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人们对它的体认，因时代的不同与个人取角的差异，不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梁启超是最早试图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出概括的代表性人物，他以为，其内涵主要有四：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与团结；重德；重爱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王鲁季概括有五：大同主义、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和平主义、中庸主义。吴坤淦则以为是：勇武、博大、勤奋、坚忍。当今学者的见解，同样莫衷一是。例如，张岱年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方立天则以为是：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概括，无疑是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的思想指导，但它并不影响人们从学术层面，对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作多角度的探讨。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其侧重点都各有不同，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内涵，我们以为还可以作以下概括：

一、“和”的精神

追求和谐，重视“和”或称“和合”、“中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肯定了“和”为最高准则。因之，孔子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即为美，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庄子也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和即是乐，它同样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范畴和最高的准则，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成书于商周之际的《周易》，被公认是中国思想的源头。剥去其巫术的外衣，可以看出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试图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作出总体性的说明，建立起宇宙的模式。《周易》用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以此去包罗世界万物。八卦的自相重叠又产生六十四卦，再以此去说明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而卦又是以阴爻与阳爻互相重叠而成的。这样，《周易》就从宇宙万物中抽象出了阴阳两个概念，强调阴阳的相辅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反之，阴阳失和，必然招致祸乱。《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父子、君臣，以至于构成整个的人类社会。这里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它看来，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万物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的双方，二者必须贯通、联结、和合、平衡，万物才能顺利发展。所谓“阴阳合德”、“刚柔相济”，都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谐。这种对立面的和谐又不是在静态中实现的，而是表现为不断的运动、变化和更新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都强调了和谐就是矛盾双方互相转换的结果。《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道”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则，它通过阴阳和合，终令万物在变化的过程中，各正其位，各得其所。宇宙也因此是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和”是宇宙的核心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和”是阴阳交感的本质，也就是宇宙间的“善”。

此种“和”的宇宙观影响后世。《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值得重视的是，与《周易》成书时间相仿的我国医学，也同样是根据阴阳交感和合的原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显然，从宏观到微观，都说明古人形成了“和”的宇宙观。

宇宙观决定人生观。宇宙既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实现个人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以体验宇宙间最高的“善”、“乐”、“美”，自然成为古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了。孔子的“仁”，以和为贵，实已超越了天人的界限，所以有“如天之仁”的说法。孔子晚年自信自己不仅“知天命”，而且无处不“耳顺”，即随心所欲，也不会因有所出格而造成内心的遗憾。他显然是认为自己实现了与自然界高度和谐与统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孟子也讲“万物皆备于我”，“乐莫大焉”。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是指个体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孟子认为他自己也达到了此种境界，体会到了其中莫大的快乐。至于庄子认为与人和得“人乐”，与天和得“天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清静无为、物我两忘，更是带上了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浪漫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古人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理想，都不在于与肉体同朽的功名利禄，而在于超越物我，在求与自然合一中实现精神的不朽。所以，人们常常用“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并存”一类词，赞美贤者的道德文章，也是强调他超越了物欲，达到了精神与宇宙自然界和谐并存的崇高境界。

当然，不仅是宇宙观、人生观，戏剧小说追求大团圆的结局、江南庭院营造“咫尺天涯”、中国画强调“气韵生动”的意境所表现的审美观，以及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许多格言警句，诸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也都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谐的特质，实渗透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和”的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主张宽容的博大胸怀。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进一步提出“亲亲、仁民、爱物”，惠施则讲“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从主张“爱人”，进而主张“爱物”，终至扩充到主张天地一体，“泛爱万物”，无疑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实则，《周易》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应具有大地般宽广深厚的胸襟，去包容天地万物，就已对中华民族此种包容精神作了经典的概括。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强调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天人一体，人类应与自然界友好和谐相处；表现在对外关系上，是主张“协和万邦”，即强调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各国和睦相处；表现在思想文化问题，是主张兼容并包，相反相成，“有容乃大”。《周易》说：“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也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天下》最早提出“百家”一词，说：“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教派冲突，相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海纳百川，诸家争鸣，尤其是受印度佛教，融合中外文化，形成儒、释、道互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表现在知人论世上，则是强调“君子不为已甚”、“执两用中”、“过犹不及”、“中立不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等，以中庸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富有辩证思维的处世哲学。

二、重德

早在西周之初，周公总结商朝败亡的教训，就已提出了重德的思想“明德慎罚”。《周易》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强调“仁者爱人”，进一步将道德人格的建立提升到了更加自觉的高度。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他眼里，德之重要，仅次于道。主张无为的道家同样重德。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庄子则谓：“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不过，儒家对于重德思想的阐发最为系统，因而影响也最为深远。中华民族精神浸成了自己重德的特质，这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注重个人的品格修养。孔子讲“仁”，是以具有爱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为前提的。“仁”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为出发点，借助“礼”的规范，通过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最终实现有层次，但无界限的人类社会普遍的爱。所以，“仁”是道德的源泉，同时又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欲立人、达人，首先自己先必须能立，能达；故行仁，要从自己做起。“自我道德人格的建立，就是自爱：自己爱自己，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作人。”故儒家强调“为仁由已”，“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善恶之心，有道德的天性；人不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能不断超拔自己，实现人的尊严。反之，没有道德自觉、道德观念、道德生活，人就不成其为人。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异于禽兽，仅一念之差，这就是道德观念。普通人不自觉，但君子是看重它的。孔子称赞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一般人忍受不了的清贫，但他却能自得其乐，就是肯定颜回看轻物质享受，而追求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重德还不止于此，他们强调人具有社会性，人的道德心还应当表现为在人际关系中遵守礼义，自觉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而对于君子来说，应当有更远大的抱负，把个人的品德修养看成是实现儒家理想社会的首要条件。无论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或“内圣外王”的理想，儒家都强调必须将造就人格视为最终实现个人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这就使得儒家的修身重德，不同于谦谦君子的独善其身，而具有了改造社会的宏大气魄。也惟其如此，从孔子开始，先哲们无不把克己修身、完善人格提升到了崇高的地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孟子不仅提出“养吾浩然之气”，其说更显精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越是志存高远的人，越是应当加强刻苦的道德修养，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去实践道德的最高要求。

二是以道德为整个文化的基础。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学等各个领域很早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范畴，在它们中间并不存在一种笼罩一切的道德观念。道德判断是被限定在人生范围之内的。中国则不同。在近代以前，政治、经济、文学等始终没有形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道德的诉求。王国维曾指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周公设计的周朝政治文化制度的要义，即在于“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孔子“仁”的学说，进一步将周公的思想深化发展了，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即道德，它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礼乐”即社会政教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础。道德观念超越了人生范围，弥漫一切，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称“德政”、“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产也说：“德，国家之基也。”经济生活有“不患寡患不均”的原则，孔子有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礼记·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董仲舒更强调：“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军队称“仁义之师”，良将称“儒将”；至于文学，则强调“文以载道”。总之，道德价值高于一切，规范一切。

上述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复使中华民族重德的精神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化为民情风习。梁启超对中华民族重德精神的解读，独具只眼，耐人寻味。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人心中有三种观念根深蒂固，实为“中国道德之原”：一是“报恩”。“中国一切道德，无不以报恩为动机，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人生在世，无论如何聪明才智，都不可能无所待于外而能自立，故其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人者，实无量极。中国人十分看重这一点，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心存报恩之思。二是“明分”。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强分阶级与不平等。社会有分工，个人有分任，分工协作，社会得以安定。安分心太强，固易生守旧，但“向上心”与“侥幸心”有别。中国道德中的“明分”精神，恰恰表现了理性的“向上心”，强调立足现有的地位，求渐进于理想的地位，中国社会“所以能强固致密搏之不散者，正赖此矣”。三是“虑后”。中国人重现实，同时又最重将来。各国宗教固然未有不重将来的，但它们所讲的将来，是相对于现世而言的来世，故与现社会不相属。中国教义所谓将来，则是“社会联锁之将来”，即强调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以，中国人强调个人对于社会与后代的责任。“二千年来，此义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具。纵一日之乐，以贻后顾之忧，稍自好者不为也。不宁惟是，天道因果之义，深入人心，谓善不善不报于其身将报于其子孙，一般人民有所劝，有所慑，乃日迁善去恶而不自知也。此亦社会所以维系于不敝之一大原因也”。梁启超强调说，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绝对个人主义”与“现在快乐主义”，难以理解。“报恩”、“明分”、“虑后”三大观念，是中国道德精神的三大要素。它将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机衔接起来，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有机衔接起来，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吾国所以能绵历数千年使国性深入而巩建者，皆恃此也”。这也正突显了中华民族重德的民族精神。梁启超不愧为近代目光锐利的思想家，他上述对中华民族精神重德的解读，超越了精英阶层与文本，更重注于世道人心，即社会整体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考察，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各国的文化都重视道德，但是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华文化这样把道德作为自己的基础，让道德观念渗透一切；也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华文化这样，系统强调个人的品格修养，不仅把实践道德视为人性的体现，而且把它看得比生命更可贵，径将道德价值提高到最终决定个人、民族与国家荣辱兴衰的至高地位。

所以，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人最普及的宗教，并非佛教道教，实乃道德宗教。而人所共知，黑格尔更早就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三、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彖》最早提出“自强不息”的命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即刚健，其意是说，天体运行不止，人们应效法天行，积极向上，努力前行，永不止息。故《周易·乾卦·文言》又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周易》提出刚健自强的思想，集中概括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许多有关中华民族童年即远古时代的传说，诸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是火的发明者；包牺氏结绳而为网罟，开创了渔猎时代；神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创造了农业；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代表了屋宇、衣服、文字的开始。这些传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了人而非神创造历史的思想。《礼记·乐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很清楚，上述的燧人氏、包牺氏、神农氏、黄帝等，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创造了上古文明了不起的“作者”，而非神。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上帝创世的神话，虽不免神道设教，但无非借天道明人事，始终将理想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即将人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所以，孔子“不语乱力怪神”，他说：“祭神如神在”，“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入世的精神与现实的责任。中华民族宗教观念淡薄，很早便具有了人的主体性意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是《周易》得以概括“自强不息”命题的历史文化前提。至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所塑造的改天换地的开拓者的形象，自然更是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孔子重视刚健有为，进而提出了“刚”的思想。梁漱溟说：“刚毅木枘近仁。”他甚至认为，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刚或刚毅，是指一个人坚定刚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孔子视之为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志节操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枨也欲，焉得刚？”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做到刚健有为，很不容易，这首先需要有坚定的信念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以及其弟子曾参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都是在反复强调这一点。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才有可能进而做到：其一，安贫乐道，志存高远，拒绝各种名利的诱惑。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甘于寂寞，是一种美德。一个人有无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以立”；也无需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重要的是做出业绩来，“求为可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非取之有道，君子不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贫与贱是人之所恶，非去之有道，君子不弃。“欲”与“刚”不两立，无欲则刚；其二，保持乐观的精神，百折不挠，奋斗不止。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无论处境怎样艰难困苦，都不能动摇自己的信念，忘却崇高的理想，丧失气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反，要奋发有为，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所以高度赞扬颜回，就在于颜回能在别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条件下，依然保持乐观的精神，孜孜追求，成为了楷模。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自己也是在逆境之下，忍辱负重，写就了光照千秋的《史记》。足见，刚健有为、发愤忘忧的精神，已浸成传统，且载入了史册。

自强不息精神的核心在顺天应时，日新求进。《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即在于阴阳相易转相生；又说：“日新之谓盛德”。天地最大的品德，同时也就在于“日新”。这与其“和”的宇宙观是一致的：宇宙所以是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原因就在于它是处于阴阳相辅相成，生生不已，变化运动的过程中。日新即是变，变即是和。所以，《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杂卦》也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不仅如此，《周易》还认为，汤武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变革与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都是顺时应变，合乎宇宙普遍规律的应然和正义之举：“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多有志士仁人倡言变法革新，甚至舍生取义，不惜为此牺牲生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故鼎新精神，正是他们赖以倡导社会变革的思想指导。这在近代中国社会转折时期，表现得尤为鲜明。《变法通义》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初期发表的一篇名文，他在文中说：“《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康梁维新派正是借助鼓吹穷变通久、日新进取的精神，推进了戊戌变法运动；谭嗣同等六君子且为之献出了生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样继承和宏扬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他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有更多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故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最终又归结为品德修养和人格的建立，从而与重德的特质浑然一体。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仁、勇称三达德，其中以仁为核心，知所以知仁，勇所为行仁。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说到底，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外烁。孔子强调好学深思、内省思齐、克己复礼、立人达人等等，目的就在于培育知、仁、勇，即情、志、意相统一的德性。孟子所谓“养吾浩然之正气”，为承担天降之大任，必先苦其心志，也是在强调以建立人格为重。宋明理学强调“内圣外王”，进一步将此一理念表述得更加简洁明了。所以，梁漱溟说，孔子所提倡的“阳刚乾动的态度”，“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体现了内在的“活气”与外在“奋往向前”的融汇。梁启超也指出，儒家的人生哲学，就是“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即“内圣外王”：“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四、爱国精神

“爱国”二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战国策·西周策》有言：“周君岂能无爱国哉。”东汉时荀悦作《汉纪》，其中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可见，中华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周秦之际，就已形成了爱国的观念。不仅如此，战国时的楚国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用生命的激情和壮丽的诗篇，尽情讴歌爱国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他的《橘颂》，满怀激情地歌颂橘树扎根故土，专心如一的美好品质，实际上是在以诗言志，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爱国心。他的《国殇》，对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楚国将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悼念。屈原最后自沉汨罗，他想以死进一步唤醒国人。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因时代的差异，其具体内涵古今自有不同；但是，屈原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爱国诗人，至今深受崇敬与缅怀，这本身不仅说明了爱国的精神古今一脉相通，而且也说明了屈原所鲜明体现和热情讴歌的爱国精神，早已越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范围，而成为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认同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成为了古今志士仁人，借以激励自己和人民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强国御侮永恒的讴歌主题。

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有三大特色。其一，与“大一统”的思想相统一。“大一统”的思想萌芽于夏、商、周三代。西周时人们的思想就有了这样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已蕴含了大一统的思想。春秋乱世，孔子主张“拨乱反正”。所谓“正”，在孔子看来，就是以周天子为核心，重新恢复天下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所以，他极力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历史功绩说：“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所谓“一匡天下”，就是匡天下于一统，一统于周。孟子、荀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强调“定于一”、“天下为一”。成书于汉代的《春秋公羊传》，上承孟、荀，进一步发展为“大一统”思想。其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是重视、尊重的意思；“大一统”，就是明确要以统一天下为职志。经秦汉数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念，已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实现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在于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完成了统一大业，安定了天下。而中华民族的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治世”，把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足见统一是中国历史和人心的趋向。大一统思想的升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又成为了爱国精神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等，所以传为“和亲”美谈；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所以被尊为民族英雄；甲午战争之后，被割占的台湾人民所以能坚持长期不屈不挠，抵抗日本侵略者，以及今天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为进一步表达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其原因都在于此。

其二，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反映了孔子著书的忧患意识。从孔子强调“君子忧道”，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脉相承，关心天下兴亡、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一大特色。忧患意识的核心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屈原在自己的诗篇中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宋范仲淹则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所以深沉博大，就在于它包含着居安思危，变革进取的自觉。孔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江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表达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更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进取自强，国家的生命才有可能得到延续；相反，贪图安逸，故步自封，必然自取灭亡。他将变革进取的意识引入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将理性与情感结合了起来。这就是说，忧国忧民，说到底，就是要关心并推进国家社会的进步。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危机日亟，志士仁人的忧患意识也愈加强烈。康有为上清帝书说：“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若非大变讲求，是坐待自毙也。”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其章程强调：“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与此相应，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近代志士仁人为强国御侮，振兴中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并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渐次颠覆了千年帝制，使中国社会迈向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复继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最终完成民主革命，并将中国引向今天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注重民族气节。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自古已然，近代则更加发扬光大。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役，再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近代中国曾一再面临列强的野蛮入侵，尤其日本于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一度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中华民族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但是，中国人民每一次面对强敌，都前仆后继，奋起反抗，涌现了像林则徐、关天培、冯子材、邓世昌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尤其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形成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全民抗战，惊天地，泣鬼神，并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更使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大放异彩，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爱国主义的国民。他说：中国道德重报恩，故“报国之义重焉”。虽国衰民穷，“然而我民之眷念祖国，每遇国耻，义愤飚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藉援系也”。梁启超所言，完全合乎历史实际。

中华民族在坚持反抗外来侵略与压迫的同时，形成了注重民族气节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表示，生存与道义皆人所欲，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当“舍生而取义”。他说，“大丈夫”应该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的英勇气概。他们都是在强调坚持高尚的人格与气节的极端重要性。汉代苏武奉命出使匈奴，遭拘留。他大义凛然，拒绝威迫利诱，宁死不屈，坚持在漠北冰天雪地孤身牧羊19年后，终于返回汉朝。苏武以他崇高的气节以及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精神，闻名于世，并且一直激励、鞭策和鼓舞着后世的爱国者。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被俘，在狱中写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对苏武崇高的气节，深表敬仰。他自己同样坚贞不屈，慷慨捐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诗句，成为后世坚贞爱国者的自白，千古传诵。在近代，与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精神大放异彩相一致，民族气节也备受珍重。在甲午战争中，运送中国官兵的“高升号”，中途不幸遭日本舰队偷袭，中弹下沉，但船上全体官兵，宁愿葬身大海，无一投降，就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回民支队”司令员、共产党员马本斋的母亲，被日本宪兵逮捕，要她劝降儿子，但这位英雄的母亲却以苏武、岳飞为楷模，坚贞不屈，最终绝食而死。与此同时，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上，五位八路军战士阻击日寇，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决不投降。他们在砸坏了枪支后，纵身跳下了悬崖，结果除两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外，其他三位战士壮烈殉国。“狼牙山五壮士”的美名从此传开，成了当代民族气节的新赞歌。此外，朱自清拒领美国的救济粮；钱学森等科学家拒绝国外优厚条件，冲破种种障碍，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样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

在上述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特质“和”、“重德”、“自强不息”、“爱国精神”中，“和”处于最高的哲学的层次。有人说，谈民族精神犹如剥笋，笋一层一层往里剥，要剥到最里层，不能再剥了，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核心。“和”正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与思维方式，从而渗透、制约和规范一切。重德的核心是体现“和为贵”、“仁”的人生观。自强既是遵循阴阳相反相成的“天行”，又是以和为哲学基础的，所以它突出了变革日新，而与以邻为壑的“强人”观念划开了界线。爱国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最集中、最有力的迸发与升华。要言之，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特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理性与崇高的德性。这就是强调在实践道德的基础上，坚持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将理想与实际相结合，进而追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与统一。正是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生生不已，历久弥新。它显示了东方文明自身的价值和独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