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粤派评论·珠江文派·文化批评

——以“群”“气”“风”三字切入的简述并代前言

2017年春天，当我正在筹划“珠江文派”书系的编写与出版工作时，《羊城晚报》也在发表倡导“粤派评论”的系列文章，并向我约稿，我当即将正在付印的《珠江文典》跋寄去，以表支持和赞许。因为我始终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是文学事业之两翼；前者是土壤，后者是庄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两者共存共荣，相互促进。所以，我感到倡导粤派评论和珠江文派，是双簧一曲、异曲同工之事。同时，最近接到通知说：按照“粤派评论丛书”出版计划，要我编出《黄伟宗集》，列入“名家文丛”。在进行编选时，又使得我从自己文学生涯即届60周年的文学批评活动回顾中，对个人追求的文化批评风格有所感悟，进而对当今广东的文化批评之“粤海风”颇为认同和赞赏。于是便利用为《黄伟宗集》写前言的机会和方式，将粤派评论、珠江文派、文化批评等三个相关而又各有不同的命题，分别以“群”“气”“风”三字切入简述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向读者请教。

（一）“群”——以粤派评论凝聚批评群体，以批评群体领潮创作批评

顾名思义，粤派评论姓“粤”，理当是粤地粤人粤风的文学评论。既然称之为“派”，则应当有“结群”和“可群”之能量，也即是当有群众、群体、成群结队之“群”，又应有古语所云：“诗三百”（即《诗经》），“可以群”之群众、群知、群情、群潮之“群”。粤派评论就是这样一个早已具有并充分发挥出这两方面“群”之功能的文派。

广东文学在建囯后有两度辉煌：一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家巷》《香飘四季》《花城》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新作的涌现；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以《我应当怎么办》《海风轻轻吹》《雅马哈鱼档》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年作家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兴起。与此同时，广东文学批评界也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一方面表现在最早而及时地为这些作品及其代表的文学新潮鼓与呼，另一方面是从同时期创作现象升发深度的理论批评，如六十年代初从《金沙洲》升发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七十年代末从“伤痕文学”升发关于“社会主义悲剧”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争鸣。这些批评活动的群体性及其反响的群潮性，说明当时的广东文学评论界与广东文学创作界一样，在创造两度辉煌的同时，已自觉地形成一个成熟的文派，只不过是与珠江文派那样，“有实无名”而已。

其实，粤派评论在这两度辉煌中成熟和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来龙去脉的。《黄伟宗集》中有篇两万字长文：《百年珠江文流的三段历史波澜》。文章详析了珠江文派和粤派评论在正式成熟和崛起之前的百年文流长河中，掀起三段历史波澜的辉煌，具体是：一、由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前后，开创的“新民说”“文界革命”和“学术新论”掀起的历史波澜。二、由朱执信、杨匏安、洪灵菲等革命者和作家，分别在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土话文”“美学”与“革命文学”波澜。三、以欧阳山从“粤语文学”“大众小说”到“新写作作风”之路，蒲风、温流与“中国诗坛”，以及黄谷柳的《虾球传》和粤港“方言文艺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掀起的第三段历史波澜。从这三段历史波澜的辉煌可见：珠江文派的文脉是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同时，也可看到粤派评论的文脉不仅同样如此，而且尤其鲜明突出地在这三段历史时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以至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洪流，都持续地发挥着领潮争先、推波助澜，以及文学评论的“群体”“群知”“群潮”作用。

（二）“气”——以“五气”聚现珠江文派，以珠江文派记住乡愁

要种好粤派评论的“庄稼”，必须培育好珠江文派之“土壤”；要培育好珠江文派，就应当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记住乡愁”号召，从强化本土写作入手，挖掘出本土文化之“底气”，聚现（也即是“结群”和“可群”）珠江文派，并以珠江文派之创作永远记住乡愁。

“气”者，即精神之气，包括有形或无形的气派、气势之“气”。三囯时代，曹丕以点化“文章以气为主”（《典论·论文》）之“气”，由曹操父子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建安文学”；明清时代，方苞、刘大櫆先后以“义法”“神气”造就了“桐城派”300年的承传历史；珠江文派也是以“气”为主，但却是“五气”相通之气派而聚现的广东作家群体。“五气”包括：“天气”，即时代之气和本土独特自然天气；“地气”，即本地水土自然环境之气；“人气”，即本土社会环境和风俗人情之气；“珠气”，即珠江文化之气；“海气”，即海洋文化之气。

这“五气”也是粤派评论凝聚之气。因为粤派评论是珠江文派之羽翼，是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支撑。粤地粤人粤风之文学评论与珠江文派一样，要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本地的生活与创作，尤其是对本地的深情厚谊，也即是习总书记号召的：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对于粤地之新旧粤人作家评论家而言，是尤有指导意义的。因为粤地自古是移民繁殖之地，出生本土者固然有其深厚乡愁，非本土出生者，也皆因“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而具有粤地之乡愁，从而可以立足粤地而群为文学创作和评论之文派，又由作此而使其创作和评论或浓或淡地具有“记住乡愁”的粤地印记。所以，聚现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编“珠江——南海文化书系”，是为实现这个双向性目标铺垫或铺路之作为。从《黄伟宗集》录其总序分列之“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书链序中的书目及其结构可见：首部《珠江文典》是轴心，即以“五气”聚现珠江文派和记任乡愁之座碑；接连的书目是梳理百年历史波澜的《珠江文流》，评析新时期精英作家作品之《珠江文粹》，以及评析跨世纪崛起作家作品之《珠江文潮》，则是从纵向疏理其源流和承传发展之碑记；《珠江诗派》《珠江文评》，是从领域横向而丰其羽翼之论著；《珠江文港》《珠江文海》，则是从地域横向展示其对海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之实录；而《珠江民俗》《珠江民歌》《珠江民艺》等三部民俗风情录，则是从文化根向寻其基因与血脉之本根之作。从这些书目展示的内容和整体结构可以窥见：这个书链的完成是可以达到以“五气”聚现珠江文派，以珠江文派记住乡愁之预期目标的。

（三）“风”——以文化铸就风格，以风格增强粤海风

所谓粤人粤地粤风之文学评论之“粤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个人风格，二是指文派群体相通并聚射之文风。据说“粤派评论丛书”出版计划，列入其中“名家文丛”出版专集的人，都是有影响、有个人风格的前辈和同代文学评论家。我认为这是很幸运的文坛盛事，这意味着当今可以倡导文派、学派，并重视作家、评论家的个人风格了，过去一直是忌谈文派、学派和个人风格的。

其实，文派或学派并不可怕，而是可喜。正如开创百年珠江文流的大学者大作家梁启超所说：“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纷争而遂亡，学派纷争而益盛。”至于个人风格，也不是有些人说的那么高不可攀。照我看来，个人风格，不过是作家评论家个人的经历、学识、专业、职业、事业等因素之渐进与融合，逐步形成一定的写作范围和写作习惯的特点而已，尤其是专业或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追求起重要作用，起码在我来说是如此。

现在这部《黄伟宗集》，是从我已经出版的20多部个人专著（基本汇集于最近出齐的《黄伟宗文存》四部）中选出来的，可以说是我即届60年文学生涯的缩影；又由于是侧重选辑评论文章，所以也是我个人批评风格的缩影。概括而言，这些篇什都可以说是：以文化观照文学、从文学透视文化的评论，几乎每篇都有文化或文学，“双文”融于一体，均可称之文化批评或文学的文化批评。如果这可以说是我的批评风格的话，那正好说明这是由于我的专业、职业和事业的因素造成的。1959年我从中山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到《羊城晚报·花地》文艺副刊任《文艺评论》责任编辑开始（当时还是《三家巷》首篇评论的作者）到现在（除“文革”十年外），我从事的专业、职业和事业，都主要是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工作，并都是按专业、职业和事业的需要，写文章、出专著。所以，《黄伟宗集》中“宏观论评”“珠江文评”等栏目中所选篇什，都是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按讲授中囯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需要，而写的一些专著或文章；“决策咨询”“珠江文化”“文化发现”“珠江文派与珠江学派”等栏目中的文章，是自1992年开始，我受聘为省政府参事并任省参事室广东文化组组长和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按职务要求而写的参事建议或调研报告；“海洋文化与‘一带一路’”栏目中的文章，则是2000年6月我率考察团到雷州半岛发现徐闻是中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而被任命为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2013年后又任“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总主编），所编写的专著或报告。总之，这些篇什，是文化中的文学，文学中的文化，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多学科交叉立体文化工程”，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决策参考价值、又有实际操作成效的学术成果。所以，尽管有人认为我这些作为，是文学界的“个别”，又有社科界的人视为“另类”（参见“文海感言”中的《年轮、计步器，以及“个别”和“另类”》），我也不以为悔，反以为荣。因为被多个学科人士均视为不能入其“类”、其“格”的“边缘人物”，不就是本身“自成一格”么？这不就是个人风格么？怎能不引以为荣呢！

我的学术道路和学术风貌实际如此。如果这样的文化批评也能算是有个人风格的话，那么“粤派评论丛书”及其“名家文丛”，也会同我主持的“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书链及《珠江文典》所印证的珠江文派的存在那样，印证出粤派评论也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两套书系所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也即是既有文派共有之气派文风，又都各有自己独特风格之作家批评家群体。因为拥有相当数量各有个人风格而又有相通气派文风的作家评论家群体，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文派或学派。

那么，当今粤派评论相通之气派文风是什么呢？我认为与珠江文派一样，是“五气”相通相聚而迸发出来的“粤海风”。这是因为“五气”中的“珠气”和“海气”是凝现“天”“地”“人”三气之轴心，其根是海洋性特强、江海一体的珠江文化特质，其文化风格和气派文风，正如唐代南粤“第一诗人”张九龄所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故名之“粤海风”。我本人一直追求以文化铸就批评风格，也旨在以文化批评风格为增强粤海风而尽个人力所能及的绵薄力量。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承蒙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包莹大力协助，特此鸣谢！

黄伟宗

2017年端午节完稿于广州康乐园寓居