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阶段性发展和特点

国学名家钱穆曾指出，治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求其同。他说：“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在这里，他除了强调治史当重视包括民族精神在内，历史内在同一性的阶段性发展之外，还有两点也值得注意：其一，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历史阶段性发展重要的内驱力，“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其二，民族精神的阶段性发展，其外烁的特征即呈现为不同阶段上民族的“文化”，即“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这些重要的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阶段性发展。

对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考察，不应简单迁就政治史的分野。具体说来，对此的理解，当把握两个重要向度，以作综合考察：一是作为民族精神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二是作为民族精神外烁的中华文化的发展。依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其后的历史相较，判然有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先秦至晚清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其阶段性特征也不应忽视。晚清至今170年的历史，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前后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判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确实呈现出了阶段性特点；但是，与古代相较，从大视野看问题，将之视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历史阶段，也具有自己的合理性。

鸦片战争后不久，有识之士即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时段看问题，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可以说，都是处于这个历史“大变局”即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而漫长过程。19世纪中叶揭开了它的序幕，最近30年的巨变，则是登堂入室，正展现其核心的历史华章，或者说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正迎来百年的高潮。故晚清至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和与之相应，中华民族精神得以“重铸”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

从总体和宏观上看，我们以为，可以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大致分成古今两大时期和前后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秦汉：中华民族精神的发轫与形成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发轫与形成的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因子发轫于炎黄时代，历经两三千年的积淀与磨练，至周孔时代基本构筑完成，而至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华夏民族精神稳定而巩固，对此后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华夏族滥觞于炎黄部落，二者的长期结盟与发展，不仅构成了后来华夏部的主干，而且其联盟表明了两部族相互包容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之一，炎黄文化也因之成为中国开启文明时代的象征，既是诸族凝聚的标志，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所在。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期，依然持以兼容并包为核心的凝聚精神，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历经夏、商、西周时期的长期发展与相互交往，各个方国部落星罗棋布地居住在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诸少数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速度，各族间频繁往来，经济发展上相互补充，文化上相互吸收精华，政治上许多少数族的国家并入泱泱大国的版图，使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有了更便利的条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迅速发展，诸少数族都或多或少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向华夏族诸国靠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诸少数族的经济与文化，并且对于华夏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不仅为秦汉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基础，而且华夏民族精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锤炼，再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精英的总结与升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先秦时期已呈雏形。

先秦时期发轫和初步构建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尚“和”的取向，主要包括“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秦汉帝国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不断稳定与发展，民族精神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纽带和促进秦汉时期疆域拓展与民族融合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民族精神其本身也缘此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和真正初具规模了。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华民族精神的整合与发舒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整合与发舒的时期。东汉后期，天人感应神学体系的崩溃使得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受到质疑，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篇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一个缺乏权威思想的豪放时代。这为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民族精神也由此趋重内涵发展。魏晋士人向内发现了人自身，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美，致力于开掘自由的人性，追求适性逍遥，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人生，形成了以儒立身、追求超越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诗化人生模式，熔铸了中国“乐感文化”的特色。葛洪等人在肯定儒家太平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的同时，吸收道家重视个体生命、追求超越现实的生命意境的因素而改造原始道教。佛教吸纳儒道家思想而中国化。禅宗肯定自力和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宇宙的取向与儒家、道家致力于诗意人生的精神一致。儒道佛思想日益整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和实用理性的特点。魏晋玄学理性思辨的发展，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崛起。以民为本的精神被广泛认同并落实到政治实践中。

从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立到隋唐的政治大一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不断交往与融合和“天下一家”格局的进一步形成，时代的民族观念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从夷夏观念来讲，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是严夷夏之别，这是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时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民族观念上的一种反映；隋唐夷夏观的主流是倡导“华夷一家”，这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民族融合、隋唐大一统政治的宽阔胸襟、隋唐族源从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正统观念来讲，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各政权为谋求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对于政治统绪争论不休；隋唐则随着大一统政治的建立，民族一统意识得以加强。

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国家长期分裂，中经大一统隋朝的短祚，再到唐朝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得从“庙堂”到“士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往往又与人们的重史精神结合起来。人们关注史学，是希望从历史的总结当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于是乎，注重于经世致用，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撰述的重要旨趣。魏晋南北朝史学有鉴于国家分裂与社会动荡，其经世致用的主要表现是或倡言风教，或致力于正一代得失；唐代史学的经世情结，初唐主要表现为“以隋为鉴”，中晚唐则主要是以资政为特色。

魏晋隋唐时期从纷乱走向统一的历程为南北互通、中外交流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背景，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涵化，从而孕育出恢宏的盛唐文化，在诗、文、书、画等方面为后世确立了典范。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整合与发舒。中华民族精神经由思想和文艺典范的流衍而深化，为宋代文化转向世俗化和精致内敛提供了基础。

第三阶段，宋元明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升华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深沉发展和进一步升华的时期。此期，尤其经元、清两朝，民族得以在更大规模上进一步融合，至清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以汉族为主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数千年磨合，终抵于完成。与此相应，发端于先秦的“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愈加深入人心。元朝的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里说：“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这就是说，他强调自己既继承了中原自汉武帝建元以来的历史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中原儒家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同样，清朝的雍正对历史上的夷夏概念作了新的阐释，他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惧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他强调，凡在大清帝国以内的各民族，都不应再分夷夏，而当看成都是共同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尽管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思想发端于先秦，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还只是一种思想或理想；而缘于前者，尤其到了清中叶，则具备了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很显然，所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宋代理学的兴起，则是此期中华民族精神深沉发展和获至进一步升华的重要表征。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并正式确定为官方哲学，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是在彼此吸收基础上的再创造，其勃兴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的民族特色。同时，理学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不仅令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形成新儒学，而且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圆融、内敛的哲理思辨风貌。这种学术既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提出以“道”或称“理”为指导原则，将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公与私、生与死，都熔为了一体，在进一步熔铸和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自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同时，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的并兴与互为表里，彰显了此期独特的民族气节观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革新、更化的价值取向，复令此期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色独具和带上时代的印记。尤其明清之交，社会经济文化新因素的出现，加之“改朔易色”、“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更激发了人们反省既往、追求新思想的批判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开始萌发了某些近代的意识。这在义利、公私之辨，民本观和实事求是的观念等方面，表现得更加鲜明。西学与中学关系的讨论，在士大夫中间，也开始成为了重要的话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预示历史行将发生深刻的变动和中华民族精神必将迎受新时代的洗礼，从而获至新的发展。

第四阶段，晚清民国：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

晚清民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东渐，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亟。国人为此奋起，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其间，启蒙与救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千年帝制，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与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历经艰难曲折而浴火重生。与前相较，其发展更展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中华民族的实体虽然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其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即达到自觉，却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长期斗争中实现的。1903年梁启超著文大声疾呼，中国各民族要超越“小民族主义”，组成“大民族主义”，以共同对抗外来侵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实现“民族之统一”。不久，“中华民族”一词继起，复取代了“五种共和”，成为了国人普遍认同的代表中国各民族共同大家庭的集体符号；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这些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民族精神”的概念和“重铸国魂”的呼唤，也正是在此期出现与流行。随着近代中华民族不断觉醒，其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也日趋自觉。1917年，李大钊即指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强调“民族精神”就是“新中华民族主义”，说明国人对于维护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其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已是多么自觉！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说到底，是文化危机。欧风美雨沛然而至，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为后者融合中西、发展自身创造了机遇。故志士仁人在坚持反帝爱国斗争的同时，没有忘记“向西方追求真理”，进行可贵的民族自省。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此种自省渐次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达于精神层面。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对传统文化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和对科学与民主的大力倡导，形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与发展，阙功至伟。需要指出的是，此种“重铸”，既包含了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吸纳，同时也包含了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宏扬。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学者即指出，中华文化本身即具有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是不应轻忽的。他说：“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即余所谓吾族有此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天才是也。”其言甚是，也合乎客观实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呼人”，这些先秦的传统，如何成为鼓舞近代志士仁人奋起革新与革命的精神力量，固不待言；在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波澜壮的伟大抗日战争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奋起抗战，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动天地，泣鬼神，无不闪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缘吸纳新时代的精神而获“重铸”和大放异彩的赞歌，并非偶然。

第五阶段，新中国：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人们意气风发，投入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大国正在崛起，几代中国人渴望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中国日益走向世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与作为地球村平等一员的世界情怀，使国人既超越了传统“天朝大国”的虚骄，也彻底摆脱了近代长期受列强欺凌带来的自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堂堂正正，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家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愈加广阔的时代空间，其内涵也更加丰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加之民族自治政策的落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与和谐与日俱增。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日趋完善以及科学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新中国是需要英雄并且是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以黄继光、时传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钱学森等人为代表，英雄模范人物灿若群星。他们的事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完美统一。因之，他们的名字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符号，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高扬的表征。只需看看，即便在商潮滚滚的今天，人们依然怀念雷锋和呼唤雷锋精神，就不难理解，新中国众多英雄模范人物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已是如何深深融入了国人的血脉之中，化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从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中华民族精神之与时俱进，其内涵愈形丰富，是显而易见的。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尚和平团结、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人民无论是在建国初期，不怕帝国主义的封锁，艰苦奋斗，恢复经济，还是顶住苏联的压力，靠自力更生，独立成功研发中国的两弹一星，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无论是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还是抗震救灾，同胞情深；也无论是创造“一国两制”的理论，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还是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积极加强海峡两岸的交流，努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其间，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无疑都源自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

也惟其如此，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并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培育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毫无疑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日益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也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愈益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