全人类谋利，也需要调整相应的生产关系。

从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看，要求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机制：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资源，消除各种障碍；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科学技术并推广应用其成果，消除各种限制；有利于各国人民合理分享发展成果，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各国调整生产关系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时多少也会考虑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判断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是否同生产力相适应，必须全面考察它同国内外生产力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同国内生产力相适应，但是妨碍和限制别国生产力发展，那就不能认为它完全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既促进国内生产力发展，又带动或者至少不阻碍别国生产力发展，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三）世界生产关系格局及其调适扩容方法

目前世界上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带有封建成分的生产关系，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绝大多数国家处于主体地位。各国生产力相互渗透和交织，促使生产关系也相互渗透和交织，多种生产关系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等途径交织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各国在生产关系层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建立了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全球制造业组织、全球农牧渔业组织、全球运输和信息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欧盟、非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联盟、东盟等区域组织也包含了生产关系层面的联系。这些机构和组织不仅为协调各国生产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构成一种国际生产关系网络，很可能还扮演了世界经济转向自由人联合体管理过程中的某种过渡性角色。

虽然各国生产关系性质和结构差异很大，但其调适和扩容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法：一是在国家范围内按某种比例整合私有制和公有制，注意调整其结构，创新所有制形式；二是制定和完善交易规则，调节产品价格，从而调整交换关系；三是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形成多种分配方式，通过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来改善分配关系。恰当运用这些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以所有制结构和形式调整为例，几乎所有国家都形成了由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多种形式按某种比例组成的所有制结构，各种所有制都有多种实现形式。随着股份制的广泛推行，兼具私有和公有因素的混合经济不断发展。这种变化有利于吸纳更多资源、发挥各种所有制长处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也使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多样。

（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适扩容及其不适应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的问题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事实上，近代那种原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已经不复存在。它通过调适扩容而保留了资本主义基因，生长出社会主义萌芽，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历史寿命。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发展不匹配、不对称。然而，它通过形式嬗变，特别是推行股份制，实现从个体资本到社会资本、再到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全球化要求。股份制内在地包含某些公有因素，使私人资本虚拟化和社会化，生产资料通过两权分离摆脱私人束缚，所以能够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具体来说，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发展需要大量资源，个人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采用股份制实现联合出资，虽然个人拥有自己的股份仍具私有性质，但是全体股东共同拥有公司资产则含公有成分；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发展形成复杂的结构和庞大的规模，往往超过私人所有者的掌控范围，必须通过一定途径委托他人来管理，股份制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对私人产权有所限制；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发展要求建立一种有效的收入激励机制，不能完全按资本分配，股份制通过市场对部分收入实行按资本分配，另一部分收入则在企业内部对员工实行按业绩或贡献分配，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扬弃；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可以无限发展，个人寿命却总是有限的，私人所有的企业早晚要传给后代，往往因为直系亲属中后代缺乏足够能力而导致衰败，多数成功的私人企业最终实行公司化。股份制正是通过私有和公有因素的消长变化，产生了调适和扩容效果。

任何新社会因素最初都是由旧社会孕育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例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适扩容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不仅表现在股份制内部公有因素的生长，而且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合作经济的发展。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宏观调控措施，包括通过再分配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主张。《共产党宣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十条措施，包括对土地、信贷和运输实行国有化，促进农工结合、消除城乡对立，调节分配等。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当时被资产阶级视为毒蛇猛兽，后来却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当作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妙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范围内如外资经济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两种社会的生产关系有部分趋同现象。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远远没有适应如上所述的生产力功能升级的要求。如果说近代它曾构成各国内部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现代则在许多方面成为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的障碍。

发达国家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本来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些成果的应用引起生产力功能升级是历史的进步；可惜这些成果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为自私地限于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和本国谋利，未能让各国人民合理分享。发达国家为发展先进科技投入了大量资源，固然应当得到回报；问题在于，它们不仅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资料，而且垄断了绝大多数高新技术成果和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因此它们国内生产力功能逐步升级，从高端控制相关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把从事低端加工制造的国家置于为自己打工的境地，进而获得远远超过正常回报的巨额利润。现代科技发展本身要求广泛开展无保留的国际合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总是为这种合作设置障碍。发达国家试图利用它们已经掌握的清洁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来打造本国新的战略优势，无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应用这些技术，不打算为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多做贡献。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被它们优先用于军事，制造毁灭生灵的武器，以便威慑别国以攫取更多的利益。当一些先进技术为它们带来足够利润、即将为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时，它们就有选择地以高价向别国转让这些即将过时的技术，从而又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投入旨在保持和扩大本国技术优势的研发项目。发达国家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在生产力内部培育保护自然的功能，无疑都是好事，但是输出污染却妨碍了别国生产力功能升级。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一些贫穷国家的生产能力却严重不足，民不聊生。前者本来有能力帮助后者加快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不允许或限制这样做。自1950年以来的60多年内，发达国家的人口一直占世界总人口的15%左右，其能源消耗一直占世界总能源消耗的50%左右，拥有的财富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一直占世界总量的70%左右。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固然与各国生产力发展差异相关，但是主要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笼罩下，发达国家怎会愿意无私援助落后国家以帮助后者加快发展呢？怎会愿意在促进各国均衡发展和解决世界环境问题中承担更大义务，以平衡自己所享受的更大权利呢？

然而，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适扩容潜力非常有限，早晚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通过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政权，然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而逐步调适扩容，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这是世界各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种基本途径和方式。

（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适扩容与全人类共同所有制

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的矛盾，对生产力具有极大的容纳潜力。但是目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是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取得并保持主体地位，不论所有制结构和形式，还是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都不够完善。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适扩容。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建立后，一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范围内的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公有制形式有缺陷，商品交换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限制，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加之“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生产关系存在明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1978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关系逐步适应了国内外生产力发展要求和趋势，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生产力发展，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然，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功能升级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提高前者对后者的适应性。

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功能升级需要建立具有更大容量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培育保护自然的功能，单靠各国生产关系调适是不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以全人类为利益主体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在人类某些活动中已经出现这种生产关系的萌芽。例如，《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规定：“外空的探测和使用权，属于全人类，任何国家不应据为己有；……”这表明外层空间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此外，公海和南极大陆也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虽然目前这种全人类所有制还只是一种萌芽或雏形，很不完善，但是相关国际条约至少可以在法理上阻止个别国家试图霸占和垄断这些领域，保留各国人民合理分享这些资源的权利。构建和完善旨在保证全人类共享地球资源环境和发展成果的新型世界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要求。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及其国际化

全球化不仅引起国家内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而且促使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逐步形成。面对这些情况，有必要重新认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

（一）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环境的总和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国内外常见的有关教科书和工具书定义：经济基础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不包括生产力，更不包括环境。但是从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来看，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因此，有些文献把经济基础定义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恩格斯曾对经济基础做过更宽泛的解释：“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由此理解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相关环境。这一解释从全球化视域来看是富有远见的，应当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环境的总和。

1．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环境的总和，与上层建筑一起构成完整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是得到公认的。如果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和环境，那么由它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形态就只包含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显然是不完整的。试想，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也没有地理环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都没有，怎能构成完整的社会形态呢？诚然，各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区别主要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同，把经济基础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似乎强调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性和区别。然而，从较长历史时期看，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也存在显著差异。任何两种社会形态都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层面的特性和区别，也有不同层面的共性和联系，各种社会形态都是共性和特性的统一体。如果只强调特性和区别，忽略共性和联系，那对社会形态的认识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真实的。事实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相关环境的统一体。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于生产力和环境之外的社会形态；撇开生产力和环境，设想只包含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以及由它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符合实际的。按照这种设想，只要建立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建立了新社会形态。殊不知，如果新社会只有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缺乏应有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那是不完整、不稳定的，有可能被旧社会颠覆。这一点下文还将联系实际加以论述。

2．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环境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如果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和环境，就难以解释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至少解释得不彻底、不充分。例如，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其政治组织性质来说属于上层建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旧中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属于上层建筑，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尚未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产生，不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生产关系决定的，相反是先有前者，然后通过前者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过程仍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只有首先从经济基础内部产生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然后才可能产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等上层建筑机构。又如，世界各国政府中都有一些负责不同产业发展的部门，如农业部、工业部、能源部、交通部，等等，这些部门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固然有调整生产关系的需要，但是更为重要的职能是促进相关部门的生产力发展。在环保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各国纷纷在议会中成立环境资源机构，在政府中成立环境保护部门，如果经济基础不包含环境，它又怎能决定上层建筑中环境保护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呢？上层建筑中某些意识形态的产生不一定源于生产关系，但是肯定离不开生产力和环境。

3．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环境共同来实现的。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后者必然对前者起反作用。如果经济基础不包含生产力和环境，那么这种反作用就只能由生产关系来承接和实现。然而，在现实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最终不是落脚于生产关系，而是落脚于生产力和环境。虽然这种反作用通常是以生产关系为中介来传递给生产力，但是反作用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作用效果要通过生产力实际发展情况来检验。脱离生产力发展需要来调整生产关系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也无法检验这种调整是否正确。

对单个国家来说，经济基础中的环境主要是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的环境，包括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森林、水源等，而不是整个地球环境。前面讲过，现代生产力正在形成保护自然的功能，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学则证明了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成为劳动对象并被用于交换，把它纳入经济基础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当代各国社会结构来看，经济基础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相关环境是非常清楚的。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未必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即使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某些论据，也应当根据全球化条件下的实际做出新的判断。

（二）各国经济基础的跨国交织与国际经济基础的构成

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相关环境的总和称为国内经济基础。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特别是跨国投资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跨国交织，使得某些经济成分的产权和空间位置分属不同的国家。由于一些国家境内存在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同时有大量对外投资企业，在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时不能不考虑它的跨国交织问题。企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微观统一体，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投资开办的企业是划入前者的经济基础，还是划入后者的经济基础？有两种选择答案。如果按产权划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应当包含产权属于本国而位于国内外的所有经济成分；不包含产权属于别国而位于本国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国界划分，一个国家境内的各种经济成分不论产权是否属于该国，均划入该国经济基础；境外经济成分不论产权是否属于该国，均划入外国经济基础。前一种答案看来比较合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为满足本国公民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只有当一种经济成分创造的财富至少部分属于本国，才能为本国服务；那些位于本国而产权属于别国的经济成分创造的财富最终流向国外，用于满足别国公民需要；那些位于别国而产权属于本国的经济成分创造的财富最终流入本国，用于满足本国公民需要；一个国家在国外投资开办的企业可视为本国经济基础向国外的延伸。

全球化进程中联系日益紧密的各国经济基础与地球环境的总和，称为国际经济基础，它充分发育后也可称为世界经济基础。当各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时，尚未构成国际经济基础；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和环保的联系达到相当紧密的程度，足以构成国际经济基础。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由国际经济组织投资创办并直接经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地球环境除了大气层、公海、南极洲和外层空间之外，其他地表面积属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土。目前国际经济基础除了包括各国生产力之外，尚无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生产力；整个地球环境，包括那些未纳入各国经济基础的环境，都属于国际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在各国多种生产关系中，国际经济基础更注重那些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生产关系。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有些边缘化国家的经济还比较封闭，国际贸易中存在种种壁垒，因此目前国际经济基础还很不完善，有待巩固和发展。

（三）国家上层建筑的变化

国家内部上层建筑在全球化冲击下，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第一，调控经济和保护环境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这两种职能在20世纪中后期逐步形成和增强，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旨在规范经济活动和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被颁布实施，政府机构中增加了负责调控经济和保护环境的职能部门，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宏观调控理论和环境保护理论。第二，上层建筑直接满足人们政治文化需要的功能增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需要逐步增强，公民要求行使民主权利，参加国家管理，从事意识形态中的学习、创造和交流活动。这些需要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能够满足的，要求通过参与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活动来实现。因此，上层建筑除了必须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其服务之外，归根到底还必须同人类需要相适应，创造满足人民政治文化需要的条件。第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从过去的平面结合变为现在的交错结合。有些政府机构主要管理社会事务，属于传统的上层建筑部门，同经济基础是等距离平面接触；有些新兴政府机构则主要管理经济事务，甚至承担某些发展生产力的责任，深入经济基础内部与之交错结合。形象地说，现代上层建筑扎根于经济基础，而不是漂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第四，国家之间上层建筑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冲突也时有发生。除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之外，许多国家还互在对方重要城市设立领事馆或办事处。各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各种世界性、区域性国际会议连续不断。在意识形态中，国际学术性、文化性交流活动也异常活跃。同时，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常常引发上层建筑领域的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机构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问题做过一些研究，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会消亡。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使人类进入世界主义时代，国家已经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应该说，国家职能在全球化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但是目前世界还远未具备国家消亡的条件。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在组织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保护本国公民利益和环境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国际上层建筑的构成

国际上层建筑是各种国际政治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意识形态的总和，它基于国际经济基础，通过各国上层建筑密切合作来活动，在职能和作用方面则超越国内上层建筑。对国际上层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或元素，可以列出下面的菜单并逐项点击和扫描。

1．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各种国际组织多达数万个，其中网站建设比较完备的就有5700多个。在这些国际组织中部分属于非政府间的专业协会和经济组织，部分属于政府间的国际政治组织，后一类可以视为国际上层建筑机构。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上层建筑机构。经过67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191个成员国，除了通过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机构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之外，还通过所属专门机构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国际协调和促进作用。

2．国际宪章、公约、条约和协议。这些国际文件通过国家之间谈判协商产生并经其议会或政府批准后生效，对参加国有约束力。例如，《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组织机构、会员条件、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办法等内容，经各国批准签字后生效，对参加国有强制约束力。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行为轻则受到谴责，重则受到经济政治制裁直至由联合国授权某些国家给予军事打击。有的国家可以不参加某些条约，或者参加后在一定条件下退出，这样它们可以不承担相关义务，但是也不能享受相关权利，往往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

3．区域国际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洲际松散型合作机构也纷纷建立。1993年成立并逐步扩大的欧洲联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实体。目前它包括27个国家，拥有5亿人口和432.2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大约一半成员国为发达国家。欧盟基于国家，又高于国家，成员国将原来享有的部分主权如货币发行权转让给联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显著的超国家权能的属性，形成区域性国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法国、德国等国家停止使用具有悠久历史的法郎和马克等货币，支持发行使用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这是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欧盟的诞生和正常运作预示着当各国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定范围，就有可能走向统一。虽然目前欧盟遇到危机和挑战，但是该组织很可能成为人类走向世界大同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4．国际意识形态。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所形成的一些学说、理论、宗教观念超越国界，逐步成为国际意识形态。诸如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凯恩斯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识形态性质。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观念，也可视为国际意识形态。虽然它们最初产生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但是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和信奉，成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国际上层建筑应当适应国际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为后者服务，如维持和平、保护环境、安置难民、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但是目前国际上层建筑受大国支配的情况比较常见，有时甚至成为某些大国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这是国际上层建筑有缺陷或不完善的表现。

（五）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别国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冲突

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既要适应本国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也得符合国际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还会受到国际上层建筑的影响。撇开国际上层建筑的影响不说，判断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否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全面分析它同国内国际经济基础的关系。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既同本国经济基础相适应，又有利于或者至少不损害国际经济基础，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始终存在某些不适应，同时它与别国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尖锐冲突。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一直是侵蚀和挤压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工具。如前所述，全球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环境占有状况极不公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势发达国家上层建筑的作用促成和维持的。弱势国家经常受到强势国家的欺凌和掠夺，还得被迫为这种欺凌和掠夺买单。近代西方列强对别国的侵略和掠夺不必说，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剧烈碰撞，也是它们对落后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肆意蹂躏。虽然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和平，但是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从80—90年代西方国家介入中东国家冲突到后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攻伊拉克，从新旧世纪之交北约打击南联盟和阿富汗到2011年轰炸利比亚，都有西方国家上层建筑对别国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干涉和侵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不仅配备了各种各样的战争机器，而且安装了一些自私自利的软件，包括某些自利性意识形态和由它们单独或主导编制的自私的规则。前面讲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科技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应用，在环保中常常损外利内，这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来实现。例如，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来提高国内环保标准，既设置了令发展中国家感到无奈的贸易壁垒，又驱使本国企业向外转移和输出污染。它们严格禁止或限制输出核心技术，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来控制和垄断这些技术专为自己谋利，使之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尽快推广应用以增进全人类福利。在这种垄断和封锁背景下，一些国家只好投入大量资源来独自重复研发同类技术，结果大大增加了全球资源消耗，延缓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有的发达国家把一些本来应当为全人类共享的知识纳入自己的产权保护范围，当了解到本国已经掌握的某种技术正为别国独自研发时，先是实行严格封锁，一旦发现后者取得突破并即将推广应用时，就解禁这项技术并加以推销，使后者千辛万苦独立研发的技术在市场上贬值，还常常无理指责别国的自主研发侵犯了它们的知识产权。

由于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各国不得不支付极高成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目前世界各国军队总人数将近3000万人，每年军费开支在1.5万亿美元左右。假如这笔费用不是用于搭建由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海陆空装备支撑的全球性军事平台，不是用于血腥恐怖的争斗，而是投入和平建设，特别是用于解决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民的温饱问题，对增进人类福利将产生多大的作用啊！这种假设呈现一副虚拟图像，折射出人类在今天看来难以满足的合理需要，这种合理需要同现实的距离越远，意味着现实包含的不合理因素越多。难道世界和平永远被锁定在各种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威胁之中吗？难道近二百个国家把地球环境分割得支离破碎，由数千万军队分兵把守，经常爆发战争和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秩序吗？

五、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历史方向。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漫长而曲折，全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的动态特征区别

当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三个不适应”，即社会生产不适应人类需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早晚会为新社会所代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也是如此。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从过去主要不适应国内人民需要，升级为主要不适应全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生产关系从过去主要不适应国内生产力发展要求，升级为主要不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从过去主要不适应国内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升级为主要不适应国际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这“三个不适应”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显露出来的动态特征，它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研究，可以预言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下同）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三个适应”：社会生产适应全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生产关系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世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这“三个适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动态特征（包含前面所讲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不适应”构成两种社会的动态特征区别。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会发生某些暂时和局部不协调，但是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完善来解决，再没有本质上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更高级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的“三个不适应”向共产主义的“三个适应”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社会形态更替。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中出现一种过渡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为全世界最终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必须以国家为单位来建设，在经济基础中还保留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也就是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并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包围和影响之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具有一些静态特征区别，但是两种社会并非处处对立和水火不容。相反，二者可以长期并存，互相吸收和利用对方的长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从资本主义“三个不适应”向共产主义“三个适应”转变。

（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局部可逆性和总体不可逆性

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苏联、东欧诸国和中国等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期苏联解体并同东欧诸国一起演变。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替中，在局部范围内也出现过反复。近代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分别是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封建制度的复辟，但最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封建社会。这说明社会形态演进在一定时期的局部范围内是可逆的，总体上则是不可逆的。

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一个阶段，应当具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更优越的上层建筑。不论一个国家在什么基础上、通过什么途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最终都必须做到“三个适应”，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力，这样才能建立完整的新社会。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首先从欧洲一些生产力相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因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后来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它们在经历古代文明发展之后，到近代因为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列强压迫、欺凌乃至侵占而处于落后境地，“三个不适应”问题非常突出。俄国和中国通过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东欧诸国受苏联红军在二战中反攻胜利的影响和支持，一度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外部输入性质。这些国家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通过革命胜利首先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然后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此摆脱了列强欺压，赢得了民族独立，开辟了发展新路。但是也要看到，当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后，如果不能尽快形成由发达生产力构成的坚实基础，就存在被颠覆的风险。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和制度设计来看，无疑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三个适应”。不过，要把旧社会的“三个不适应”变为新社会的“三个适应”，必须进行长期艰苦探索和创新，而且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定时期内做到了“三个适应”，随着人民需要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还可能出现某些新的不适应；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生产结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形成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就可能重新出现“三个不适应”。由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生产力比较落后，当它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后，必须尽快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并保持“三个适应”，这样才能彻底完成新旧社会形态更替，防止发生逆向变化。如果长期不能做到“三个适应”，生产力始终不能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完善，就有可能发生逆向变化。

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一定时期内，曾为“三个适应”做出了积极努力，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经济技术总体水平没有赶上最发达的国家，更没有达到共产主义要求。这些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本来就很不完善，非但未能进一步改进和调适，反而逐步走向僵化，不同程度地出现新的“三个不适应”。在发生巨变之前一个时期内，共产党内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领导者缺乏科学信仰和足够能力，未能按照人民需要来精心组织社会生产，未能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来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未能按照经济基础变化来积极完善上层建筑，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经济政治秩序的严重紊乱，加之某些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误导和推波助澜，结果发生了社会形态逆转。

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新中国在60多年的发展中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力求按照人民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目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现在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排除了社会形态发生逆向变化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1987年，邓小平同志讲：“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不够格”，主要就是指中国还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也是防止发生逆向变化的根本保证。

社会形态演进的逆向变化只会发生于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局部范围。当新社会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后，人类需要和生活方式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不可能由旧生产方式来满足；生产力已经获得巨大发展，不可能由旧生产关系来容纳；经济基础也不可能重新由旧上层建筑来适应。同样道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中的逆向变化，只会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定条件下的部分国家，并非不可避免。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自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其他客观规律，努力实现并保持“三个适应”，就不会发生逆转。当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三个适应”，绝不会倒回资本主义。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社会形态更替总体上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的殊途同归趋势

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具有多样性，除了一些国家分别实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带有混合社会特征。其中有的以资本主义特征为主，兼具某些封建社会特征；或者以封建社会特征为主，兼具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改良方式应对“三个不适应”问题，早晚发生某种社会变革，转化为发达社会主义；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通过长期和平发展，将逐步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内，或者处于混合社会形态，以后将发生分化，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走向发达社会主义；地球上所有国家，最终无一例外都会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将会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在不同地区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多样性。

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突变方式，对推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和平发展对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社会形态更替，具有更普遍而持久的意义。第一，在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长期和平建设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基础，全面发展教科文卫各项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力量空前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基本上不存在按照传统模式发动革命的条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通常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包括参加选举和创办含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经济实体等，如果他们具备比其他党派更高的智慧和能力，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是存在的。第三，各国发展社会生产和教科文卫事业，保护生态环境，以和平渐进方式调整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客观上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共产主义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社会形态更替。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否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演变后，不少西方人士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将实现全球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破坏和抑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念念不忘对后者实行和平演变，似乎难以想象它们会自发向共产主义演进。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会因为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停止发挥作用，也不会因为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而改变作用方向，它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强制资本主义社会朝共产主义方向演进。西方国家尽可以反对和压制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不能不按照公众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不能不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调整生产关系，不能不顺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来改良上层建筑。否则，“三个不适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各种危机；只要做不到“三个适应”，危机根源就不会彻底消除，改良也就不会停止。无论统治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一次次改良的叠加效应除了最终导向共产主义，没有别的出路。

有些西方学者研究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的途径、方式和趋势，形成了一些值得参考借鉴的认识。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在他看来，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将使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全部消失，个人所有权只剩下股份和债券，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成为瓜熟蒂落的事情，最后一步可能就是通过修改宪法来正式通过以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认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其决定性的阶段可能是一个突变，但是，在世界规模上，就绝不是这样。从世界的观点看来，这个转变很可能拖得很久，很可能是渐渐的转变，也可能要经历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由巴巴拉·沃德等人主编、经52个国家的152名各类专家审阅并提出评论性意见后修改定稿的《只有一个地球》写到：“哲学家梦寐以求的宇宙统一体，圣贤伟人主张的大同世界，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他相信生态运动将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环境危机，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面对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一些西方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对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十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该书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两大威胁一是军事的，二是环境的”，这两大威胁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是消除这两大威胁的根本出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的末日。”

尽管当今世界强权盛行，贫富悬殊，矛盾重重，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社会形态更替仍然表现出种种迹象和征兆：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汇成可持续发展浪潮，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制度，各国人民对合理分享地球资源和财富的强烈要求构成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在提高资源效率和环保水平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财富源泉加速涌流；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总体上迅速发展，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趋于上升；全球海陆空交通网路形成，信息化步伐加快，“地球村”效应增强；生产力功能升级促使各国生产关系调适和扩容，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不断发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呈现某种人类联合体雏形；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曲折发展，最终将对其他国家走向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引领和示范作用……所有这些表明，人类社会在各种客观规律的推动下，正朝着共产主义方向演进。这是地球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内部文稿〉》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